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延安，拥有一般人无法替代的出身和政治优越性。从“文革”初期的参与“西纠”、鼓吹认同“血统论”，到下乡知青，再到对体制积弊的痛心疾首，对市场经济的坚定不移，他经历了难能可贵的思想深处的涅槃和顿悟。

他并不是激进的革命者，更希望以温和的体制改良者自居。对于体制的沧桑与斑驳，期待有披肝沥胆的反思。但真诚的思想者竟遭遇到泼墨式的污名化，而体制内的另一端似乎也颇有微词，避犹不及。

他努力走出了乌托邦，却发现大彻大悟后，竟会有更多的思想寂寞，似乎更加形影孤单。

建制内的苦行僧，仍在披荆斩棘、执杖前行。落日余晖之下，我从秦人秦晓身上，看到了楚人屈原“天问”的身影。

“吾道不孤”，秦晓大哥，至少还有我疾步相随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