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英国的学者论述巴托克时这样说他的音乐：“拒绝为了美或放纵情感的利益而破坏其逻辑性。”“如果有人坚持音乐必须是悦耳动听，那他就无法欣赏巴托克的音乐。”
巴托克（B. Bartók，1881—1945）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真的就不美不动听吗？这倒引起我对他的兴趣。
我买了一盘迪卡公司出品的巴托克作品集，布列兹指挥，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里面包括巴托克最享有盛名的弦乐《交响协奏曲》，还有四首为管弦乐队作的小品。主要想听他的《交响协奏曲》。
实在地说，巴托克和他以前的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家的作品不尽相同，同他热爱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也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还在一定的规矩方圆中舞蹈，古典和浪漫的内核还是包容在内容和形式之中的。巴托克则想标新立异，他是想突破古典音乐尤其是新浪漫音乐的规矩，他便将两种现成的东西都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上溯历史的渊源，下数眼前的，他太想横扫千军如卷席，独树一帜。这在他早期的几首弦乐四重奏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我买的这盘唱盘中的为乐队所创作的四首小品也可以看出。他的音乐做法和音响效果都和以前不完全一样，他注重出奇制胜的效果，讲究一泻千里的气势，有点儿光怪陆离。但还是和勋伯格不一样，他并没有如勋伯格走得那样远，他没有完全抛弃调性。显然，他走的不是古典与浪漫派音乐相同的路，也不是勋伯格的完全现代派的路，他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条路呢，难道他能走成两者之间一条中间道路吗。
在听巴托克的音乐，捕捉巴托克的音乐品格和性格的时候，我的思想常常在开小差，飘移到巴托克的音乐之外。原因是我一边听一边总是忍不住在想，在巴托克所在20世纪的初期，不仅音乐是如此活跃，而且出现了连同巴托克在内的不同流派不同追求却相同在努力探索的音乐家，如德彪西、马勒、勋伯格、理查·施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艾弗斯⋯⋯呈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是如此的缤纷热闹，如同此起彼伏的浪涛奔涌；是如此互相攻击着，又互相鼓励着；是你花开罢我花开，而不是我花开时百花杀。而且，在其他艺术和非艺术领域，一样都出现了如此美不胜收的烂漫似锦的场面：比如，文学就有普鲁斯特的浩瀚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占据春光，心理学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鸣惊人，美学有克罗齐的《美学》问世，科学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诞生和莱特兄弟的人类第一架飞机上天⋯⋯就是在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如数家珍一样，数得出许多各界的豪杰，如鲁迅、蔡元培、熊十力、马一浮⋯⋯足以光耀后人。
为什么在一个世纪之前的20世纪初期，这个世界会出现如此欣欣向荣的局面？英雄辈出，而且新人层出不穷，后浪推前浪，让我们后代仰慕如同仰望漫天的璀璨星辰。如今，一个新的世纪又来到了，在21世纪的初期，我们还能看得到这样的局面，看得到这样的星辰、这样的天空吗？说实话，真让我背气。在一个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城头频换大王旗，冠以著名的这家那家的遍地都是，像评定的高级职称在日益贬值一样，不过大多是荒草丛生罢了。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巴托克吧。他还能给我们一些安慰。
巴托克既没有走一条古典浪漫派或新浪漫派的老路，也没有走现代派的新路，他一直在孜孜探索自己的路。他走的是民间的路。有音乐史专家说：“巴托克全部创作的一根导线是熔民间音乐精髓与西方艺术音乐为一炉，技艺精湛，丰富多样。巴托克主要不搞革新，他像亨德尔那样兼收并蓄古今之精粹，雄辩地加以综合。”这话说得非常有见地，讲出了民间音乐和正统音乐、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继承和创新、吸收和改造、东方和西方等诸多种关系。这些关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表现出音乐家的创作走向和性格轨迹。对于民间音乐，并非巴托克一个人情有独钟，许多音乐家都曾对民间音乐痴迷，勃拉姆斯就曾经改编过匈牙利舞曲，德沃夏克改编过斯拉夫舞曲，而西贝柳斯和格里格也曾经把芬兰和挪威本国的民间音乐元素移植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中来。但是，有像巴托克这样把自己音乐的根深扎在民间音乐之中的音乐家吗？
曾经在一本书中看过这样的一张照片，是巴托克的老友也是匈牙利的音乐家柯达伊（Kodaly Zoltan）为他拍的：巴托克在特兰西瓦尼亚山村，用一个旧式的圆筒录音机在录制当地的民间音乐，很像我们现在热门出版的一些老照片的书上的照片，上面的那些偏远山村的村民笔直地立着，面容表情都有些呆滞，巴托克在认真地鼓捣着那架录音机。这张照片让我感受到一个世纪之前的生命气息和艺术气息，那个时代人们对艺术的真诚和投入，执着得带有孩子似的天真，不惜踏遍千山万水也要寻求真理的渴望，真是让我感动。我们现在还能出现这样的场面吗？我们的许多音乐翻录别人现成的带子（俗称“扒带子”）就马到成功了，谁还愿意那样千里迢迢地去采风。
据说，巴托克不满意自己早期简单模仿的作品，而他企图成立新匈牙利音乐学会也惨遭失败，他离开了大都市，离开了音乐的中心，而跑到了深山老林采风，带着他的老式圆筒录音机，就这样收集了两千多首民间乐曲，其中包括匈牙利本土的，也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还包括北非和东方的。同时，巴托克还撰写了大量论述民间音乐的论著。不知道世界音乐史上还有没有如他一样的热情、采集众多民间乐曲的音乐家。我猜想，如他一样热情的有，如他一样采集两千多首之多的少见了。巴托克惊异地发现民间音乐尤其是匈牙利的民间音乐充沛的活力和新颖的生命力，并把它们带入他的音乐，拓宽了音乐本身的疆域。
巴托克对民间音乐的钟情和付出的努力代价，在音乐家中是少有的。早在他25岁（1906年）的时候，有一次和神童小提琴家费伦茨·威切依到西班牙去演出的机会（当时巴托克为其伴奏），演出结束回匈牙利前，他去了葡萄牙，然后又到非洲，采集民歌。1913年，他再次重游非洲采风，他竟然很快地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他对那些非洲民间音乐爱不释手，他说那是些埋藏在这些国家地下最珍贵的财富、最纯洁的宝藏。有人说民歌是粗俗的甚至是色情的，难登大雅之堂，他说：“最粗鄙的字眼就是这个‘大雅之堂’，这个词叫我头疼。在出版美丽的民歌，特别是美丽的民歌歌词时，我吃够了它的苦头，这种民歌都是在精神和肉体亲切温存的情境中产生，或者在深切需要快乐和幽默以调剂一下单调生活时创造的。”
整日奔波在这些偏僻的山村，尤其是看到那些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村民唱起民歌来忘记了羞涩，脸上呈现出的喜怒哀乐和歌唱这样的感情完全融为一体的时候，他越发感受到什么才是他所需要的民间音乐。这些真正地道的民间音乐，彻底地改变了他和他的音乐。他像是从一头关在城市里动物，变成了一只飞出笼子的鸟，发现了一片无限自由的天空。那时他说过许多关于民间音乐的话，现在来听听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他曾经无情地批评过那些伪民歌：“国内外以为是匈牙利音乐精神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匈牙利民歌，却是些没有根基的、拼拼凑凑的仿制品。加上吉卜赛乐队的雕琢风格。”他同时还说：“那些所谓的歌曲，一年又一年地大批生产，潮涌般地不断向人们灌输。你稍不戒备，就会失去免疫力，久而不闻其臭。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这类弄虚作假的‘天才’，信口雌黄，歌词从头到尾都是些陈词滥调，也只配上那些叫人恶心的音符——我才不把这种东西叫作音乐呢。”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着警醒的启示意义。
那时巴托克不仅生活艰难，而且已经染上了不治之症白血病。虽然民间音乐并没有成为令他起死回生的一剂良药，但毕竟让他的生命充实，让他的音乐为之耳目一新。
都说巴托克的音乐不大悦耳，其实也是一种误解，只能说他的有些音乐不悦耳。这支弦乐的《交响协奏曲》的开头就很好听，不同乐器的渐渐加入，将乐曲的层次演绎得那样精致细微、色彩分明，整体的弦乐如同从湖面上掠过的一阵阵清风，带有花香，带有鸟鸣，也带有嘹亮的呼叫。巴托克自己称之第一乐章为“严峻”，第二乐章为“悲哀”，末乐章为“对生命的肯定”。听第二乐章的感觉很美，开头笼罩的哀婉情绪，在长笛和单簧管交错的呼应之下，显得格外迷人。竖琴的颤动，合着弦乐的摇摆起伏，间或弦乐和长笛的几声尖厉的鸣叫，如鹤唳长天，大多时候弦乐如银似水般荡漾，十分抒情，圆舞曲的旋律，回旋着曳地长裙，也回旋着天空中的袅袅白云，完全是古典主义的情致。末乐章里的民间音乐的色素最为明显，那种民间乐曲的粗犷，充满野性的张力，山洪暴发般一泻千里。说《交响协奏曲》是巴托克最为出色的作品，一点不为过。
如果我们知道这支《交响协奏曲》，是在巴托克逝世前两年1943年的作品，在此之前许多时候他是一直在贫困和白血病的双重重压下艰难地活着，精神处于极度的痛苦煎熬中，许多时候没有创作也不愿意创作，是他的好友指挥家库塞维茨基的竭力约请，他才出山谱就了这支乐曲，我们就会对这支乐曲更加充满敬意。如果我们知道了巴托克创作完这支乐曲，由库塞维茨基在波士顿指挥演奏成功，而巴托克的白血病也出奇地有所好转，有了回光返照的生命的最后两年，我们就会对这支乐曲更加充满感情。我不知道别人听说《交响协奏曲》有这样的背景之后会不会涌出这样的敬意和感情，我自己就是这样对这支乐曲、对巴托克多了一份感情的。
有人说：“巴托克是活跃于1910年到1945年间并留下传世之作的四五位作曲家之一。”
这是很高的评价，这也是一个苛刻的评价。
这让我想起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世纪之前的20世纪初期，这个世界会如此欣欣向荣、英雄辈出？这实在让我们后辈汗颜惭愧。其实，在那段时期，并非仅仅出现了拥有传世之作的巴托克这样四五位作曲家，但我们只要面对巴托克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从巴托克的身上学到一些对艺术追求的执着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