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思想的矩阵中，每一位思想家似乎都发明了一种“针刺”状的东西，来逼迫那些更深层的事物开口说话：福柯的“权力”、德里达的“书写—踪迹”、拉康的“欲望”（Desire）、鲍德里亚的“仿真—拟像”（Simulacra-Simulation）。与前三位不同，鲍德里亚是最善变的，因为他最贴近正在发生的经验，声东击西，如碎银散落，没有福柯的气势，没有德里达的缜密，没有拉康的玄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已经成形的“经典装置”不那么感兴趣，他不是解构者，他的写作本身是“漂移状态”的，不那么严肃。一种致命的“当下—虚拟”趣味使得另一位后现代思想家齐泽克不得不说，这家伙不懂政治。如果说其他三位思想家致力于破解“经典装置”的构成密码，鲍德里亚的着力点则是去搜寻攻击这些密码的“病毒”，在人们惊叹“天啊！这是真的”的时刻，鲍德里亚才出现在那里。当政治抵抗的策略，比如身份、反讽、戏拟、犬儒，还有静坐、游行以及谈判大量繁殖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天啊，他们真的开枪了！此刻鲍德里亚才出现在那里。

核心价值以及具体的行动被取消之后，仿真品大行其道。人们总是习惯于模式之争，拉美模式、北欧模式、美国模式，还有为赢得民族自豪感而必须强调的中国模式之间互相争斗，这就像在中国当下社会，开发商们发现政府总是青睐于在旧城之外搞经济开发区一样，一个新鲜的仿真品总是令人心醉的。像玩电子游戏一样，程序—符码所建构的生存游戏总是比现实世界真实上千倍。在刚才的例子中，如果改建老城，其魔幻—棘手的程度绝对高于新的开发区，这不是冒险，而是自取灭亡。于是人们宁肯玩在线冒险，宁肯开发也不愿意改建、调配、应对或直接冲撞。模式在那儿，当人们在考虑这样玩还是那样玩、选择这个程序还是那个程序的时候，程序已经彻底打败人类，人们成了模式的奴隶。

假装行动、假装冒险、假装体验、假装革命、假装解放，仿真时代来临，鲍德里亚的忧虑在于，符码的形而上学已经统治了这个世界。那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才算动真格的？一个发现了“仿真世界”的理论家，其全部的理论激情在于求真，这就是一位后现代思想家真正严肃的地方。

后现代式的悲悯

1983年，鲍德里亚的《致命策略》（Fatal Strategies）出版，编者附录了一段访谈。当记者问他如何给自己定位时，鲍德里亚有四种回答，并且每种回答都以反问句式出现。社会学家？理论家？形而上学家？人性与风俗道德的思索者？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是的，这是一位蒙面前行的思想家，非要去辨认其面目本身，就构成了身份谎言的一部分。他留给世界的是一些思想的踪迹，这些踪迹激发人们冒险的冲动。他四处“作案”：20世纪60年代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一转眼，就终结了“生产”理论；前一分钟他还在谈论符号，接着就用仿真理论——一套产自符号系统内部的“病毒”，来攻击符号系统；他也许曾经是后现代的，但鲍德里亚退休之后的工作，就是为网络时代找到了新的符码—模式（Matrix）形而上学。就像如果只有迪士尼乐园才能还原“事物本身”，乐园之外的现实世界就会成为景观、装置以及幻觉。

1987年，鲍德里亚从南泰尔大学（University of Nanterre）社会学系退休后，成了专栏作家、摄影家以及科幻小说作者。在个人影展的作品中，他向人们证实了对象—客体（Object）最终会打败主体。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污秽的街角，安静的垃圾，无名的面孔，总之，在符号体系之外毫无意义的存在，最终会打败主体。鲍德里亚将摄影当作一次决斗——主客体之间的决斗，倒下的一方总是以绝对的、封闭的死亡战胜镜头。古典的、直接的牺牲，铸造了阐释的绝境，他者永远只能是他者，这永恒的敌意，恰恰是人性尊严得以持存的根据。

这位很不巴黎的外省人，法兰西农民的儿子，一直游离在学术体制之外。他完成于1968年的博士论文《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几乎可以当作小说来阅读，阐述物质如何摆脱了人的操控，具备了自身的命运。这是一部有关物质（现代消费品）的家族史，讲述他们的基因、体貌、面容、颜色以及性格，他们联姻的故事，他们的阴谋、技巧；还讲述了在人和物的关系中，物如何不动声色地操控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物体系》是在向他的老师罗兰•巴特致敬，当消费品无处不在的时候，“物体系”就崩溃了，人们活在了象征体系的幻觉中。1970年发表的《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将消费主义的逻辑推向极致，并且终结了商品的双重属性——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向人们宣告交换的盛行，以及荣誉取决于消费品的等级，而非源自人们具体的行动，而幻觉则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20世纪90年代以后，鲍德里亚看到，交换价值也被符码化，生产与消费丧失其意义与目的，商品自证自明，它们抛弃了消费者，与人们拉开了距离。商品在斜视人们，诱惑人们。《消费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所描画的心灵地图那种实在的关系已经破产，在商品的王国里，人反而成了中介与工具，被用来展示物质的情欲。

作为消费社会的敌人，带着他对消费社会的精湛分析，鲍德里亚走向了汉语读者——实际上1990年代以后鲍德里亚有了巨大的转变：这位冷面杀手，怀揣深邃的悲悯之心，作为一个忧伤的怀旧者，缅怀过去的勇敢、尊严、激情、节制以及直接的牺牲，也就是那些失落的人性。他是一个终结一切但无法终结“自然道德”的理论家，他的悲伤与绝望源自他依然是一位“人性与风俗道德”的思索者。但基于文化习俗的顽固抵抗并非存在于普遍—特殊的思维模式中，因为“特色”言论，照鲍德里亚看来，无非是这一思维模式的仿真品。权力和人在调情，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权力存在于怎样的时刻——打击、轰炸、监禁、反抗、战斗，会如实发生吗？革命真的会来临吗？人民战争的海洋真的会咆哮吗？核基地真的是打击目标吗？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到底发生了吗？或许发生了，或许永远没有发生。

符号起义背后的形而上学之梦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去寻找确定性，于是符号生产取代了物质生产。让世界更加明确，这是言说的焦虑，因为经验永远大于言说。一直处于非饱和状态的言说，呈现出欲望泛滥的图景。欲望越多，匮乏就越严重；符号越丰富，意义就越苍白。理性、法则以及自然的古典主义对立冲突，这是古代人的经验，它变得既陌生又熟悉。当现代战争宣称零死亡的时候，当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绿色产业的兴旺相联系的时候，鲍德里亚将现代性描述为一个既是又不是的状态，排中律失效了。现代人的理性诡计在于，让一切在对立中显得协调，并盗用辩证法，进行自我欺骗，进步与革命的神话述说了几百年。

几乎每一个后现代思想家，都能一眼识破符号生产的内在机制。他们的解构（Destruction）意在破坏结构，把零部件展示给人们，让齿轮还原成钢铁，让钢铁还原成矿石，让矿石还原成矿脉，让矿脉还原成地质元素。但作为一名人性风俗的思索者，鲍德里亚还想看清楚，人们孜孜不倦地生产符号，这生产关系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尽管生命科学已经找到了基因代码，宣告了代码主宰生命图式的绝对权威，人的主体性受到摧毁性的打击，那些古老的人性原则依然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

鲍德里亚将现代性批判放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中：符码形而上学成了某种替代品，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德性与实践、灵魂不朽、信念与绝对主义、纯粹的事物、敌人朋友、政治生活，甚至仇恨本身，成了符号产品、拟像与仿真品。包括资本主义逻辑本身，可以自我繁衍，自我壮大，自我参照，正如他在1976年所预言的那样：纽约双子塔，两个同样傲然的垂直高度，无视环境，它们互为镜像，互为参照，这种封闭性的生产结果，必然导致高度与垂直的毁灭。世界越清晰，真相离人们就越遥远，纽约双子塔越雄伟，实际上就越脆弱。主体性越被过度开发，人性就越虚弱。在自主性原则为主导的前提下，第三世界—底层—女性，可以分解为三种权力结构：在世界格局的氛围里，权力关系被表述为第三世界；在经济分配的氛围里，权力关系被表述为底层；在性别关系的氛围里，权力关系被表述为男—女。弱势成了划分世界的切口，这切口成了政治正确的显著标记，携带着标记的人群越是强调这个来自强势力量刻画的标记，凝视者就越兴奋。以平等与主权名义发生的解放，依然在主—奴框架内演绎，在鲍德里亚看来，任何带着标记以及署名的抗争，除了让表演更激烈之外，解放的实质、内容与目的已经不重要了，而解放作为符码，赢得了全面的胜利。

“他者”既然出自同一性的逻辑，发明“他者”的一方只能使“他者”更加他者化，差异性反而增强了“我”的强烈认同。异国情调与中国特色在逻辑的背面，强化了西方中心的中心化，这个奇异的标记让西方兴奋不已，这兴奋感内化了某种自我满足，而“大国崛起”就是虚无与满足的欲望模型。在五百年西方振兴的历史逻辑内部，来叙述一个东方国家的自主期待。“强盛”本身被符号化，这就是拉康所说的“漂移能指”，“大国”也像性别标记一样，除了引发观看者的尖叫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意思吗？

直接的牺牲，还是古老的德性

正如现代性的发生，是从管制身体开始的，只有来自身体本身的对抗才能让斗争返还到原点，真正的斗争而不是斗争符码，也才有可能发生。这就是福柯流连于加利福尼亚的男同性恋色情场所的缘故。既然城市规划与设计制造了城市的身体，制造了现代都市，那么在纽约城的墙面上涂鸦，就像美女拿着刀子划脸一样成了艺术的抗争。鲍德里亚对纽约涂鸦艺术极为赞赏，他宣称，这些匿名的、无法被符号系统识别的反抗者——乱码，正在用艺术狂扁纽约城。鲍德里亚将这种直接的对撞，称之为“非凡的力量”，没有界面、折中、替代、交换和生产，这是自毁的，也是永生的。充满诱惑、直接的对视，避免调情般的左右逢源，拒绝符号系统的认领，无身份、无回报、无产出，把结果和意义交换给“理性深渊”，无名的神，犹如一次六合彩游戏，让算计始终无效。

早期的《消费社会》所展示的是符号交换的技术性完美怎样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广告、医疗、福利、休闲、娱乐甚至家庭小摆设像外科手术一样，将人群重新组合与划分，重新建构了道德秩序与伦理秩序。在1996年出版的专栏文集《完美罪行》（The Perfect Crime）中，鲍德里亚开始了更加整体性的哲学批判，指出符号制作像一桩高级的犯罪，谋杀了那些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事物。如果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做出牺牲，人的持存性根基在哪里？那些古老的原则是怎样被取代的，怎样克服虚无感？后现代的解构任务完成之后，鲍德里亚并没有把废墟留给他的读者。

“9•11”之后，鲍德里亚写下《恐怖主义的幽灵》，人们惊呼：天啊！这是真的！在这一刻，世界开始面对绝对意义上的“真实”以及事情的根源。尽管事件是以媒体形象的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被体验为一次极端的虚构。“符号帝国”的居民们不再使用例如“核威慑”之类的政治话语，来对应政治生活了，他们被吸入到政治生活之中。原因与根据不容置换，不再相向而行，互为指证。“恐怖”，仅仅是恐怖，就占据了一切。

哲学家似乎重新承担其“爱智者”的责任，让可知的世界与可见的世界并存，强调在可见之上还有可知，因为权力已经一览无余，成了一件过时的装置，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呼吁“忘记福柯”，因为权力与拟像已经无法剥离。在他的晚期思想中，精神与实践完美平衡的古老议题重现，他试图冲破超级现实（Super-Reality）与拟像的重重迷雾，重返“存在”的现场。鲍德里亚在《忘记福柯》一文中认为，在真正的银行家眼里，钱并不存在，而在真正的政治家眼里，权力也并不存在，一种非凡的力量，一种形而上的力量，在支持着行动。这种力量是不可通约的，没有形象也没有代理，才能坚持不懈，这是具体的直接的牺牲，因为鲍德里亚看重的是决斗，而不是象征性的打击。鲍德里亚认为，如果还有真实的话，只有难以识读的乱码破坏程序，激起了系统自身过剩的力量，迫使系统在过剩力量的压迫下崩溃。符号的起义才是真实的。

被掏空的主体性，是否应该像破烂儿一样被扔掉？鲍德里亚好像还有所保留。后现代的极致就是重返古典，尼采对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赞美、海德格尔对希腊人的缅怀、德里达对友爱政治的重新表述、福柯对生存美学——艺术化生存的肯定，还有鲍德里亚所强调的“非凡力量”，他们都返回到生命本身。正义、勇敢、激情与节制，这些古老的德性，切切实实地发生过，比如苏格拉底之死。绝对主义既然发生过，那么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必然重返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