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由这三个省的七十多个县组成。它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整个河北省。它的领土并不分散，有两大块，中间隔着一条日本人控制的狭窄的平汉铁路线走廊。西面一大块是山区，东有平汉路，北靠平绥路，西接同蒲路，南临正太路。另一大块位于平汉路以东，同西面的一大块平行。它的北部以北宁路的北平—山海关一段为界，东部以津浦路为界，南部以津浦路上日本人新建的从沧州至石家庄的一段铁路为界。八路军建立的边区始于西部，包括边区政府所在地五台山。东部是吕正操部队建立的扩大了的冀中游击区。

平汉路并不能使这两个地区隔绝。两地不仅有邮差和小股游击队来往，而且大批部队也经常穿越铁路线。它的车站虽然有日本人重兵把守，但经常遭到袭击。两个车站之间的铁路线，只有当日本人的军车通过时，才是属于他们的。其他时间，它给游击队的破坏小组提供了工作，给游击队的兵工厂提供了制造步枪和刺刀的优良铁轨。我们说，只有当日本人的火车通过时，铁路才属于他们。这个说法不准确，需要修正。应该说，只有当他们的火车安全通过时，铁路才属于他们。当他们的火车出轨或者遭到地雷爆炸，残骸堆集在河北平原时，那么，他们的火车和铁路就都属于游击队的了。游击队绝不会离得太远，会很快奔回现场。外国观察家曾对我们说，1938年秋季，在三个月之内就发生了三十起事故。在边区周围的其他铁路上也有类似情况。

在边区的七十个县中，五十三个县是完整的，这就是说，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县，包括县城。它们有受五台山管辖的县政府。在这五十三个县中，十二个位于崇山峻岭的晋东北地区，两个在察哈尔，十五个位于冀西，二十四个在冀中的平原地区。边区新增加了冀东，那里一度是日本人控制的“反共自治政府”的势力范围。1938年秋初，游击队在这里已拥有五个“完整县”和十个不完整县。① 边区战区司令部的权力，东边现在能达到山东的游击队，北边能达到东北的游击队。

边区人口有一千二百万。其主要农作物为小米、小麦、高粱，最近又有了棉花。矿产有金子和煤炭。边区最富饶的地区冀中和察哈尔出产桃、梨和栗子。有一批牛、羊。大量出口的畜产品有毛、皮（主要是羔羊皮）和蛋。大城市的工厂生产纸张和棉布。此外。也有一些机器制造厂和小兵工厂。

① 所有的材料都是指这一时期。但没有理由认为，边区的扩展已经停止。在上述地理范围内，游击队控制的县如下：

晋东北：五台、定襄、繁峙、代县、忻县、阳曲、孟县、阴山、应县、浑源、灵丘、广灵、大同、阳高、天镇（有三个不完整县）。

察哈尔南部：阳原、蔚县、“宣化”、“涿鹿”、“怀来”（有引号的县不完整，组成“联合县政府”）。

冀西：井陉、获鹿、平山、灵寿、行唐、曲阳、唐县、阜平、“正定”、新乐、“定县”、“望都”、易县、满城、房山、徐水、“良乡”、昌平、“宛平”、涞水、“涿州”（有引号者为不完整县）。

冀中：蠡县、深泽、安平、饶阳、安国、深县、博野、任邱、河间、高阳、衡水、肃宁、文安、清苑、霸县、安新、大城。深县县长唐干加了以下数县：定兴、束鹿、无极、固安、安次。

在被敌人占领或分割以前，这些地方分别属于各自的省政府管辖。在抗战期间，大部分地方行政当局，或者被日本人赶走，或者把政权移交给军方，或者干脆解散。有一段时间，唯一的统治机关是10月在五台山建立的边区战区司令部。在以后的几个月，随着边区发展壮大为永久性的政治、军事抗日根据地，各县县政府先后根据战争的需要进行了改组。凡是县长坚守岗位，继续斗争的，他们的职权得到认可。凡是县长已被赶走，或擅自逃走的，则任命新的县长。新县长都是年轻、进步的人士，受到群众的信赖，他们有能力唤醒群众，组织群众。

在阜平，实现了各个游击队的统一。现在，则必须统一行政领导机关。在军队战斗的同时，这些行政机关将采取政治、经济措施，巩固敌后地区，使之成为“中华民国”领土和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它们通过整个西线总指挥阎锡山将军，向中央政府呈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批准建立一个临时行政机构；一等到同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恢复，这一机构即解散。这一申请被批准。1938年1月10日，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正式名称叫“晋察冀边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参加成立典礼的，有四十二个县政府，国民党、共产党，各个游击队，蒙古族、回族、藏族等的代表共一百五十四人，红教、绿教喇嘛有九个代表。忠于职守的两个老县长孙晓文和吴运魁被选为政府的主席和副主席。该区国民党组织负责人刘天启担任教育委员。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八路军的聂荣臻，代表共产党；吕正操，冀中游击队领导人；张苏、孙纪元、李介庸和罗应显。成立大会的通电说：“边区执行委员会是全民族所建立的一种政权。它包括各党、各派、各个阶级和少数民族。它的宗旨是进行抗日战争，实现民主政治。它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而组成的。”

新政府首先抓的一件事，就是开展一个运动，使边区司令部建立的民主制度进一步扩大、深化和系统化。战时民主制度的首要任务是教育民众、动员民众，以完成自治和自卫两项工作。为此通过了新的法律，规定今后所有的官员必须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如果他们不能胜任工作，则予以罢免。所有账目必须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为了教育人民学会运用他们得到的这些新权利，政府派人走乡串镇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各地建立了工人、农民、商人、妇女、青年、文化工作者、乡绅等各行各业的救国会①。所有这些组织都是由群众自己建立的。边区政府不是通过发布命令组织民众，而是派人下去进行发动工作。只有当村里的协会牢牢建立的时候，他们才举行代表大会，成立县级协会。只有当所有这些协会都有效地运转的时候，他们才选举总委员会来协调全区的工作。每一个全区性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数十万人的牢固基础上。每一个地方机构都不是摆样子的，而是扎扎实实干事的，是边区政府权力的群众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县暂时被敌人占领或被切断了同上级机构的联系，这个群众基础仍然存在。它是不可摧毁的，因为整个居民都参加进来，因为民众坚决相信，敌人的统治是不会持久的，尽管战斗仍在别的地方进行。1938年1月，当边区政府在五台山建立的时候，日本人在北平拼凑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是三个月以后，这个“政府”任命的官员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敢到他们的县区露面，而边区政府的权力则扩展到许多方面，甚至延伸到伪政府首都的城墙之内。

在经济政策方面，边区政府的目的是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意思

① 在各种总协会之下，有许多专业组织。例如，在工人救国会之下，有矿工救国会、纺织工人救国会、木工救国会，等等。

是：不仅不受日本人控制的市场的制约，而且不怕封锁。① 它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实行经济改革，改善人民生活，并保证向游击队源源不断地供应食品和装备。正如同军事、政治制度一样，边区的每一件事都建立在组织群众发挥主动性的基础上，处处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日本工业所需的棉花的种植面积大大减少了，这不是由政府下命令进行的，而是通过农民救国会进行宣传工作来完成的，此时它在全区已拥有六十万会员。由于农民大部分很贫穷，政府允许他们自行处理今年收割的棉花，然后在棉田改种粮食作物。边区总不能挨饿呀。

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改善缺地农民的条件，闲地荒地都被开垦了。在边区，这样的土地是很多的，许多地或因地权争执，或因迷信认为“风水不好”而闲置起来。在边区政府建立以前，穷人和无地农民连一块无主的土地也不敢耕种。如果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种了庄稼，某个恶霸肯定会来夺走，甚至惩罚他们，他们的权利当然是得不到承认的。现在，边区政府颁布了一条法律，规定公家的和私人的土地连续两年没有耕种，就被认为是荒地。五亩以下的荒地可以由邻近农民耕种。五亩以上者，由救国会组织无地农民耕种。这些农民按照合作的原则进行耕作。在荒地上种了庄稼的农民，只要向政府登记，便可得到所有权。抗日战士及其家属可优先享用荒地。如闲置土地属于地

① 11月，日本人正式实行封锁。潘奈尔先生在1938年12月出版的《东方事务》杂志上写道，占领区流通的一切货物必须有伪政权的许可证。运输这些货物的人必须保证不运往游击区，如果违反保证，当事人及其村长必受严惩。凡是可用于制造弹药的材料、机电产品，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具或者印刷物资（值得注意），都不得离开占领区。商会在同一个时间内发放的面粉不得多于五袋、盐只限一袋、火柴（危险的武器！）只限一箱，等等。这个规定也适用于铁路运输。潘奈尔说，这实际上“等于产销脱钩。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实行封锁。正如日伪政权可以管制商品，不让它们进入中国人控制的地区一样，游击队也可以管制自己地区的产品不流入铁路沿线。这个问题引起商界人士（外国出口商）的严重不安”。潘奈尔是英文《平津时报》的主编，在华北居住已达二十年之久。他在日本人占领区有很好的联系渠道。《东方事务》杂志是死硬保守派刊物，充当日本人的宣传工具，刊登许多日本广告。

主所有，只要他立即进行耕种，仍可保留所有权。

在边区的许多地方，降雨量不足，靠灌溉浇地。边区政府贷款给农民来改善和扩大灌溉系统，禁止垄断水利，调整收费标准。在战斗和敌人占领期间，种子和农具遭到破坏者，由政府提供资金重新购置，只需农民救国会一言担保即可。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1938年夏季第一次收割的谷物比战争爆发以前的上个年度增产七成。秋收更佳。日本人9月发动总进攻，就是为了破坏和争夺秋收。军民的共同努力，粉碎了日本人的这个计划，妥善地储备了冬季的粮食。

小工业的恢复，也取得显著成绩，冀中尤其出色。政府禁止抽走资金，鼓励对地方工业投资。几个月之内，许多地方便建立了大批纺织厂和缝纫厂，专门制作制服。卡尔逊和汉森参观了一些小兵工厂和机器制造厂。唐干在报道冀中的文章里曾讲到肥皂厂、造纸厂和榨油厂，植物油还被试用来照明和作为柴油卡车的燃料。手工业受到鼓励，蓬勃发展起来。内地日用品大部分是由手工业提供的。

政府大力鼓励区内的货物交易。同日占区的贸易关系受到严格的管制。进出口的业务大部分是由“裕民公司”进行的。边区政府建立的这个公司在每个县都有分公司，它不同私商进行物价竞争。严禁食品出口，私自贩运者，除全部没收外，并课以十倍于货价的罚款。当地自卫团负责管制商运，并对进出城镇的行人的身份证进行检查。任何日本货物都不能入境。但具有军事价值的物品，如金属、手电筒、无线电电池、化学物品和药品，则受到鼓励，可以自由输入。其他物品，特别是那些与区内制品进行竞争的货物，在入境时要课以重税。边区贸易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出超，以便从沦陷区吸收法币。

边区政府进行抗战的财政基础，仰仗累进土地税、进出口税、发行救国公债和边区纸币。边区政府一建立，就废除了以前历届政府征收的苛捐杂税。现在，它进行广泛的宣传，说明立即缴纳土地税，是巩固边区的最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加强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农民救国会组织了各村缴纳土地税的竞赛。政府没有组织一整套收税人马，也能提前把土地税普遍征收上来。

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运动，售出数百万元的公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独家购买十万元，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乡绅、富农和商贾也纷纷认购。农民以谷物作价，购买公债。无地农民和手艺人以超时工作的收入购买债券。老太太们拿出了自己的耳环、戒指购买。他们都支持自己的政府，相信会继续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公债会如期在1942年偿还。救国会组织人力在每个市场、每个农村推销公债。在敌占区，在北平、天津，也秘密销售公债。

边区银行值得自豪的是，它同日本人建立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进行了一场货币战，取得了胜利。后者发行了巨额纸币，伪政府下令，从1938年6月10日起这种纸币是华北唯一的合法货币，其目的是回笼中国法币，以便日本人用来到世界市场上换取外汇，并同时破坏中国的财政结构。沦陷区的人民从一开始就抵制这个阴谋，拒绝在日常交易中使用这种新币。日本人的这个伟大的“财政改革”甚至到1939年还没有完成呢。

日本人在向群众强制推行“联合准备钞票”失败后，便开始加印中国各个银行的合法纸币，因为有些制版在中国军队撤退时没有带走。除此以外，他们还膺造中国法币。为了对付这种新钞票，边区政府发布命令，禁止日本人发行的新钞票流通，还教给人民如何识别它们。① 边区的法币是不准输出的，走私者以汉奸论处。与此同时，边区银行印发了自己的平版印刷的钞票，以法币作为准备金，每发行一元便有同样数目的法币作为后盾。② 边区钞票可以随时在边区银行各地分行那里兑换，从而使群众相信边区货币的稳定性，所以边币在边区普遍流通。更值得注意的是，敌占区人民把边币和法币同等对待，而不喜欢伪钞。即使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边币也可以随时兑换。接受边币的爱国商人可以同游击队的地下人员进行联系，他们保证予以兑换。不仅日本人对边区发动的经济攻势失败了，而且边区的特工人员还不断揭露“联合准备银行”从占领区吸收法币的阴谋。日本人最大的丢脸之处是，在伪币进展艰难的地方，边币却畅行无阻。

以上所说的政治、经济措施并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据一些最冷静的外国目击者说，这些措施在晋察冀边区的广大地域内已经得到实际贯彻。边区政府的意志体现在每一个农村，贯彻的程度大大超过以前任何一届政府。然而边区政府并没有多少官员，也没有庞大复杂的官僚行政机构。它完全靠超负荷工作的军政人员不间断的努力，他们深入乡村，告诉人民群众如何解决自己迫切的问题。它拥有群众，他们认识到组织人员带来的真理。边区政府的命令不是简单地要求群众做这做那，而是告诉他们如何做，“如果你要拯救自己，改善自己的

① 例如，河北省银行的钞票，日本人拿到了它的铸型。边区只允许含有六位数字的这种钞票流通，因为在日本人占领之前，这个银行只合法地发行了九十万张面值为一元一张的钞票。七位数字的钞票是在日本人统治下印刷的。

② 潘奈尔先生从天津报道说：“很难找到一种满意的支付手段在内地购买货物。这倒不是因为从天津这样一些主要城市中心携出货币时受到限制，而是因为中国各地区的生产者不收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而中央政府的钞票则大量储存，使整个形势变得十分危险。”（1938年12月份《东方事务》杂志）这证明了敌占区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和他们对自己政府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应当补充的是，除了重庆以外，任何地方都不能用中国的法币兑换外汇，而且兑换的数量有限制。中国政府的这个措施是为了预防日本人大量抛出他们弄到的法币。天津和北平的中国人无法去重庆，然而他们也储存法币，而不储存伪币和日元。

生活，你就得按照这种方法去干。”边区政府的法律不是由上面任命的官僚机构强加于人民，而是由人民自己通过自己的群众组织来执行的。而人民群众无处不在。

我们举农民救国会① 的例子来说吧，它拥有几十万会员。它的工作包括：主持选举运动；保证减租减息法律的贯彻执行；派代表审查地方政府的账目；有时进行宣传工作，罢免贪污腐化和不称职的干部；推动和监督在棉田改种粮食作物的工作；组织由两三百个贫农组成的特别合作组来耕种荒地，每个区至少有十个这样的合作组；还组织志愿队帮助军属耕种土地。农民救国会建立了几百个信贷合作社，把资金、种子、农具借给会员，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它在每个村推销公债。它负责收割和储藏庄稼，防止粮食外销，以避免违反边区政府的规定。在边区内部贸易方面，农救会负责安排各个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易，从而使农民无须到敌占区寻找市场。另外，如果需要到敌占区买什么东西，或者向那里传递什么信息，政府可以要求农民组织给以帮助，因为它们的会员了解全国的情况，哪里都可以去。保家卫国的新兵大部分来自它们的成员。农救会每天不断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当游击队作战时，他们可以同附近的农救会地方委员会联系，后者会号召一批志愿人员，去做运输工作，抬担架，袭击敌人的侧翼，分散其注意力。

当平山被日本人攻陷时，附近的农救会召开群众大会，要求游击队重新夺回该城，并立即提供四千名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战斗。“没有农民运动，就没有边区。游击队是农民运动的产物。”《新华日报》的记者写道。无怪乎政府大力鼓励农救会的建立。边区政府管辖

① 根据阎锡山颁布的命令，“参加耕作的人都可以参加农民救国会”，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但不包括地主。地主有自己的救国会。

地区内的任何官员，如果镇压农救会运动，那将是最大的罪行。

青年救国会是边区推动事业进步的一支力量。它的二十四万名热情的男女青年是边区的催化剂，是各个领域的组织者、教育者、领导人和指挥员的蓄水池。汉森讲到了边区青年人的“难以想象的热情”。“这个地区是由一批积极热情的青年管理着，他们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复兴和改组工作。”一份亲日的出版物援引一位教会观察家① 的话说。在五台山的抗日学院或国民革命中学接受训练后，这些人民儿女中的最能干的人返回家乡，领导父老兄弟和乡亲们展开了建立新的生活方式的斗争。

“抗日青年先锋队”是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男女青年的群众性团体。它组织生产队，领导播种和收割运动；组织讲演小组，向人民宣传抗日斗争和边区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意义；负责儿童教育。乡村小学的教师大多数是抗日先锋队队员，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先锋队的青年接受军事训练，常常参加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女青年则参加战斗以外的各种活动，还负责护理伤员、照管幼儿、领导和组织农村妇女。除了青年救国会和抗日青年先锋队外，各个行业（农民、工人等）的救国会都有自己的青年组织。

工人救国会是边区的另一根支柱。虽然产业工人的数目不多，但其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他们管理生产小型武器和弹药的兵工厂和生产制服的工厂。他们建立了边区非常出色的电话网（据汉森说，有两千英里长的线路），管理着许多战地无线电台，游击队依靠它们彼此保持联系。他们在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方面非常有办法。他们制造手榴弹、简易的炸弹和地雷，这些武器在游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① 潘奈尔在《东方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果没有机械师和技术员作为支柱，游击队的军事效力恐怕连现在的几分之一都达不到。工人组织不断致力于发展生产，它的许多成员是从敌占区来边区工作的。工人组织起着总工会的作用，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从它的行列中不仅产生了全力以赴地生产杀敌武器的劳动英雄，而且涌现了一批卓越的组织者和军事领导人。正太线上的铁路游击队闻名全区和全中国。矿工游击队同样名声赫赫，史沫特莱在《中国在反击》这篇通讯中对他们的事迹做了感人的报道。

上一章，我们谈到了中德合营的井陉煤矿工人的英勇斗争。《新华日报》记者对他们的英雄业绩做了报道。在谈到华北的游击队运动时，是不能略去他们的故事的。

日本人占领这个富饶的无烟煤矿之后，企图使矿工为他们军用列车供应煤炭。这个矿有五千名矿工，可能是世界上收入最低、受压迫最深的工人。他们每天在矿井下面工作十二个小时，战前收入的工资少得可怜，所以除了在矿上工作外，还需在田间劳作，才能勉强维持他们及其家庭的生计。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他们曾经组织起来，为改善生活而斗争，然而以后十年的残酷迫害似乎使他们屈膝。边区政府的工人救国会决心制止日本人对矿工的剥削。它派了两名工人游击队员去组织井陉煤矿工人起来同日本人斗争。

一位姓姚的组织者发现了四名勇敢的工人，给他们发了手枪。他起初没有进矿，而是在矿外活动。为了向矿工们表明日本人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强有力的游击队就在附近，这批人对矿上的日本岗哨进行了夜袭。他们杀了一名汉奸，在其房间的墙上贴了一张条子，写着“锄奸会”的字样。他们在附近的正太路上拔掉道钉，使一列军车脱轨翻车。与此同时，另一名姓苏的组织者在矿内活动。他在矿工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秘密组织了一支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姚、苏两人的工作好像两只巨大的手，把矿上五千名工人捏在一起，组成了一支战斗队。

一天夜里，日本人突然袭击了矿工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抓住五人，击毙了三人。但是，游击队运动在继续发展。工人们同伪警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把其中的一些人拉了过来。姚、苏两人从游击区弄来一些用日文印刷的宣传材料。有些日本士兵拿到传单，阅读它们。当这个情况被发现后，日本人更换了驻军。

后来，矿工游击队开始袭击日军。白天，他们是矿工，晚上就成了游击队。每天早上发现日本的岗哨被打死。每天早上矿工的秘密武器库增加新的枪支。不到两个月，他们就收藏了七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一百支步枪、两万六千发子弹和一千枚手榴弹。这些都是夜间袭击日本人缴获的或者由伪军秘密提供的。在深夜，矿工们抢走日本人的军用无线电。他们不断把矿上机床制造厂的车床搬走。在煤矿的山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兵工厂。许多年轻矿工离开煤矿到山上工作。他们在那里一边工作，一边受训，现在甚至能制造新的步枪了。于是建立了井陉煤矿游击支队。

当日本人进攻这个新的基地时，矿工们用猛烈的机枪扫射打退了敌人，敌人留下许多尸体。一天，矿工城的日本军队走了几里路，到城外进行射击比赛。矿工们突然下山奔向打靶场。当一些人同慌乱的敌军作战的时候，另一些人把大批步枪和弹药弄进了山，储藏起来。

与此同时，游击队不断对伪军进行宣传，使他们反叛日军。他们携带枪支向游击队投诚。日本人再也不用伪军在矿上站岗了。

游击队不断破坏矿上的工作，他们每晚从山上下来，唤醒矿工，一起打击日本人。2月的一个夜间，工人们离开他们的茅屋，偷偷溜进矿井，那里的每一条道他们都十分熟悉。在接到信号后，他们一下子关了电灯，切断电话线，把电梯降到矿井底层。矿井内驻扎了一些日本军队。工人们在一片黑暗中，一面射击，一面向日本人奔去。日本人乱作一团，狂喊着，东奔西跑。与此同时，矿工们不断收集枪支、电话线、工具、钢轨和其他有用的东西。地面上的同志对付日本岗哨。整个行动胜利完成，把战利品运到山上。次日早晨，矿井中幸存的日本人仍然赤手空拳地藏在煤车下面，不断发抖。许多参加夜袭的工人照常上白班，他们发现了这些狼狈不堪的日本大兵。

日本人不知道是谁袭击了他们，究竟是山上下来的游击队呢，还是那些上班时似乎百依百顺的工人。他们加强了驻军，枪杀了许多工人，禁止三人以上聚会，夜间突然搜查工人住房，看看他们是不是睡在床上。但工人们以更加严密的组织来对付敌人。他们欺骗日本人，继续发动夜袭，每次找一个新的地点。白天，日本人到处耀武扬威。晚上，他们则龟缩在有着坚固工事的堡垒里。谁是矿上的真正主人，是明摆着的。慢慢地，整个结构运转失灵，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① 日本人再也得不到煤炭了。游击队补充了一些新的钢铁战斗队，并在井陉山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根据地。这不过仅仅是边区工人救国会抗日斗争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还有妇女救国会。在晋东北黑暗的封建统治下，妇女的命运比男人更惨。她们裹着小脚，到三十岁就无法走路，只能跪着劳动了。她们溺死女婴，因为女孩一文不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了边区政府的穿着制服的、腰杆笔直的女青年组织者。起初，山西妇女害怕她们。女人们关上门，胆战心惊地彼此相告：“可怕的女兵来了。”这些女组织者不怕失败，又换个方式进行工作，她们穿上了农家妇女的

① 潘奈尔证实了这一点。

服装。她们跟农村妇女交朋友，帮助她们干活，不声不响地、熟练地帮她们收割庄稼、洗衣服、看孩子。她们同年轻的姑娘交谈，劝她们不要再缠脚。她们鼓励挨打受气的年轻妻子不要怕丈夫，告诉她们，根据新法律，丈夫待她们不好，可以离婚。她们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年轻夫妻之间的不和是由于同公婆住在一起而造成的。新媳妇必须受婆婆的不堪忍受的封建礼教的约束。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婆婆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女组织者劝说年轻妇女离开家长另过，打破这种压迫。“你们像男人一样也在工作，”她们对晋东北的妇女说，“组织起来，争取平等，保卫你们新得到的自由。”

于是建立了妇女救国会。今天，妇救会完成多种任务。她们组织缝纫队，为新社会的保卫者做布鞋。仅一个县就为军队提供了一万七千双布鞋。她们组成各种小组，护理伤员，为过往军队提供茶水，为军人缝补、浣洗衣服。1938年春天，当男人们忙于播种，没有时间在村里站岗放哨时，妇女们站出来完成这些任务。如果一个陌生人进村，在家门口做针线活儿的老太太会站起来说：“让我看看你的路条，检查一下是否带着违禁品。”

妇女们学习读书写字。她们演戏出节目。这些以前没有任何权利的女人也开始行使选举权，参与村里的行政管理。在唐县，有二十个女子当选为村长。在阜平县，有十多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些获得解放的妇女觉悟很高，认真对待她们的新任务。她们宁可走几英里雪路，也不耽误派她们去参加的一个会议。多少世纪以来第一次，晋东北妇女可以抬起头了。作为平等的公民，她们同男人一起摆脱了封建压迫。她们现在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她们自豪地、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

商人救国会鼓励其成员做边区内部的买卖，把手工业品和工业品带到农村，把粮食贩运到城市。区内的商品流通越好，它对敌占区的依赖就越少。边区的商人和绅士们忠实地支持边区政府，他们踊跃认购了数十万元的救国公债。

文化工作者救国会包括教师、艺术家和新闻记者。关于教师的工作，以后我们还要谈及。艺术家画的招贴画和漫画，在边区每个村子的墙上都可以看到。前线的将士必须经常听到后方的消息，使他们感到，虽然他们作战远离根据地，但他们仍然没有失去同家乡的联系，从而了解他们的斗争同全国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的关系。由于有了战地无线电，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战斗的游击队有自己的报纸，如《火线报》和《战斗报》。在后方，报纸是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每周出版一次的《边政导报》刊登政府的决议、命令和对群众的号召。《抗敌报》是边区历史最悠久、最受欢迎的报纸，发行两千五百份。最近又出版了《新华北日报》，它的规模更大一些。

每家报纸都从各种救国会和各地游击队中吸收一些通讯员。这些通讯员对本地情况了如指掌，而不是走马观花，因而能很好地报道当地人民的工作，并对地方当局提出批评性意见。他们是人民的喉舌。边区领导人把当地通讯员的报道和政府的报告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哪些地方只讲空话，不干实事；哪些地方的组织不健全，没有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抗敌报》的通讯员就是用这个办法帮助纠正了冀西政府的一些缺点。

日本人禁止印刷物资运出占领区，因为它们“对敌人有军事用途”。尽管如此，《抗敌报》还是设法弄到了一些印刷机、足够的铅字以及够用几个月的新闻纸。这家周三刊的报纸现在又在冀中出版一种半月刊。其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北平和天津的记者。新闻工作者和印刷工人的工资在边区是最高的，每月二十元，政府官员才十八元，从而表明报刊的工作受到重视。民众急切地等待着每一期《抗敌报》和《边政导报》，所以邮差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送到边区最偏远的地方。平山距离五台山一百英里，中间有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然而只需三天时间，就可以收到《边政导报》。敌占区的爱国读者总是想方设法弄到边区的报纸，仔细阅读，并翻印传播，在那里大量偷运。

教育工作在边区政府教育部的指导下，由文化工作者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负责进行。教育部是由边区国民党负责人刘天启领导的。在边区有两万所初级小学、一些高级小学、五台山的一所抗日培训学院和一所国民革命中学。数千所农村学校的教师都是男女青年，他们把对孩子们的教育工作看作抗战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为了糊口。过去那种在昏暗的乡村小学教室里强迫学生照本宣科、和尚念经似的背诵古文的现象现在已经没有了。拿戒尺统治学生的迂腐学究也不见了，不过，许多老的小学教师重新培训后，继续工作。上学是免费的，所以最穷的人也可以念书。由于这个缘故，边区政府建立以来，小学生人数翻了一番有余。

课程很简单，只有读、写、算、《国难讲话》和《国防常识》。课本都是油印的，附有文化工作者救国会的画家绘制的插图。初级读本的内容已不是“我是一个男孩子，你是一个女孩子”之类的句子，而是一些短篇小说，如《日本人为什么打中国》、《好人上前线》、《慰劳我们的受伤勇士们》。上算术课时，孩子们不是数抽象的数字，而是运用这样的实例，如“东北四省加上华北五省，就是敌人侵略的我们九个省”。大部分课程是在露天进行的，并结合游戏。当学生上自卫课时，他们就拿着小红缨枪，在村子周围站岗放哨。军队经常住在学校。孩子们同战士交朋友，给他们打水送毛巾，实地学习如何做到“军民合作”。爱国主义的课不是抽象地讲，而是向小学生们讲述抗日英雄尤其是边区的抗日英雄的故事。给他们出的作文题，都是结合具体问题的，如：《我们的战士是如何收复平山的》、《我们为什么必须增加生产》。在播种和收割的季节，小学生在老师的率领下参加田间劳动。他们像长辈一样，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小学生发现一个陌生人，会要求他出示通行证。

在边区，不但大人教孩子，而且孩子也教大人。小学的学生给文盲农民开识字班。中午，人们可以看到几十名男女小学生走向田间，农民们做完上午的农活，正在那里休息。孩子们腋下夹着小黑板，口袋装着粉笔。他们每人带领五个到十五个大人，先讲几句话，然后领着农民集体唱歌，每天教他们认识几个字。农民和这些小先生都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们亲密无间，谈笑风生。农民们以自豪的神气看着这些在他们眼皮底下长大的男女孩子。这种“小先生制度”大大增加了边区居民的识字人数。

在整个边区，农、工、妇、青的救国会为自己的会员组织了各种学习班。数十万男女老少都在学习。人们认识到，提高文化水平的人有责任帮助别人。在五台山，成立了一个师资培训学校。

边区的医疗组织比战前有了改善。有几个专为伤员服务的大医院。当局想尽一切办法来缓解医药短缺的困难，甚至冒着风险去北平、天津购买所需要的东西。对受伤的游击队战士，悉心护理，关怀备至，群众团体经常派代表团慰问。妇女来看护他们，教师来给正在康复的伤员上课，青年团体来为他们演戏。直到完全复原，他们才出院。五台山医院提出的口号是：“耐心静养，争取完全康复，以便重新上前线杀敌。”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就在这个医院同一些中国医生一道工作。① 他是输血技术方面的一个世界性权威，来华以前曾拯救了西班牙战场上许多自由战士的生命。他不仅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了负伤的游击战士，而且献出了自己的许多血。在这方面，他只不过是效法了边区政府整个医疗战线树立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的榜样而已。边区的军人知道，如果他们负伤，他们是不会被抛弃的。他们知道，他们将受到全体人民的关怀，直到他们恢复健康。旧时军阀军队的士兵之所以逃避打仗和掠夺老百姓，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懦夫或土匪，而是因为他们是地球上无依无靠的浪荡汉，受到所有人的敌视。军官掠夺他们，他们掠夺老百姓。如果他们不自己照料自己，没有人会照顾他们的。如果他们受伤，没人会管他们，只能等着死。但边区的游击队员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为人民而战，为保护他们同全体人民一道共同创造的幸福生活而战。他们不必为自己的家庭操心，如果他们牺牲了，他们的家庭不会没人管。他们保护人民。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自己需要照顾的时候，人民是会照料他们及其家属的。

在结束对边区机构的介绍之前，还要讲一讲群众的军事组织，因为它是游击队的后备力量和辅助力量。

直接的后备力量是每个县建立的基干自卫队。这些自卫队是由最强壮、最能干的农民、工人和学生组成的。他们脱产接受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他们的职能是发挥地方军的作用，负责保卫本地，除参加本县的战斗外，还到外县去作战。

第二种后备力量是人民自卫军。这是一种群众性军事组织，吸收

① 白求恩医生和艾文护士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平民主联盟的医疗团。国际和平运动会于1939年初资助五台山医院成为“国际和平医院”。国际和平运动会中国委员会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给予了支持。

二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公民参加。对他们的培训是在不妨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不穿军服。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军队做一些辅助性工作，但必须接受使用武器的训练，当家乡受到袭击时，要参加战斗。“青年抗日先锋队”吸收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男青年参加，他们也接受军事训练。但他们比自卫军更活跃，从他们的队伍里给村里培养了一些最积极的政治、军事组织者。

在这些辅助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秘密游击队”。他们穿便服，秘密携带武器，三五人一组进行活动。他们潜入敌占区，从事秘密活动，逮捕和处决汉奸，瓦解伪政权官员，向人民显示抗战的力量。当游击队被迫从某地撤退时，就留下小股力量组织民众反抗。当游击队要收复某地时，“秘密游击队”就积极活动，骚扰敌人的后方。

参加辅助队和后备队这些抗日组织纯属自愿，但大部分居民都参加了。如果任何组织都不参加，则会受到城镇舆论的谴责。在我们介绍农、工、青各种救国会时，已经谈到了它们可以向游击队提供什么样的支援。各种救国会吸收的会员同其名称是一致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边区都有自己的地方组织，它们在各个方面密切合作。

由于边区中国政权巩固，去年夏季中央政府决定给完全位于敌后的河北省任命一位新主席。担任这个职务的是老资格将领鹿钟麟，他从汉口出发，偷越日本防线，最终到了目的地。

在去河北途中，鹿将军及与他同行的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新官员到了晋东南八路军驻地。8月20日，在这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会上发表的演说表明了统一战线的力量和现状。①

① 这些演说是根据1938年11月在闻喜的一位目击者的报道摘要而成。

“同志们，”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露天举行的军民欢迎会上说，“让我们欢迎河北省主席、第八游击战区总司令和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鹿钟麟。让我们同时欢迎河北国民党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政治部新主任孙培新（译音）。在1925—1927年国共两党共同北伐的时候，鹿将军是国民革命军的指挥官，让我们现在继续发挥当时的那种精神吧。

“多年来，由于日本人的压力，国民党不能在河北公开活动。共产党更早地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现在我们两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只有我们共同抛头颅、洒热血，才能建设一个强盛民主的中国。

“日本人知道我们的统一战线日益壮大，成为实现其阴谋的主要障碍，因此，竭力离间我们两党。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得逞。今天，我们要明确地区分敌友。凡是抗日的，不管他属于何党何派，都是我们的朋友；凡是叫嚷投降，企图破坏我们团结的，就是我们的敌人。

“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不懂得统一战线。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进展有害于共产党，或者反过来说，共产党的扩大会损害国民党。但是，实际上，每个党都可以对抗战做出贡献，胜则同胜，败则皆亡。我衷心希望河北省的国民党扩大它的组织，接纳成千上万的新党员，增强我们共同的战斗力。

“让我们记住十五年前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合作来贯彻这个已经被忽略了十来年的决议。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完成这个任务，就足以打赢这场战争。

“在河北，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完成民主建设，动员人民群众，真正推行战时教育，改善人民生活。‘抗日’是我们的中心口号，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它。我们两党应当互相合作，彼此帮助，交流经验，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在敌后建立华北防线，建设根据地，收复失地！我们欢迎鹿将军、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们、第八游击战区新司令部和新的河北保安司令部。我们的欢迎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体现在行动中。让我们坚持抗战，加强全华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吧！”

鹿钟麟将军致答词时说：

“许多人仍然误解统一战线。他们害怕同共产党共事。但是，我们作为国民党的官员，现在要去在共产党领导下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大片领土上任职了。我们看到，贵党得到人民的完全支持。这证明你们的方法对头。我们过去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了中国。显然，人人必须出力，赶走日本人。这样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今天，我们团结起来了。各党各派携手合作。共同抗日。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事实。

“敌人不仅用飞机、坦克和大炮打我们。他们最怕的，是我们的团结，因此，他们千方百计离间我们。但他们是徒劳的。我们是既吓不倒，也骗不了。我们的团结一天比一天加强。”

河北省国民党官员韩梅新（译音）代表他的党组织讲话说：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亲眼看到国共两党的同志们和谐共事，为国献身。作为国民党的一员，我谨向共产党的革命同志们致以敬礼。

“如果中国灭亡，任何党都无以存身。打败日本人，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是盟友。在战争中，加强盟友，就是加强自己。谁要是忘记了这一点，他就是有意地或无意地帮助敌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使抗战失败。

“我同意彭德怀司令的意见，我们必须本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合作。我们的责任不仅是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共同建立一个强盛民主的新中国。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的。在复兴国家的斗争中要取得胜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我认为，我们两党的合作应当是长期的合作。

“我们都看到，国共两党在华北实现了真正的合作。让我们真心诚意地互相合作，纠正彼此的缺点，竭尽全力为争取胜利而斗争吧。”

不久，鹿钟麟将军就抵达他的任所。在此期间，边区政府的权力继续扩大。我们已经看到，游击队斗志昂扬。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尽管日本人的新闻检查很严格，在他们占领的天津市，一位英国报纸主编对形势是如何看的。

“我认为，”潘奈尔先生在9月写道，“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日本人的处境都比军事行动开始以前恶化。……他们想以武力解决华北问题的计划全面破产了。这是明摆着的，一清二楚。这不啻是对他们的一记耳光。

“亲日政权陷入深深失望之中。他们的威信扫地，老百姓根本不理睬他们。现在人们谈论的是共产党、游击队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他的法令实际上畅行全省，从黄河直到冀东的长城口。”

冀东长城口通向东北。1938年秋季，游击队穿过长城口，同对日作战七年的东北义勇军建立了联系。11月，一个新的边区战区在河北、热河、辽宁交界的地方建立了。不久，八路军支队领导的大批游击队出现在沈阳附近。日本人赶忙派了两个师的兵力出城对付游击队。

今年1月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收复的失地，并同东北的失地重新建立了联系。它委任石友三将军为察哈尔省主席，并恢复了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省政府建制，它们从1932年起就不存在了。

以上所述，就是晋察冀边区成立十五个月来它的战斗的民主制度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