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留侯论》：“张良有如妇人女子。”他也便是张良典型的人物。他的书和诗法，都足以传世，军人中真能具足学者书生本色者，百里之外，已无第二人。

——黄征夫：《怀百里》

“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

在百里先生的一生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他从欧美考察回来，突然应邀到了西安，碰上了“西安事变”，乃是政治生命转折点。我说过，百里乃是研究系的政人之一，和梁启超、蔡锷是好友。研究系国民党之间，政治关系并不怎么好。百里曾经参加唐生智的反蒋行动，曾囚居南京二十个月。因此，蒋介石对于百里先生，总是“尊而不亲”“敬鬼神而远之”的。直到西安事变以后，一度共过患难，乃转入“亲”而且“信”的阶段，坐上了陆军大学校长的职位。在蒋介石的一生中，这样的“让贤”也是少有的。

百里从南京飞到西安那天，正是十二月十一日，邵力子先生（那时任陕西省主席）在机场欢迎他。当时，西安的空气虽是近了爆炸线，表面上还是平静如常。他刚在西安招待所卸了行装，蒋介石已来了电话，邀他到临潼华清池去晤见。他到了温泉，看见张学良也在那儿。他见了蒋介石，报告欧美之行的情况，也说到当前的国际情势。晤谈既毕，汉卿邀他一同回西安，因为那晚张杨一同请客，也替百里洗尘。可是，蒋介石留住了汉卿，说是还有话说，要汉卿吃了晚饭再走，百里只得独自先归了。百里回到西安招待所，已是傍晚六时，便匆匆赴绥靖公署的张杨公宴。

那晚汉卿回来时，已经八点钟了，同来的有陈调元、蒋作宾、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他们都是蒋氏左右的重要角色，很快都变成了阶下囚的。那时住在招待所的，还有蒋鼎文、朱绍良、邵元冲、万耀煌，蒋氏的高级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此外住在招待所二楼的，还有一位德国顾问，一位路透社女记者。）不过，汉卿那么一脸笑容，喝了杯酒对大家表示迟到的歉意，确乎看不出有甚么“箭在弦上”的安排的。

百里先生那晚睡得很迟，十二日早晨却很早起床。伏案写了两张西安风景片，寄给德国的两个女儿，便安排着要写欧美考察的报告书。这时，他忽听得窗外枪声，由疏而密，呆了一下，想：这或许是军事演习，不会有甚么事吧？可是，他从零乱枪声，又直觉地推断：可能是兵变。正在此时，隔窗有一团黑影在爬动着，随着砰然一声，那影子倒下去了。（其人便是邵元冲，西安事变中被牺牲的一人。）他明白：一个事变在发生了。

他默然不作声，回到房中去。那天天气特别冷，他穿了羊毛衫，加上厚丝棉袄，卧在床上假睡，一面推寻这事变的缘由。朦胧中，天已大明了，他听得有人在门外找寻从上海来的蒋百里先生。他正在下床，一位青年军官已经推门而入了。那军官是营长，后面跟着两个持枪的士兵。那军官说：“没甚么大事，不要紧！请先生到客厅坐！”百里也就不期然而然地跟着他们走。

客厅上可热闹了，济济一堂，有惊疑莫定、睡眼惺忪的军政大员，有那些大员的卫士，也有直打抖索穿着睡衣拖鞋的大员夫人们。（卫士们都已缴了械。）百里先生说：最后请来的有陈诚、蒋鼎文、朱绍良、万耀煌，昨晚席上贵客，照单全收。还有钱大钧，他是侍从室主任，他是从临潼抓来的。一时大家面面相觑，没人敢作声。他们知道临潼一定出了事，也没人敢问。

百里先生闷不住了，问那青年营长道：“今天究竟怎么一回事呀？”那营长答非所问地说：“你们有年纪的人，哪里知道我们年轻人的苦闷哟？事情不会扩大的，你们放心好了！”

“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百里就是这么喃喃念着这两句话。

“跌落了眼镜”

广东成语中有一很好的譬喻语：“跌落了眼镜。”即是说，有人以为自己眼界很高，看得很远很深，判断得很正确的，（谁）知在现实面前翻筋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即如西安事变，以蒋介石的权力，他所布的特务网那么密，他的左右股肱都在西安，哪知就在临潼做了张学良的笼中鸟。一切夸口的话，都豁了边，岂不是“跌落了眼镜”了吗？

还有，在西安做了俘虏的军政大员，年纪都在半百以上，老眼昏花，非眼镜不行。他们匆匆从房间里赶到客厅时，他们的眼镜真的都失落了。百里先生说：“我那时失落了那套燕尾服还不要紧，那时的军政大员，谁都不讲究仪态了。只是失落了眼镜，变成了开眼瞎子，那真糟了。”在饥寒交迫中，大家默默无声。那位一向很风趣、嗓门高的军事参议院长陈调元，大声喊买茄力克香烟，大家也只是惨笑一下而已。倒是户外喊卖号外的声音吸引了他们，从“号外”上看到“张杨兵谏”以及八项主张的条文，他就叫人一句一句念下去，才摸准这事变的内情。

直到下午四时左右，张少帅向他们拱手致歉，才大吃大喝，陈调元院长带来的火腿和百年陈酒都吃掉了。他们又重新被分配到各个房中去，那房门都有士兵监视着，不许他们关门的。百里因为找不到眼镜，连书也不能看，更是苦闷得很。

到了晚上七点钟，各房单开晚饭，比刚才的一堂抢吃还寡味些。那时张少帅进了百里的房，把房门半掩着。他一脸苍白，有些紧张，百里心里一想，临潼那边的事，或许不怎么严重的。只见少帅从怀中拿出一份兵谏电报全文请百里看，他说：“百里先生，你是无党无派的人，先君很敬重您；此刻，我有一疑难问题，想请指教。”百里说：“我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见的。”少帅连忙叫卫士找了一副老光眼镜，也不知是谁的眼镜，就是这么凑合着用就是了。百里把电文看了一遍，便还给少帅。少帅焦急地说：“先生以为如何？”百里说：“今天是力的问题。”少帅接着说：“今天惊动了你们，非常对不起。先生莫客气，就正面指示我们一下。”

“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是在招待所，两条枪就够应付我们了！可是西安以外怎样呢？”

“西安以外，我就力不从心了！”

“那么，你自己已经有了打算，用不着来问我了。”

“您先生还在生我的气！等会儿，我再来向先生请教。”这时少帅已经叫副官添了酒菜，还有好香烟，百里就慢慢享受着。

那天晚上九点钟，少帅又去看了百里，和百里谈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的情形。百里淡淡地说：“要是我也和邵元冲一样，国家该抚养我的家属和子女了吧？”少帅没说什么，也就走了。那晚，百里倒好好地睡了一觉。

第三天（十三日）上午十时，少帅又去看了百里先生。他说他想到百里先生所说的力的问题。上一晚，他知道何应钦已经准备进攻西安，黄埔将领也准备和他们大干。他要百里判断何应钦和黄埔将领是否态度一致。百里说他自己刚从海外回来，一切情形都很隔膜。

少帅喃喃自语：“陆军来攻西安，也不是一天二天的事，我们的抵抗力，不会很弱的。所虑的是空军，空军所关的，不仅是我们的安全。”从这句话，百里知道蒋介石还没死。

俘虏作军师

西安事变的第三天，周恩来已经从延安到了西安了。这时，强敌在前，中国朝野应该联合一致对外抗战，权衡轻重，得让蒋介石有这样的觉悟。张少帅也就冷静下来，要转变当前的局势，他曾经请邵力子向蒋介石去进言，希望蒋介石以国家为重。蒋介石正在气头上，拒不作答，少帅又想百里先生这位无党无派的谋士来。

少帅再去看百里，百里侧面试探着说：“你问计于我，我一切都闷在鼓里，没有情报怎能下判断？你说：俘虏怎能做军师？”少帅连忙道歉，说请他移住杨虎城私邸，到那儿什么都可以说了，你要什么有什么？又说：“您要哪一类情报呢？”百里接着又问他：“委员长在什么地方？你们向他要挟，他作怎样的表示？国内外对这次事变如何反应？”少帅沉吟一会儿，说：“您如肯移居，一切话都好说。我们现在还是先谈力的问题，假定中央飞机对西安轰炸……”百里不等他说完，便说：“委员长在西安，他们必不来轰炸的。”少帅连声说“是。”他又退去了。（那两天，在西安天空，时有中央的飞机掠过，并没低飞投弹，只是示威而已。）

到了第四天（那时，端纳已经从南京飞到西安了，并且知道宋美龄也快到西安去了），下午二时，少帅又找了百里，说：“我想请你做一件事，不知您答应不答应？……您愿见委员长谈一谈吗？”少帅说他自己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必大动肝火，不让他陈述意见。他要请百里劝一劝，因为百里是客卿，说起来比较容易些。（百里还不知道邵力子先生已经见过蒋介石了。）

到了十六日下午四时，少帅说是已经向蒋介石报告请百里去谒见的事，便邀百里一同前往。（那时，蒋介石已经移居高桂滋将军的寓中。）百里进入蒋介石的卧室，少帅便退出了。（那时，蒋介石背伤未愈，睡在床上，百里便坐在床边沙发上。）蒋向百里谈及张的意思，想派一人先到南京去，其心目中以为百里最适宜。蒋本人并未表示意见。

百里对派人往南京这一点，非常赞成，因为事情弄僵了，于国家无益，一切化大为小的好。不过，他自己和政府没有深切关系，如要派人前往，百里建议最好派张所最不喜欢的蒋鼎文去。

在少帅伴送百里回招待所的途中，百里里问他：“你是不是有诚意呢？”

“怎么会怀疑我没有诚意？”

“你是否想我先到南京去？”

“是的，因您是无党派色彩的人。”

“何以不对我先说明？”

“想您见过委员长后再告诉您。”

“我非党国要人，去了于事无济的。要解决问题，须派南京方面所信任的人物去。”

“谁好？”

“我看蒋铭三最适宜。”

“好，我不但请他去，还且请委员长写亲笔信让他带去。”第六天，百里再谒见蒋介石时，他的亲笔信是写了，交在百里手中，等到蒋鼎文上飞机时，百里才交给蒋鼎文手中。那便是“停止轰炸三天”的手谕。①

到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宋子文到了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也到了，一切都由紧张而缓和下来了。百里便做了这么一回军师。

“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关于西安事变的内情，当时蒋介石回到了南京，所有军政重要消息，只许中央社单独发表，许多幕后接洽实情，一般人都无从知道。百里先生身与其事，而且奔走商量，当然知道得更清楚，可是我们听到了，也不便发表出来。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写了回忆录，他们都有其政治作用，有意把真相遮盖起来。我们在宋美龄的追记中，看到了周恩来在西安的踪迹，也只是这么淡淡一句，一般人是不明白周的意向有着决定性作用的。

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见面，那是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事。他们讨论到：①蒋与抗日关系问题。②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统一的问题。周对第二点认为难能成立，因为无论名义如何，中国在实质上难有法西斯政治存在的可能。至于前一点，那时，中共已由土地革命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

不过，“双十二”事变的突然发生，正和中共的预想相反；中共预想通过张学良的关系与蒋介石协商，化除国共双方的对立。而“双十二”事变，却可能引致更大规模更长久的内战。周恩来于十二月十六日到了西安，说服了张杨，认为有释放蒋介石的必要；同时，周氏和招待所被羁的中央军政要员密切商谈了种种政治决定。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伴之下飞出西安，一部分少壮军人当时对周氏是不满意的。这种种都是百里先生所亲知亲闻的，他对我们表示对国军很乐观，认为国共合作统一抗战的前途很大的。（一般人当然不明白这些幕后接触的经过的。）

百里先生在那两星期中，因为他参与了最高决策，当然看得很明白。他每日写给女儿们的明信片中说：“飞机轧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又一轧轧声，蒋今天飞回南京了。”“明天再来一声轧轧，你们的爸爸，将离开西安这古城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杨虎城在绥署设宴为百里等饯别，席上众人相顾而笑。百里先生举杯高吟道：“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世事如棋局局新。中国抗战第一声，谈者说是从临潼华清池边发出的，这话也颇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