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的治事的精神我知道的不多。其治学精神我所佩服的是他读书必有新见解，且能得其要点，非过目不忘的人所能及。

——张君劢

百里先生不是幻想的乐观派，也不是虚妄的悲观派。他是从抗战过程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新生，他是要年轻一代在战争中锻炼自己的生活。

德国顾问团走了，有的着急地问他：我国军事上会不会发生影响？有的轻松地说：顾问本无大用处，走了也罢。他对此事发生无限的感慨。原来聘用德国顾问这一件事，是想在国际地位中建立一真正的现代的军事基础。百里说：“第一，不用着急，军事家不单是德国专有，英美苏法，俯拾即是，倒是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军事基础的观念可宝贵，我们应当体会着。第二，更不可看得轻松。本来顾问是外国人，有没有用处，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如何。自己有能力，顾问就有用处；没有能力就没有用。我们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势的迎头赶上，万不可自作聪明装老腔，说什么中外形势不同，而将军事制度上的建设停滞下去。”

百里说：“抗战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我们有办法，肯拼命，能够意志坚强，心气和平，敌人就会用他们自己的血，把我们做的文章红圈子密密的圈起来。同时还有外国新闻记者一字一句的，不惜电报高价向世界报告着，同时，还有本国的老百姓手舞足蹈的向他们儿孙演讲着。”

他又说过，这次抗战中间考试作用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出去，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了，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指伪组织中的汉奸），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真多么危险！①

百里又说：“这一次抗战最大的成果是，为社会，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南投，后者见之于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百里说到，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们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们只须经过书房、考棚、衙门，就可以负责担当国家的大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去”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校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他有一位世妹，那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知识青年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这是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

“悲观与乐观”“抗战之前因后果”

百里先生，从欧洲回到武汉，日军已在扣武汉的大门了，抗战已快一年了。他的兴趣却很高，替大公报写了许多专栏，除了《日本人》是最有名的一篇，还有《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也是传诵一时的。这篇专论的动机，倒是他的女儿蒋和所引起来的。那时，她和父亲在轮船甲板上散步，偶然引起了一点感想，她说：“爸爸，我们中国人，有的自尊心太过，有的自卑心太深，我以为这些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打日本鬼子，就应该老老实实打下去，打胜了，不必趾高气扬，打败了也毋庸垂头丧气，战争终有一天会了结。我们深信中国不会亡在日本人的手中的。你何不把这一点意思说给普天下人士听呢？”百里倒觉和女这点意思颇不错，他一路构思，到了香港，便在九龙饭店（今已拆掉在重建中），草成了全文的轮廓。到了九月十四日，才在汉口完成的。这篇文章颇长，我在这儿闲谈，当然不能称引了。（可看当年汉口、重庆的《大公报》）

百里说：“一个民族，受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来，士大夫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把人家骂得一钱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诿过，什么事作不动，都是人家不好，从骂老百姓起，一直骂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地具备了亡国的资格；而现在铁的事实摆在眼前，这抗战一年，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与突变。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的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的流出来；这不是单靠着几场演说，几本小册子，几张图画所能做到的。他必定有一个更大的原动力。有了这原动力，才能前仆后继的死而无悔，早作夜思的劳而不怨。”他说：“这次抗战是三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的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这“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前因中，指出了汉族的同化力与抵抗力。）

在“后果”中他说了一段最精彩的话：“真命天子出来了，这不是深山大泽的筹火孤鸣，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这是社会演进的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的铁则。究竟这个真命天子是谁呢？我说就是顾亭林之所谓‘匹夫’，分言之即一个一个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个的民族，夫是之谓‘民’，夫是之谓‘主’。”他说：“有一句唐诗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遥看近却无。’你们如果到乡间，只看见农民的愚蠢与破产的悲惨，你们如果到工厂里或立在码头上，只看见劳力者的不秩序与不整洁，这所谓‘近却无’；但是你如果飞在五千尺高空作鸟瞰，你如果立在昆仑山顶东望，包你有一幅锦绣山河，活活的现在面前。观察一个多数的大集团的发展，最紧要的就是不能近视。若实说罢，大群演变的趋势，没有先见的慧眼是看不出来的。”他的话，富有暗示性，由今看来，他的话正是先知的预言。

正如百里所说的：“谈过去，可以证诸事实，事实为人人所共见，故使人了解易。谈将来，只能求诸想象力，想象力为一人所独创，故与人共证难；况且能了解过去，不过是一种说明，一种学问，不能激发成为行为，而有益于实际者少，所谓历史之所教训于人者，如人类不受历史之教训是也。能印证未来，则可以使现在的行为得一种标准，而为将来之成功，更得一层保障。故实际上印证未来之重要，甚于过去，但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又是社会最容易犯的错误。”

百里说：“我不是仙人，卜课的也未必课课皆准，用十几年前的老话，来证明我现在悬测之不谬。就是说：许多人带了近视眼镜，我不能把他眼镜去掉，带他到野外，他还是看不见草色，只好拉几根黄茅送到他面前去。”

“英雄跳，我们笑！”

百里先生病逝宜山，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我们且看看他对于欧洲战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二次大战发生在他的身后一年。）

他说：“我们读欧洲史，终替大陆上英雄抱不平，尤其是陆军军人，仿佛是命运的注定，无论他在大陆上发怎样大的威力，结果终为海上的魔王所打倒。最奇怪的，譬如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走上那条路，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走上了那条路，一样陷了进去。最奇怪的，他实际上竟是亦步亦趋，循着前人足迹，丝毫不爽的走入那个陷阱中间。这真是命定的吗？欲攻海国，先从大陆国入手。拿破仑的根本敌人是英国，但他奈何英国不得，便拿俄国出气，结果，一代英名断送在莫斯科。法国人完了，德国人起来，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明明白白是对英国的，但作战也须先从俄国入手。他把俄国打败了，但染上了传染病，自己也倒了。英国这个海上王，是不是历史上注定为永久不可抗的么？荷兰、西班牙都曾做过一次海上王，所以一定说海上王的宝座，为万世不易，我们不信。但很奇怪，大陆英雄终照旧日方式，送掉了自己性命。这方式就是欲攻英，先攻俄。从阿比西尼亚包抄埃及，自比拿破仑远征埃及来得高明。从大西洋上迂回进攻西班牙，比之德人卡来横渡北海，发动潜艇政策为得计。但西班牙的重心在地中海方面，而不在大西洋方面，这一条路线，对于法国也是一个致命的伤，因此一下寻到了两个敌人。我们从前不懂苏联有多大本领，有多少飞机，能不断运到西班牙去，现在才知道俄国军火都从达达内尔（今译为达达尼尔）海峡经过英国手里放出来的。苏联也明白知道，战斗员只有八千，宣传员却有二万四千。北方的大熊，在他广大的巢穴里，从容地剥食他的果实，打着会心的微笑。这不是替希特勒算定终身了吗？”

当百里先生从考察欧洲军事回来时，他在战略上有如次的认识。他说：“法国战术家认为攻击有两个基础条件：一为运动，一为射击（火力）。飞机出现以还（来），技术上的进步一日千里，如今空军已单独成为一个作战单位；同时向来最缺乏运动性的迟缓的炮兵，经过摩托化并有坦克战车的发明以后，它的速度也超过了从前几十倍。空军中的重轰炸机，将来速度可与驱逐机相等。欧战后的军事发展，专在运动性方面，而火力又跟随运动性的增加而增加。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功夫。因此，现代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速决方面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到各国，尤其是持久战失败的德国，就注重在‘持久’两字；风行一世的自给主义，便是持久战的根本政策。不过，文章是要从反面看的，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各国如今以守势为国策。须知他们一方面高谈持久，然而各种战斗方式，莫不趋向速决的方面，而持久却是达到速决的一个斗径。全民战争的痛苦太深久，负担也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对于民众的要求虽为持久，军事家对国家的义务则取速决。德法两国国境建筑的要塞，目的在掩护动员，决不想在那里死守。当年凡尔登的北区，正留有一个攻势地带，如今德国积极修筑高速度行军的国道，也正在守势中间寄托着一个攻势。总之，现在欧洲军事的方向，固然趋于速决，而政治的痛苦与经济的困难，则在于不能持久。他们苦心孤诣的经营，便在寻求速决与持久的平衡，要从此中发现一条新路，他们要求速决，所以不能讲持久，速决是目的，持久是手段。”

由此，百里看到自己的抗战情势，说：“欧洲的问题是不久则不速，我们的问题是不速则不久。我以为我们固然要求持久战，但其先决条件，便是要使军备增加运动性，因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

游击战

抗战初期，一般人所熟知的军事术语中，有“机械化”、“游击战”二语。有人夸张日军是机械化的，其实日军并未机械化；“机械化”了的那几个师团，都不曾在中国战场使用过。近卫师团到过广西南宁，也不曾投入作战。我们也有机械化师，即二○○师，但指挥二○○师在兰封作战的薛伯陵将军，他就不明白摩托化骑兵乃是机械化部队的触须；他把摩托化骑兵挖出来独立使用，便把二○○师的运动作战力减低了。因此，在武汉会战初期，二○○师移去江西樟树、高安线上，和十三军相配合，为总后备队。那时，百里先生任陆军大学校长，开始调训机械化部队下级干部。苏联军事顾问也就参加十三军的战术调整工作。一方面，军事当局就在湘西着手游击队的干部训练，又把新四军指挥部，从南昌移往皖南南陵，担负苏南地区的游击任务。在研讨游击战术中，百里也有过他的供（贡）献。（这一时期的文献，由于内战发生后，很多人有种种误解，我在这儿写往史，不能不如实写出来。）

百里所介绍的，乃是德国亨斯少校的游击新战术。亨斯少校，本来是德国国社党创办人之一，当法军占领鲁尔时，他曾亲自指挥游击，积有实际经验。后来他和国社党意见不相合，乃正式转入军籍，隐于下僚。他在国防部担任情报搜索工作。他主张中、德、苏联三国互相亲善，掌握大陆，且谓德国非联苏不足以对英法，俾士麦的外交政策，仍为德人将来不能不走的路线。这一观点，也正代表德军人一部分的主张。亨斯谓：“游击战之方式有二：一为俄国已经应用之旧方式。（往年西班牙及今日中国所试用者。捻军所谓‘以走胜之’，也是这一型战法。）一为德国自鲁尔被占后实验所得之新方式。苏俄方式成功于对付白俄及联军时代。但，当年我们（德人）曾采取这一战法，用于鲁尔区，即遭失败。盖对于组织严密、后方勤务完备之敌人，即失其效用，而自身之损失又太大了”。百里谓：“此说甚是。但中国北部区域广大，交通不便，苏俄方式仍可应用。惟中国南部及沿海一带，最适宜于新式游击战法。”

亨斯少校所谓“新游击战法”，不在于用武器，使敌方无法检查，不需多数人，我方给养可减少而效力则甚大。利用科学作战，使敌之作战器材日就减少，终于溃灭是也。他说：“游击战原为整个战斗指挥中一种有价值的辅助作战方法，其所注重的并非完全对于敌人之主力，而在对于敌人后方联络之作战。游击战不在乎人数之众，及队伍之密集，但应以使用专门人员及突击为标准。”（德法意各国，都在军校附设游击战专科，三个月毕业。）（这是传记文字，关于亨斯少校游击的新法，文繁不录。）

在武汉战争的重要阶段，他曾对我们说：“军事上守据点，我们只能以‘时间’与‘数量’来推测断定如何如何，就不合军事学校的原则。敌人以最大力量来攻，我们也以最大力量来守；其次是时间问题，谁能支持到最后的时间，即谁胜利。即如凡尔登一战，联军统帅也不敢判断他的一定胜或一定败的。”

“新”与“故”

一位朋友写信给我，问我的军事知识怎么学得的？我说：“我并非学得的。而是‘熏’得的。有一位在京剧团做行政事务工作的某君，他和朋友们闲谈，从京剧的角色流派、动作、唱腔一直谈到某些历史掌故，说得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朋友们问他这一套知识是怎么学来的？他说：‘在剧团里天天听的，看的，说的都是这一套，不用学，慢慢熏，也就熏会了。’我所谓‘熏’也就是这么一种意思。”

百里先生是会讲故事、爱讲故事的人。我且引述他所说的几个现代军事趋势的故事：先从普法战争说起，第一件，是师丹这一仗，拿破仑第三，以皇帝名号，竟投降到威廉一世之下做俘虏。他投降的时候，说一句话：“我以为我的炮兵是最好的，哪知道实在是远不及普鲁士，所以打败了。”拿破仑第三倒了，法国军人，可是镂心刻骨记得这句话，于是竭忠尽智的十几年工夫，就发明了新的管退炮。这种快炮，在十九世纪末，震动了欧洲的军事技术家，德国也自愧不如；所以改良了管退炮之外，还创造了野战炮，来压倒它。但是俗话说得好：“皇天不负苦心人。”法国军人以眼泪和心血发明的东西，到底有一天扬眉吐气。时为马仑战役之前，德国第一军、第二军从北方向南，第三军从东北向西，用螃蟹阵的形式，想把法国左翼的第五军夹住了，整个地解决它。法国左翼知道危险，向南退却，德军却拼命地追。在这个危急期中，法军第五军右翼的后卫，有一旅炮兵乘德国野战重炮不能赶到之前，运用他的轻灵敏捷的真本领，将全旅炮火摧毁了德国一师之众；横施的追击不成功，害得今天鲁屯道夫老将军，还在那里叹气说：“谁知道法国拼命后退，包围政策不能成功。”（《全体性战争论》）而贝当将军，因此一役，却造成了他将来总司令之基础。所以拿破仑三世败战是“故”，管退炮的发明是“新”，由管退炮而发展到野战重炮，是由“新”，而后“故”。而法人善于运用野炮，收意外的奇功，则又是“故”而翻“新”。

普法战争的时候，铁道在欧洲已经有三十几年的历史了。老毛奇领会了拿破仑一世之用兵原理，便十二分注意到铁路的应用，将动员与集中（战略展开）两件事，划分得清清楚楚。于是大军集中，没有半点阻碍。法国当时，也有铁路，也知道铁路运输迅速，却将它来做政治宣传材料（法国当时想从速进兵来茵，使南德听他指挥），不曾把他组织的运用、动员与集中混在一起。预备兵拿不到枪就开到前线，拿了枪，又到后方来取军装，闹得一（塌）糊涂。所以宣战在德国之先，备战却在德国之后，法国的主力军，不到两个月就被德军解决，这是法国军人的奇耻大辱。所以，战后法国就添设动员局，参谋部也拼命研究铁道运输法，结果不仅追上了德国，而且超过它。发明一件东西，名曰调节车站制，这调节车站的作用是怎样的呢？譬如郑州，是“陇海”、“京汉”铁路的交叉点，这郑州是天然的调节车站。这个站上，有总司令派的一位将官，名曰调节站司令官，底下有许多部下，必要时还有军队（为保护之用）。部下幕僚多的时候可以上千。他们管辖的路线，有一定区域，在他桌上有一张图；凡区域内的车辆（此外军需品不用说），时时刻刻的位置，一看就可以明白；所以总司令部，调动军队的命令，不直接给军长、师长，而直接下于调节站司令官。站司令官接了总司令的命令，立刻就编成了军队输送计划，这张计划，只有站司令部知道，这种办法，不仅是简捷便利，而且能保守秘密。这是欧洲大战前法国极秘密的一件鸿宝，果然到了马仑一役，发挥了大作用。福煦将军之第九军，就是从南部战线上抽调回来而编成的，要是没有这调节站的组织，南部战线抽出来的军队，赶不上救巴黎，战败之数就难说了。所以铁路创造了三十年是“故”，毛奇却活用了，成了他的“新”战略。法国人又从毛奇运用法中，推陈出新地创造了调节站，把老师打倒，可见是有志气的国民。吃了亏，他肯反省，不仅有虚心地模仿人家，而且从模仿中，还要青出于蓝的求新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