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

——孟德斯鸠

发展是为了自由。

——阿马蒂亚·森

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

——利昂内尔·若斯潘

社会化与资本化

若问今日世界最流行什么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恐怕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二者的折衷，是“社会资本主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社会化与资本化的进程已经启动，并且小有所成。过去，无论是推崇社会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最后都是主义挂帅，既表现为“主义压倒社会”，同时又表现为“主义压倒资本”。其结果是，现实社会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相去甚远。

社会主义经典理论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化将资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主张社会主义要搞社会化，应将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然而，时至今日，当意识形态的执迷被时间吹散，人们蓦地发现，在权力、社会与资本这三大要素之间，最令人不安的既不是资本的贪婪，也不是社会的自由，而是有组织的权力的不受约束，是社会化与资本化都让位于权力化，并导致权力吞噬一切。

资本时代的自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化的深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全面资本化的过程，即“财富”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如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指出，与以英国为肇端的工业革命一样，金融革命同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许多现代发达国家都是受益于这一百五十多年来的金融革命而迅速发展与强大起来的。一百年来美国的繁荣，其动因有三大支柱：工业革命、科技创新以及金融革命或经济的“资本化”。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所经历过的金融化发展，也是美国过去一百五十年来金融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相较而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土地、自然资源为国有且不能出让使用权，不具备资本价值；企业为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而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个人的劳动力与智慧也属于国有财产，所以公民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而三十年来，中国不断将以上三种资源做渐进的资本化操作，已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资本。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与买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即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此后特别是1998年之后则进入“资本化”阶段，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

陈志武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谈到市场与资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改变：在过去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能力又极其有限，温饱总是最主要的挑战，所以，儒家主张以血缘家族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并给它配以“三纲五常”文化价值和名分等级社会秩序，那可能是过去两千多年里相对最优的一种安排，使中华民族能够繁荣昌盛。在那种社会秩序下，“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秩序的刚性当然阉割人的个性，却可以使人际间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节省交易成本，所以，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和权利似乎是当时生产能力低下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加上当时的人口流动少，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这也使儒家依赖的道德约束多少能行得通。

可是到了今天情况已大不一样，人口的广泛流动，市场范围的扩大，已大大削弱了道德的约束力。再加上今天金融市场已经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家庭的保险以及其他经济交易功能，没必要再把亲情和经济利益交换混在一起，也没必要再接受“三纲五常”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今天为这些约束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所能得到的好处，所以儒家主张的约束已不合算，而自立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更高。

据陈志武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经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1980年代先是市场化发展，把各地区间的市场整合到一起，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开始跨地区流动，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脱离关系，中国人和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国。与此同时，他们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加。到1990年代，人们开始接触现代金融产品，先是各类保险品种，然后是养老投资、基金品种、按揭贷款品种，慢慢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产品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产品让你能把自己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保险和养老安排好，让你在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保证你总有独立的人格尊严。经济上的自足历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金融又是保证未来经济自足的工具。

此外，陈志武看到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很多的文化价值观。

“当你观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交流的方式时，你会发现，它正变得越来越像在典型美国家庭观察到的那样，也就是，父亲通常不会试图在孩子面前摆出一副威严、一副不可亲、不可近的样子，已经不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单向的、命令式的姿态。相反，你会看到，更多父母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方式与他们的孩子沟通，试图进行一种心对心的对话沟通。”

当父母不再把孩子当做他们的养老保障、当做他们的投资载体时，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天啊，如果我的孩子现在就不听话，他将来怎么会孝顺？我在他身上的投资怎么会有回报”？于是，他们也就没必要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孩子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这些父母为自己买好保险品、退休品、养老基金等等。此后，从经济上，他们就没有依靠儿女的必要。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只见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在中国更广阔的西部与农村，依旧流行“养儿防老”。

除了陈志武所说的这种改变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在过去，被体制驱逐的才子佳人往往不得不面临窘迫的命运，而现在他们照样可以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待遇优厚的差事，或者通过手中的财富与资本过上有尊严且有自由的生活。

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文版（2002）序言中所说：“中国仍然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资本主义3.0

戈尔巴乔夫曾经说：“我们的共同家园是这个世界本身，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如果说某一个地区只想着自己繁荣昌盛，而身边的整个世界都是饥荒的话，它的繁荣是不可能的。”历史一次次证明，无论过去的冷战，还是现在似有还无的“文明的冲突”，那些无谓的对抗并不能解决人类的当务之急，真正有益的是要回到人的条件本身来思考人类文明。

两大阵营不复存在。与此对应的是，这个国家在价值论上渐渐褪离共产主义的理想躯壳而转向对共生主义的无名探索。从“共赢”到“和平崛起”，从邓小平取道市场经济到江泽民时期公开承认资社共存，从胡锦涛“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到十七大呼吁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中国政府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已渐清晰。

共产主义与共生主义都重视公共性。区别在于共产更重对过去与结果的分配，而未有效解决生长问题；而共生则更重当下与未来的存续生长，更重对自发秩序与自我拓展的认同呵护。如果说共产面向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权力分配的世界，那么共生则因面向生命而面向未来。那是一个由生命分配的世界，生命之平等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配平等更货真价实。

资本主义国家亦面临抉择。显然，尤其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融合后，老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民主政治而非主义。比如欧洲尽管“姓资”，但在民权视野下许多国家并未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密特朗不也私下表示其执政理想便是消灭法国的资产阶级？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指责社会主义国家极权时，马尔库塞同样将发达工业社会描述为技术进步下的新极权社会。今日更有美国知识分子鼓吹为资本主义升级，即在经历了“短缺与匮乏”的“资本主义1.0”和今天“过剩与铺张”的“资本主义2.0”后，资本主义必须进入讨回公共权益的“资本主义3.0”的时代。

今日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由对立走向融合，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和“社会主义资本化”。一方面，像中国这样曾经追求绝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与政治几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走向新生。市场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私产入宪与物权法的制定等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注入了它过去曾极力反对的资本主义因素，使之收获现实的活力与历史的报偿。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福利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和股票资本主义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股份制成为社会分配财富的重要方式，现代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从过去的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当中国讲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国企为什么不向社会分红”“全民是谁”的争论，究其原因，问题关键仍在于国民没有明晰的产权与股份。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达，多数国民持有大公司的股票，以至于这些公司更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

社会资本主义

早在1988年，著名学者、社会主义学家高放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到“社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高放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封建资本主义（此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自由资本主义；19世纪末大体上至20世纪70年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而1980年代以来可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化程度更高、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

2001年，高放又在《江汉论坛》上撰文指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的六个主要特征：第一，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了；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程度更高了，社会资本股份化，股份资本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全球化；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大变化，中间阶级扩大化，工人阶级出现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有产化趋势；第四，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第五，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第六，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长，有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出资自办企业与合作社，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政府实行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等等。总体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由于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又在逐步增长，所以可称为社会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在高放看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列宁在1916年批判的帝国资本主义，而是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必然腐朽的，而是被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

为什么帝国资本主义衰亡了，社会资本主义却欣欣向荣？无论中国现在走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社会资本主义；无论资本主义将来是否还有其他更高形式，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社会资本主义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和社会与资本的相互渗透与联合分不开的。社会资本主义取代过去的私人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断推动的结果，是资本不断社会化的结果，是现代传播科技发展及治理模式变革的结果。也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等方面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场至关重要的转变：资本的社会化表现在股份的分散化和大众化，员工持股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对立；管理的社会化使企业决策更加民主，员工可以影响企业决策过程；而分配的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社会分配趋于公平和合理，政府与工会对收入分配的干预程度增强，工资由资方单方面决定改为双方谈判，除了工资收入外，员工还可能持有一定股权。

而这种社会化浪潮，并非突如其来。只是在过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被遮蔽与忽略了。有人甚至认为，从17世纪初荷兰出现首个股票市场开始，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资本社会化便已经悄然开始。如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许多骨干企业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社会化改造，社会化的资本市场也日益成熟，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工薪阶层不断地为各国市场提供新的资金来源。这一部分资金以养老金、基金和个人直接投资等形式进入了股票市场，成为股票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

当然，资本社会化并非只有共享收益的好处，告别过去资本与社会的对立，它同样意味着这个社会开始共担风险，一毁俱毁，一荣俱荣。

三生主义：生命、生活与生态

制度不断升级是文明进步的法则。当全球治理的观念渐入人心，当政府不再靠着寻找内部和外部“敌人”操纵人心，这一升级过程必然是不同文明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成长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共同的参照？纵观世界大势，笔者曾在《南方周末》和《亚洲周刊》撰文指出“三生主义”当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政治指南。而且，无论现在有着怎样的主义与分歧，一切积极努力最后都会回到这一价值尺度。

所谓“三生主义”，本质上说是一种关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价值观，一种精神高度。佛教讲“往生”“今生”与“来生”，而“三生主义”则着眼于个体，社会与世界，注重生命、生活与生态。倘使可以在这三方面做到“三生有幸”“三生万物”，就一定会有美好而丰富的世界。

简单说，三生主义的提出旨在梳理三种关系或完成三种对话：

首先是生命。这是个体层面的，是人与自己的对话，关乎人对生命的敬畏及意义的追寻，关乎生命信仰的重建，体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观照。生命是一切权利与价值的基础，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就不会有普世的人权；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最强者也会沦为贱民，所谓“文明”也只有钢筋、水泥而决不会有生命的温度。

其次是生活。这是社会层面的，是人与社会的对话。如萧伯纳所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曰万念俱灰，二曰踌躇满志”，政治与经济亦如是。过去是政治压倒生活，现在是经济压倒生活，至于中国人的GDP崇拜则兼而压倒之。

应该承认，从“国家万岁”转向“国民万岁”，从“领袖万岁”转向“生活万岁”，是经历二十世纪诸多灾难后人类获得的一个大教训。回到生活就是回到世俗幸福的本源，因为只有生活才能让人类重拾朴素意义，从集体自负回到人的内心与本性，从极端革命狂热回到日常改造，让削足适履的政治服务每日维新的生活。

最后是生态。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人是生物，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无论政治人、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终归都是生态人，这也决定了生态问题才是人类必须解决的真问题。只有与自然和解，人类才能持久地享有大地的恩泽，播种并收获文明。

简单说，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平等与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生活，一切政治与社会变革才不至于凌空蹈虚，因主义放逐生活；只有尊重生态，人类文明才有可持续发展，不因饮鸩止渴自我消灭。

最重要的是，三生主义是关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哲学，也是关乎灵、肉与世界的哲学。它超拔于传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三大组织之上，跳开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极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极端）及国家主义（政治极端）的方法路径之争，使人类理想回到人的条件与意义本身。即使是我在此提倡的三生主义，也不像过往主义一样强加于人、淘空心灵与头脑，而是服务于人的价值，助益于人类的生活。

绿色警戒

如何在中国实现“文明宪政、轻松生活”？几年前，吴敬琏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强调“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号召中国民众齐心协力闯难关。2003年，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并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与国人共勉。不过，在这一节中本书作者着重要谈的是“过大圈”。

又见约翰·波米尔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圈地运动”的历史，最著名莫过于英国。关于这段历史，曾有群农民就一位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巧取豪夺向国王“上访”：“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他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波米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这个场面，在“房吃人”的今日中国并不陌生。

如果说英国绵延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源于养羊业的高额利润，那么今日席卷中国的圈地运动的动力则不仅来自经济暴利的诱惑，更来自“政治暴利”（政绩）的诱惑。正因为此，在无数中国“约翰·波米尔”的身影背后，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利。

尽管中央政府提出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成立了“联合督察组”对“开而不发区”的圈地行为进行打击，然而，非法征地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在许多地方甚至愈演愈烈。风行于中国城乡的新圈地运动被海外媒体讥为“吃社会主义的散伙饭”。

根据国土资源部对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部分城市卫星照片执法检查情况统计显示，违法用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61%和5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与此相对应的是，各行各业都谋求自身加强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多要地、多圈地。国土资源部掌握的各行各业提出来的用地需要，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国土面积。

同样被圈的还有江河。2003年6月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清查，查出仅“四无”（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水电站就有三千多座。《中国经营报》曾发表《脱贫工程带来的返贫危机》提出警告，要求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库区人民的权利，否则一旦悲剧酿就，局面势必无法挽回。

此外还有“圈矿”热，由于国家垄断自然资源形成了自然资源主体的实际缺位，导致资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以致大量资源被浪费、破坏、偷窃甚至掠夺。这也是近年来有些掌权者能够在短期内暴富之原因所在。当资本化过程中产权界定不清，社会便将自然资源的命运及其定价权拱手交给了掌权者。

两种不公平

从时空两个维度来看，不公平有两种：一是同代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二是代际不公平。

关于前者，尽管全球化论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但是如果以发展的眼光看，透过中国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比较，不难发现中国财富如何倾斜。

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扩大招商，滥征、强征农民集体土地，或者通过压低补偿标准，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等完成权力寻租。与一些地方政府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部分失地农民变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公民”，无力维权者甚至走到自焚申冤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权力与资本借“地利”大发横财。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地工业园区、开发区甚至“大学城”开始恶性膨胀，其后果是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再一次为中国“现代化”买单。与此相反，一些房地产商却赚得盆满钵满。在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前50名富豪中有20名跟房地产业有密切关联。他们要么以房地产业为主业，要么房地产是其重要的财富来源。在另外一个富豪榜——胡润的百富榜上，2006年前10名富豪里面有6名是主要经营房地产的，还有两名房地产也是其主要产业之一。2004年胡润百富榜上，有45位上榜企业家主营房地产。

有调查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所获得的净收益多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城”，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成至三成、企业占四成或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半成到一成。

关于后一种不公平，美国国际法学者爱迪·B·维丝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代际公平”理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代际公平已经广为人们接受，其核心价值观是资源与财富的使用不能向任何一代人绝对倾斜——当代人应托管好而不是挥霍尽后代的财富。

显然，当下的土地批租制度，无论是对环境损害，还是财富挪用，都意味着对后代人的财富与健康严重“透支”。一位公民拿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本无可非议，毕竟一切都是自己偿付，然而对于政府来说，多快好省、透支尽下几代人的土地收益，则无异于抢夺。

如有财政专家指出，短短十余年，通过现有土地出让制度，地方政府收敛了万余亿元的巨额可支配财力，但是它是对50至70年的地租采取一次性收取资金的方式进行的，其所反映的是某些权力部门“寅吃卯粮”或“与子孙争利”。

掌勺者私占大饭锅

被害者与凶手在恋爱。没有谁会否认正在崛起的中国同样面临一场文化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在“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好人一生平安”等乐声中生活，二十年后的中国流行的却是一些诸如“披着羊皮的狼”“老鼠爱大米”这样可以作为“虐恋国”国歌的情歌：“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一切都变了，想一想齐秦的北方的狼，就知道这世道连狼也变了。

2005年8月，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

郎咸平的炮轰引起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郎咸平回应时表示：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郎咸平由此就“案例”进入“问题”，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

对于郎咸平的发难，中国“主流经济学”界“集体失语”。郎咸平则为自己因为捍卫国有资产而斗争却得不到同行的响应而大表感叹。然而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早在郎咸平之前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早已尖锐地批评过。1997年十五大之后，“国企改革攻坚战”成为时髦，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长沙在1999至2000年间对一批赢利的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MBO）。这是世界各国包括中东欧转轨国家在内在公开领域都前所未见的“激进”做法。对此，秦晖曾在《财经》杂志上提出批评。2002年十六大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舆论认为这是正式放手让“各级政府各自处理各级资产”。同时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转年将是“MBO年”，秦晖为此又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

在秦晖看来，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是因为相信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逻辑上说，如果权力就能把资源配置到“优者”手中，还要市场干什么，还要搞什么产权改革？

不对等的私有化

对于过去的国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秦晖强调处置公共财产应该遵循“群域要民主”的原则，因为在缺乏公共参与、公共监督、也没有利益相关各方充分博弈的情况下，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交易”往往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当年如果人民公社也按这种方式搞私有化，把公社变成公社领导人的私人庄园，农民变成打工的，或者干脆被赶走，那农民还不造反了？幸亏当时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搞起来后上面才承认的，农民平分了土地（当然只是“承包”，地权问题遗留至今），打破了“大锅饭”。如今土地是农民各自经营的，并没有“掌勺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反而成了地权改革比其他公共资产（包括乡村中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公产如企业等）的产权改革更为困难之处：土地如今不是由官家经营、而是由农户经营的，于是有些人就绝不允许它私有化！

相较之下，由官员控制并经营着的公共财产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搞私有化，则很容易会变成权贵私有化。事实上许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农村中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几乎都是给了“看守者”。工人只能像彪哥一样“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以《潜规则》一书闻名的学者吴思在《谁家之天下：“权贵资本主义”辨析》一文中分析“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指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云云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资本主义似乎也有问题。针对吴敬琏此前提到的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认为这个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但都暗含了一个前提，即中国已经或即将进入资本主义。

吴思反问，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资本—权贵主义”或“资本—官僚主义”。

市场不畏惧“天价”

“天价”正在充斥着中国人的生活。打开百度搜索一下，与“天价”相关的新闻超过几十万条。譬如“哈尔滨天价医药费”“天价滞纳金”“某某豪宅拍出天价”“天价月饼”等等。

2007年，有两条“天价”新闻曾经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焦点。一件发生在北京，另一件则在外省。

发生在北京的事是这样的：几位北大教授搞了个“青春写作旅”作文培训班，短短八天时间，收费竟然高达4900元。

另一件事发生在江西上饶市广丰县洋口镇。一位村民只因开货车剐坏该县建设局局长私宅外墙的三块瓷砖，在县交警大队调解时，这位胆小怕事的农民竟被告知要支付赔偿费和鉴定费共4000元。然而，从《人民日报》刊登的照片上看，瓷砖的损坏面积不过两厘米宽。所谓“局长一块砖，农民一年汗”，此事在网上曝光后立即引来恶评如潮。

从表面上看，两起“天价事件”并无联系。相同的是，它们都“功败垂成”。

“青春写作旅”涉及的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选择与生活。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人都是“经济人”与“理念人”，人们的一切行为无不与其利益相联系。从自利原则出发，每个人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社会理性将达到最优。在一个开放社会，此事无须道德出场，市场的无形之手足以使之流产。

其一，透明性。尽管广告商吹嘘“将在未名湖畔打造中国写作的‘黄埔军校’”，但是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所谓“大腕”都不过是凡夫俗子，不可能通过八天教出一群作家，更不可能教出“作家中的军官”。

其二，可选择性。试想，如果规定所有立志当作家的孩子必须参加这个冒牌的“黄埔军校”，那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孩子们便只能接受这种漫天要价。否则，天价是否成功，完全决定于民意市场。

这个天价作文班，难免让人想起王小波在《谦卑学习班》里给富人精英上的一堂课——精英理应谦卑，不要太低估社会的智商。

相较之下，发生在羊口镇的天价索赔案讲述的则是权力视野下的公民生活。区别于上述“商品天价”，这位建设局长展示了“权力天价”。三块普通的瓷砖，稍有点常识与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它们会价值几千元。荒诞的是，被这位建设局长唤来的县交警大队，竟然相信了，而且理直气壮地朝那位农民“秉公执法”了。令人宽慰的是，这起事件借媒体之力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位建设局长此时不得不面对“170万元建私宅”的追问。

透过此番天价索赔与荒谬执法，在人们讨论某些地方权力“西西里化”的同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互相包庇纵容的权力形成权力垄断，继而导致权力天价；

其二，权力天价强买强卖，社会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其三，来自媒体与社会的监督有助于权力的正常运行，或回归正常轨道。

显而易见，真正给公众生活造成“天价伤害”的不是市场，而是垄断。事实上，真正的市场并不畏惧天价，鱼龙混杂同样是一种社会生态。如果将这种选择性的“天价消费”理解为一种“奢侈”，天价也会有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天价甚至可能引领时尚，并且通过“拖拽效应”使奢侈品逐渐成为日常用品。当社会不断前进，奢侈品往往是暂时的。比如说，在1900年室内盥洗室是奢侈品，如今早已进入寻常人家。

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维尔纳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也表达了“奢侈带来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当有学者指出奢侈破坏人类天性时，主张“富足与自由乃人生两大幸事”的亚当·斯密同样在《国富论》中指出，禁奢法代表了“君王大臣们力图监管个人经济活动的无能和想当然”。在经济层面，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富人的天价消费（奢侈），实现财富的转移与重新分配；而在政治与社会层面，这种“必要的奢侈”同样因为承认人的欲望和天性，可以在客观上抵御“安贫乐道法”里所承载的隐秘的统治。

垄断者的游戏

“天价产品”为社会所接受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其一，它不是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如水电、石油，甚至包括政府运营成本；

其二，它是可选择性的自主消费，而不是被动的必须消费。

换言之，这种“天价产品”既不是权力联盟摊派下来的账单，也不包括市场垄断条件下的生活必需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同样，瑞士银行公布《全球价格及收入》研究报告，就薪酬指数和购买力而言，在被调查的71个大城市中，作为内地发达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分别排在第65位和59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垄断行业继续以“与世界接轨”的名义，试图“与天价接轨”。

垄断方利用排他性地位，限制竞争对手或潜在对手的进入，进而限制公平竞争。有的地方出台文件，指定当地只能销售某一种啤酒、某一种烟、某一种电动车，让消费者无从选择。有的垄断企业拟定霸王条款，要求消费者被动地接受其“高价格、弱服务”。由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消费者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其种种不公平条款。垄断方借垄断轻易获得超额利润，也就失去了改进技术和服务的动力，降低了经济效率。广东电力系统抄表工年薪15万元、浙江某烟草公司中层年薪达30万元等新闻不断被曝光。2007年8月，中石油披露：尽管上半年国际油价下跌，渤海湾遭罕见暴风雪，但员工酬金成本仍增长三成多，达54亿元。

拥有垄断优势的国企“福利腐败”只是个表层问题。更严重的是这种权力垄断扼杀了中国人创业和竞争的起点公平。据统计，1994至2004年十年间，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个以“收入分配”为主题的论坛上同样指出，机会不平等导致中国当前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因素，一个是腐败，另一个就是垄断。垄断一方面使人们的消费不断地“与天价接轨”，将社会不断分化为“房奴”和“房主”，使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为天价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又在日复一日，腐蚀一个国家创造未来的根基。

转型时代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如果说媒体制造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那么，垄断制造天价则或多或少具有前现代气息。如今，有人将住房、医疗和教育比做和平时期的“新三座大山”。

没有受到制约的权力，是天底下最大的垄断。2007年8月30日，《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遗憾的是，《反垄断法》在中国不过是半部法，而非十分完备的法律：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细节粗陋；另一方面，作为一部以反垄断的执行机构为核心的法律，主要是靠反垄断的执行机构来运作，而执行机构又是政府部门，某种程度上，反垄断的执行机构跟政府是合一的。换句话说，《反垄断法》没有更多地强调司法的功能，没有为企业与政府的博弈留下更多空间。

“绿色警戒”

“红色警戒”是美国EA游戏公司开发的一系列即时战略虚拟游戏，“绿色警戒”则是本书作者的一个“发明”，其所要描述的是与当下中国人息息相关的生活。

中国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关心社会的人早就指出，中国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是在国有产权的基础上，或国有产权占主导的基础上来完成的。而国有产权的性质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资本化不可能让产权运作成本与产权运作收益完全归结到相关当事人身上。

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些单位或个人让社会担负成本，让自己尽享收益。国有企业追逐上市，同样是因为上市是件一本万利或无本万利的好事，既可以让公司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又可以让公司高管一夜暴富。大小非带来的不公平交易，更是逼迫无数投资者用脚投票，远离中国股市这台巨型的榨汁机。

在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门与上市公司形成了“圈钱利益共同体”毋庸讳言。许多上市公司都送原始股给各级政府官员，脑满肠肥的官员们等股票价格涨起来后一抛售就凭空大发横财。及至萧条时，网络之上立即哀鸿遍野，而那些盼望救市的中小股民更像是唐朝末年的遗民一般，形容枯槁，怨声载道，只等着仁慈的官府开仓放救济粮。吴敬琏说中国的股市很不规范，像个赌场，结果引来一片反对声，指责吴敬琏唱衰中国股市。事实上，连吴敬琏自己也知道中国股市甚至还不如赌场，因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但中国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还可以搞诈骗”。

2007年底以来中国股市大跌引起了不少争论。应该说，中国股市的发展不失为集合了中国资本化与社会化的一个缩影。以“为国企脱贫减困”为目的的中国股市时常让人匪夷所思——政府允许那些资质不良的公司上市圈钱，却又要通过打压股市等方式让股民赔钱来为垃圾公司“挤泡沫”。权力与资本默契合谋的结果是让社会承担企业的业绩风险和政府的政策风险。当国外“敌对势力”为防止中国崛起而大呼“红色警戒”时，面对股市的“中国式监管”，许多中国股民早在心底向管理者竖起了“绿色警戒”的警示牌。

中国已经告别了红色革命的年代。如果读者能从一个更闳阔的背景来看待中国财富的非正常流转，能洞悉国富民穷与贫富分化背后的奥秘，理解权力在今日中国财富分配地图上所占的权重，就不难发现本书作者所说的“绿色警戒”有着极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其所涉及的，自然不限于股市，它还包括在税收及其他公共政策方面导致的财富流动，涉及社会如何保卫自己的财富不被坐庄的权力蚕食鲸吞——如前所述，不被薅了“社会的羊毛”。

“社会资本”主义

前文谈到资本主义由于实施了资本社会化的政策而进入“社会资本主义”时期，本节所要阐述的则是“社会资本”主义，强调社会关系的资本内涵。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一直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社会”却处于一种没收与没落的状态。中国原有的社群组织与社会规则，在狂风骤雨式的改造中变得湮没无闻，而无所不在的国家体制，以及源自意识形态的狂热与敌意，更使资本变成了一个坏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渐渐意识到，资本来到世间并非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时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与学者眼里，中国正在滑向“野蛮资本主义”，而一些中国本土学者透过“权力私有化”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同样将这种新趋势称为“资本—官僚主义”。显而易见，凡此种种批评，并非是为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的变异。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渐次走向开放，终于放弃“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时，国际学术界对“资本”理论的诠释也早已有了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同样暗合了“资本”概念的现代化。而这一概念的现代化，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关键之一在于如何增进政府与社会对“社会资本”的理解。

关系是一种资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的出现，使物化的资本部分回归于人的价值。若干年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将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因此渐成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权威的定义，一个共识是，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后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其意义在于通过强化或重塑社会关系（社会契约），社会能够从中获利。进一步说，承认社会资本的存在，将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提供一个良好的出路。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投资社会关系的改造与培育，不仅可以使个体、团体获利，同样可以使国家获利。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收益。”

早在几十年前，谈到为什么反对阶级斗争时，梁漱溟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而“西洋”却从集团生活演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可被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中国则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尚未构成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梁漱溟由此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梁漱溟，《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同样反对阶级斗争的还有哲学家张东荪。1932年8月20日，张东荪在《再生》杂志第一卷4期上发表《阶级问题》一文，集中批判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理论。张东荪认为，阶级意识完全不同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是一个阶级普遍而共同的利害，阶级自觉则比较复杂，决不是有了阶级利益就一定有阶级意识或阶级自觉：“我承认中国的各阶级有阶级利害，因为这是事实。但事实迫我无法承认中国各阶级已有了阶级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任何阶级，资产阶级也罢，小资产阶级也罢，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没有到造成阶级意识的程度，至于我所说的余剩者乃是人自为战之徒，不成为一个阶级，更谈不到阶级自觉了！”他断定：“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不必建立在任何阶级上。这是第一点的意思。还有第二点是：我们必须注重于所有的各阶级。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谓剩余者（流氓）之上。”

近些年来，人们经常会被问到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超稳定结构”？为什么王朝一次次崩溃而家国仍在？为什么中国人屡经“民不聊生”最后总能起死回生？转型期的中国，当社会不公正几近极限，在政府救济不力时，为什么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出现世界预言的“崩溃”？原因自有千种。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家族作为一种“组织”部分化解了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时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与危机。

比如说，对于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子女通过考学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会不断地接济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小政府”或“临时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负责征税，他们在家族中几乎要担当包括弟妹教育、父母医疗到养老所需的一切费用。而那些正在咬紧牙关支持孩子读书的父母，同样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从这方面说，尽管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培育很不发达，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

在专制或者封闭时代，经营一个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极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大跃进时期社员家里做饭用的铁锅都被拿去炼钢了。当然，这种中国式的家族自救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社会自救理应拥有一个宽阔的前景。

从孤立到合群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进程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影响民主制度的绩效，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民主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网络的发展，即促进社会资本的累积，既维持原有社会资本的存量，又实现增量。

就像婚姻缔造了家庭，自由结社同样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源泉。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便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公民精神大加赞扬。在他看来，自由结社与热情参与是美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书中，帕特南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这种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为例，在1960年有62.8%的人参加了对肯尼迪与尼克松的选择，而三十年后只有48.9%的人参加了对克林顿、多尔与佩罗的投票。同样，公民的公共表达，诸如递交请愿书，给议员写信等也呈现下降趋势。今天的美国人是如此独立（个人主义），以至于在闲暇时间宁可独立自己去打保龄，或者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也不愿与邻居聊天，或者参加社区集体活动。

当然，多数中国人并不会“独自打保龄”，而是“一起打麻将”。但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并不代表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中美仿佛处于两个季节，如果说美国的社会资本在部分凋谢，那么中国的社会资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发芽。今天，“投资社会资本”和“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一样，渐渐为政府与民众所熟悉。应该看到的是，对于政府来说，所谓“投资社会资本”既不需要什么投资环境，也谈不上等待什么成熟的时机。如果政府放手社会资本的自发性的成长，政府不但不用花费一个铜板，反而可以坐收社会救济政府的巨大利益。两者的边界是，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显然，划分公民社会的边界，主要不在于阶层意义上的权利边界，而在于确定社会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边界。

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孤立主义，前者使社会处于一种被吞噬的状态，而后者则使社会变成一盘散沙，两者都意味着社会力量或社会资本的土崩瓦解。正因为此，笔者认为衡量人类进步的两个重要价值是独立与合作。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本质上说，就是社会组织复苏或再生的过程，是社会资本生长与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正是看到社会的创造之力与缓冲之力，吉登斯之发现社会，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国家之间找到了“第三条道路”。

被垄断或异化的社会资本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关系千万重》中有篇短文，提到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国“关系文化”，指出“Guanxi”这个名词可以不时出现在国外的报纸上，几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国词语之一，“有半公半私，介于合法和非法中间地带的模样”。

黄仁宇将千万重关系厘清为最重要的三种，第一种是生存的关系，第二种是性关系，第三种是经济关系。在中国古代，将这三种关系演绎得最好的是齐宣王，齐宣王向孟子交心所称“寡人有疾”就是这三种重要关系：“寡人好色”（性关系），寡人“好货”（经济关系），寡人“好勇”（生死关系）。至于如何更好地表述中国人所面临的这三重关系，黄仁宇认为这应分别去问弗洛伊德（性关系）、达尔文（生存关系）和马克思（经济关系）。

应该说，社会资本的本质也是“关系”。人们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公民之间互信互惠，合作成长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对于民主运行与一个社会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来说，它同样至关重要。如学者燕继荣指出：“一个人、一个组织或团体，其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其社会资本的存量，而社会资本的存量来自于他（它）的社会网络关系。”（《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

社会资本虽然以自治的形式出现，同时应该具备某种开放性，否则便有可能因为封闭而转向异化。关于这一点，深谙官商勾结“关系”之苦的中国人并不难理解。某些社会资本的“消极的外部性”为人们所重视——封闭的社会资本同样可能起到绑架或隔离公众的作用。

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波特看来，如果一个群体的目标是反社会的，那么，这个群体内部的社会资本必然会产生危害社会的作用，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的存在，使社会资本的投资与培育更应有所作为。然而问题在于，究竟该怎样培育社会资本，是政府通过干预投资，还是公民通过自己的行动与观念投资，并因此获得社会的回报？

亚当·斯密说：“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时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一些利益团体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同样可能形成一种对公众的合谋。举例说，近年来调而不控的高房价，无疑与开发商之间、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的默契合谋不无关系。当政府三心二意地开始调控房价，地产大佬同样召开闭门会议，甚至有地产商以“不盖房”为由相要挟。对利益的追逐既是经济资本的属性，同样也是社会资本的属性。资本会因为繁殖而增值，而强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并不是社会资本的致命之处。真正的短板在于，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而另一些人却处于被禁止的状态；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遍及全国的关系网络，而另一些人却只能在邻居家串门。在此意义上，如果说任志强的“不盖房倡议”是挑了一次惊艳的花枪，那么，民间“不买房运动”的昙花一现，留给人们的则是一种“蚍蜉撼树”的悲凉，是一曲局部见证中国社会手无缚鸡之力的挽歌。

官场与市场

2008年，在北大校庆所举行的“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当前“大学围着市场转”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纪宝成表示，市场经济“是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但大学的使命和精神，要求它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大学喧嚣、浮躁、拜金、学术造假、急功近利。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纪宝成也对有些人将大学当成了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当成了工厂的一个车间来进行指挥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纪宝成在这里提到的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市场化，二是官场化。前者是“市场压倒大学”的问题，后者是“官场压倒大学”的问题。然而，只要对中国目前的大学体制稍有些了解，就知道真正伤害中国大学、使大学弊病积重难返的是官场而非市场。

回顾中国近些年来的社会发展，市场因素进入大学显然不是坏事，更不必然导致大学使命与大学精神的丧失。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社会横向联系不断增强，并伴随着以权力为纽带的纵向联系不断减弱甚至瓦解。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恰恰是束缚大学自主办学、积极创造的关键所在。在此意义上，大学及教授不断走向市场，可被视为中国社会成长的标志性事件。而从公正角度上说，市场行为至少是建立在横向、平等的立约之上的，相较过去强买强卖的“权力之约”，也是一种进步。当大学或者学者可以从社会上找到赖以自救的市场，市场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完成了对官场（权力）的重构与分权。

有人指责某些大学教授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沆瀣一气”，为一己利益，甘愿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成了利益集团的鼓吹者、宣传者和传话筒。持此批评者不知道，一则“观点平衡世界”，只要不是集体性地被强制去代言某个集团的利益，世界仍不失希望；二则能够“为利益集团代言”者在大学里也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学者不过是象牙塔里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领着不足与人道的薪水，虽多有闲暇，却也不得不时常为“屡败屡战”的课题申请向技术官僚低声下气，必要时甚至还要带着学生一起造假以应付各种评估和检查。

由于必须接受权力自上而下的指导或者资源分配，许多学者进行研究时只能做有希望被批准的研究，如此做学问难免被打上“奉旨研究”的烙印。在此条件下，如果学者们能够在官场（权力体系）之外获得市场（社会）的支持，则不仅不会让大学精神丢失，反而可以使被磨损的大学精神得到某种程度的修复。另一方面，如果了解启蒙时代的出版史，了解市场对观念进步起到的关键作用，就会发现学者走向市场积极做时代进步的生意，同样可以居功至伟。

显而易见，现在真正伤害大学的不是市场，而是无所不在的官场。三十年“小政府、大社会”的追求如何走样，大学即是缩影与见证。如今的中国大学早已是一个个臃肿的行政机构。行政化管理、文牍主义让许多工于思想与创造的学者们苦不堪言。大学内部日益膨胀的行政部门更像是特洛伊木马一样策应上级行政单位对大学的“进攻”，而舍身从事管理工作的教授们因为层出不穷的“填表工作”也不得不以后半辈子“学术抛荒”为代价。行政评估、审批、审查等等组成的巨大打磨机，让所有大学在技术官僚面前失去光鲜与棱角。

为什么出“大楼”，不出“大师”？为什么出“官府”，不出“学府”？论及中国大学的解决方案，相信许多人早已心知肚明，比如让学术与行政分开，让大学回归教授治校的传统，重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等等。决策者若真有抱负建好中国大学，不必劳民伤财到哈佛、牛津去取什么经，其实只要买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到西南联大的废墟上走一走，想一想，相信在那儿你什么答案都有了。

两种社会资本

既然重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重建社会关系，那么首先就要知道需要建立怎样一种社会关系，以适合民众创造力的发挥，适合一个开放社会的成长。显然，在政治全能主义社会里，在只有一个中央连接点的星状体结构中，并无真正的社会可言。因为在这里，一切纽带都需要通过位居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权利来进行连接。其危险在于，当权力失灵，整个结构立即土崩瓦解。

社会学家倾向于将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分为垂直式与平面式。前者为柱状，后者为网状；前者是等级制的，而后者则贯穿着一种平等精神。

如帕特南指出，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诉求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与依附关系之中。

显然，这种柱状的等级式的结构所代表的仍是一种封闭的、断裂的社会结构。这种密集但是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虽然可以勉强维持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但是不会使全社会进入一种信任与合作的状态。

从本质上说，中国转型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由于过去社会一直处于被压抑或者没收的状态，社会首先必须寻到并赎回自己应有的边界。而开放社会的好处就在于，国家有义务承认公民个体的价值优先于国家的价值，而公民能够遵照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政治或权力设定的纽带来缔结自己的关系，或者说开拓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使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达到最大值。

被缚的“蜘蛛侠”

谈到什么是慈善，被引用最多的莫过于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创始人安德鲁·卡耐基的一段佳话。1889年，卡耐基指出富人使用剩余财富的方式有三种：(一)传给家族和子孙；（二）死后捐给公益事业；（三）生前就作出安排，用于造福社会的公众事业。在卡耐基看来，死时仍然拥有巨额财富是一种耻辱，只有第三种选择才称得上明智。

有人批评中国人没有慈善精神，这种苛责显然有悖于历史与现实。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无论是纵向关系的“慈”，还是横向关系的“善”，此二种品格在中国人身上并不少见。2008年汶川大地震所掀起的救济浪潮，感天动地，更表明中国人之所缺不是慈善之心。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权力下的道德摊派

中国需要慈善家，更需要生长慈善家的制度环境与社会心理之养成。不得不承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社会组织的发育不良和社会力量的缺席，由政府—单位主导的“中国式慈善”容易演变为一种权力背景下的“道德摊派”，在客观上激起公众一定程度上的抵制或者消极应对，从而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踊跃捐款。一个引人关注的消息是“网易中止与红十字会合作”，对于双方解除合作，外界的猜测更多是放在红十字会总会捐赠渠道不透明上，并由此引发网民“声讨”。尽管红十字会此后对此做了相关澄清，但是类似担心并非空穴来风。金融界网站的相关调查显示，只有13.16%的人相信善款应该不存在挪用的问题，能够安全完整地送到灾民手中。与此同时，88.1%的人认为慈善机构可以提取善款的10%作为管理费不合理。

人性变动不居，更不会完美。历史与现实一次次表明，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人性中高贵与善的萌发，也不要低估人性中的恶与丑陋的蔓延。前者，曾几何时，许多人批评当代中国人信了“拜物教”，没有公共精神，然而，汶川地震却让这个社会看到了久违的团结与人性的光辉；后者，就在人们积极募捐的同时，也有新闻曝出一些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已经开始通过短信或者网络平台，试图冒用慈善组织的官方账号以达到骗取善款的目的。若是承认人性不分体制内外，透过这一细节就不难发现，假使没有有效监管，善款在其流转过程中，就随时有可能会因为某些漏洞而减损与变质。

100家 VS 100万家

现代慈善的主体是全民，它关乎每个人的良心、责任、自由与权利。然而，在当下中国，在许多场合，慈善更像是一种关系，一种模仿与竞技，而且不时被行政暴力或者道德暴力裹挟。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企业各界纷纷慷慨捐款。港台在震灾面前踊跃捐款，表现极为出色，包揽赈灾英雄榜前三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称为地产龙头的万科只捐助了200万元人民币。这笔捐款数额以及万科董事长王石之后的表态，给万科带来了近年来最大的公共信任危机。随后，万科宣布以1亿元资金参与灾后重建，王石公开致歉。尽管人们标榜捐一元钱和捐一个亿性质一样，但在具体慈善行为中还是会被比较，使公民慈善让位于“熟人慈善”，以至于有人感慨捐款像是“随份子”，有钱却随得少，就会遭人鄙视。

一份慈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这意味着有99%的企业从未参与捐赠。由此，工薪阶层时常抱怨自己成了当前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而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却屡屡缺位。但如果对比中美两国的慈善基础，就会发现，中国公民只有10%捐过款物，而美国则高达85%。当然，这一切并不能表明中国人的人心不如美国人慈善。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组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目前中国有一百多家慈善组织，而且多具有官方色彩，而美国有100万家。显然，中国慈善事业没有大的发展，更多是在于体制原因。除了公民的自由联合、自我组织在中国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

2008年4月发表的《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指出，中国慈善事业大多停留在“政府主导”的形态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缩影，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事业。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即时行善的观念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但和许多先进国家相比，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尚缺少一种鼓励人们行善的“制度性力量”。

举例说，美国为慈善减免税收的历史将近百年。在联邦政府首次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4年后，美国国会在1917年通过一项鼓励人们捐赠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助可以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可达15%。1935年，政府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但同时允许公司用捐款来抵税。到1952年，收入最高可抵税比例增加到20%。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可抵税比例维持在50%，公司企业的标准则是10%。

这种促进是立竿见影的。随着收入增加和税收水平提高，越来越多不愿让收入落入税务部门的人选择了慈善，水涨船高的是非营利慈善机构也得到迅猛发展。半个世纪间，美国慈善组织数量激增20倍。事实上，富人也愿意通过行善来重新分配自己的财富，与纳税相比，他们不仅收获了一个好名声，而且获得了政府一样的主动权，变纳税为“执政”。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中国社会望穿秋水，时时期待“公益领袖”的出现，在一些会议上，也经常会见到“寻找中国的卡耐基”这样的口号。在卡耐基眼里，自己的巨大财富并不属于自己，而是代替全社会“保管并分配这些财富”，所以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财富返还给社会。多赚钱是一种能力，花好钱则是一种责任。如电影《蜘蛛侠》里的箴言所揭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在今日中国，这些以慈善为己任的“蜘蛛侠”被束手束脚，难以施展平生抱负。

谈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这样区别法国大革命前后世界政治的分野：“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如今，绝大多数国家的慈善事业都是通过社会来完成，即使是托克维尔当年批评的法国，也早已翻过政府主导社会的沉重一页，让权利个体在社会的自我组织中生根发芽，实现互相救济。

回顾改革开放的“光荣三十年”，体现在慈善事业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莫过于：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政府渐渐由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过去由政府代办的慈善开始向社会组织转移，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公益组织正在成为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论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个共识是，政府有必要通过立法，鼓励和引导非营利组织及其所兴办的公益事业的发展，通过政府向运转规范、廉洁高效、声誉优良的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委托它们为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促进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自我管理；通过向社会特别需要的社会救助、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保等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引导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正确方向；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引导社会资金向公益事业领域转移。

慈善活动被视为市场分配、政府分配之外的第三次分配。近三十年来，中国贫富分化加剧，通过慈善事业完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化解时代危机，无疑是当务之急。以“善款抵税款”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实际上也意味着国家向社会让权，即将原属于政府的财富分配权力交还给社会，以完成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治理。与此同时，对于着眼于“收复权利”的中国社会而言，让政府从慈善领域淡出，也是避免政府将募捐变成另一种“税收”的必由之路。

两种冒险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荒谬、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要爱他们/……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在特蕾莎修女创办的加尔各答“儿童之家希舒·巴满”的墙上有这样一首诗。与这种淡定的情怀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社会，慈善对于捐款者与被捐款者来说，常常意味着某种冒险。

行善者冒险：深圳市民丛飞生前资助了一百多位贫困学生和残疾人，然而，当丛飞去世的消息迅速在网络论坛传播时，许多曾经受助于他的人不但没有对丛飞生前的善行表示出半点感恩之情，相反却是“贪念”和嘲讽；青岛村民王明殿自1993年开始为数百名学生捐钱捐物，价值累计达到一百余万元，引来各路索捐者无数，若是不遂人意便被骂成沽名钓誉的骗子。

受助者冒险：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襄樊五名受助大学生的冷漠，逐渐让资助者寒心。而新浪网的相关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网友认为贫困大学生应该为自己“受助不感恩”付出代价。曾经接受捐赠的人因此不得不面临一场来自公众的道德审判。

第一种情形，为什么有人会受助不感恩甚至要逼捐、索捐？笔者曾经在专栏文章中谈到，时至今日，许多人对群己权界、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并不清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许多人内心产生“相对剥夺感”。当受捐者或索捐者将自己所受到的赠予视为“迟到的正义”，那么在接受社会或个人援助时就难免有“理所当然”“受之无恩”的心理。当他们认为自己受赠得到的本是他“被剥夺的”或者“本来就应该得到的”，受赠因此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失而复得”。既然“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而且可能还“远远收得不够”、甚至“收吃了亏”“感恩之情”自然就无从谈起。

第二种情形，捐赠者如何判断及为什么要求受助学生感恩？一方面，感恩是一种心理状态，显然我们不能凭着一两封物化了的感谢信来评价这些学生是否心存感恩；另一方面，如果捐赠必须附带一年写几封感谢信的义务，那么这个慈善活动其实从一开始便已经走调了。

显然，现代慈善文化是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报恩文化”的。中国人常讲的“知恩图报”，实际上包括“知恩”和“图报”两个部分。所谓“报恩”只是“报文化”的一种，后者还包括“报仇”“一报还一报”等等。而从程序上讲，无论是报恩还是报仇，它们都是封闭式的。诸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冤有头，债有主”“投我以桃，报之以李”“饮水思源”等等，无不见证“报文化”的背后是个封闭的情仇圈。

与封闭的报恩文化相比，慈善却是开放的。这种区别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施恩者并不以“图报”为目的，所以慈善不像“报文化”那样具有交换性；其二，受恩者“图报”并非被动的指向原来的施恩者，因而具有开放性。简单说，如果受恩者在“报文化”中是被情义“奴役”的“报人”，那么在慈善文化中则是让情义自由流动的“社会人”。如果学生们认定女企业主的捐赠是一种慈善行为，那么就应该看到，他们并非只是代表自己和家人，而是以“社会人”的身份来接受女企业家的捐赠，他们所谓的图报，应该是回报社会，让情义像商业一样不断地创造财富，而不是急着偿还捐赠者的恩德，使感恩文化停留于“礼物交换”的原始阶段。

有人指责“受助大学生家长需要反省，受助大学生更应该深刻反思自己，反思自己对资助者、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基于以上理解，我却更能体会这些贫困学生所受到的伤害。事实上，这种捆绑了“感谢信义务”的捐赠从一开始更像是一次获取受赠者感恩红利的投资，一次交易，而非真正的慈善。至于汇报学习状况更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因为即便学生接受了捐赠，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局部沦陷，失去自治的能力，必须向捐助者“招供”自己的隐私——如果他们认为这是隐私的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离“社会人”其实还很远，离慈善文化还很远。与此缺失相对应的则是“报文化”的继续流行。然而，隐藏在“报恩封闭圈”内的报恩机制，恰恰是最脆弱的。这种封闭性决定了无论捐赠者，还是受赠者，都像是在为情义单打独斗，所以稍有点风吹草动，各方都难免觉得自己委屈——看落日飘摇，人生多有不如意。

民间是个好东西

2008年5月12日，当四川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传出后，名列2008中国慈善排行榜榜首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立即做出去现场救灾的决定。离汶川灾情发生仅两个小时，在灾情的严重性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情况下，陈光标率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工程机械和一百二十多位操作人员组成救灾队伍出发了。日夜兼程，14日凌晨3点，车队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

“以自由人为本”

陈光标的当机立断揭开了此次民间力量大集结的序幕，也向世人呈现了三十年间中国民间力量有着怎样的成长。为此，笔者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民间是个好东西》一文，为民营企业家陈光标为代表的社会救援力量当时的表现喝彩，并强调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关键不在于国家，而在于社会，在于民间力量的养成；而一国政治是否文明，同样取决于政府对民间社会采取怎样一种态度。

不可否认的是，今日中国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民间社会的成长，在于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民间是个好东西”，意识到一个自发自为、自由自我的民间社会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永葆创造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谋取进步，并在关键时候化解危机的力量之源。因为民间永远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生活的最深处；民间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社会的进步与腐朽，通过一点一滴的改造使社会不断告别绝望走向新生。大凡是有理想的国家，必先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使公民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由人的联合”，所谓以人为本，自然首先是“以自由人为本”。

其后，同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就“民间是个好东西”做了一期专题，亦算是对本文有所呼应。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在《三位民间商人的不同命运》中将陈光标此举的意义上接到春秋时期。秦国派兵偷袭郑国，在边境遇到正赶着一群牛去贩卖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知道自己的国家毫无防备，急中生智的他径直将牛群赶到秦军军营，对其主帅谎称郑国国君特命他犒劳远道而来的秦国客人。秦军认定郑国早有准备，立刻班师回国。一个商人就这样化解了本国的一场危机。

十年砍柴注意到，两件事虽然相隔了两千余年，其间中国的社会状况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迁，但两位商人急纾国难的责任感和智慧却是相同的。比之秦汉以后皇权时期的商人，在商人的自由度与自主性方面陈光标和春秋时期的弦高距离更为接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弦高犒师的故事发生在明清将会怎样？这弦高事后很可能以“矫诏”入罪，尽管他办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野史记载，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江南大富豪沈万三为了讨好征服者，不但捐资修建南京城墙，且要掏钱犒劳朝廷军队。朱元璋大怒：你一个商人，要犒劳皇家军队，居心何在？于是沈家被抄，沈万三死于流放云南的途中。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有待考证，但故事的背景是真实的，朱元璋为了维护皇权的统一，不遗余力抑制社会与资本，打击工商业。

相比之下，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各国攻伐不已，但旧秩序尚有着巨大的维系作用，整个社会还处于前皇权时代，也可以说是前臣民时代。周天子只是天下诸侯名义上的共主，对各国内政无法干涉，各国之内也是国君分封大夫，封地之内政务、财务相对独立，平民阶层亦有相当的自由度。在这种情形下，国君对贵族和庶民的控制是有限的，国与国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各国统治者最头痛的事情是本国百姓逃到别国去，国民中的精英分子也动不动就“用脚投票”，去别国当客卿，比如苏秦、李斯。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商业必定发达，思想必定活跃，所以才有临淄那样繁华的商业城市，才有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黄金时期，也才有弦高这类商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朴素的共同体概念，能自觉地做出保护性的决断，而不需国君宣传动员。

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特别是从汉武帝开始到1911年清朝覆亡，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最具有经营天才的中国商人却活得最窝囊，他们对公共事务根本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必须仰官府的鼻息。看看明清时代的大商人，无一不是成也官府，败也官府。而建构公民社会必然要有两大自由：即人身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如果人和资本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政治权力通吃一切，哪里可能有公民社会的空间？清朝覆亡后，中国从皇权社会艰难地向现代社会转型，伴随这一过程的则是具有现代意义、不同于传统官商的民族工商业的兴起。而过去的一百年内，有这么一个规律：什么时候政府对工商业控制减弱，民族工商业繁荣，这个时候一定是民间社会空间较大、新闻相对自由的时期。

由于几十年的政治原因，至1978年改革开放初始，中国的民间工商业几乎从零开始，民间社会的空间也被挤压到极点——这个时期连商人都几乎没有了。前改革时代不是臣民社会，但也不是公民社会，政府通过城镇的单位体制和乡村的人民公社体制，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管理和高度控制，多数普通人被赋予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集合名词——“人民”。这个名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抹杀了公民间的个性差异，也遮蔽了单个公民所应有的一些权利。而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权利要得到保障，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看到两条相辅相成的脉络：一条是私营经济不断壮大，一条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逐步建立。正是这两股力量，不断促进着民间社会的良性发展，使中国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

以上是十年砍柴的精彩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重温本书第一章所涉及的“柏克的问题与圣西门的醒悟”。

关爱之川，隐于地下

同样，在《NGO：细胞的作用比口号更坚实》一文中，“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梁晓燕回忆了该组织的源起及中国NGO的发展。梁晓燕指出1980年代就有公民自由结社投身公共事务，只不过刚开始时人们是本能地去做，还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

“1990年代初，整个社会的公共领域非常沉寂。在北京，相当多的人对国家、社会、公共事件有关怀，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凝聚起来。我和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先生聊天，讨论我们能做点什么，谈及环境保护，觉得这是一个不少人关心又适于表达的问题，而且便于在政协这样的公共场合大声说话。梁先生对我说，不能光我们两个人，要有那么一群人。你和年轻人熟，能不能找几个人一起来筹划筹划。我就找了杨东平和王力雄。1993年3月，我们第一次聚会，希望能通过这件事更大程度地凝聚公共关怀。这就是‘自然之友’的雏形……很多人觉得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确实，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不通畅的社会言论状况，急速打破了约束这个社会的原有道德，而新的道德建设过程极其缓慢。但同时也要看到，人心是不死的。总有那么一些人对这个社会做出良性反应。有了这一些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公民社会组织就会壮大起来。”

梁晓燕由此强调，在中国关爱之川隐于“地下”，需挖一道明渠将其汇聚。至于汶川地震时中国志愿者的精神与表现，更令她无比感动：

“灾难突然而来，志愿者的热情也是突然而起。哪个地方被媒体报道，大家就跑到哪儿去救灾。一窝蜂去，一窝蜂走。如果志愿者形成民间组织，保持常规化活动，遇到突发事件做事就会更有计划，更有方向，更有效率，更少盲目性。这次抗震救灾表明，中国人不缺少志愿者精神，不缺少慈善资源，不缺少公益热情，但缺少良好的自组织功能，不能形成横向的有机联系。这需要长时间的构建，更需要能令民间组织正常发育的制度环境。过去对民间社团合法登记的限制太严了，经过抗震救灾，口子仍然没有敞开。参加援助的NGO不少是在战战兢兢地组织募捐，组织活动。灾民的需求和当地政府的需求不一定全部一致。志愿者是为满足灾民的需求而行动，万一和政府的需求不吻合，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另外，志愿者为灾民服务还有很大空间，远远没有填满，但遇到一些行政管制的阻力。同时，从有效和持久的角度看，NGO和志愿者的自组织能力和干实事的能力也离期望很远。”

政失求诸野

著名政论家周瑞金则在《民间动力：中国改革发展的希望》一文中指出：从三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看，第一阶段的动力，来自亿万民众摆脱贫穷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危机感的相互推动。进入初步小康后，改革开放的动力则来自执政党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要求，与企业家占据更多更好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这一阶段，一些民众被边缘化，地区、城乡、贫富三大差别被扩大。

周瑞金认为，中国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源自民间，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源自民间。也就是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在于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压制；而所谓新一轮思想解放，最需要解放思想的并非广大民众，而是执政理念落后又失去深化改革愿望的官员，是那些在第二阶段的改革发展中获取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

上一个三十年，每当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围着这样的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的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使之制度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推动下，得以最终完成的。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被报界称为“盲流”并欲严厉禁绝、后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促使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推动了城市化并成为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这股大潮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壁垒和工农业的“剪刀差”。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和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艰难磨砺、胼手胝足，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得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壮大成被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到鼓励、赞许，最终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安徽“傻子瓜子”拥有者年广久的出现，冲决了“雇工八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来自年轻知识阶层的IT人士及新技术人士代表……不管其后的命运怎样，他们都在不同层面冲击着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堤坝。

周瑞金注意到，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13亿人的渴望和才智，才是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动力。

不用再一一列举了。民间是个好东西，已是无数贤良之共识。这世界最可赞美者莫过于沃野千里，满目生机。无论遭遇怎样的酷暑严寒，民间社会终还是那片让一切文明赖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大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