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就不再存在

了。一些最有影响的老会员，加入了当时风起云涌出现的新政党，这

些政党都没有什么革命经历，后来组成了国民党。孙中山对此是反对

的。国民党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换。同盟会原本是一个从

事革命活动的组织，国民党则只是一个松散的机构，由于一批见风转

舵投机客的大量流入（这批人表面是冲锋在前的革命者，实际则是力

图维持旧局面的保守派），使得同盟会原有的革命性大大弱化了。袁

世凯之流篡夺政权以后，国民党成为议会中的反对党。虽然国民党还

在侈谈“服务社会”，甚至“社会主义”，但它的政纲与同盟会不

同。国民党对十分迫切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问题只字未提。这样从其

成立之初，国民党这一新政党就初步显现出其已沦为是由一批既无活

力锐气又无政治原则的政客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孙中山不久就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他同意并批准在国民

党内部再组织一个小的政团——同盟会俱乐部。他想以此来保持老同

盟会的革命精神，但并未如愿。

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却在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企图建立自己的

军事独裁政权。不久，他就再也不需要《临时约法》的外衣，且不经

过一切民主程序，直接同国际财团谈判借款。而过去这一类借款曾引

起民众对清王朝的强烈不满。袁世凯的肆无忌惮和高压横暴，遭到其

对立阵营人们的强烈反对。反对袁世凯的人，或者被暗杀，或者遭到

子弹的恐吓，一时间人们噤若寒蝉。

国民党的抱负得到暂时的施展，它在第一届国会中赢得了多数席

位。但它想掌握政权的希望，却因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而落空。

宋教仁是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而取得政权的人，是国民党推出的总理候

选人。正是在袁世凯的恶棍流氓手段充分展示出来之后，英、法、

德、俄、日本银行团对袁世凯向革命党的开战十分满意，五国银行团

才向袁世凯政府贷款2500万英镑。美国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袁世

凯是善于顺应时势、能办事的“强人”。

在得到了外国的撑腰之后，这位“强人”当然投桃报李。1912年1

月27日，即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的第一个月，他急切办理的第一件事

就是签订协定，成立开滦矿务局。根据协定的条款，1900年胡佛耍弄

手段从中国窃取的英资开平煤矿和中资企业滦州矿业公司合并，由英

方控股。这样，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产区（位于唐山与天津之间，在

长城之内）被拱手送与了外人。国家的主权被公开地弃置不顾。根据

协定条款，除非得到英国政府的事先同意，否则开滦矿务局的事务不

受中国有关矿山开采规定的约束，也不接受中国对矿产征税税率的规

定。矿业管理的实际权力，完全落入了英国总经理之手。作为贿赂和

回报，薪酬虽然极高却无实权的“董事长”一职，才由袁世凯的长子

担任。

袁世凯对英国的回报是中国的煤，对美国的回报则是中国的石

油。纽约的美孚石油公司得到了在陕西和整个华北地区独家开采石油

的特权。

中国的领土也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助长

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再信守它们之间彼此互不侵犯的承诺，而开

始了一场新的争夺——掠夺中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国”

的国旗，展示了它历史性的多民族特色。五条同样宽的色带，象征五

大主要民族：汉、满、蒙、回、藏。但袁世凯所代表的是旧中国的封

建地主和大商人阶层，他的兴趣只在于，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

族，都同样加以剥削和压迫。与过去其他的王朝相比，袁世凯既加强

了阶级压迫，又加剧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与过去其他

的王朝相比，在捍卫民族的共同遗产即整个国家的权益方面，袁世凯

并没有多少作为。为了讨好外国列强，他承认并保证遵守帝国主义强

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协定，包括沿中国边疆地区的“势力范

围”，如英国对西藏，沙俄对蒙古，等等。袁世凯的所有这些承诺，

都被帝国主义者加以利用：一方面加紧分割中国，一方面阴谋将原

来划分的“势力范围”干脆变为赤裸裸的占领，将之变为他们的附庸

国。例如，西藏贵族的亲英分子，曾宣布非法的所谓“独立”，实际

上企图将西藏变为英国的一系列保护领地，对此不管中国或其他任何

国家，都从来没有承认过。

1912年8月17日，英国驻北京公使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威

胁说，如果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派部队或行政人员进入西藏，

或给予西藏议会代表权，英国将不承认“中华民国”。照会还蛮横无

理地宣称，英国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不承认中国对西

藏的主权。英方坚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在会议之前，

英国将封锁中国人员和货物通过印度进入西藏的所有通道。① 对此，

袁世凯政府只是发出了一封措词软弱的抗议，说此举实际上是“友

好”的英国对中国的宣战，却仍然同意举行谈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

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由来。在这次会议上，英国不仅图谋把西藏从

中国分割出去，还企图把西藏东南的一大部分并入英国在印度的领地。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爵士② 要求，建立一个“外

藏”，实际上将其变为了一个独立的实体，另外一个是“内藏”（包

括藏族和其他民族居住的几个省份），对此中国将拥有行政管辖权。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英方在谈判中对中方代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还直接照会北京说，“英王国政府的忍耐已到了尽头……除非签署本

条约，否则麦克马洪爵士将与西藏各方单独签订条约。”袁世凯政权

尽管对帝国主义总是百依百顺，却也拒绝在西姆拉会议上由英国单独

炮制的条约。1914年7月3日和7日，袁世凯政权不但在会议上，还通过

驻英公使，宣布拒绝本条约，同时宣布将来英方与西藏任何人单独签

订的各种协定，均属无效。

这样的举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早在1914年3月，麦克马洪就劝诱

西藏地方政权的代表龙臣·沙特拉（Lochen Shatra），与之未经任何正

式的谈判，就在德里秘密签署并画了一张地图，把西藏东南部的数个

县划入了英属印度之内。这一阴谋是背着中国政府干的，龙臣·沙特

① 英国有意利用西藏交通条件困难故意阻滞其与内地信息传递的事例，在1950年新中国刚

成立不久又一次表现出来。当时，英国的香港殖民地便以拖延或不发护照为由，使拉萨派出的

代表团几个月后才到达北京。详见1950年11月16日中国致印度照会。

② 就是这位麦克马洪，后来成为英国驻埃及（当时埃及是英国保护国）专员，他曾保证，只

要阿拉伯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方面，对德国、土耳其作战，就在战后让它们独

立。战后作为巴黎和会的中东专员代表，他却将阿拉伯国家划为“保护地”或“委任统治地”，

分给了战胜国协约国各方。

拉的行为也受到拉萨方面的谴责和驳斥，但其照旧在上述各县收税并

行使行政管理。因此，直到15年后的1929年，英方才公布麦克马洪与

龙臣·沙特拉签署的这些文件。而在1936年之前，英方不敢把“麦克

马洪线”作为官方地图上的边界。1936年，中国面临日本迫在眉睫的

侵略，处境十分困难。即使在此刻，蒋介石政权也没有承认这段边界，

以致这条界线消失了数年，甚至在英国官方的印度地图上也不见了。

因此，无论西姆拉会议还是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生效过，更

不具有合法性。这些都不过是英国殖民主义企图把西藏从中国永久分

割出去的伎俩而已。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目的是从西藏人手中盗窃这片

土地，把西藏变为他们的保护地，归其直接进行殖民控制。① 

1913年，袁世凯对帝国主义者软弱屈膝的政策，以及他在国内对

人民的背叛，引发了孙中山讨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是南

方数省组织的武装起义，持续几个月之后被镇压下去。国内各方对袁

世凯的极度愤慨，无疑使得袁世凯在向外国屈服方面更加小心。二

次革命失败，革命者未能推翻独裁者的原因仍然在于他们没有发动农

民，农民阶级对革命仍置身事外。

军事上取得胜利后，袁世凯干脆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同时把《临

时约法》抛弃在了一边。孙中山再一次被迫流亡海外。1914年初在日

本，他又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系更加紧密的、纪律更加严格的政治组

织，称为中华革命党，准备再次推翻袁世凯。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事件。

日本加入了协约国一方，但它与德国只进行了一场战争，是在中国山

① 关于西姆拉会议的研究报告，包括《艾奇逊条约》版本如何企图使它“合法化”，见马克思

韦尔（Maxwell, Neville），《印度的中国战争》，第二章，伦敦，1970年；以及第二章，纽约，

1971—1972年。

东省的土地上打的。日本强迫驻守胶州（青岛）的德国海军投降，这

样，日本便把它的军队开进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日本进占的地

区还不受任何交战国家的限制。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都卷入了在欧

洲进行的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东京来说，已不再是在瓜分中国

中占有多少份额的问题，而是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时机已经

到来。

这正是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对德宣战的根本原因。日本

的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在1915年发表的一份备忘录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欧战结束恢复和平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德、

奥两个王朝获胜还是英、俄、法三个协约国获胜的问题，而是，

鉴于未来的倾向是欧洲各国向欧洲和亚洲大陆扩张，日本帝国政

府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运用各种力量，以阻遏这种趋势的发生。现

在是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好时机，这种机会是几百年也难遇到

一次的。① 

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的野心勃勃的尝试，是1915年1月18日，经过

精心策划，日本大使秘密夜访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

条”。这份充满强盗逻辑的文件，令人回想起日本在吞并朝鲜之前强

迫朝鲜签订的那些文件。这些文件写在纸上，但纸面上却如同盖满了

大炮和战舰的水印一般。

“二十一条”提出的各项要求，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① 麦克纳尔：《现代中国史料选读》，上海，1927年。

第一号

日该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

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该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

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

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

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

第三款 中国政府允准，日该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

线之铁路。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

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该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该国在南满洲及东

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

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款 日该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

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 日该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

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款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

与日该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第五款 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开各项，先经日该国政府同意

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

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款 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

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该国政府商议。

第七款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该国政

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该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该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

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

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该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

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

意处分。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

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

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

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定立专

条如下：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

他国。

第五号

第一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

等各顾问。

第二款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

土地所有权。

第三款 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轕之事不

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

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第四款 中国向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

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

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第五款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武

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该国。

第六款 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

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该国协议。

第七款 中国允认日该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

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该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

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该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

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

北京政府为上述条款的谈判一直拖到5月间，接着日本提出限48小

时答复的最后通牒。袁世凯不仅没有呼应国人的强烈民族义愤，反而

倒行逆施，强化了他的镇压措施。他这时正在谋划做皇帝的大梦。在

这方面异常忙碌的古德诺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古德诺一直以来就在扮

演着挖共和国墙脚的角色，而共和国的民主色彩此时已经所剩无几了。

古德诺写了一篇使用中文写作的论文，被袁世凯大量印行，此文

鼓吹中国应该恢复帝制。文章开篇就是一句侮辱性的断言，说“在一个

民众智力不高的国家”，共和制的总统选举和更迭只能带来骚乱，接

着便威胁说：

欧洲国家与它们的工商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为了它们的投

资获得适当回报，必须有一个和平环境……它们越来越坚持认

为，不安定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实际上只会带来毁灭。

因此，古德诺的结论是，“对中国来说，帝制比共和更合时宜。”

古德诺的意见得到霍恩伯克教授（Prof. Stanely K. Hornbeck）的支持，

这位教授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头面人物。在中国，这位职业

政治家武断地说，“帝制政府可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政治观念。”对古

德诺和霍恩伯克来说，袁世凯不言而喻就是自然的皇帝。霍恩伯克还

说，“30年来，外国的代表都感到……对他深有信心。”① 

然而，古德诺的文章还有一条保留意见，即“实现他的建议的唯

一前提是，这一变化不至于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不至于造成骚

乱，当前的民国政府多次制服了这些骚乱。”换句话说，在这位知名

的经典人物看来，曾经产生过华盛顿和林肯的政府的形式是第二位

的，镇压革命力量的效率才是第一位的。

袁世凯听从了古德诺的劝告，但并未理睬古德诺提出的警告。最

① 霍恩伯克：《当代远东政治》，纽约，1916年。

终袁世凯自己导演了“选举”自己为皇帝的丑剧。原定在1916年元旦

举行加冕典礼，但距离加冕典礼还有一个星期之时，蔡锷将军在其他

军官们的支持下首先在云南起义讨袁（其中包括朱德，那时他已经是

一位旅长）。独裁者袁世凯至此已丧失民心，民众对帝制深恶痛绝，

中央政权分崩离析之迅速，恰如1911年辛亥革命反清时期那样。结

果，袁世凯被迫推迟加冕，继而又被迫取消帝制。1916年6月，袁世凯

死去了。① 

虽然北京政府依然苟延残喘，但已经有名无实。从此以后，它再

也不能在全国发号施令了。名义上的总统，实际能控制北京的人，在

两大省籍军阀集团之间交替。一个是皖系的段祺瑞，由日本人支持；

另一个是直系的冯国璋，得到英、美的支持。稍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亲

日的军阀集团，称为奉系，也是一支试图称雄全国的力量。这就是

“军阀混战时期”的开始。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各国列强在财力和军事

上支持并武装中国的冒险家们来控制中国。

上述集团中，第一个主持北京政府的是亲日的皖系集团，以段祺

瑞为首。段祺瑞上台后，立即与日本签署了一笔带有奴役性质的2亿元

的所谓“西原借款”。1917年8月，在美国对德国宣战后，段祺瑞政府

也宣布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参战对国家无

丝毫真正的益处。事情非常明显，对德作战也不能收回被德国占领的

租借地，因为“二十一条”已将此项权利转让与日本，日本又与英国

达成了类似的协议。最初，国会议员均反对对德宣战，后来通过贿赂

① 历史向霍恩伯克这种博学人物开了一个玩笑。他在上述书中说，蔡锷的起义“可能前景并

不美妙”，但到书付印时，帝制连同袁都已完蛋。但霍恩伯克后来的事业，并未受到他那反动

近视症的影响。1930年，他作为外交家，帮助过蒋介石打天下。到了50年代，又为台湾的蒋

介石和韩国的李承晚拉关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控制他国方面总是一致的，总是臭味相投的。

议员才得到大多数的通过。

袁世凯死后回国的孙中山反对说，中国唯一应该参加的正义战

争，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控制的战争。他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军政府以

支持他自己的抗议，并宣布这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由于政治上

和组织上的准备都不充分，广东政府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中国宣布正式参战的结果，只是为北京政府自己武装起来去平息

反对者创造了条件。没有任何中国军队被派向国外作战，主要原因

是欧洲协约国不愿意让中国人得到向“白人”开枪的经验，哪怕打的

是协约国的敌人。然而在英国人的要求下，中国选派了20万农民和城

市居民组成了“华工”团。这批“华工”是由专门办理贩运“契约奴

工”的老手集中起来，用轮船装运到欧洲的。帝国主义经办的开滦矿

务局担任了大部分任务。而开滦矿务局则是由未来的美国总统胡佛操

纵成立的。这批“华工”后来被派到法国，他们通常是在手无寸铁的

条件下在战场上干活，或挖战壕，或埋死尸。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

名义上是协约国的“盟友”，然而其被赋予的唯一角色是奴仆，主子

要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靠大发战争财而被养肥了的美国，准备在德

国战败被处置之后，独自霸占中国的市场。这当然不符合日本的口

味，因为日本早有独占中国的野心，而且当它的对手正在忙于在别处

扩张的时候，日本早已在中国大大地扩展了它的势力范围。到1914年

之前，英国是在中国的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同时受到美国和

日本的挤压，它就不得不依违于两者之间斗法。

然而，在第一次大战停战之前，上述三方之间的冲突并未表面

化。相反，因为日本经常以退出战争或倒戈参加另外一方来进行讹

诈，英美两国都不得不做出让步。英国向日本保证，不但山东，连同

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其他一些岛屿，都让日本接管。① 而美国，它暗示

说将来在和约中会支持中国的要求，以诱使中国参战。然而中国参战

以后不到两个月，美国便背信弃义，于1917年11月2日，与日本签订了

一项十分荒唐的“兰辛—石井协定”，提出“领土邻近关系形成国与

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前提，因而，“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

殊利益，尤其在其邻近中国的某些领土方面。”“兰辛—石井协定”

不只是针对中国，也针对俄国，当时俄国正处于革命前的阵痛中。美

国承认日本有特殊利益的地区，也邻近俄国的边界。

1918年，英国也重新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批准1914年的“西姆拉

协定”，这就意味着英国人意欲吞并西藏。

这样，即使中国在战争中是他们的“盟友”，钩心斗角的帝国主

义者照旧推行他们瓜分中国的政策。这就使中国的爱国者们含羞忍

辱、义愤填膺已达80年之久的愤恨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战争使得中

国内部经济、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带来新形式的斗争。

一方面，欧洲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暂时减轻，使日本在中国扩大侵

略更加有利。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压力的减轻，也使得中国工业得

到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同样，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也在迅

速扩大。

虽然中国直到这一时期，还没有扭转贸易上的失衡状态，但它进

口超过出口的额度已从1914年的1.34亿美元，下降到1919年的2200万

美元。

中国人自己开办并拥有的棉纺厂的纱锭数，从1913年的651,676

① 即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包括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与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群岛都归美国管理；美国早期爆炸核试验的比基尼与恩尼威托克，也位于

马绍尔群岛之间。

支，增长到1919年的1,173,012支。国内面粉加工业也有快速的发展

（1914年中国进口面粉超出口达1.5万吨，但到1918年出口超进口达1.5

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中国只有15家中资银行，到1919年

已有57家。

除了中国资本兴建的新工业设施外，日本人也在中国新建了若干

工厂。在此之前存在的生产和消费能力比以前都有了充分的利用和释

放。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增长的速度，比中资工厂的增长速度以及中

资和外资工厂加起来所拥有的生产设备的增长速度都要快。在1914至

1919年间，中国工人的人数增加了3倍，从100万增长到约300万。还

有一点不应忽略，即在大战期间，被运往国外的“苦力”也有千百万

人。这些人大部分在工厂或其附近干活，大多数人特别是在俄国做工

的，不久就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有整连的

中国人加入了苏联的红军部队，同白军和外国干涉军英勇作战。随着

人数的增长，视野的开拓，工人阶级必然要向过去自己完全被埋没的

处境提出挑战。这种奋争必然表现在政治诉求上。这是一个极其重要

的新的事实。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民族资本在欧战时期的扩张，还有其

片面的缺陷性，即其发展完全局限在轻工业方面，在基础工业（金

属、工程和采矿业）方面则没有起色。相反，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日

本趁此机会加紧了对中国仅有一点工业的控制和掠夺。中国的经济，

事实上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状况而走向真正的独立——正在上升的民

族资产阶级是不会满足于此种现状的。

上述所有这些形势发展的表现，是一战时期中国知识界史无前例

的活跃奋发。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它对孔教伦理、家庭的

宗族等级制度、中国封建社会一切社会的哲学的上层建筑，进行了

尖锐的抨击批判，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兴”运动。其内容之一是提倡

白话文，用口语写作。把新信息和新思想传递给民众，这一点是极其

重要的。而在此之前所有的文体和写作，即使是报纸，也都使用文言

文。对于读者来说，正如你对现代意大利人讲拉丁文一样，没有受过

特殊教育的人，就是听别人阅读也不会理解，更不用说自己去阅读

了。这场新文化运动产生了伟大作家和民族英雄鲁迅以及小说家茅盾

等人。茅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文化部部长。这些人都是

新的革命民主文学的先驱。

在此期间，大中学生的人数也在迅速增长，他们反对旧观念，热

切地审视、研究中国和世界上的每一种新思潮。到1917年，学生创办

的期刊不少于300种，大部分都使用白话文出版。青年组织和研究团

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包括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新民学会”，

以及周恩来担任领导人之一的天津的“觉悟社”。渐渐地，新文化运

动分化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坚持将运动局限于“非政治”范围，左

翼则试图寻求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

面——的激烈变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中国的社会与思

潮所发生的变化，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时期的变化中，最为深

刻、最有意义的一次。这些新的变化为革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11

年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是废除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专制政体。但这

点成就说到底也只是表面上的一点水波荡漾。民族自觉空前高涨，

所有的新生力量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因为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他们很清楚，如果允许不平等条约继续生效，那么大战之后各帝国主

义列强一定会利用它们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特权，来阻止和破坏中国的

进步。

要求结束中国被奴役地位境况的这一共同愿望，使得北洋军阀政

府也不得不在上述问题上与广大民众站在一起。它不得不训令参加巴

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所

宣布的类似“十四点”中的自由权，以及其他协约国的声明，要求恢

复中国享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权利，而特别提出了以下几点：

废除各外国划定的势力范围。

撤出各外国在中国的所有驻军。

废止列强享有的治外法权。

收回各外国在华的所有租界。

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废止不得高于5％的关税率。

撤销1915年日本针对中国的所谓“二十一条”。

然而，上述正当要求全部遭到了拒绝。相反，《凡尔赛条约》第

156条承认日本夺得德国之前在山东所享有的权利，并使之合法化。主

宰和会的四巨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

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以下是他们针对中国的极其野蛮的

措辞：

胶州湾周围的领土，铁路，电缆，以及山东境内的矿山，连

同中德1898年3月条约中规定的特权，都让与日本。

德国在铁路干线与支线，产业，车站，建筑与其他不动产以

及矿山等方面所拥有的特权，由日本接收。

从青岛通往台湾的电缆，由日本无条件接收。

这就是在大战结束后中国得到的一记耳光。中国是在“争取民族

自决权”、“让世界和平地走向民主”的口号下参加这场战争的。上

述结果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的抗议怒潮，使得中国社

会的新生力量，与一切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发生了

直面的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