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即2004年的夏天，我回到北大荒。那是自1974年离开那里之后我第三次回北大荒。没有想到，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赵温。
很多人知道我是一定要找赵温的。没错，到了建三江，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赵温。
建三江，是我们北大荒农场管理局的一个分局所在地，我所在的大兴农场分属它管。隔一条七星河，就是大兴农场。1968年，我从北京到那里落户时，七星河上还没有桥，要乘船才能到对岸大兴岛我要去的二队。七星河上的桥，就是包括我在内的知青们修的，最初叫反修桥。为修桥，冬天要用炸药炸冰冻的土方，飞溅起的石块，曾经炸伤我右腿的迎面骨。现在坐汽车，40里的车程，就可以到我当年的大兴二队。有意思的是，桥墩上水泥凹凸刻上的“反修桥”三个字，尽管经历几十年风雨磨蚀，居然还清晰可见。
建三江，是一个带有知青色彩的新地名。我最初去那里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地名，七星河两岸，只是一片荒原。当年，“开发荒原”“向荒原进军”，曾经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开发的荒原，包括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条江周围的荒草甸，便取了“建三江”这样一个名字，如今赫然标立在中国的地图上。修七星河桥的时候，我们都是住在自己搭起的帐篷里，中间一道布门帘，分别住着我们知青男女。那时候，我们自编了一首歌曲《绿帐篷》，边唱着“绿色的帐篷，花开在荒原上⋯⋯”边进行着开发荒原、向荒原进军的豪迈工作。荒原，那时叫沼泽地、漂伐甸子，现在叫湿地，被称作大地的肺。
那时候，扎帐篷需要的木工活，比如扎帐篷四角的木桩，帐篷里面的木板床，洗漱用的架子等，都是赵温和一帮老农带领着知青干。赵温是我们二队的木匠。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利用暑假第一次回北大荒，到了建三江，服务员把我引到宾馆的房间，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建三江的朋友就对我说：“告诉你两个事，一个是赵温已经从大兴二队调到了建三江粮食加工厂来了，一个是你们原来二队的队长因为‘喝知青的血’，贪污受贿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整你的工作组长得癌症死了。”
这一次也是这样，简直是1982年那一幕的重演，我刚进房间，也是屁股在椅子上刚刚坐下，房门敲响了，进来一位建三江的老朋友，见到我没寒暄几句话，就告诉我：“赵温不在家。”原来，在我到达建三江之前他就好心地替我找赵温去了。
我心里一沉，莫非他到外地去了？来人对我说：“他儿子说他去看庄稼了。”说完又补充道：“他承包了几百亩麦子地，现在正是要麦收的时候，他儿子说他在麦子地边搭了一个窝棚，夜里就睡在那里，看庄稼呢。”
我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外出，还在建三江，麦子地再远，也是能够找到他，能够见到他的。只是，我在心里悄悄地算了算，他早已经退休了，今年大概是70岁的人了，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住窝棚看庄稼，真是太辛苦。他有两个儿子，都干吗去了？
来人告诉我：“他的儿子大了，结婚了，他原来在粮油加工厂的房子给了儿子住，他和老伴单独在加工厂旁的棚子里，四周种的都是菜。他是闲不着的人。”
为了孩子，为了家，当父母的从来都是心甘情愿地当牛做马。来人又告诉我：“我已经告诉他儿子了，说你来了，让他儿子立马去找他，他承包的那块地整得挺远，看他今晚上能不能赶回来。”想起上次到建三江，我迫不及待地到他搬来不久的新家看望他，相见甚欢的情景，还清晰得如在目前。一晃22年过去了，一切真是恍然如梦。
我和赵温的友情，要上溯到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想想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好笑。年轻的时候，大概谁都会是心高气盛吧。那时，我也是一样，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1968年到北大荒时，我21岁。当时队里有三个所谓的“反革命”，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见他们的脖子上用铁丝吊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5斤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铁丝在肉里勒下深深的血痕。于是，我带头出场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三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三个人中，一个是队上的司务长，说是他贪污了食堂里的粮票；一个是复员兵，被叫作二毛子，因为母亲是个老毛子（俄罗斯人），硬说他是苏修特务，到他家掘地三尺要挖出他里通外国的电台；一个便是赵温，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硬说他和队上赶大车的大老张的女儿乱搞。
第一场戏，演的是访贫问苦。当时流行小演唱“八大员”，指的是炊事员、饲养员之类，我和一起去北大荒的九个同学，就被队里人戏称为“九大员”。我们分别悄悄地跑到这三个“反革命”的家里，想像毛泽东当年搞《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一样，调查真实的情况，撑起革命的旗帜，施展革命的抱负。
那一年刚入冬，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塞着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二队最北的一间拉禾辫盖的泥草房。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见识到农民的家是什么样子。拉禾辫，是用干草和泥合成一体，拧成辫子状，一层层绑在房子搭起的木架周围，然后再在上面抹上一层泥，这便是当时矗立在大兴岛上绝大多数的房子。灰褐色的墙体，像是土拨鼠，低矮地趴在那里，似乎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能随时逃走。房顶上积雪的衰草，在风中摇晃，好像随时可以把身下的草房子连根拔掉。
那天晚上收工之后，我走进三位“反革命”中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中，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一盏马灯昏暗的灯光下，他的老婆穿着一件跑了花的破棉袄，揽着两个孩子，蜷缩在炕上，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寒风像醉汉一样使劲儿拍打着窗户，发出怪异的嘶鸣。不知道我哪儿来的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来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救世主。他披着棉大衣，一双细长的眼睛眯缝着，紧紧盯着我，没有动窝，也没有说话。
他就是赵温。干一手好木匠活儿，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记住我的那件棉大衣。我始终记住我们之间的友情。
第二场戏，演的是激扬文字。我和同学连夜赶写了三张大字报，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在队里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三个人打成“反革命”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们的杰作。
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我们的三张大字像报磁铁吸石一般，把全队人招呼到食堂里。我们和坚持要和把那三个人打成反革命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唾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在连续几个夜晚的辩论会上，我是主角，连发炮弹一样的发言，真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成了舌战群儒的孔明似的，不时让对手哑口无言，赢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那时候，赵温始终坐在我们的身后，而我的心始终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样的战斗中一次次地被淬火，被洗礼，而迅速升温。我和赵温迅速地胶黏在一起，朴实的木匠，只要觉得你对他真的好，就会千方百计地把他对你的好回馈给你，就像你给了他一把斧头，他恨不得立刻砍下一棵大树给你。
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参与辩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不住燃烧的烟头和目光一起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而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进队第一天的大清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因为在场院上脱了一宿的谷子，我当时正猫在赵温家的火炕上，想睡个安稳的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工作组组长指名要我参加大会，别人却哪里也找不到我，问谁谁也不说我在哪里。队上的头头亲自出马了，他料事如神一般，推开赵温家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我被叫到了食堂，黑压压的人群簇拥着台上新来的工作组组长，军大衣不穿而是披在身上，像《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一样潇洒倜傥。当他看见队上的头头向他挥了挥手，知道我已经来了，开始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
紧接着，工作组的组长分别找我们“九大员”，进行了各个击破的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一样是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整段整段地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为三个“反革命”翻案而与队上党支部对着干的性质和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在一天收工后的黄昏，“九大员”中的一员找到我，悄悄地问我：“你的日记里有什么怕别人看的东西没有？”
我连想都没有想，对他说：“没有。”
他嘱咐我说：“你还是先仔细看看，得留神那帮人。”
果然，如他所料，工作组查抄了我写的所有日记，还有当时我写的几本诗。
我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心里一下子灰暗下来，心想还没能为三个“反革命”平反，自己倒先折了进去，真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所有的朋友都为我担心，我自己更是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只是知道，就是这时候，我和赵温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不可测的命运已经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成了一根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如果说最初对于赵温，我还多少有些普度众生的居高临下的感觉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和赵温一起成为需要搭救的对象。
从那以后，我和赵温的友情越来越深，保持到现在长达40年之久。那友情，真有点生死之交的味道，清晰得犹如他手中墨盒在木头上画下的黑线，深得犹如他手中锯断如木桶一般原木的锯辙，纷纷锯末如雪，撒在我们的身前身后。
1971年，我临时被调到建三江管理局宣传队创作节目。春节前，宣传队放假，队里的知青都早早回各自的农场或生产队里过年去了。我因一点事情耽误了，想在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前赶回二队，不耽误大年夜的饺子就成了。如果一切正常，乘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便胸有成竹。
那时候，是我来北大荒的第三个年头，前两个春节都是在二队过的。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九大员”和另外几个知青，都是到赵温家聚会，挤在热烘烘的炕头上，腾出炕下的空地。那块空地，大概有三五平方米，成了那时春晚的舞台，我们就在那里每人轮流表演一个节目，唱歌跳舞，或者是清唱样板戏。最后，赵温要伸长了脖子唱一段字正腔圆的京剧。
那时候，屋外的灶上沸腾着一锅香气扑鼻的东北乱炖，灶膛里噼噼啪啪燃烧着柴火，赵温家烧的柴火与众不同，透露着他木匠的身份，他家不像一般人家烧豆秸，而是烧木柈子，是他从老林子里砍下那些树木的下脚料中挑选出来的，大多是野苹果树或山梨树，所以屋子里总散发着果木特有的香味，像是特意来参加我们的春晚联欢会。那两个年三十的夜晚，曾经吸引了队上不少的人，特别是邻家的小孩子们，趴在赵温家屋外的窗户上，透过结满冰凌花的窗玻璃，观看我们火爆的演出。
因此，我想在三十晚上赶回去就可以不耽误吃饺子，不耽误我自己已准备好的节目和看大家的节目。
谁想到年三十天没亮我就被冻醒了，开始以为偌大的宿舍就我一人，屋子太旷，要不就是炉子灭了的缘故，起来一看，炉子里的火烧得挺好，往窗外一瞧，才知道大雪封门，刮起了大烟泡，漫天皆白，难怪再旺的炉火也抵挡不住逼人的寒气。心想糟了，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去大兴岛的车还能开吗？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了汽车站。那里的人抱着火炉子正在喝小酒，头也没抬，说：“还惦着开车呢？看看，水箱都冻成冰坨了！”
我的心一下子也冻成了冰坨。天远地遥，天寒地冻，这个年我只好一人孤零零地过了。说心里话，来北大荒三年了，虽然艰苦，但每一个年都是和同学、老乡一起过的，便也都是乐呵呵的，暂时忘掉了思家之苦。现在，我就要独自过年了，漫天飞雪，天又是如此寒冷，而且师部的食堂早关了张，大师傅们都早早回家过年了，连商店和小卖部全已经关门。别说年夜饭了，就是想买个罐头都不行，只好饿肚子了。
大烟泡从年三十刮到了年初一早晨，也没见有稍微停一下的意思，老天爷自得其乐地在玩自以为挺好玩的游戏，哪里顾得上我？我一宿没有睡好觉，大年初一早早就醒了，望着窗外依然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百无聊赖，肚子又空，想家的感觉袭上心头，异常感伤起来。我一直偎在被窝里，迟迟不肯起来，或睁着眼，或闭着眼，胡思乱想。
大约九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忽然听到咚咚的敲门声，然后是大声呼叫我名字的声音。由于大烟泡刮得很凶，那声音被撕成了碎片，显得有些断断续续，像是在梦中，那么不真实。但仔细听，那确实是敲门声和叫我名字的声音。我非常的奇怪，会是谁呢？在师部，我仅认识的几个宣传队里的人一个个都回去过年了，其他的，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呀！谁会在大年初一的上午来给我拜年呢？
我满怀狐疑地披上棉大衣，跳下了热乎乎的暖炕，跑到门口，掀开厚厚的棉门帘，打开了门。吓了我一跳，站在大门口的人，浑身是厚厚的雪，简直是个雪人。我根本没有认出他来。等他走进屋来，摘下大狗皮帽子，抖落下一身的雪，我才看清是赵温。天呀，他是怎么来的？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莫非他是从天而降不成？
我肯定是睁大了一双惊奇的眼睛，瞪得他笑了，对我说：“赶紧给我倒碗开水喝，冻得我骨头缝里都是风了！”我赶紧从暖水瓶里给他倒了一碗开水，这是我这里唯一可以进肚的东西了。他先用双手捂着搪瓷缸子，把手稍稍焐热，开水也就渐渐变温了，然后他扬着脖子一饮而尽。我赶紧去拿洗脸盆，想给他倒热水洗把脸，暖和一下。他拦住了我：“这时候可不敢拿热水洗脸！你先别忙！”说着，他蹲下来，捡起点儿地上刚刚被抖落的残雪，使劲儿地擦手擦脸，直到把手和脸擦红擦热，他说：“行啦，没事了。你去拿个盆来！”我这才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大饭盒，打开一看是饺子，个个冻成了邦邦硬的冰坨。他笑着说道：“可惜过七星河的时候，雪滑跌了一跤，饭盒洒了，捡了半天，饺子还是少了好多，都掉进雪坑里了。凑合吃吧！”
我立刻愣在那儿，望着那一堆饺子，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些饺子就不老少了，够我吃几顿了，他可是真没少带呀。我知道，他是见我年三十没有回队，专门给我送饺子来的。如果是平时，这也许算不上什么，可这是什么天气呀！他得多早就起身，没有车，40里的路，他得一步步地跋涉在没膝深的雪窝里，他得一步步走过冰滑雪滑的七星河呀。他说得轻巧，过河时候摔了一跤，我却知道他的老寒腿并不那么利落呀。我很难想象，一个拖着老寒腿的人，冒着那么大的风雪，一个人走过七星河，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以至于事过多年之后，一想起那样的情景，我都无法不感动，总觉得那是一幅北大荒最动人的木刻画。
真的，我过过那么多个春节，吃过那么多次饺子，但却没有过过那样的一个春节，没有吃过那样的一次饺子。当然，我也再没有遇到过那样冷那样大的风雪。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没有锅煮饺子，我和赵温把一个洗脸盆刷干净，用那只盆底是朵大大的牡丹花的洗脸盆煮的饺子。饺子煮熟了，漂在滚沸的水面上，那一只只饺子像一尾尾银色的小鱼，被盛开的牡丹花托起。
1974年，春节过后的初春，我告别北大荒的时候，朋友帮我从木材场找来那么多的木头，每一块都两米多长，我觉得没办法运回北京，找赵温帮我锯断，化整为零，好带回家。赵温看看那一堆木料，对我说：“你看看，不是水曲柳就是黄檗罗，都是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找来木板，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又用他的那大头鞋使劲儿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他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他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有时候真的觉得，好多最深切的感情，往往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沉默，便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尤其是男人之间的沉默，就像那夜色下深深的湖水，没有涟漪，没有云光月影，甚至看不见湖面的轮廓和湖底的深浅，但能够让你明显地感受到它的存在，清冽而湿润的水气，扑面而来。
我们就那么默默地站着，一直等到朋友赶来了一辆老牛车，我们一起把那两个大箱子抬到牛车上面，我坐到车上，朋友要赶着这辆老牛车慢悠悠地跑上18里，帮我把木头运到场部，明天一清早和我一起离开大兴岛，到福利屯坐火车回家。
我和赵温就是这样告别了，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落日的黄昏，在开阔而平坦的大兴岛原野上，由于无遮无挡，夕阳显得非常明亮，像是一个巨大的红灯笼，一直挂在西天的边上，迟迟不肯下坠。
离开北大荒那么多年了，虽然平常和赵温也没有什么联系，平淡如水，但清澈如水的友情往往更能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始终相信，即使我们平常没有什么信件或电话的往来，但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区别于男女之间哪怕是再好的恋情的地方，因为男女之间可以好得如胶似漆，却也可以在瞬间反目为仇、不共戴天，甚至血溅鸳鸯。但男人之间的友情，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说，如果男女之间的恋情必须要举行堂皇的婚宴的话，男人之间的友情却只需要家常的粗茶淡饭。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惯常的说法，爱情是白头偕老，友情是地久天长。白头偕老，是一辈子，而地久天长，则是永恒。
那一晚，在建三江宾馆里，我一直在房间里等赵温。由于是好多年没有回北大荒了，来宾馆看望我的老人特别多。许多逝去的往事和岁月纷至沓来，奔涌上心头。那一晚，虽然因为宾馆断电没有热水，无法洗澡冲洗一天的疲劳和风尘，但是，根本顾不上了，故人重逢，旧事重提，都禁不住执手相看，泪眼婆娑，话语茫茫。那一刻，真的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岁月能够将人们催老，却也能够把往昔的日子保鲜如昨，让我忍不住想起卡朋特唱过的那首动人的歌Yesterday Once More。
只是没有能够立刻见到赵温。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竟然是如此地不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却往往是一般人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与一般人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同样是一段逝去的岁月，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地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打捞上来则是如同水草一样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至今还存活着，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底层的立场，是唯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而万难不屈且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那一晚，赵温始终没有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要赶到大兴岛，开车之前，我还是没有能够见到他的影子。我等不到他了。但是我相信，这一次重返北大荒，我和他一定会见面的。
中
我一直这样认为，记忆是一种情感，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并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地方。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拥有记忆，靠的不是历史典籍或自己的日记，以及那些发黄的老照片，而往往是一个看起来不大起眼的地方，一个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蓦然之间撞进你的眼里或怀中。这个地方，这个人，是记忆的必备的调料，它们能够迅速而神奇地与过去逝去的一切链接，让过去如同焰火，死灰复燃，含温带热，甚至活色生香。在这里，地方是记忆的背景，让记忆有了连贯一致的方式，将过去断片的生活整合在一起，让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的记忆有了特殊的情境，方才能够如惊蛰后的小虫子似的得以复活出场。而人则是记忆的血肉，独个的人，构不成记忆，独木不成林，记忆必须连带别人，哪怕只是另外的一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俏皮的话：“就像上帝需要我们一样，记忆也需要他人。”有的地方，有的人，之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永远存活在记忆里，它们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那天，离开建三江，当车子跨过七星河，笔直朝南开出大约十里地，开到三队的路口时，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像路标似的指向了过去。记忆复活了。
三队的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九里是我们二队，往东九里是农场场部。这是每一个在大兴岛生活的人进出大兴岛必经的路口。对于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而在于人生中许多青春时节最重要的记忆都埋藏在这里了。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是集体的行动，怕影响大家整体行程的安排，但在那一瞬间，话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要不让我下车去看看老孙家吧，下午我再到场部找你们。”那声音突然地响起，而且是那样地大，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回北大荒看望老孙，一直是我心底里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自登上北上的列车，就越来越强烈，在三队路口一拐弯，更加不可抑制。回北大荒，最想看望的两个人，除了赵温，就是老孙。
老孙，是我们二队洪炉上的铁匠，名叫孙继胜。他人长得非常精神，身材高挑瘦削，却结实有力，脸膛也瘦长，却双目明朗，年轻时一定是个俊小伙儿。和赵温一样，老孙也爱唱京戏，“文化大革命”前他俩还曾经一起组织过业余的京戏社，赵温唱小生，他唱青衣。
他是我们队上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老党员，是在我们队上说话颇有分量的一个人。夏天打铁的时候，他爱光着脊梁，套一件帆布围裙，露出膀子上黝亮的腱子肉，铁锤挥舞之中，迸溅得铁砧上火星四冒，像有无数的萤火虫在他身边嬉戏萦绕着。那是我们队上最美的一幅画。在二队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诗《二队的夜晚》，里面专门写了洪炉夜晚老孙打铁这样美丽的情景。令人值得欣慰的是，当时很多知青把这首诗抄在笔记本里，至今居然还有人能够背诵。当时创作这首诗主要是为了记录我对老孙的一份感情。
在北大荒，第二年参加麦收，我用的一把镰刀，镰刀把是赵温帮我从林子里找的一根黄檗罗做成的。那一年麦收前，赵温拉上我到七星河边的老林子里，找到一根黄檗罗木。那时候，我不认识黄檗罗木，他告诉我这种木头外软内硬，做镰刀把使着最可手，不磨手。他还告诉我，这种木头珍贵，一般都用它做枪托。我第一次见这种树，禁不住抬头看了看，十几米高，枝叶参天，很茂密。他用斧子砍下一根枝子，恰到好处有个弧度，他随波就弯，用斧子削了削，递给我说：“看合不合适？”握在手里，还真合适。再仔细看，它的树皮很厚，很柔软，剥去表皮，木栓层那种鲜黄的颜色，让我的眼睛一亮，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黄得灿烂如金的树木。中间的木质部分，依然是黄色。只是淡了一些，不过那种柠檬一般的黄色，让人感到是那样的清新而纯净。
然后，赵温让老孙帮我打出一把镰刀。那时候，队上发给知青的镰刀，都是统一从供销社买来的。老孙打出的镰刀，刀刃锋利，刀柄轻快，造型美观，比买来的要秀气。在洪炉看老孙为我锻打镰刀，真美得如同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炉火通红，火焰随着风箱的拉动，从炉膛里一起一伏地喷突而出，明暗之间，如同一匹红棕烈马抖动着马鬃，不时地伸出马头，和老孙手中的镰刀嬉戏。逆光中的老孙，有一种雕塑的美，他长得并不壮，属于偏瘦的体型，一般人看不出他是铁匠，但站在炉火前，系上帆布围裙，大铁锤在铁砧上一挥，立刻像是换了一个人。其实对老孙来说，打把镰刀是小菜一碟。正是麦收的紧张季节，各种农机具的锻打和修理忙不过来，一般是不会做给人打镰刀这样的小活儿的。我知道，老孙是为我。我谢他，他指着黄檗罗，说：“好马配好鞍，这么好的把儿，得有好镰刀配。”老孙一手持镰刀，一手持锤子，只几下，再一淬火，就完活儿了。就那几分钟，却让我看出了神。他像是一个魔术师，在瞬间就可以将一块生铁变成一把有了灵气和生命的镰刀，弯月牙儿一样，钩出一炉的火星四溅和一天的星光灿烂。
当时，队上谁都羡慕我的这把镰刀，就像现在年轻人羡慕一个新款4G的智能手机一样。一直到我离开北大荒，还有人惦记着我的这把镰刀，我真的不舍得将它拱手易人。
谁想到呢，我这次回北大荒，却再也看不见老孙了。
就在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前，我刚刚给《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怀念铁匠老孙》。在那篇文章中，我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我们二队，查抄了我所有的日记和诗。事情并没有像我自己想象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的日记像雷锋和王杰的日记一样充满革命的内容。在那个鸡蛋里都能够找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还记了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队长念报纸：“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这些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而在诗里，他们找出了我写的这样的诗句：“南指的炮群，又多了几层。”明明是指当时珍宝岛战役之后，我们要警惕苏修的侵犯，却被认为那“南指的炮群”指的是台湾，最后上纲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老蒋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厄运已经不可避免，就在前头等着我呢。
那一天收工之后，朋友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好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三个“反革命”一勺烩了。因为早在好几天前这样的舆论就像雾一样在全队弥漫开了。队上的头头走路都情不自禁像鹅一样昂起了头。
那一天晚上飘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披着军大衣，威风凛凛地站在了食堂的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来到了食堂。就在前不久，也是在这里，我还慷慨激昂地振振有词，使会场激荡沸腾得如同开了锅，如今却跌进了冰窖。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被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只好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厄运的到来，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革命这两类人物，其实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谁能够想到呢，那一晚，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一会儿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会儿重复着说如果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真打过来了，咱们队头一个打白旗出去迎接的肯定是肖复兴⋯⋯总之，他讲了许多让人提心吊胆的话，但是一直到散会，也没有把我揪到台上去示众。我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今晚不揪了，也许放到明晚上了？
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等着所有的人都走尽了，才拖着沉甸甸的步子走出食堂。我忽然看见食堂门口唯一的一盏马灯的灯光下面，很显眼地站着高高个子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老孙。雪花飘落了一身，他就像是一尊白色的雕像。
那时，四周还走着好多的人，只听老孙故意大声地招呼着我：“肖复兴！”那一声大喝，如同戏台上的念白，字正腔圆，回声荡漾，搅动得雪花乱舞。紧接着，他又大声说了一句：“到我家喝酒去！”然后，大步走了过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当着那么多人其中包括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组长的面，旁若无人似的把我拖到他的家里。
炕桌上摆好了酒菜，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老孙让他老婆老邢又炒了两个热菜，打开一瓶北大荒酒，和我对饮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好几个贫下中农都找了工作组，我对他们说了：‘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就立刻上台去陪斗！’”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算一算，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他这样的一句话，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就叫作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1982年夏天，我回北大荒那一次，回到大兴岛上，第一个找的就是老孙。那是我1974年离开北大荒和老孙分别八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他在我离开北大荒之后，从二队调到了三队，还当他的铁匠。当时，他正在洪炉上干活，系着帆布围裙，挥舞着铁锤，火星四溅在他身子的周围。一切是那样的熟悉，那一瞬间，像是回到那年找他为我打镰刀时的情景。他一眼看到我，停下手里的活儿，我上前一把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他把活儿交给了徒弟，拉着我向他家走去，一路上，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用他那只结满老茧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刚进院门，他就大喊一声：“肖复兴来了！”那声音响亮如洪钟，让我一下子就想起那年冬天在队上食堂门前风雪中那一声洪钟大嗓的大喝：“肖复兴！到我家喝酒去！”
进了屋，他的老婆把早就用井水冲好一罐子椴树蜜的甜水端到我的面前。一切真的像是镜头回放一样，迅速地回溯到以前。自从那个风雪之夜老孙招呼我到他家喝的第一顿酒之后，在北大荒的那些日子里，我没少到他家喝酒吃饭打牙祭。他家暖得烫屁股的炕头，我没少和他脸碰脸地坐在一起。春天，到他家吃第一茬春韭菜包的饺子，夏天，到他家喝从井里冰镇好的椴树蜜，是我最难忘的记忆了。
那春韭菜嫩绿嫩绿，从他家屋后园子里割下来，常常还带着露珠儿，根根亭亭玉立，像从泥土里钻出来的小美人。只要听见老邢在柞木菜墩上剁韭菜馅，就能闻见清新的香味，那种带有春天湿润气息和一种淡淡草药的气味，特别的蹿，一下子就冲撞进我的鼻子里，然后像长上了翅膀一样，蹿得满屋子都是。老邢用她家鸡新下的蛋，和韭菜合在一起的饺子馅，真的特别的好吃。返城以后的日子里，尽管也吃过无数次韭菜馅的饺子，却怎么也比不过老孙家的香。
椴树蜜，是北大荒最好的蜜了。在我们大兴岛靠近七星河原始的老林子里，有一片茂密的椴树，夏天开白色的小花，别看花不大，但开满树，雪一样皑皑一片，清香的味道，荡漾在整片林子里，吸引成群的蜜蜂飞过来。养蜂人也会拿着蜂箱，搭起帐篷，到林子里养蜂采蜜。那时候，他家菜园子里有他自己打的一口机井，他常常把椴树蜜装进一个罐头瓶子里，然后放进井下面，等收工回来的时候，把椴树蜜从井里吊上来喝，冰凉沁人，是那时候冰镇的最好法子，井就是他家的冰箱。
喝到这样清凉的椴树蜜，岁月一下子就倒流了回去，仿佛一切都没有逝去，岁月里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保鲜至今。
在给《羊城晚报》的那篇文章中，我写道：“今年的夏天，我和十几个同学商量好了，准备再回北大荒一次，我的心里一直在想象着和老孙再次重逢的情景。已经又是22个年头过去了，我不知道老孙变成什么样子了。算一算，他有七十上下的年龄了。我真的分外想念他，感念他。”
前一天晚上，我在建三江宾馆里等赵温的时候，向人打听老孙，谁知，人家告诉我：“老孙两年前去世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意外，在我的印象中，老孙一辈子打铁，身体非常的硬朗，他和赵温年龄差不多，不该那么早就去世的呀。那一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孙的影子总浮现在眼前：1968年冬天，大雪纷飞的夜晚，队里食堂门前，他一身雪花的样子；1982年夏天，他拉着我的手走进家门，让他老婆给我端来椴树蜜水的样子。这两个身影像是两幅北大荒的木刻画，线条鲜明而深刻，刻印在岁月里，也刻印在记忆里。
老孙，我来北大荒就是来看你的，你却不在了。
人应该感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老孙不在了，我更该去看看他的家。所以在路过三队路口的时候，我是真想立刻下车去看看他家。
场长拉着我的胳膊说：“别，等我和三队打个招呼，再说午饭我们都准备好了，下午再去吧。下午，我陪你一起去。”
陪我们来大兴岛的建三江管理局的一位头头，和场长一样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即使现在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领导，我们还是叫他的小名：喜子。他也愿意我们这样叫他，这让他感到很亲切。他对我说：“先到农场场部吧，场长都已经把饭准备好了，吃完午饭，我陪你去三队。”
喜子是我们二队农业技术员的儿子，后来在三队组建武装营，他和我都先后调到营部，我负责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是营部的警卫员。那时，营部是里外两间屋，营长和教导员住里屋，我们俩，再加上宣传队打扬琴的哈尔滨知青，三个人在外屋的一面火炕上睡了一年多，要是场部放电影，他就骑上自行车，前车梁上坐一个，后车架子上坐一个，带上我们两人一起骑上九里地，记得那时看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和《卖花姑娘》，都是骑着自行车这样去的。三队，也是他的三队，他陪我去三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就千万别惊动场长了。场长不干，非要陪我一起去，热情得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他说：“本来就是私人的事情，这样兴师动众，让我心里不好受。”我开玩笑说：“下次再来大兴岛，我可不敢再找你，我自己找辆车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他不像是开玩笑地说：“那我就派人把你的车拦住，你可别忘了，我们是当地的一级政府。”我笑他说：“那你就是‘当地政府’了？”玩笑归玩笑，心里却想，下午可千万别让“当地政府”跟着，前呼后应的，像什么样子。
幸亏中午吃饭场长喝多了，吃完就躺在我床上呼呼大睡。喜子悄悄地拉上我，躲开他，匆匆离开了住处。还没有离开场部，我问喜子：“商店还在原来的老地方吗？能买点什么东西？”喜子说：“原来的商店早拆了，路上有一个超市，到那里买东西吧。”到了超市，一个比原来商店还小得多的店，私人承包，只有前后两排货架，不少是过期的东西，我心里充满歉意，后悔昨天没有在建三江买好东西，带给老孙家，只好挑了挑，买了点儿吃的喝的，又上了车，往三队赶。一路风吹着，汗还是不住地冒，路两边的白杨树呼呼往后闪着，闪得心里怦怦的一个劲儿跳。
九里的路，一会儿就到了。
到了三队，模样依旧，却又觉得面目全非，22年的岁月仿佛无情地撕去了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只是顽固地定格在青春的时节里罢了。先在场院上看见了现在三队的队长，是当年我妻子在三队当小学老师时教过的学生，他正在鼓捣拖拉机，看见我们，一脸的陌生，似乎和喜子也不大熟，缺少了“当地政府”的陪同，喜子这样的管局的头头，也显得有些强龙难压地头蛇的感觉。喜子向队长介绍了我，他多少还记得，又问他铁匠老孙家住哪儿，然后催促他：“快带我们去。”
队长带着我们往西走，还是当年的那条土路，路两旁不少的房子还是当年我见到的老样子，只是显得更加低矮破旧。大概前几天下过雨，地翻浆得厉害，拖拉机链轨碾过的沟壑很深，使地面更加的凹凸不平。由于是大中午，各家人都在屋子里吃饭休息，路上没有见着一个人，只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热辣辣的阳光下寂寞地吐着舌头或刨土啄食。记忆中，1982年来时，也是走的这条路，先去洪炉上找到老孙，后去他的家。那时这条路没有这样的破旧和冷清。也许是老孙放下手中的活，拉着我的手就往他家走，一路上洪亮的笑声，一路上激动的心情，让我没有太注意路上的情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前面就应该是老孙家，我不大敢保证，问了一下年轻的队长，队长说就是。正说着，走到老孙家前十来步远的时候，老孙院子的栅栏门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人，正是老孙的老伴老邢，她就像知道我要来似的，正在出门迎我。我赶紧走了几步，走到她的面前，她有些感到意外，愣愣地望着我。别人指着我问她：“你还认识吗？看是谁？”她只是愣了那么一瞬间，立刻认出了我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泪唰地流了出来，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俩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只能够感到彼此的手都在颤抖。
走进老孙的家门，她才抽泣地对我说老孙不在了，我说我听说了，便问起当时的情景。老孙有血压高和心脏病，但他一直不愿意看病，更舍不得吃药，想把省下的钱贴补给他的小孙子用。那时，小孙子要到场部上小学，每天来回要走18里，都是老孙接送小孙子上学。两年前的三月，夜里两点，老邢只听见老孙躺在炕上大叫了一声，人就不行了。小孙子整整哭了两天，舍不得爷爷走，谁劝都不行，就那么一直眼泪不断线地流着。
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开春前后，正是心血管病的多发期，三月的北大荒，积雪没有化，天还很冷，就在这间弥散着泥土潮湿地气的小屋里，就在我坐的这烧得很热的火炕上，老孙离开了这里，离开了1959年他26岁从家乡山东日照支边来到这里就没有再离开过的大兴岛。那一年，老孙才69岁，他完全可以活得再长一些。
望着老孙曾经生活过那么久的小屋，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22年前我来看老孙时，就是在这间小屋里，22年了，小屋没有什么变化，几乎和老孙在的时候一个样。所有简单的家具，一个大衣柜、一张长桌子，还是老样子，也还是立在原来的老地方。一铺火炕也还是在那里，灶眼里堵满了秫秸秆烧成的灰。家里的一切似乎都还保留着老孙在时的老样子，只要一进门，仿佛老孙还在家里似的，那些简陋的东西，因有了感情的寄托而有了生命，那些东西还立在那里，不像是物品，而像是有形的灵魂和思念。
一扇大镜框还是挂在桌子上面的墙上，只是镜框里面的照片发生了变化，多了孙子、外孙子的照片，却没有老孙的照片，我仔细瞅了瞅，以前我曾经看过的老孙穿着军装和大头鞋的照片，和一张老孙的人头像，都没有了。那两张照片，都是老孙年轻时照的，挺精神的。老孙和赵温都爱唱京戏，老孙唱的是青衣，还和赵温一起组织过一个票友的班子，那张照片就是老孙外出唱戏的时候在富锦照的。一定是他老伴老邢怕看见照片，触景伤情，取下了吧。
我问老邢：“老孙的照片还在吗？”
她说：“还在。”说着，从大衣柜里取出了一本相册，我看见里面夹着那两张照片。还有好几张老孙吃饭的照片，老邢告诉我：“那是前几年给他过生日时候照的。”我看到了，炕桌上摆着一个大蛋糕，好几盘花花绿绿的菜，一大盘冒着热气的饺子，碗里倒满了啤酒。老孙是个左撇子，左手拿着筷子，很高兴的样子。这些照片中，老孙显得老了许多，隐隐约约中能够看出一点病态来，他拿着筷子的手显得有些不大灵便。
我从相册取出一张老孙拿筷子夹着饺子正往嘴里塞的照片，对老邢说：“这张我拿走了啊！”
她抹抹眼泪说：“你拿走吧。”
我把照片放进包里，望望后墙，还是那一扇明亮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见他家的菜园，菜园里有老孙自己打的一眼机井，我那次来喝的就是那眼机井里打上来的水冲的椴树蜜。似乎，老孙就在那菜园里忙乎着，一会儿就会走进屋里来，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打量着我，如果高兴，他兴许还能够唱两句京戏，他的唱功不错，队里联欢会上，我听他唱过。
那一瞬间，我有些恍惚。人生沧桑中，世态炎凉里，让你难以忘怀的，往往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小事，是一些看似和你萍水相逢的人物，是一些甚至只是一句却能够足以打动你一生的话语。于是，你记住了他，他也记住了你，人生也才有了意义，才有了可以回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我一直以为回忆的感动与丰富，才是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当我回过神来，发现老邢不在屋了，我忙起身出去找，看见她在外面的灶台上为我们洗香瓜。清清的水中，浮动着满满一大盆的香瓜，白白的，玉似的晶莹剔透。这是北大荒的香瓜，还没吃，就已经能够闻到香味了。
我拽着她说：“先不忙着吃瓜，带我看看菜园吧。”
菜园很大，足有半亩多，茄子、黄瓜、西红柿、豆荚⋯⋯姹紫嫣红，一垄一垄的，拾掇得利利索索，整整齐齐。只是老孙去世之后，那眼机井突然抽不出水来了。这让老邢，也让所有人感到奇怪。有些物件，和人一样，也是有感情的，有生命的。生死相依，一世相伴，有时候，并不只是局限于人。
空旷的菜园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午后的风也凉爽了许多，整个三队安静得像是远遁尘世的隐士。前排房子的烟囱里有几缕烟冒出来，淡淡的，精灵一般，袅袅地游弋着。远处是蓝天，是北大荒才有的那样湛蓝湛蓝的天，干净得像是用眼泪洗过一样，安静得连蜜蜂飞过的声音都听不见。
那一刻，我才真正地发现，此次回大兴岛最想见的人，已经看不见了。搂着老邢的肩头，我很想安慰她几句，说几句心里的悄悄话，才发现我的嘴其实很笨拙，说不出什么来，眼泪忍不住又落了下来。
倒是老邢握住我的手，劝起我来：“老孙在时，常常念叨你。可惜，他没能再见到你。他死了以后，我就劝自己，别去想他了，想又有什么用？别去想了，别去想了！你知道，我比老孙小整整十岁，我就拼命地干活，上外面打柴火，回来收拾菜园子⋯⋯”
离开老孙家，在返回场部的路上，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老邢的这几句话。特别是她一连说起的那几句劝我也是在劝她自己的“别去想了，别去想了”，让我只要一想起，忍不住就想落泪。我不知道此次离开北大荒之后，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有机会来大兴岛，来三队，来看看老邢。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充满忧伤。
有这样一件事情，应该插在这里讲，也许不应该算是节外生枝。我去老孙家那天，是2004年8月2日，星期一，就在那一天，《羊城晚报》发表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想念铁匠老孙》。那一天，就在报纸上印刷着这篇《想念铁匠老孙》的时候，我正走在去老孙家的路上。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莫非世上真的有什么机缘巧合，有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在规范着，我们是逃不掉的、割舍不开的吗？
想一想，有时候，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时候，一句话，能够让人记住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我们并不怎么珍惜青春，年老了以后，我们再来谈青春，往往容易显得矫情和奢侈，但无论怎么说，一个人青春时节奠定的来自民间的立场，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的。如果说我们的青春真的是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那么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一句话，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返回到农场场部的时候，喜子从车上搬下来一大塑料袋子香瓜，放进我住的房间。我才知道，尽管人们说到场部也有好多香瓜，就不用带了，老邢坚持一定要把这些香瓜塞上车，让他们一定给我带回来。她说：“你们的是你们的，那是我的。”
我知道，那也是老孙的。满屋子都是香瓜的清香。
下
从大兴岛返回建三江，已是黄昏，推开我住的房间，我一眼看见，赵温坐在那里。
他是那样的瘦，瘦得像一张剪纸。只有一双眼睛还是那样的明亮，仿佛能够洞穿世上的一切。他已经坐在这里等候我好久了。
我冲过去，握住他的手，刚要说话，问他怎么这么瘦，就涌进了好多人，热情的寒暄，嘈杂的声浪，灌满整个房间。赵温坐在房间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静静地看着、听着，不说一句话。
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黑了下来，他悄悄地站起来，按下墙上的开关，吸顶灯亮了，房间里洒满温暖的光芒。
这时候，有人进来，招呼吃晚饭了。
因为明天早晨我们就要离开北大荒了。这天晚上，建三江管理局在家的领导都出面，为我们饯行。餐厅里摆着三张大圆桌，只是最外边的一张桌子旁边一直是空的，凉菜和酒已经摆满，却没有一个人。那里本来应该坐满当地的老人的，不知怎么搞的，是没有通知到，还是忘了通知，或者他们不想和那么多的领导凑在一起吧，反正都没有到。
老人里，只有赵温一个人坐在我的身边。我终于见到了赵温，终于可以和他坐在一起好好说话。
我刚到建三江那天，因为太晚，他的儿子没有去地头找他，第二天他再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大兴岛了。他把儿子好一通责骂。
他已经70岁了，牙都快要掉光了，木刻似的皱纹爬满一脸，瘦削的身子像是一只枯叶蝶一样，瘦得让人心痛。不过，他告诉我，他的身体还不错，要不也不能那么大年纪还睡在地头的窝棚里看青，一个人侍弄那么多亩地的庄稼，闲暇时，他还会和老伙伴们一起唱唱京戏。
听说今天下午我从大兴岛返回建三江，他早早就来到了宾馆找我，一直坐在我住的房间里等我。但是房间里人来人往，总是打断我们的交谈，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只是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
我记得以前他是抽烟的，而且抽得挺厉害的，现在他不抽烟，也不喝茶，就那么静静地听别人讲话，灯光的暗影里，他像打坐入定了一般安详，瘦削的剪影贴在了白墙上。
一直到要吃晚饭了，他对我说：“你去吃，我在这里等你。”我拉着他说：“走，一起去吃！”生拉硬拽，才把他拉了去。在饭厅里，他坐在我的旁边，他的旁边坐着建三江管理局的局长，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了。我向他介绍着赵温，告诉他是我们大兴岛二队的一个老人，我们的关系一直很深，他很热情地微笑着冲赵温点点头，赵温有些木然，没有什么表情，岁月让他久经沧海难为水，对于当官的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和拒绝。虽然赵温一直是他手下最基层的兵，但两人似乎从来没有见过面。这也是可能的，22年来，建三江走马换将，这是新的一任年轻有为而且英俊的局长了。而赵温却显得那样的苍老，老得像一片枯萎的落叶，任何人从上面踏过去，都不会有任何察觉，不会觉得硌脚。想当年，他在二队当木匠的时候，是多么的英姿勃发，1974年的开春，他为我打运回北京的那两个木箱木头的时候，还显得是那样的硬朗而年轻。再早的时候，特别是开春盖房的时候，他踩在房梁上，拉着大锯上下挥舞，背后是北大荒的蓝天白云，手下是带着雪白雪白新木茬儿的木料，上身如波浪一样起伏，下身如铁桩，纹丝不动的影子，更是显得年轻得很。日子和人就这样一起苍老了。再美好的青春，也只存活在记忆里了。
我看见喜子坐在旁边的另一张桌前。我猜想他大概是有意躲开我，并不仅是因为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要分开两桌坐，出于礼貌的安排他才坐到了那里。本来就是知青的聚会，民间性的色彩，没有利害关系，没有等级差别，没有身份的认同，也没有所求或所应，便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官场和商场上花样繁多的讲究。
昨天晚上在大兴岛的饭桌上，喜子和我挨着坐在同一桌，快要散席了，我刚想走的时候，喜子突然站了起来，后退了两步，晃晃悠悠地指着我的鼻子冲我说道：“肖复兴，我告诉你，三队那个老孙的老婆子什么都不是，别看你为她哭，你看他家弄得那样子，鸡屎都上了锅台⋯⋯”我知道他是喝多了，他手里握着的酒杯还在不停地晃，酒都洒了出来。但是，他的这几句话，还是让我惊愕，并把我惹火了，我走到他的面前，打断了他的话，厉声问他：“那我倒想问问你了，老孙的老婆什么都不是，你是什么？”然后，不等他回话，我转身就走了。
今天，也许是喜子对昨天酒醉之后说的话有些后悔，不大好意思了，便坐在一旁去了。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过去和他说几句话，毕竟明天一清早就要离开这里了，而他是我在武装营时的老朋友，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但是，昨天他的话实在让我生气，无法原谅他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他亵渎了我和老孙、老邢之间的感情，更在于他在二队也是和他们一起在艰苦的日子里走过来的，又是和我一起到三队看望了老邢家那真实的情景，知道我和老孙一家的来龙去脉，为什么没有激发起他对老孙逝世后老邢孤苦伶仃一个人的同情之心和关切之情，相反会冒出那样的想法，竟然说人家什么都不是？想让人家是什么呢？是个有级别有官衔的大人物？是个有鼻子有眼儿的英雄模范？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老邢家的鸡屎上了锅台，而他偏偏看见了？是我的眼睛视而不见，还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真的，我无法理解，便也无法原谅。
不过，说心里话，在我的眼睛里，喜子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在武装营当警卫员的时候，我们在一铺炕上打过滚儿。那时他也就是十七八岁，甚至还更小，天天跟在教导员营长屁股后面，像是个跟屁虫似的，那样的天真顽皮。况且昨晚他也是喝醉了，酒精燃烧，让他忘乎所以，也就满嘴跑火车了。我在自己的心里给自己、也给他都留下了一个台阶。如果他端着酒杯过来，说一声昨晚喝高了，什么也不用再解释，然后和我碰个杯，也就算了。谁也不能要求谁，每一个人有各自做人和做事的标准和底线，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和场合，心里的话和嘴上的话，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都不能要求那么一致。
告别的晚宴到了尾声，喜子始终没有过来。我犹豫了一下，就这样散了？要不要有个告别的话和哪怕那么一点点的意思？我发现喜子的眼神有时向这边扫过来，似乎和我一样，也是在犹豫不定。我想了想，还是应该我主动一些吧，就端起了一个杯子，往里面斟满酒，站了起来，向喜子走了过去。
他看见我过来了，显得很高兴，端起酒杯，也站了起来，迎着我笑了起来。如果什么话也不说，就这样把杯中的酒碰了，也许一切都真的一锅糊涂没有了豆，也就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圆满得花好月圆。
我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喜子，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先敬你一杯。我知道你从大兴岛调到建三江，为建三江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
开头的这样几句，他静静地听着，很高兴也很受用，没有说话。我接下去的话，立刻让他的脸上变了颜色。我说：“临走了，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这话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别忘本，甭管当了多大的官，别忘了我们都是从大兴岛、从二队那里走出来的，那些现在还在那里的人，他们确实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你还想让他们是什么呢？你别不高兴，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说了，问你的这些话，也是问自己的话，我们都应该提醒我们自己，不应该忘本，不应该忘了他们！”
我光顾着把我心里的话倾诉完，一时没有注意到喜子是在竭力控制着自己，更没有发现今天他已经又是喝多了，酒精再一次让他没有克制住自己。只见他把酒杯“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说了一句：“你这么说，我不跟你喝了。”然后就控制不住地骂了起来。
我也火了，要和他争吵。赵温也腾地站了出来，一个健步走了过来，伸出手指着喜子骂：“你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场面乱了起来，人们赶紧把我们拉开，把我推走，一直拉到餐厅的外面，拉到宾馆的房间里。很快，局长跟了过来，很客气地一个劲儿地劝解着，不住责怪喜子又是喝多了。
晚宴不欢而散。
那一晚，正是立秋，夜风吹来，有些萧瑟，下弦月久久没有升上来，也没有见一颗星星，夜空一直很暗。最后的晚餐，这样收场，不知道是我的做法多此一举，还是命定的在劫难逃？
我回到房间，赵温跟着我也回到房间。局长见我没怎么吃饭，让餐厅做了一大碗热汤面送进我的房间。赵温的晚饭也没有怎么吃，我让他吃点儿，他没有动筷子。我也没有吃，面条上的热气散尽了，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静静地望着那碗面条发呆。然后，我们说起话来，没有谈往事，也没有谈刚才发生的事，只是询问了彼此的生活和身体，还有，便是说起了老孙。说起老孙，我们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说，老孙早应该离开大兴岛。他又说，老孙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调到建三江来，起码不至于那么早走！
天很晚了，我送他回家。走出宾馆不远，路灯就没有了，他还得走一段夜路才能到家。前面的路很黑，也很静，静得仿佛是远离尘嚣、超尘拔俗的世外桃源一般。走在这样夏夜的柏油路上，和当年走在二队风雪弥漫的土路上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并排走在路上的那一瞬间，我想如果现在我们的年龄都能够再年轻一些，该是多么好啊。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竟然是我和赵温最后一起走在北大荒泥土芬芳的路上了。
走了一段，柏油路结束了，前面是小道了，蜿蜒如蛇，夹在两旁大房子之中。赵温坚决不让我再送，他对我说：“明天一早我还来，我们还能见。”然后，他转身走去，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返身往宾馆走的路上，我又想起了喜子说老孙老伴老邢的那句话：“那老婆子什么都不是！”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我。你要求她是什么呢？又是谁或什么原因让她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呢？我忽然发现，我们每天生活在最普通而底层的百姓之中，但我们的心不见得就一定是和他们在一起，也许反而与他们离得很远，自以为比他们高明而高贵。我说过，并且我一直坚信，来自北大荒这块土地上培育的真挚感情，和来自北大荒这里乡亲培养我们的民间立场，是我们知青岁月里最大的收获，没有了这两点，或者我们抛弃了这点，我们的青春才真的是蹉跎，而没有了丝毫可以回忆的一片空白。
回到宾馆，躺在床上，北大荒的这最后一夜，我的脑子里一下纷乱如云，荆棘塞满心里一样非常的难受，久久没有睡着。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认为，无论我们怎样思念这里，千里万里来过几次这里，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像老孙、老邢、赵温他们，却一辈子在那里，在那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荒草一样，春来春去，岁岁枯荣，然后，生老病死，被人随意地践踏，被人无情地遗忘。
但是，就是这些人，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还会再回去吗？是的，不会了，我相信不会了。大兴岛上正因为有他们在，才让我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去，但也只是回去看看他们而已，我们能够为他们、为大兴岛做什么呢？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起码不应该忘记他们，起码不要对他们说一些居高临下的话。说实在的，如果我不在酒桌上对喜子说那些话，憋在心里我会更难受。那些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包括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我们，不应该时刻问问自己：老孙、老邢和赵温，这些北大荒如同尘土草芥的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我们又都真的是些什么了吗？
夜色铺天盖地地压来。后半夜起风了，来自遥远地平线的风，像长途跋涉的旅人一样拍打着我的窗户，不知是在问候我，在询问我，或者是在质疑我。
第二天清早，天好得出奇，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风如清水一样的凉爽而清新。这是北大荒的风，我知道，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北京，会有许多东西扑面而来，不会再有这样的风了。许多乡亲们早早地就来了。赵温也来了，还是那样，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等着我，什么话也不说，连个招呼也不打。但是，看到赵温，我很高兴，甚至有些激动，昨晚的许多不愉快，因赵温的再次出现而稀释了许多。像是一场演出，最后的压轴戏一样，没有能够见到老孙，毕竟见到了赵温。见到了赵温，他的身边就站着老孙，就让我坚信此次重返北大荒没有白来，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北大荒最柔软、最脆弱却也是最富有韧性的那一部分，像是电影里最后响起的主题曲，让分别的高潮有了动人的旋律。
此时，房间里、大厅里、宾馆的外面，站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分别的气氛，虽然有些悲伤，但那种浓浓的情意，却还是冲淡了昨晚板结的气氛。阳光分外的好，暖洋洋的，带有北大荒的气息和温度，微风能把远处田野里成熟的麦香一阵阵吹来。重返北大荒短短的日子，浓缩在这分别的时刻，温暖、难忘，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新一轮的记忆里了。就像煤层一样，一层层重叠着，新的记忆压迫着老的记忆，沉淀着老的记忆，会让一些记忆成为化石，也会使得一些记忆变形，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我们自己还在顽固地以为那些记忆是经久不变的，小心翼翼地揣在自己的怀里。在岁月的嬗变中，煤层的坍塌或自燃等多种因素，也会使得有些记忆无情地流失和遗忘，再也无法找到了。
所以，我知道，我们不必过分地相信和依赖记忆，就像我们不必过分相信老照片和回忆录一样，失真可能会多于保鲜。有时候的记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幻觉，是一种自我的想象，或是主观的排列组合，离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很遥远了。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是不同的，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背景，同样一个人、一个物或一件事，记忆的方式角度和内容都会大相径庭。虽然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里曾经断定：“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到它们适应的位置，这时，我们才能够记忆。”但是，此次重返北大荒之行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哈布瓦赫说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框架，要不就是指的另一回事，要不就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应该摒弃这样的观念：过去本身保存在个体里面，似乎有多少个体，就能从这些记忆中采集到多少个迥然不同的样品。”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抛弃哈布瓦赫认为应该抛弃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已经不再是观念，而是事实，是那样明显地存在着，我们的回忆，只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回忆，其实是那样地不同。
面对一直默默无语的赵温，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别，我再一次问自己：这一次重返北大荒，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收获？我再一次地回答自己：是值得的，你应该来，你没有白来。你得到的够多了，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且你来这里，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而是应该审视和反思，你已经到了该重新审视北大荒和自己的时候了，命运留给你的机会不会太多，甚至不会再有了。重返北大荒，也快成为一种新的旅游项目，被聪明的商人悄悄地开发了，夕阳红豪华旅游团，知青专列，正在酝酿，甚至暗流涌动，此起彼伏，也许会如老年模特队、街头秧歌舞或知青大聚会一样，成为一种时髦。在热闹中回忆，在时尚中怀旧，让回忆和怀旧联手，为我们的今天蒙上一层雾帐，为我们的心境涂上一层防水漆，温柔地欺骗着我们；让回忆和怀旧合谋，共同为我们点燃起一堆枯枝，从中蹿出生命的火焰，燃烧着我们最后的岁月。
大家都上车了，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还在说话，还在挥手，还在流泪。那情景真让我涌起一种这样的感觉：相逢不如长相忆，一度相逢一度愁。
车门要关的那一瞬间，赵温跳了上来，70岁的人，腿脚还像是年轻人一样的灵便。他不容分说地对司机道：“拐一个弯儿，先到粮油加工厂的宿舍。”
司机有些不情愿：“那边是小道，不好走啊。”
赵温说：“好走，就在大道边上。”
司机又说：“那边是集贸市场，堵车。”
赵温说：“不堵，拐一点儿就能直接上去富锦的公路上了。”
赵温说得很坚定，车厢里的空气，一下子凝结了一样，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司机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昨晚的不愉快，谁也不会再说一个普通的北大荒瘦干瘦干的老人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人再出面干涉赵温，这是一个北大荒的老人最后的一点要求了。
那一刻，赵温一脚站在车的踏板上，一脚伸进车厢，一只手扶住车厢，另一只手指着前面的方向，那样子就像一个严峻而果断的指挥官。朝霞从车窗玻璃洒进来，洒在他的肩头，勾勒出一圈明亮而金灿灿的光晕。
我知道，赵温特意从他家的地里为我们摘了香瓜和玉米，天没有亮就爬起床，烧开锅，开始烀玉米。他希望我们带走它们，这是他能够向我们表达的最后一点儿心意了。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回来了。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答应赵温的要求，车子扬长而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车子到了粮油加工厂的宿舍前面停了下来，就在大道的边上。我和一个伙伴下了车，跟着赵温大步流星地往前走。1982年，我来找赵温的时候来过这里，但我已经认不出了，不是周围的变化大，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记忆力在衰退。我问赵温：“还是原来的老地方吗？”他头也没有回，说：“是。”他走得很快，不像一个70岁的老人。我知道，他是怕一车人等。那么大的年纪了，他的腿脚还真不错，这让我多少感到欣慰。一会儿就到了他的家，很结实的一个大门，很干净的一处房子，他推开门，他的老婆、儿子和儿媳妇已经闻声迎了出来。我们没有来得及多说话，跟着赵温走进屋里面，两大包（就像我们当年装一百多斤麦子或豆子的麻袋入囤那样大的袋子），一包香瓜，一包玉米，早早准备好放在那里，半个人似的蹲在那里，像是等候信号枪响就起跑的运动员。赵温拎起一包就往外走，像抢运什么紧急物资，飞快地走，我和伙伴抬起另一包，紧紧地跟在后面。因为来不及说话，赵温的老婆紧紧地跟着我们，一直跟到汽车旁，和大家打招呼，眼泪汪汪的，泪水快要流了出来。
香瓜和玉米都被拎上了车，在奔往哈尔滨漫长的一路上，我们有了可以吃也可以回味的东西了。我刚紧紧地握了握赵温的手，车门就关上了。赵温什么话也没有说，还没来得及招手，车就开了。我把头探出车窗外，望着站在道边的赵温两口子的影子越来越小，飞扬起的尘土毫不留情地淹没了他们。
建三江领导的小车早早就在通往富锦的国道前的岔路口等着我们。这里距离建三江十几公里，他们就送到这里了，前面一拐上了国道，就算是真的告别建三江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应该感谢他们的热情，让我们重返北大荒的好梦成真。
我们的车停了下来，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建三江管理局几位领导向我们的车走了过来。走在后面的是喜子。
别人坐的车窗都摇了下来，和他们告别，隔着玻璃，我也向他们挥挥手。喜子走到我的窗前，我看见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是要说什么，没有了酒精，他的脸还是有些红，也许他真的很后悔，想向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也真的有些心动，毕竟只是一句酒后的醉话，干吗那么较真，那么不宽容？况且，他再一次表示，一定要把在二队说过的话落实，把二队通往三队的那条破路修一修，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话。还是多栽花，少种刺吧。我想把车窗摇下来，和他说几句话。但是一想起他的那句话，心里总是堵着一块疙瘩，固执地不情愿原谅，封闭的门总是撬不开。我脸前的那扇车窗还是没有摇下来，车子在一片告别声中驶动了，很快就开上了国道。
建三江，那么快就被甩在身后了。北大荒，真的要和你告别了。八月早晨的阳光，清亮亮的流淌在北大荒无遮无拦的原野上。车窗玻璃前，不停地叠印着喜子和很多人的影子，但更多的是赵温和老孙的影子，反复出现，清晰得近在眼前，可触可摸。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了下来，车窗玻璃前的影子完全模糊，我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