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过当金山，看见前两天刚落的雪，哈达一样飘在山上和路旁。到冷湖，迎接我的首先是风，足有八九级，刮得戈壁滩一片昏黄，正午的太阳仿佛被刮得醉汉一样摇摇晃晃。

这是我第四次到冷湖。

1967年的冬天，我唯一的弟弟，不到17岁，毅然决然地志愿报名，顶着纷飞的大雪从北京来到了这里，当一名石油钻井工人。在寄回家的第一张照片里，他头戴铝盔，身穿厚厚的轧满方格的棉工作服，登上高高的石油井架，仿佛要摸着蓝天白云。他在信中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井喷抢险，原油如雨一样喷湿了他的全身，连里面的裤衩都浇得透透的。冷湖，就这样从那遥远的地方闯进了我的视线，变得含温带热，可触可摸，富于生命，富于情感，让我的心充满着牵挂、悬想和担忧。

1981年，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学院组织毕业实习。那时是金山先生当院长，开明得很。让我们自己选择地方，只要不出国，哪里都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冷湖。它是那样地遥远，从北京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到达甘肃的柳园，弟弟早早等在了那个沙漠中孤零零的小站接我。又坐上一辆大卡车奔波了二百五十多公里，翻过祁连山和阿尔金山交界海拔3680米高的当金山口，进入柴达木盆地再行驶130公里，才到达了冷湖。这380公里蜿蜒而漫长公路的四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瀚海戈壁，除了星星点点的芨芨草、骆驼刺和红柳有些灰绿色外，黄色、黄色，扑入眼帘的便都是起伏连绵平铺天边的沙丘单调的黄色。冷湖，是在这无边黄色沙丘包围中的一个小镇。

那一次，我在冷湖住了一个半月，走遍了冷湖的角角落落。我首先来到了被称之为冷湖这个地名的发源地，那是一片远没有青海湖大、也赶不上苏干湖和尕斯库勒湖宽阔的高原湖，是阿尔金山的千年积雪融化流下来而形成的湖泊。我去的时候是初秋，正是好季节，湖面上漂浮着蓝天白云，将一湖清新的绿都沉淀在了湖底。谁也不知道这片湖水在柴达木沉睡有多少年，一直到了1956年，新中国的第一批女子勘探队闯进了柴达木，勘探到这里，才发现了它。只不过她们发现它的时候，赶上数九寒冬，风沙呼啸，湖水给予她们的是凛冽，她们便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写实并且有些情绪化的名字：冷湖。这个名字冷冰冰的，多少有些不吉利，谁想到，三年后的1958年9月13日，就在它旁边不远的五号构造区的地中四井喷油了，冲天的黑色油柱落在井架四周，不一会儿便成了一片汪洋油海，飞来的野鸭子误以为这里是冷湖呢，纷纷落下来，就被油黏住再也飞不起来了。地中四井是柴达木打出的第一口油井，年产量32万吨，现在看来并不多，但在当时石油年产量只有百万吨的中国来说，贡献是极大的。青海石油局浩浩荡荡地迁到了这里，给这里起个地名吧，冷湖就这样第一次画在祖国的版图上！冷湖，就是这样才渐渐平地起高楼在一片荒沙戈壁上建设起来了，石油局的职工家属从全国各地拥来，最多时达到了六万多人，最多时井架达到1011个，其中有726口井出了油。那时井架林立，炊烟缭绕，人气大震，生气勃勃。不夸张地说，冷湖再不是寒冷袭人的湖，而是一片沸腾的油海。可以说，冷湖是新中国建设初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国家与人的精神风貌的一面旗帜，一种象征。我曾多次对弟弟讲，冷湖就是一部历史，你应该为冷湖写史。

岁月如流，人生如流，31年过去了。我第四次来到冷湖，却是捧着弟弟的骨灰盒来的。去年年底，弟弟病逝前嘱咐家人，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回柴达木。赶在清明节，我来到冷湖。

首先来到采油五队，弟弟最早就是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的。第一次来到这里时，采油井高高矗立，我还曾经和他一起爬上去，他告诉我那一年井架上的卡瓦落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顶，幸好戴着头盔。调回北京时，他把这顶砸裂的头盔带回，一直放在他家的书柜上。

虽然我知道冷湖地区的油井基本开采完毕，柴达木的石油开发的战略转移已经到了冷湖西部310公里的花土沟构造地带。多年前，六万职工家属撤离海拔3000米缺氧三分之一的冷湖，把家搬到了敦煌。我也懂得建设同战争是有着相似的道理的，尤其是在这亘古无人的荒凉的戈壁滩上的建设，同进攻是一样的，进攻必需，撤退也同样必需。不必为冷湖现在的荒芜而伤感。像是一个人一样，从青年走到老年，完成了人生的使命。它曾经沧桑、辉煌，现在走得悲壮。但看到眼前的采油五队一片废墟，断壁残垣，满目凋零，还是有些为它伤感。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算起到现在，不过才60个年头。一个曾经那样轰轰烈烈的地方，就这样像一个搬空了道具和布景的舞台，像一株凋零了枝叶和花朵的大树，像一座陨落了星星和云彩的星空。

弟弟结婚时住的房子剩下了一面墙，透过凋败的窗框，可以看到不远处的一座废墟，那是当年的注水站，旁边就是他和他的师傅、徒弟经常爬上爬下的井架。厚厚的黄沙中，埋有小孩的鞋、大人的毡靴、旧报纸、破碎的酒瓶和罐头瓶盖。我还捡起几枚乳白色的鹅卵石，这些鹅卵石不是戈壁滩的前世大海留下的遗迹，就是当年弟弟他们一帮工人苦中作乐的装饰品，如今成了这里曾经有过生命和生活的历史物证。

风和阳光是向导，带我走进烈士陵园。它坐落在起伏的沙丘上，沙子已经掩埋了坟茔的一部分，有的墓碑已经残缺凋落，有的墓碑里镶嵌的烈士的照片被风沙吞噬。每一次来冷湖，我都要来这里，为了拜谒两位前辈。

一位是石油部新中国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这里来劳动改造。他没有被压垮，相反积极参与了这里的勘探开发，参与了冷湖地中四井的发现工作，坚持实践着并验证着他曾经被批判的“侏罗纪”地质理论。以致后来整他的人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来到冷湖，想找他谈谈，给他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他却义正词严地说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即使得罪了人家，为此迎接他的命运是紧接着连降两级，仍不改悔自己做人“宁作刚直的栋，不做弯腰的钩”的原则。这样一个对新中国石油事业有着卓越贡献的地质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冤死在冷湖，他忍受不了非人的批斗，选择了自杀，为的是留下自己刚正不阿的身影。

另一位是同为石油部总地质师的黄先训，他比陈贲幸运，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好时机，将自己“右派”和“反革命”的帽子摘了下来。平反之后，他唯一的要求是到柴达木盆地来一趟。作为总地质师，他跑遍了全国所有的油田，唯独没有来过青海油田。谁想到已经买好了去青海的火车票，却突然一病不起，查出是癌症晚期。临终之前，他摇着苍老瘦弱的手臂，要求将他的尸体埋藏在冷湖这座沙丘之上。

那是1980年，弟弟在采油队，在报纸上看到了黄先训先生这个要求，当晚写了一首诗《冷湖的上空多了一颗星》，寄给了《青海湖》杂志。稿子恰巧被送到也是刚刚“右派”平反后的诗人昌耀的手中，很快就发表了。那是弟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冥冥之中，他们三人之间有了默契的感应，在冷湖的每一年清明节，弟弟都会到这来为黄先生扫墓。这一次，弟弟来不了了，站在黄先生的墓前，我和黄先生的女儿通了电话。风非常大，纸怎么也烧不着，最后是把打火机和纸一起塞进皮夹克里面才点着，差点儿连皮夹克一起烧着。风立刻把纸吹跑，燃起火焰的黄纸像是火中涅槃的鸟。

最后我要求去原来的学校看看。学校门前的一片空场上，原来曾经种着一大片白杨树。那是一片不同寻常的白杨树。1970年前，这片空场只是一片戈壁滩。到了冬天学生们用水把它浇成宽阔的溜冰场，是它唯一的用场。也曾有一年的春天在它的四周栽上了一圈白杨树的小树苗，但在干旱缺水的戈壁滩都枯死了。1970年的夏天，一个叫陈炎可的男人来到了这片空场上，他被委派的任务是给这片早已经枯死的树苗浇水。当时这不是人们对树苗的关心，而是对他的惩罚。原因很简单，他是当时的“现行反革命”，在被监督劳动改造，除了要给学校扫厕所、喂猪、修桌椅，还要给死树苗浇水，总之不能闲着。

陈炎可是广州人，21岁就自愿到这里当一名老师，却被无端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面对着这一片枯死的树苗，就像面对着自己枯死的心，真有一份同病相怜的象征意味。干完了所有要干的活，就到了晚上，挖好壕沟，接通学校里面的水源，让水流到这里，他计算好了时间大约要半小时，这段时间他才可以回去稍作喘息。半小时过后再回来，如果水未放满，他便打着手电接着放水。本来就是无用功，他和树都无动于衷，完全是一种机械作业。就在这时候，他读起了外语，也许这就是一份冥冥中的缘分，将他和树和外语一下子迅速地连接起来。他只是觉得和枯树苗天天夜晚相对实在无聊，为打发时间拿起了外语──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谁想到大漠冷月，枯树孤魂，一一在清水中流淌起来了，奇迹便也在这清水中出现了。一个夏天和秋天过去了，他忽然发现那枯树苗的树根居然湿漉漉的，有了生机。他赶紧在入冬前给树苗浇了封冻水，他忽然对这片树苗、对自己荡漾起了信心。

四年过去了，浇了四年的水，读了四年的外语。日子像凝结住了一样，仿佛织成了一片空白。忽然有一天，他在水沟边读的外语，在一辆德国奔驰车出现故障，翻出外语说明书却谁也看不懂的时候派上了用场，他“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莫名其妙地戴上，这一次又莫名其妙地平了反，他被调到局里当翻译。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他浇灌的那一片树苗终于绽开了生命的绿叶。在冷湖，在方圆几百里一直被黄色统治的戈壁滩，这是第一抹也是唯一一抹新绿。

第一次到冷湖，弟弟带我见到陈炎可，那时候，他已经50岁了。他带我到学校前看那片白杨树。上百棵白杨绿荫蒙蒙，阔大的绿叶迎风飒飒细语。他告诉我，这里已经成了石油局的公园，晚上或假日，人们常到这里来。如今学校已经是一片废墟，上百棵的白杨树大多枯死，但左右对称似的，一边剩下八棵，一边剩下六棵，还顽强地活着。人们在两边各砌起水泥台，为了防止浇水时水流失，保护着冷湖生命的遗存。大概戈壁环境所致，这14棵白杨长得和内地的白杨不一样，和我前三次见到的也不一样，树干越发的骨节突兀沧桑，像胡杨。

只可惜，我见不到陈炎可。而弟弟也只能隐约站在那白杨树的枝干后面，等待着四月枝条上即将萌发的绿意。

冷湖！我第四次来，我相信以后还会再来，因为弟弟还在这里。在这世界上，有的城市在地图上消失了，比如特洛伊，比如庞贝；它们是因为战争和灾害而彻底没有了生命。如果冷湖有一天也在地图上消失了，是因为发展和前进，它的生命还在。

回北京的列车上，我写了一首小诗，记录我此次冷湖四月春行的心情和感情：

千里黄沙黯白云，清明无雨送归门。

青杨正忆冷湖在，红柳犹诗苦意存。

大漠孤烟烟作梦，长河落日日为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