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于1939年，讲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头两年战争的情形，当时我是美国合众社的记者。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二十四岁，但是已经有些经验。战争爆发，我适在北平，听见过卢沟桥开战的炮声。很快，我在天津目击了该市的争夺战。随后，我在南京和武汉报道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事态发展，还在前线报道了著名的山东台儿庄会战。这一段时间的末尾，我在广州，直到广州沦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以及在世界上，像我一样的许多年轻人都具有强烈的进步信念，特别是坚信有必要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侵略而斗争。我相信，尽管中国在一个经济上和军备上比它强大得多的敌国的入侵中蒙受了最初的失败，但是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这一信念在战前就有基础，因为我见到了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了解到中国红军及其长征的事情——主要是从中国西北行之后的埃德加·斯诺那里了解到的。战争打起来了，中国普通军民的英勇抗战和坚韧不拔，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还懂得一点儿历史，因为读史是我的爱好。在当时的世界事务中，我决心要帮助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且为之服务，认为各个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自卫解放斗争是正义的，应当予以支持。既然身在中国，这就意味着要与中国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声援他们的战斗。同时，虽然最初只有初步的认识，我当时就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未来，正像我直至今日仍坚信不疑一样。当时已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即毛泽东思想，这一印象最先来自斯诺关于他与毛泽东谈话的记载，接着来自我在那些岁月中读到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关于这场战争将怎样发展演变的论述对我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我自己的报道的基本思想架构。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也亲身接触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领导人和普通党员。

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长处，就在于书中的报道是由这样一种精神所激发的，是发自一颗年轻的心而鲜明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对于中国和全世界如此关键性的事件和趋势。凡是用“我”字的地方，报道都是第一手的。可惜的是，在那些岁月里我还没有到过解放区，所以还不能直接加以报道。但是我懂得解放区的重要性，而且找到了一些有实质内容的材料来填补这一空缺。

这本书的弱点之一，则在于它往往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军事行动。有时，我过于缺乏批判地引证了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关于战事如何得手的夸张言论。当时是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最顺利的时期，善良的人们总希望这一统一战线会持久发展，不愿意去怀疑那些令人鼓舞的捷报。过分信任国民党的官方声明，是一个缺点。不过，颂扬那些英勇爱国的普通士兵和许多军官，还是对的，因为他们即使是在上级指挥不当的情况下依然与敌军奋战，为国捐躯。有时，他们也得到良好的指挥，例如在台儿庄，只可惜这样的事例为数不多，而在最高层更是凤毛麟角。

读者现在看到的文字是保持原状的。除了明显的专名和事实错误以外，原文未加删节，也未作补充。

值得珍贵回忆的一点是，当这本书刚要问世的时候，它受到了宋庆龄同志的欢迎，她读过本书清样后写道：

“这本书不同于任何别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有关这场斗争的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以往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同我们国民革命的未来前景联系在一起。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该读一读。”

这本书也受到过埃德加·斯诺的称赞，他说这是“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理解中国的希望而写成的”。

对他们的评语，我是受之有愧的，但是它们至少表明，这本书是当时所需要的。

在中国之外，当时有过一些肯定的评论。在国内，在当时的上海“孤岛”，出现了一个中文译本，很快付印，鼓舞过人民的胜利信心。那个译本是仓促完成的，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译者们是出于爱国的紧迫感而冒着风险干的，令人敬佩。

这本书初版于英国，在那里引起报界相当良好的反应，可惜原版书只有一部分得以流传。不久，欧战爆发，存放其余原版本的那座伦敦书库被纳粹德国的炸弹击毁了。如今，即使在各个图书馆里也难找到一本。

我高兴的是，这本书在最初问世的几十年以后的今天重新翻译出版，又能够与它的读者见面，尤其是新中国的青年读者，让他们有机会看到当年那位年轻友好的外国记者是怎样报道他们祖国的那一段历史的。

                                                                                                                      爱泼斯坦

                                                                                                                    1991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