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
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
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
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
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
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
W. H.奥登：《凯洛斯与逻各斯》
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1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2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3
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4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5数十名将领被处死。6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7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8
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9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10
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11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托生。12
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13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14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15
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16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17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18
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19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20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21
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22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23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24又作诗曰：
昨日到城市，
归来泪满襟，
遍身女衣者，
尽是读书人。25
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26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27
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28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29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30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
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31
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32
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33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34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35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36
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37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38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39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
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40
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41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42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43
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44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45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46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47
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48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49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50
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于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51
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52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53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的《人海记》载：
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以此有名诸生间。54
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
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55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56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57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58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59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
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60
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61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62
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63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镇压，才将李侯调走。64
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65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66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67
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68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69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
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70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71
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72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73（见下图）。
复社系统图
常熟（江苏） 安徽
拂水山庄（1584） 匡社 南社（1620）
拂水山房社（1596）
（南应社） 应社 （北应社）
（1624）
复社（1628—1629）
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74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75
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76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
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77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78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79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80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81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82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83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84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85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86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87
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88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89
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
贡院秦淮近，
赛青衿，剩金零粉。90
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91
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92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93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94
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95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96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97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98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99
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100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101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102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103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104
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105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106
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107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108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109
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110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11
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12
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113
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114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115
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116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117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118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
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119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120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21
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122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123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124
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25 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26
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布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127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翼，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翼，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128
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129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130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为由诏责袁崇焕。131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32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133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134
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135
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136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137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138
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139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140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141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142
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43 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144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145
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146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47 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148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149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150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151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152
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153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154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155
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156
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157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158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159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
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160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决定着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慧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慧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慧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作为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161
陈贞慧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慧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162
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163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164
“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165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166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167
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168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169
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个月，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170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171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
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172
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
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173
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174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
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
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
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
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175
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176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
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177
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178
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179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80 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181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182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183
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184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185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186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87
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188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189
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190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191
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192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193
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194
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
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195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196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197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
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198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199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200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201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202 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203
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204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205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206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207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208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209
然而，纸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210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211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212 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213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214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215
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216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217李雯也在京师写道：
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
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
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
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218
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注释：
1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4页。天启皇帝死于1627年9月30日。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11页。崇祯皇帝登基时，宣布要效法尧舜，作一位圣明之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页。对崇祯一朝史事的简要评述，见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37—148页。
2 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3页。崇祯是明朝第17代皇帝的年号。严格地说，应称呼他的谥号（庄烈帝）或庙号（思宗）。为行文方便，本书称他为崇祯。
3 崇祯帝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史书。李清：《三垣笔记》上，第15页。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虽然曾批评崇祯帝既不会骑马，也不懂经书，但并未指责他丢了天下，只是说他试图改善明朝的统治，但无能为力。而对崇祯帝的3位祖先——万历、泰昌和天启皇帝——康熙帝却大加责难，并禁止祭祠他们。史景迁：《中国皇帝》，第89页。天启帝精神脆弱，死时年仅23岁。见马米兹：《魏忠贤》，第119—120页；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9页。
4 这位皇帝使锦衣卫重显威风而成为“心腹”；并越来越依赖宦官，使东厂很快又恢复了活动。李清：《三垣笔记》上，第2页。
5 北京的监狱人满为患，案牍堆积如山。1644年1月21日，皇上见死在狱中的人太多，便催令刑部加快审理。万言：《崇祯长编》，第56页。
6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9页。崇祯一朝有7位总督、11位巡抚和14位各部尚书或被斩首，或死在狱中，或被迫自杀。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53页（第三十六卷）。
7 仅在1641—1644年间，就先后有18人入阁办事。艾维四：《从教育到政治——复社》，第356页。
8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1页。
9 马米兹：《魏忠贤》，第114—117、157、244页。
10 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
11 起初，这位新皇帝怕引起新的党争，不想调查此事。后来，一个魏忠贤的党徒向皇帝建议，同时清洗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势力，从而彻底消除党争。但倪元璐——日后的户部尚书和以身殉国的英雄——极力保护东林党。结果，崇祯帝清洗了一批魏忠贤的同党，而召回了一批东林党人，并废止了《三朝要典》。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8—419页。
12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4—76页；T.K.庄：《魏忠贤》，第338—340页；马米兹：《魏忠贤》，第282—283页。
13 1629年4月9日，刑部奉诏对阉党分别治罪，称为“逆案”，共有168人被列入7等罪名，分别处刑。其中许多人声称自己和魏忠贤只是有所过往而已。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一卷，第28页。
14 马米兹：《魏忠贤》，第253—254页。
15 《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冯铨在逆案第五等129人中。该等之人皆沦徒三年，赎为民。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47页（第三十五卷）。
16 阮氏家族在16世纪出过几位著名的官僚名士，包括诗人阮自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8页。
17 谈迁：《国榷》，第5474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28—51页；艾维四：《复社》，第353页。有材料记载，他自称对左光斗和杨涟之死负有完全责任。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五卷，第27—28页。
18 魏斐德：《自主的代价》。
19 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2页；艾维四：《复社》，第336页。
20 邓尔麟：《科举政治》。
2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6—47页，及其《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第42—45页。晚明诗人王世贞曾提到“十七家大户”，其资产皆达50万两以上。傅衣凌：《明清时代》，第23页。著名的天主教徒、上海县人徐光启，曾对其家乡的商人受到极大妒忌和羡慕的情形做过描述。还有人说，有的江南大户用每只重15两的金碗待客，用最精美的绣品作浴巾。傅衣凌：《明代江南》，第29—30页。收藏艺术品也是一种摆阔方式，富商们尤嗜于此，因为他们认为——据晚明一位经营艺术品的商人说——一个人文雅还是粗俗，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古董。秦三迪和许承志：《安徽的商人文化及其保护者》，第22页。
22 15世纪后半期，明朝政府开始出卖监生资格。到16世纪，许多有钱人都有了这种“监生”头衔，因而可以参加乡试和出任下层官吏。至天启年间，许多富裕的平民还购买最低一级的童试资格，成为生员。这些新兴的下层乡绅在本地并不很受尊重，因为那里的乡绅通常都有正式功名；但在外地，尤其在城市中，他们的身份却大大高于一般平民，享有终身复除的特权。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1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第35页；山本英士：《日本1976年的明清史研究》，第17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30页。
23 谢肇浙（1567—1624）说，当时几乎所有官僚士大夫都有娈童。他们在京城外接客时，总是夸耀自己的相好是文人书生。据谢肇浙说，同性恋从晋代开始在中国出现，公元3世纪末曾盛行一时，所有士大夫都热衷此道。及至宋朝，由于道学的兴起，同性恋之风衰落了；但到明末，特别是在中国东南地区，又再次兴盛起来。常听人说，福建和广东是这种性行为的中心；实际上同性恋在江南也是常见的。南方官员——谢氏说——将此风俗带到了北京，使这里的酒店也出现了许多少年男妓（小唱），作为侍者和歌童为士大夫服务。这些娈童大多来自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一带，还有一部分来自山东临清，故有“北”小唱和“南”小唱之分。谢肇浙：《五杂俎》第八卷，第4—5页。1633—1635年间曾侵袭福建海岸的达赤曼·汉斯·普特曼斯（Dutchman Hans Putmans），称中国人为“卑劣的鸡奸者”。C.R.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22—426页。这位葡萄牙人还指责说，鸡奸行为“在中国人当中既不受惩罚也不受歧视”。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3页。
24 李东：《见闻杂记》第十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页。几年前，东林党人赵南星便将经济衰退与挥霍浪费联系起来，极力抨击奢侈之风。他说，当时的人们，不论男女，都追求华服美食，挥金如土。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第二六四卷，第5页。这种风气大约是从16世纪40年代兴起的，当时男子开始戴瓦楞骔帽，穿轻俏精美的暑袜和蒲鞋，宜兴出产的“黄草蒲鞋”尤为著名。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2页；又见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30—131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2页。华丽的饰服作为政治衰微和社会堕落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荀子（约公元前300—237）写道：“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笺注》，第227页。
25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页。假道学们特别提到，这些士大夫修习八股文极为严谨，但私生活却非常放荡，甚至发生反常的性行为。谢肇浙：《五条俎》第八卷，第5页。
26 昂贵的金银珠宝饰物，尤其是作成各种动物形态的精美头饰，在崇祯时期非常时髦。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2页。
27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31页。名门子弟并不全是花花公子。据晚明史料记载，也有许多权贵子弟倚势恃强，横行乡里，成了令人畏惧（以及令人鄙视）的土豪。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21页（第三十四卷）。
28 其中有一姓维持了21代，一姓维持了18代，四姓维持了17代。潘光旦在其开拓性研究中提出的这91个大姓，是根据他们在地方志中的出现和其他衡量其声望的标准选出的。从其在巍科人物中所占之比例，也可看出这些家族的声望和权势长久不衰这一事实。明代共有巍科人物440人，嘉兴府得12人，其中10人是上述91家望族的子弟。清代共有巍科人物520人，嘉兴府得28人，其中17人出自上述望族。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96—98页。
29 因此，政府阻止这种逃税现象的努力被大族势力挫败了。川胜守：《浙江嘉兴府的嵌田问题》。
30 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127页。
31 《嘉兴的望族》，第125页。包鼎之父所言“齐大非偶”，出自《左传》第六卷。文中“安人”是六品官夫人的头衔。
32 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122、126页。关于明末商、农、士之身份的混淆，及其在泰州学派思想中的反映，见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第173页。在明末的说教作品中，也有人极力维护严格的身份区别，这或许正是上述融合现象的一种反映。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第346页。
33 有明一代，南直隶（即江南）籍官员中无其他亲属同时任官者占59％，而浙江籍和福建籍官员中有姻亲同时在官府任职者分别占42％和34％。詹姆斯·B·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62—366、382—386页。江南望族之间的婚姻，作为超地方性的社会纽带，常常使其中许多成员产生大都市观念，从而促使他们超越地方利益的局限，逐渐卷入东林党运动一类的全国性政治争端。邓尔麟：《达官贵人》，及其《嘉定忠臣》。
34 如果说宋朝是以杭州和开封等大都会为中心的时期，那么晚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这些大都会之外，又迅速发展起来一批大市镇（通常是棉花贸易中心）。从1500年到1800年，苏州、松江、常州、太仓、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地区，市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144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3—104页；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8—70页；弗雷德里克·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127—129页，及其《南京的变化》，第63—65页；P.阿尔瓦雷·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21—22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8—10页。
35 用功能分析的术语说，明朝晚期江南潜在的社会子系统比其他地区有更大的自主性。由于姓族、官府、或许还有经济子系统是相对独立和分离的，其身份的形成就更容易、更稳定。
36 台尔曼·格里姆：《中国明代儒教教育和政治》，第130—133页。
37 据1586年版绍兴府志载，当时如果不能用儒家经典教育子弟，连最贫穷的人也会感到羞耻。从商贾到差役，几乎人人都识字。何柄棣：《进身之阶》，第251页。罗乌斯基的数字表明，在中国的这一高度发达地区，男性中具有实用读写能力的，可能达到了35％或者更多。伊夫林·S·罗乌斯基：《清代的教育与大众文学》。
38 小林裕充等：《安徽绘画的盛期》，第25页。
39 T. S. 费希尔：《顺从与效忠》第二部分，第133—137页。许多生员只知死背范文，和不厌其烦地反复研读四书五经。明朝末年，人们普遍认为，把时间全都用在钻研八股文上，会导致士大夫阶层的退化。后来，这种形式主义又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威拉德·J·彼得森：《苦果》，第56—58页。
40 孔尚任：《桃花扇》，第212—213页。“新治”指1644年福王建立的南明政权。主考官当然是钱谦益。
41 艾维四：《复社》，第337—338页。
42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46页。
43 下文所述应社和复社的兴起，及其同诗界的关系，主要依据朱倓：《明季南应社考》；吉川幸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问国事》；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45—186页；艾维四：《复社》；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译注》，第13—20页。
44 李文治：《晚明民变》，第846、1400、1537页；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18—21页。
45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2页。该社后来由范文若命名为“拂水山房社”，成员多是常熟、华亭（松江）和昆山人。
46 袁宏道（1568—1610）一派宣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格，一味仿古只会扼杀文学的生命，主张诗人应摆脱传统文学形式的束缚去抒发自己的性灵。里杰德·约翰·林恩：《正统与启蒙》，第237页。
47 据说，艾南英和陈子龙甚至为此动手互殴。艾维四：《陈子龙》，第39页。艾南英后曾率众抗清，在唐王政府中殉职。艾南英：《天佣子集》第六卷，第10—15页。
48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6页。
49 周钟的家族是金坛贵族。其父周泰时曾任云南布政使。徐鼒：《小腆纪传》，第206—207页。
50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5页。南社有16名成员，包括万应隆和吴应箕。
51 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第二六九卷，第14—15页。
52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24页；艾维四：《复社》，第339页。“应”也暗指《易经》所谓“同响相应”之意。见阿特韦尔：《陈子龙》，第36页。
53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6—547页。此系吴伟业说。
54 同上书，第543页。
55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53页。
56 应社成员中以负责招纳社员的孙淳最为积极。后来在复社中他也担负同样职责，并遍游天下社团。一位来自嘉兴的复社盟友说他“忘其身，惟取友是急，义不辞难，而千里必应”。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76页。该社当时刊行的一部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文集，是张溥选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21页。
57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11—1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6—118页；贺凯：《苏州及魏忠贤的党羽》；艾维四：《复社》，第33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14—15页。
58 16世纪50和60年代，由于倭寇和中国海盗时常袭扰长江三角洲，一种以苏州香工会一类手工业行会为中心的强大地方自卫传统逐渐形成了。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5、123—125页；勒·P·路易·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5—20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0—211页。
59 1567年的暴乱，基本上是一次生员抗议科举舞弊现象的示威。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1及111—112页；白乐日：《中国传统政治》，第11页；袁清：《城市暴动和骚乱》，第286页。
60 《明实录》隆庆朝第二十四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页。
61 1586年，霜冻毁掉了江东的果园。1587年，暴雨毁掉了成熟待收的庄稼。1588年，春旱造成了饥荒。1589年，又发生严重的夏旱，官府不得不赈济灾民。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又见森正夫：《16—18世纪的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4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1—22页。
62 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第286—28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13—14页。
63 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8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3—115页。
64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5—116页。
65 有的学者提出，东林党人代表了新兴商人阶级和中小地主的联盟，企图超越专制皇权而建立地主阶级的霸权。按照这种观点，东林党人是想通过反对集权专制主义和反对滥用特权迫使下层阶级铤而走险的大地主的利益，来强化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沟口雄三：《东林学派思想》，第173—175、195—196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56页。
66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页。按照一种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地主阶级内部包括几个不同阶层：贵族地主、乡绅地主和经营地主。其中第三者在江南抗税运动后期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们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以个人身份兴修水利，因而支持受其驱使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摆脱官府的赋税，有时还联合市绅一道同官府作对。李洵：《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第22页。
67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88—89页。一些大臣——有的与东林党有关系，有的则没有关系——联合起来抗拒陈增等宦官的勒索，为首者是李三才。此人官至淮南巡抚，虽非东林党人，但因领导了反抗额外征税特别是矿税的群众运动而名闻天下。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110—1111页；《明代人名辞典》，第503、847—850页。关于1601年的暴动，见袁清：《城市暴动》，第287—2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72—373页。1601年的抗税斗争恰好与农业灾害同时爆发。嘉兴、湖州以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导致谷物和生丝价格急剧上涨。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有关诸问题》，第88页。
68 杨廷枢是苏州最著名的儒师，他招纳弟子不分贵贱，一视同仁。17世纪30年代，其门下弟子多达2000余人。艾维四：《复社》，第347页。
69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这里所用的是19世纪李瑶校刻本，题为《南疆绎史勘本》。林恩·斯特鲁弗认为，该本内容多出李瑶之手（斯特鲁弗给作者的私人信件）。但该本的基础毕竟是温氏的作品，故本书从《台湾文献丛刊》之说，以该书为温睿临等著。
70 据1629年张溥为纪念这些殉难者而题写的碑文载，周顺昌被捕，“吴人痛心”，这五人遂挺身而出，痛打缇骑，事后被杀。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74页。还有一篇名士文震孟题写的碑文，后有98位苏州士大夫的署名。同上书，第376—377页。
71 《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3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94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15—20页；袁清：《城市暴动》，第293—296页。贺凯的《苏州》对这一著名事件作了精彩的概述。
72 艾维四：《复社》，第340页。
73 应社究竟何时改称复社，尚不能确定。查慎行《人海记》载：“（杨彝）初与同志数人为应社。其后二张名骤盛，交益广，乃改名为复社”。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3页。“复社”一名暗合《易经》复卦之意。复卦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一事物之衰败就是另一事物重新兴起的转折点，于是旧事物被抛弃了，新事物又繁盛起来。见艾维四：《陈子龙》，第41页。明朝末年，对儒家经典中“复”之概念的这种拟古主义的理解非常流行。在研究陈洪绶描绘17世纪初葡萄社在北京一个寺庙集会之情形的一幅画时，艺术史学家高居翰指出，画家有意使人们联想起1000多年前白莲社的一次集会。其意图并不是要说明葡萄社是白莲社的再现，而仅仅是因为若将葡萄社的集会描绘成一次当代的史无前例的事件，便会降低其价值，而这种双重形象的画面和拟古主义的手法，则可使之带有肃穆、悠久的古典色彩。高居翰：《演讲稿》，哈佛大学，1979年，第18页。当然，慧远（336—416）的白莲社和1622年在山东发动起义的白莲教不是一码事。艾维四：《复社》，第334页。
74 这篇誓约有多种英译，艾维四《明代文社》第18页的译文是其中之一。
75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6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0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页。
76 艾维四强调其更集中化的方面（《明代文社》），谢国桢则将其说成是原有文社的联盟（《党社运动》，第161—162页）。邓尔麟指出，嘉定的复社组织由那些和望族有着非正式关系的当地生员组成，更像文人社团，而不像联盟。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3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0页。
77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25页。该社名称取自《易经·大传》（“系辞下”——译者）：“子曰：知几，其神乎。”此处之“几”意为对尚处于萌芽状态之事物的认识和干预。
78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87—190页。他们常在彭宾的书斋中聚会。清军南下后，几社创始人中只有彭宾活了下来，并十分恰当地改号为“大寂子”。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一卷，第12—13页。
79 徐孚远编过几部八股文集，1642年乡试中举，但次年会试未能登第。浙江乡帅许都，就是由他介绍给在绍兴任职的陈子龙的。许都因造反被陈子龙捕杀后，徐孚远还写信责备过陈子龙。后徐孚远在国子监供职，是郑成功的老师。清军南下，他参加了鲁王的南明政府，1651年随福王流亡金门岛，后于出使云南途中在安南被监禁了一段时间。1663年金门陷落后，他逃入广东山区过起了隐居生活，从此便消声匿迹了。宋如林：《松江府志》，第1253页（第五十五卷）；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上，第12页；艾维四：《陈子龙》，第59—60页。关于徐阶，见《明代人名辞典》，第575—576页。
80 云闲是彭宾书斋之号，1629年几社在此成立。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88—189页；李雯、陈子龙、宋征舆：《云闲三子新诗合稿》，“序”第1页；“传”第2页。
81 艾维四：《复社》，第347页。可能因为李雯后来曾为多尔衮效力，地方志（赵先甲撰《华亭县志》）中没有他的传。关于他和陈子龙的友谊，见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雯和陈子龙一道投身科举，但陈子龙通过了1630年的乡试，成为举人，李雯则既未列入《华亭县志》之贡生名册，也未列入《上海县志》（应宝时撰《上海县志》第1087页）之举人名单。宋征舆后亦降清，1647年中进士。李雯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传》，第2页。
82 陈子龙在松江领导了反对贪官朱国盛的斗争。朱国盛是明室贵族，也是魏忠贤的党徒。他在松江因以重礼诱奸富家少女而声名狼藉。陈子龙投书弹劾朱国盛，将其丑行公之于众，因而遭到朱国盛一伙的报复。《明史》，第33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2—103页。陈子龙之父亦为人耿直，与东林党领袖邹元标十分要好，在监修万历和泰昌皇帝的陵墓期间，曾阻止宦官贪污工程资金。他死于1626年。就在这一年，陈子龙通过了县试，成为生员。艾维四：《陈子龙》，第16—26页。
83 陈子龙得到南社创建人周钟的支持。张溥和夏允彝试图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但1628年艾南英又公开谴责周钟和陈子龙。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6—97页。
84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7—10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69—170页；艾维四：《复社》，第348页。
85 虽然所有现存的成员名册上都有陈子龙的大名，但他自己从未提到过曾出席1629年的复社年会。不过他确实在南京参加了1630年的年会。艾维四：《陈子龙》，第49页，及其《复社》，第338页。
86 于是，功名利禄促使成千上万的生员要求拜复社领袖为师。“是时，复社声名达于穷乡，争趋张溥、周钟之门。”《张履祥传》，引自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97页。
87 利玛窦在1615年首次刊行的日记中写道：“在中国人看来，南京比世上所有城市都更美丽、更宏伟，几乎没有任何城市能在这方面胜过南京，或与之相当。那里确实有许多宫殿、庙宇、城楼、桥梁，并且决不亚于欧洲的尖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还胜过我们欧洲的城市。当地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人们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各阶层的人们聚居一起，熙熙攘攘，有平民百姓，也有达官贵人。”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268—269页。
88 有关贡院的描述，见宫崎市定：《科举——中华帝国的考试地狱》，第41页。
89 宫崎市定：《科举》，第57—58页。
90 孔尚任：《桃花扇》，第63页。南京城内秦淮河畔这块专供人们寻欢作乐的去处，一到夜晚便生气盎然，雕梁画栋，丝障珠帘，花灯游艇，星星点点，人们饮酒狂欢，通宵达旦。彼得森：《苦果》，第26页；莫特：《南京的变化》，第151页。
91 1630年赶考时，陈子龙寄住在南京的一座寺庙之中。关于这段生活，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上，第12页。
92 1622—1624年间，白莲教也曾试图在江南的太湖一带煽动起义。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农村社会》，第14页。
93 在此期间，万寿祺还成了家，1625年便得了一个女儿。
94 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对这段历史作了精彩叙述。万寿祺（字年少）在其《隰西草堂集》中（第三卷第27—30页）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自传。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O0—801页有一篇万寿祺的小传；米歇尔·彼拉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也对万寿祺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概括性研究。不过，万寿祺在徐州地方志（刘痒《徐州府志》）中无传，在其原籍南昌的地方志（魏元旷《南昌县志》）中也无传。
95 艾维四：《复社》，第341页。
96 宋如林：《松江府志》，第976页（第四十五卷）。
97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1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0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4页；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二卷，第15页。南京乡试的主考官是姜曰广。他曾作为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
98 “这里的人们比我们西方人更喜欢乘船旅行，他们的船也比我们的更华丽、更宽敞。例如，一个地方官的游艇常常大得足以容纳全家人口，并能生活得像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这些船都是官家修造的，配有厨房、卧室、起居室，并且装饰的富丽堂皇，看上去更像一个富翁的宅第，而不像一只船。有时，他们在自己的游艇中摆上豪华的宴席，在湖泊或江河中尽情巡游。这些游艇通常都用各种颜色的极为光亮的油漆（葡萄牙人称为Ciara）作最后的加工。这种装饰所带来的视觉快感，就如同各种香气混在一起所带来的嗅觉感受一样。”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0页。
99 彼拉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5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第4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5页；第三卷，第28页。
100 明朝末年，赴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的费用，包括送礼，平均大约需要银600两。宫崎市定：《科举》，第118页；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8页。
101 “张公为诸生，以天下为己任，追念东林先贤，慨然欲复之。”侯方域：《回忆堂诗集》第五卷，第7页。“小东林”一词所反映的不只是复社的规模，也包括复社成员的社会地位。东林党人都是朝中高官和名士，复社成员则多是地位较低的乡绅、秀才和生员。宫崎市定：《张溥及其时代》，第334页。
102 陆世仪：《复社纪略》，第65—67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22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17页；艾维四：《复社》，第341页；邓尔麟：《科举政治》。宋太祖（960—976年在位）创设殿试之制，原是为了对定期举行的会试进行检查，防止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师徒关系。但到明朝末年，这种制度也成了排斥异己、拔擢亲党的一条途径。当时的考生一般都是先写出考卷中纯属套语的前14行——这是可以事先准备的——然后便表明自己渴望得到考官的宠爱和庇护。考官能很容易地记住哪份答卷属于哪个考生，从而在评卷时有意给他较高的评价。宫崎市定：《科举》，第74—75、93—94页。
103 邓尔麟：《科举政治》。
104 因为周延儒是吴伟业父亲的好友，周延儒的政敌便上疏皇上劾其作弊。周延儒将吴伟业的试卷送皇上御览，从而驳回了这项弹劾。但此事仍使其他考生受到了损害。例如，陈子龙就没能及第。当时周延儒上疏皇上，要求令所有考官对未及第的考卷进行复审，以防漏选人才。陈子龙的试卷得到倪元璐等考官的高度评价。但周延儒害怕其政敌抓住更多口实，终于将陈子龙拉了下来。艾维四：《陈子龙》，第52—55页。应当注意的是，在1631年周延儒任殿试主考官时，349名进士中至少有62人是复社成员，约占总数的18％。而1634年温体仁任主考官时，302名进士中只有22人是复社成员，占总数的7％。同上书，第71页。
105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64页。翰林院为会试及六个重要省份的乡试派任主考官。负责监督考官的礼部尚书和侍郎都是由翰林院出身。两吏部尚书中必须有一位出自翰林院庶吉士；所有品官的升迁，皆须经该吏部尚书和也是由庶吉士出身的都察院都御史共同推荐。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2—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8—23页。
106 关于东林党利用清议的问题，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0—55页。
107 崇祯登基后，曾以抽签法决定大学士的人选。先责令吏部推荐，将被荐人名放入一只银瓶，然后当众用筷子将其夹出。有三名大学士就是这样被选出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马米兹：《魏忠贤》，第283—284页。
108 周延儒成为崇祯帝的宠臣是在1628年。当时，锦州的明军因朝廷拖欠军饷而发生兵变。袁崇焕上疏催饷，朝臣以国库空虚，多主张发内廷大库储银充饷。周延儒时为礼部侍郎。他看出此事必令皇上不快，遂极力反对，从而赢得了皇上的宠信。《明代人名辞典》，第277页；李清：《三垣笔记》上，第22页。
109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74—75页。
110 后世评论家称钱谦益、吴伟业、王世贞和未彝尊为17世纪诗坛四杰。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3—4页。关于钱谦益的文学成就，见罗炳锦：《清代学术论集》，第252—254页。
111 钱谦益将诗歌视为人类“性灵”的自由抒发。他赞赏祝颢、李应桢等16世纪的“风流”诗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灵，流连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林恩：《正统与启蒙》，第239页；又见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7—89页。
112 以上关于钱谦益的材料，引自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十卷，第12—16页；又见《明史》，第3492页；《国榷》，第5460及5464页；《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第16—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8—14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19—220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
113 《国榷》，第5460页；《明代人名辞典》，第277页。钱谦益获得首辅提名，是在1628年11月28日。
114 温体仁得宠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是他巧妙地利用了继天启朝政治危机之后继续威胁着朝廷的党争。他曾自告奋勇地向崇祯皇帝表示，愿意彻底清查并根除一切党派活动，以防党争再次爆发。其实，他的目的是打击东林党人。温体仁有时也要冒些风险，尤其是他曾将原魏忠贤同党霍维华等人召回朝廷作官，这便很容易使自己受到结党的指责。然而他总能成功地在皇上面前将自己描绘成反对东林党和复社等“清议”党派的英雄。曹溶：《崇祯五十宰相传》第五卷；艾维四：《晚明的复社》，第26—27页。
115 《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第16页。
116 《国榷》，第5461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4—5页。《明史》亦载此事，但日期稍有不同。《明史》，第3492页。
117 1629年1月2日，钱谦益被革职，被指责向他行贿的考生也被投入监狱。《国榷》，第5464页；又见顾颉刚：《明朝文字狱研究》，第291—29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484、1474页。
118 黄宗羲认为，这一事件促进了复社的形成。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第五卷，第11页。
119 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111—112页。
120 朝鲜并不想卷进后金与明朝的冲突。只是为了使明军不来劫掠其沿海地区，他们才私下向驻边明军输纳粮草，同时也极力回避后金的勒索。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4—3686页；又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34—235页。
121 《明史》，第2933—293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六卷，第6页，第五十八卷，第5页，第六十一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7页。登州守将沈有容是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东南沿海参加过抗倭，在辽东沿海指挥过多次战役。他坚决反对叶向高对毛文龙的支持，遂于1624年1月27日辞职。《明代人名辞典》，第1194页；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三七三卷，第38页；《国榷》，第5248页。据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载，毛文龙实际也是魏忠贤的党徒。他还颇受朝中耶稣会士的器重。后者相信他是基督教徒，并误认为他是广州人，以为他在广州学过军事，知道忠于君主和朝廷。皮埃尔·约瑟夫·德·奥林斯神甫：《中国两位鞑靼征服者的历史》，第13—14页。1625年，天启皇帝遣使册封朝鲜国王李倧，道经皮岛，特赐毛文龙银百两，大红蟒衣一袭。《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29—30页。
122 《皇清开国方略》，第153页。
123 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29页。皮岛、云从岛和大花岛构成一个群岛，距铁山所在的半岛不远。《皇清开国方略》，第685页。
124 《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页。毛文龙要求朝廷每年拨给他20万两饷银。《国榷》，第5487页。
125 毛文龙初次与后金接触便提出议和。1628年阴历10月，金汗复书说媾和并不难，表示愿意进一步磋商。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一册“御帖”，第1页。
126 1628年秋，毛文龙不再听命于经略或朝廷。朝臣问袁崇焕有何对策，他回答说，此人可用则用之；若不可用，除掉他也不难。1629年阴历2月，毛文龙私率舰队至蓬莱，蓬莱守将还以为是金军来犯。毛文龙到蓬莱后，除了到庙中进香外，没有其他举动。但此事在朝中却引起一片喧哗，大臣们明确意识到毛文龙正日益脱离朝廷的控制。此后，袁崇焕令毛文龙受宁远节制，而毛文龙竟公然表示拒绝。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五卷，第1、3页。
127 毛文龙部共有2.8万人。袁崇焕只带去3500人的军饷。《国榷》，第5487页。
128 同上书；柏起宗：《东江始末》，第337页；《明史》，第4092页。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还有一种不同的记载，说袁崇焕率众至双岛后，毛文龙于帐中一连数日盛宴款待。之后，袁崇焕设宴答谢。正当酒酣之时，袁崇焕手下一员将领率刀斧手突然从幕后闯入，将毛文龙当场斩首。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五卷，第3页。
129 《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2页；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25页。
130 《明亡述略》，第276—277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15页；《国榷》，第5505页。
131 《国榷》，第5507页。
132 这些谣言实际是后金散布的。范文程有意向明朝宦官透露——袁崇焕从不向宦官讨好——说袁崇焕已同后金密有成约。宦官将此谣言传遍朝廷内外，并告知了皇上。直到清朝学者开始整理满洲实录时，才发现袁崇焕原来是清白无辜的。赵翼：《廿二史札记》，第667页（第三十一卷）；又见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3页。
133 《明史》，第4093页；《国榷》，第5508页。
134 袁崇焕于1630年1月25日被定罪，同年9月22日受诛。《明史》，第4093页；《国榷》，第5543—5544页；《明代人名辞典》，第237、484、147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5页。从此以后，大臣们都深忌谈论与后金议和之事。任长正：《明清和战考》，第49页。
135 《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第18页；《国榷》，第5612页；《明史》，第409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277页。
136 艾维四：《复社》，第341页。
137 谢升于9月13日被召入京。《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第19页；《国榷》，第5656页；《明史》，第5662页。
138 文震孟于1635年9月7日入阁。《明史》，第4099页；《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第18—21页；《国榷》，第5627页。
139 《国榷》，第5681、5685、5688、5711页。
140 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
141 1635年12月15日文震孟被免职。《国榷》，第5718页；又见《明史》，第4099页。
142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80—84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2、102—104、149—15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50—51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467—1468页；艾维四：《复社》，第352页。
143 《国榷》，第5736页。李进上疏的日期是1636年5月6日；又见《明亡述略》。
144 《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二卷，第40页。
145 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689页（第一五八卷，第34页）；《明代人名辞典》，第238页。1637年，杨嗣昌要求增税280万两（1638年有人又建议对出租的不动产征税——对北方地主来说，这将是一项最为沉重的负担——但被皇上否决了）。这样，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南等较贫困的省份，赋税负担便更加沉重了。1640年，怀庆府的一个县令报告说，为了满足新的开支，原来的9万石固定税粮（约963万升）已增长了1/4强，共合白银2.4万两。李清：《三垣笔记》上，第2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5页；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50页（第三十六卷）。
146 《国榷》，第5776页；《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第20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09页。
147 曹化淳偏袒钱谦益，是因为这位诗人曾为他的保护人宦官王安写过一篇精彩感人的墓志铭。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0—32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475—1476页。
148 钱谦益入狱后，在北京参加1637年会试的陈子龙曾到狱中探望他。艾维四：《陈子龙》，第776页。
149 《明史》，第4101页；《国榷》，第5778—5786页；《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第20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0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476—1477页；艾维四：《复社》，第352页。
150 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5页。1631年陈子龙与桐城望族方以智邂逅，发现他们对诗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陈子龙向方以智盛赞李雯，方以智遂特意赶到松江拜访李雯。当晚，方以智不顾旅途劳顿，兴致勃勃地同李雯大谈《离骚》，直到深夜。彼得森：《苦果》，第29页。陈子龙参加了1634年的会试，但未及第。此后，他便闭门谢客，全力攻读。艾维四：《陈子龙》，第72页。
151 艾维四：《复社》，第349页。
152 进士及第后，陈子龙正欲赴广东上任，得知继母去世，悲痛欲绝。按丧制，他应辞官守丧三年到1640年为止。于是，他利用这段时间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皇明经世文编》，并整理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39年，他一度决定放弃仕途，原因是其“恩师”黄道周在同杨嗣昌的较量中败北，于1638年被革职。但1640年春，经其祖母劝说，他还是如期离乡前往北京，准备继续为朝廷效力。途中，他获悉黄道周被捕，立刻打算组织公开营救，后因有人警告他说，如此莽撞只会火上浇油，才作罢了。这年夏天，他被派往绍兴任职，9月启程上任。艾维四：《陈子龙》，第74—75、81—82、90—91、99—102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上，第22页。
153 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早在17世纪20年代，就有许多大户举家迁入南京。随后，由于金军不断入侵，又有大批北方人从山东、北直隶涌入南京。苗民起义爆发后，云南和贵州的官吏也逃到了南京。到30年代，南京附近地区的人民起义，又迫使当地乡绅举家迁入南京。例如，1634年的桐城起义爆发后，当地大户十之八九来到南京。加入了河南、湖广逃亡者的行列。彼得森：《苦果》，第37—48页。
154 南京内城长12公里，高6—20米，厚8—12米，共有12座城门，每扇门都用铁皮包裹，并设有大炮。内城之外还有一道1390年修建的外城，长25公里，有15个城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利玛窦神父写道，“曾有两人骑马从该城两边对面跑来，结果用了整整一天才跑到了一起。”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269页；又见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56页。
155 冒襄的父、祖都仕至高位。该家族可能有蒙古血统，元朝末年定居在如皋。冒襄是个早熟的诗人，14岁就成了画家董其昌的好友和学生。他还是南京城内最出众的英俊少年之一，被倾心于他的名妓们称为“东海修影”。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34—1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6页。
156 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31—32页。此书汉文原名为《影梅庵忆语》，是冒襄纪念爱妾董小宛的作品。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11—115页。
157 张履详：《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33—134页；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页。
158 张履详：《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35—137页。
159 冒襄是这样描写也想委身于他的陈圆圆的：“其人澹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10—11页。
160 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39页。
161 彼得森：《苦果》，第29页。
162 徐鼒：《小腆纪传》，第206页。
163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明史》，第2767页。顾果是当时杰出的书法家和古文诗人，也是杨廷枢的好友，参加过1626年的苏州暴动。以他的名义宣布《公揭》，是为了将那些德高望重的无锡东林学者全都拉入这场斗争。
164 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59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第七卷，第4—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2—83页；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年谱”，第2页；艾维四：《复社》，第353—354页。阮大铖对周镳及其异母兄弟周钟的怨恨尤深，因为《公揭》发布后不久，他又在南京一家酒店中受到周钟的当众羞辱。徐鼒：《小腆纪传》，第207页。
165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1页；艾维四：《复社》，第355页。
166 杨嗣昌，即1619年在辽东遭到惨败的杨镐之子，是个颇为挑剔的将领。他一味坚持保留全部战术自主权，而不惜牺牲战略良机。其部将未经他允许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而这有时便意味着毫无行动。詹：《明朝衰亡》，第110—111页。
167 《国榷》，第5808—5809页；《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二卷，第44—45页；《明史》，第2857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68页。
168 《国榷》，第5810页。“复古派”（fundamentalists）一词，对于那些自称为“正人君子”，以东林党或复社名义在朝中号召兴复古学和恢复基本道德价值观的人们，看来是个恰当的名称。见艾维四：《复社》，第345—346页。
169 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9页。这位皇上认为流寇是主要敌人，是“腹心之患”，而满族势力仅仅是“癣疥之疾”。他对常将满族比作匈奴和金朝的杨嗣昌说：“那汉、唐、宋何足道，目今只要将流寇平了，却用全力制敌（指满族势力——译者），有何难事？”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39页。
170 《皇清开国方略》，第471—476页；李清：《三垣笔记》上，第8页。
171 清军到达济南后，一场瘟疫——可能是天花——在附近某县爆发了。清军是已经染上还是害怕染上这种瘟疫而撤了回去，无从得知。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7—28页。
172 朱文长：《史可法夫人》，第93页。实际上有40座城镇遭到洗劫。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7页。还有许多人民死于1639—1641年间全国性的饥荒和蝗灾。佐藤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8页。
173 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3页。
174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一三九卷，第17页。
175 李雯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二卷，第16页。“燕云”指北直隶；“冠盖”指达官贵族。
176 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0页。
177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84—85页；又见《明亡述略》。下令增税未必能使财政收入立刻增加。当时刘宗周说，其家乡山阴（浙江）的田税皆提前两年征收，而解至北京时反迟误了一年，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6页。
178 《明史》，第2869及3367—3368页。李国瑞之子于1641年3月18日受封。《国榷》，第5887页。
179 艾维四：《复社》，第355页。
180 《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第22页；《国榷》，第5895页。
181 《明亡述略》，第278页。又见《国榷》，第5906页；《明史》，第410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1页，及其《嘉定忠臣》，第52—5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279页。
182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6—97页。
183 自1641年人事大变动后，朝廷大臣的人事安排被崇祯皇帝搅得一团糟。从那时开始，到1644年4月北京陷落，先后有18人入为阁臣，18人出任六部尚书，平均每人在职时间不到一年。艾维四：《陈子龙》，第124页。
184 例如，1642年8月，周延儒曾阻挠张溥和张采的升迁。当时皇上问起二张和黄道周的情况，周延儒回答说，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学者，但书生气太足，并怀有偏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5—6页。
185 阮大铖向周延儒馈赠黄金1万两，以求复出，并向朝廷举荐马士英。周延儒感到向皇上建议让阮大铖复出，显然过于唐突，因而只推荐了马士英。而马士英也是直到高光斗因连失五城被革职下狱后，才得到了凤阳总督之职。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4页；《国榷》，第5926页。
186 《贰臣传》第九卷，第28—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1638年清军南下时，冯铨在涿州保卫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他的任用将意味着，朝廷对额外赋税重压下的北直隶和山东地主做出了让步。
187 《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六卷，第23页。
188 杜登春：《社事始末》，第11—12页；吴山嘉：《复社氏姓传略》第二卷，第3页。
189 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44—151页。
190 柳如是姓杨，名爱，字蘼芜，号河东君。
191 《贰臣传》第十卷，第14—15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9页；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4—8页。在钱谦益之流的爱情生活中，“公开的一面同隐密的一面是并存的”。有关这一现象的值得一读的描述，见林恩·斯特鲁弗：《历史剧“桃花扇”》，第15页。
192 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28页。
193 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2页。
194 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33页。当时正值1642年阴历9月。
195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88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9页。
196 《明亡述略》，第276页。
197 1642年阴历正月初一（阳历1月30日），崇祯皇帝为了加强自己和大臣的关系，做了一回大胆尝试。他让所有外朝官员都进入内廷，亲自对他们表示嘉奖，号召他们同心治国。但当时的气氛仍十分拘谨和呆板，而且崇祯皇帝对大臣的不满很快就压倒了想要亲近他们的愿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页。大多数当时的记载都说，崇祯皇帝确信其大臣杨易结党营私。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冯梦龙：《甲申记闻》，第2页。康熙皇帝也曾指出，明朝宦官确实作恶多端，但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宦官，而是党争，是明朝大臣为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史景迁：《中国皇帝》，第87页。
198 《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四卷，第77—7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279页。
199 《皇清开国方略》，第511—514页。
200 暗中怂恿皇上通过陈新甲与清朝秘密接触的，是山东籍大学士谢升。《明史》，第2909页。
201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0—21页；《明史》，第2908—2909、3090页。陈新甲不慎将一份有关议和的密件放在案上丢失了。当时的官府书吏常常要将文书送交塘报。陈新甲的书吏见此文件置于案上，以为是普通文书，遂拿去交给了塘报官。陈新甲被处死后，谢升也作为绥靖主义者受到攻击，被迫告老还乡，直到清军入关后才得以复出。罗荣邦：《政策与决策》，第68—69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2—3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7—308页。复古派视陈新甲为“误国枢臣”。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2页。
202 《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8页。
203 同上书，第538—539、544—5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族皇帝》，第132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
204 《皇清开国方略》，第558—561页。
205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7页。这是一部记述当时朝中史事的最可靠的资料。作者强调此书决非“野史”，而是他在都察院任职时对耳闻目睹并经过认真核实的史实所做的记录（第5页）。书中经常提到某人的谈话未曾被他人听到，因而无法提供详细内容。有时则对此类个人隐私是如何传出来的加以解释，如某人曾在某场合同其弟子详谈某事（第83页）等等。
206 《明史》，第4107页；《国榷》第5971页。
207 《明亡述略》，第278页；又见曹溶：《崇祯五十宰相传》，第五卷；李清：《三垣笔记》中，第9页。
208 《明史》，第4107页；《国榷》，第5975—5976页。
209 《国榷》，第5974、5976页。1645年，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对其大臣们说，他看了明朝的朝报，感到非常有趣，尤其是明朝君臣总是谎称胜利，上下相蒙，“最为可笑”。《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6页。
210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页。
211 《明史》，第4107页；《国榷》，第5976页。
212 还有许多将领也被投入大牢。见《明史》第2922页之名单。
213 《明史》，第4107页。
214 《国榷》，第5977页。
215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1—12页；万言：《崇祯长编》，第48—51页；《明代人名辞典》，第279页。周延儒谎报军情一事，是由李国瑞之子李国祯揭穿的。周延儒死于1644年1月17日。
216 左懋第提出上述比例数字后，又写到：“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则取以食。又自鱼台至南阳，流寇杀戮，村市为墟，尸积水涯，河为不流。”《明臣奏议》第十二卷，引自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78页。临清还出现了两支较大的起义军。一支以小地主袁时中为首，他的佛兵（据说有20到40万众）是由各地土豪的乡兵组成的。清军南下时，这支队伍曾在临清帮助鲁王进行过抵抗。另一支以狗屠李青山为首，并同河南的李自成起义军有直接联系。当李自成（他杀了袁时中）全力剿除明朝诸王而不再保护地主时，李青山便把矛头指向了地主。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09、218—223页，及其《李青山之乱》，第119—121页。
217 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32页。
218 李雯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五卷，第3页。“凤城”指京师，出自杜甫《夜诗“玉漏”形容皇宫，也是当时用来计时的一种漏壶；“洗兵”意为放下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