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方人物周刊》结缘于2004年。读报生涯的第二年，我第一次接受该周刊记者任田的访问，地点在深圳靠近罗湖口岸的某家酒楼二层，记得陪同访问的还有何三畏。

之后到了广州，和《南方人物周刊》的徐列、杨子、万静波等一众人，在白云山麓湖附近的酒家喝大酒吃羊肉。其时虽人到中年，却依旧气盛逞强，加上空腹饮酒，且喝的二锅头似有假酒之嫌，结果烂醉，在徐列的座驾上吐得一塌糊涂，竟忘了是怎么回到酒店的。

估计是在半醉半醒时分，贸贸然接受了徐列邀我写“来信”的邀请。没记错的话，发出第一篇“来信”后不久，我将两瓶在香港免税店买的二锅头托人捎到广州，好让徐列们知道真酒的醇香与在下为人处事的真诚。

就这样开始了“来信”的写作，而“来信”也写了整整十年。

内地作者的稿费，与香港比，并不算多，《南方人物周刊》的稿费十年如一，从不调整。碍于情面，也顾及义气，我也不做“维权”的尝试和努力。同道中人，友情为重，这三百字的“来信”，志不在稿费，而在与南方报人的惺惺相惜、臭味相投，以及媒体人之间一诺千金的道义和友情。

十年间，除有几篇因在海外出差无法如期交稿而让编辑代笔外，绝大部分的“来信”，都是在繁忙工作余暇，忽来灵感，一挥而就的。拍摄“走读大中华”的那几年，很多稿子，都是在往返的航班里，在颠簸的山路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用手机短信发出的。曾几度欲罢而不能，因徐列总是好言相劝：不可半途而废，人在阵地在，要与周刊共存亡。如此“上纲上线”、义正辞严，实在不敢掷笔而去。

记得是2010年，北大教授孔君对《南方人物周刊》破口大骂，一时引起众怒，公道自在人心。我即刻在微博上旗帜鲜明地表态：“我给这本周刊写了六年的来信，说实在的，我还愿意继续写下去。”

在众所周知的各种“夹击”下，《南方周末》如今已显得老气横秋、步履蹒跚，旗下堪称创意产业且有一点亮色的，唯《南方人物周刊》。它能坚韧不拔地活到今天，我深知其中甘苦，尽管徐列从不和我谈及，但他和他的团队的酸甜苦辣，我依然点滴心头。

2005年，徐列因某期封面文章而遭降职处分，但《南方人物周刊》依然一本初衷，始终以90度姿势坚毅前行。我的“来信”如果戛然而止，中途退出，实在不够仗义。于是，硬着头皮，写到了今天。于是，从五十岁写到了六十岁，且还将继续写下去。

徐列告诉我，“来信”终于写出了一点影响力。数年前，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曾有位部级官员亲口告诉我，他订阅《南方人物周刊》多年，每期必看我的“来信”，对文字及立意肯定有加。当时嘴上循例表示谦逊，内心却不免有些小小得意。区区三百字，只要用心，也是能写出一点味道的。

新星出版社资深编辑陈卓，在《南方人物周刊》创刊十周年之际，将十年间的四百多篇“来信”精选编辑出版，此乃好事一桩。很多文字，我写完之后，多半忘了内容，此番结集成册，也算是对十年来文字思绪的一次重新整理，更是对《南方人物周刊》十年历程的见证与记录。

当然，读者诸君若在网上搜索，总能即刻找到这样的话：“为什么《南方人物周刊》来信的作者总是杨锦麟，好像千年不变，好奇怪。这个老头很一般啊，这个杂志是约不到什么人来写稿吗？”

借此机会，将我和《南方人物周刊》之间的渊源和“来信”的来龙去脉，做一如实交代，读者诸君便可知道究竟了。这当然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而是媒体同仁间的一种承诺。其实，想要拥有这“一席之地”，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如果读者不喜欢，我不会赖着不走。

本书最初的名字是《一尊老炮》，后编辑觉得“老炮”之称不妥，认为本人既不算老，也不爱“放炮”，即使偶尔放上几炮，也很温柔，且弹无虚发，故改为现在的《杨言》。我亦觉“杨言”更加内敛有嚼头。其实，所扬之言，无非几句接地气见性情的大实话罢了。就冲这一点，这本小书或许还有值得一读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