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那十年边疆知青生活的“修行”，没有遇到杜润生这样的“引领者”，没有90年代初在美国的学术访问和思想沉淀，周其仁未必有今时今日的能见度和学术造诣。之所以强调“学术造诣”，是因为他终于在江湖与庙堂之间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也是当代所有怀揣理想情怀的读书人的命运安排。

这一代人是前无古人的，因为从今往后，中国不会再有知青。一代知青，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各门学科的研究领域里，几乎都有各自的位卑不敢忘忧国。这是士大夫的气节与风骨。

在江湖与庙堂之间徘徊而翘首以待成为“行走”的那些京城读书人，与周其仁们相比，真是相形见绌。

用柔软与坚韧改变中国，与其他领域的毅行者一样。

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