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说淮西地，
盱眙古战场。
寇来千里白，
日下数山黄。
行客欣遗灶，
居人倚短墙。
中原半如此，
何计出风霜。
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
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1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2起义军的主要成员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3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4
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5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6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7
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8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9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10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11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12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满。13
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
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14
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
1. 状元——周钟
2. 榜眼——宋之盛
3. 探花——陈名夏
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15（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16
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
1643年上半年：
周延儒 江苏
吴 甡① 南直隶
黄景昉② 福建
1643年下半年：
魏藻德 河南
陈 演 四川
蒋德璟③ 福建
李建泰 山西
方岳贡④ 湖广
1644年初⑤：
范景文 河南
邱 瑜⑥ 湖广
资料来源：《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361—1399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和黄大华《明宰辅考略》。
① 吴甡出生于扬州，曾是魏忠贤的劲敌，后又对温体仁、周延儒的贪污提出弹劾。因此他在文献中被视为反对周延儒一党的主要领袖。《明史》，第2861页。
② 黄景昉于1643年下半年辞职，《明史》，第2852页。
③ 蒋德璟是倪元璐的有力支持者。《明史》，第285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
④ 方岳贡1628年因贪污罪入狱，也得到蒋德璟的救助。1644年他本该赴济宁督运粮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京城，后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67页。
⑤ 这两项任命是阴历一月二十九日颁布的。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
⑥ 邱瑜及其家人亦为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他还兼任礼部侍郎之职。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
1643—1644年崇祯帝六部尚书表
吏部：
郑三俊① 福建 1643年5月因病致仕
李遇知② 不详 1644年因病致仕
户部：
傅淑训③ 不详 1643年5月革职
倪元璐 浙江 1643年10月调礼部
礼部：
林欲楫 福建
倪元璐 浙江 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兵部：
张国维 浙江 1643年5月革职
冯元飙 浙江 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张缙彦 河南 投降李自成
刑部：
张 忻④ 山东 归顺李自成
工部：
范景文⑤ 河南 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资料来源：《明史》（开明书局），第1400—1468页。
注意：1643年5月指该年阴历五月。
①郑三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遭魏忠贤弹劾，后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清除了许多魏忠贤的党徒。他还支持刘宗周反对周延儒和张国维。《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77页。
②《明史》无传。
③《明史》无传。
④《明史》无传。
⑤范景文，1614年进士，东林党危机时一度辞职。1628年回朝任太常少卿，后在南京供职多年，又先后拜为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1644年初，擢为东阁大学士。《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
尽管新任命的负责军事的朝廷大臣不甚称职，但由于李自成已在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辟了根据地，明军无法听之任之。17 1643年，在孙传庭所率陕西明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将大本营移入湖广，在襄阳设置六政府，并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其后，在军中文人谋士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故乡陕西，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从那里向明朝都城北京进军。孙传庭试图阻止这一计划，遂率军南下河南，并希望左良玉部能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18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从1643年10月20日开始，孙传庭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11月，孙传庭的疲惫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11月16日，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阳历二月八日），为预祝胜利，李自成确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19诗人李雯随父亲住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数周后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20
崇祯帝意识到，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军事威胁。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学士黄景昉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21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22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23
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24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做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25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26
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27
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28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29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30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31
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32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33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34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35
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费又在哪儿呢？36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37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38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39据传，皇上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40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41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42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43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44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45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46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
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47
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
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48
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49
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50
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51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52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53
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54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55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56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57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58
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59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60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61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62
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63 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64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65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
闯王来，城门开，
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衣兮，饥不食，
还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臣来剜肉。
生填沟壑诚可哀。66
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67 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68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是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69
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70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71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72
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73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74
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75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76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77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78
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79
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80
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81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82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83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84
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85
“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86
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87
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88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89
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90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91
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92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93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94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95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96
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97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98
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99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100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101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102
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103 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
（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104
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105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106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107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108
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109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110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111
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112
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113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114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115
是日酉刻，116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117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118分遣太子二王出匿。119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120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121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122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123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124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125
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126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127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128
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129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130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131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132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133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134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135“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136
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137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138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
愧无半策匡时难，
惟有捐躯报主恩。139
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
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140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141：
浙江 6
南直隶 5
江西 2
河南 2
山西 2
福建 1
湖广 1
四川 1
北直隶 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
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142：
南直隶 31
北直隶 21
陕西 17
山东 16
河南 15
江西 13
山西 12
湖广 10
浙江 9
福建 7
四川 6
广东 3
云南 1
广西 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
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143：
考中进士的年份 自杀者人数
1604 1
1613 1
1619 1
1622 4
1625 1
1628 5
1631 4
1634 2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144：
考中进士的年份 投降者人数
1595 1
1619 1
1622 1
1628 8
1631 12
1634 15
1637 1
1640 7
1643 9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中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
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145
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结交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146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147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148
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149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于是他的决心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150
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151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予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152
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153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154
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155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156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157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158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159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
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160 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
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161
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162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163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
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164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165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166
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167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168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169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
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170
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171
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
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172
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173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174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175
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176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177
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178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179
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180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他则愿为大顺王效力。
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181
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182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183
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184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185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186
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187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劣迹较少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188
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189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190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191
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192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193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194
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195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196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197
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198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199
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200
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襄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201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襄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202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203
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204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205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206
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207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襄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208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
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京，觐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209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襄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210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211
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212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213
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214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15 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216
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他早已加入清廷并享受满洲贵族的种种特权。李留下了一份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其内容如下：
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217发言曰：虎口，218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而罢去。定策之议未及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219：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当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即起去。八王220亦随而去。十王221默无一言。九王222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即让而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223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224吾与右真王225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誓天而罢去。所谓第三子，年龄六岁。226
于是福临于1643年10月8日即位为顺治帝，在两位摄政王——即多尔衮和著名将领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监护下管理朝政。227
豪格以及其他亲王认为济尔哈朗长期执掌盛京禁军，通过他可以制约多尔衮。但他们显然低估了多尔衮。济尔哈朗虽然不是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但他年长于多尔衮。1611年左右，其父亲舒尔哈齐死后，他由努尔哈赤抚养。228然而济尔哈朗只是一位骁勇善战、受人尊敬的将领，对多尔衮已很快就抓到手中的日常行政事务毫无兴趣。1644年2月17日，济尔哈朗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员，向他们宣布：
嗣后，凡各衙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229
事实上，即使在“座次和礼仪”上，多尔衮也很快取得了高于济尔哈朗的地位。根据1644年盛京新年朝会时接受朝鲜使臣献礼的情况判断，睿亲王已开始僭用典礼上的最高位置了。230到吴三桂的书信送到盛京时，多尔衮又通过清除豪格及其党羽而大大扩展了一己势力，凌驾于其他亲王之上。231
吴三桂的信是送致大清皇帝的，他写道：
王之盛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取通名。人臣之义，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奈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232
吴三桂继续阐述：虽然流寇初获胜利，但目前却完全失去了百姓的支持。这些流寇虽已僭用朝廷名号，但他们却像过去的赤眉、黄巾一样奸淫杀掠。他们没有百姓的支持，定将被就要兴起于四方的“义师”所击败，正如光武帝兴复汉室一样。吴三桂正是想要统率这样的义师，但京师以东地域有限，使他无法募集足以取胜的大军，所以只得“泣血求助”，这就是眼下他致书清廷的缘由。吴三桂所属之“国”与多尔衮的清人之“朝”已友好相处了200余年。因此，吴三桂希望清廷能意识到，作为真正的盟友，遵天命而“救民于水火”，乃是其应尽的义务。这不仅将是一次获取大功的行动，而且还会为清廷带来“大利”。清朝除了可以占领长城以北更多的领土之外，一旦将流寇击溃，就可以分享战利品。吴三桂答应说：“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所有。”233
多尔衮决心介入
吴三桂很了解满族军事制度，所以他用“大利”来投其所好。1644年，清军各旗的4.5万名将士和人数几乎与之相等的壮丁未得到任何军饷，而全靠远征掠夺的战利品为生。阿巴泰在1642年与1643年之交的冬季统率的远征掠夺，就是其中的一例。234这种越过长城进行抢劫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满洲军事贵族的一种部落传统，而继承这一传统的贝勒们都认为，与其占领中原，不如将其作为劫掠之地。因此吴三桂预想，清军越境进袭可以支持他对大顺军的反击，而当他们得到大量财货和奴隶后，便会撤回家乡；当然，清廷将会割占整个辽西，他则像重建东汉王朝的豪杰那样，同其他义师将帅一道镇压农民起义，使天下重新恢复秩序。
这当然不是多尔衮的汉人谋士的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模式。早在北京陷落之前，范文程就将大顺军比作曾经横跨秦岭、统一天下但很快又失去天命的暴秦。这样，清人的势力就如同西汉，将在扫平叛逆、占领中原之后，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235这一取代明朝、建立大清帝国的计划，是那些在关外与清人合作的汉人们企盼已久的。尤其是范文程，更不断敦促多尔衮专心于征服中国，以实现努尔哈赤之“洪业”。236
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这两位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摄政，仍在两种战略方案之间徘徊不定。这两种选择以前都是皇太极对外政策的主题。237一方面是军事贵族的部落传统，具体体现为贝勒、贝子无意占领华北，而宁愿对关内进行打完即撤的袭击，以获取荣誉和财富。238另一方面，则是金朝的传统；帝国体制本身及努尔哈赤传给后代满族统治者的汗的大统，便是这种传统的象征。当然，后一种传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占领中原；长期以来，在东北亚争夺财富与权力的诸国中，只有清廷能与明朝角逐，他们完全可以为此而自豪。但深植于满族特有的帝国传统之中的，是更为神圣的天命观念。一旦明王朝不再是清廷的对手，那么顺从天数和执掌天下，终将被证明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随着北京明朝政府的崩溃，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合作者又有了新的机会来劝说满洲贵族进攻中原。他们认为，如今吴三桂已放弃宁远，关外之地尽我所有，进图“洪业”之机终于来到了。239多尔衮正急于巩固其凌驾于诸贝勒之上的个人权威，故特别乐于接受这一建议，因为这自然会使他着手加以控制的皇权得到强化。于是，多尔衮强化君权的野心，加上清廷中众多汉官的劝谏，便决定性地促成了满族从部落战争时代向帝国统治时代的过渡。5月13日，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大肆抢劫的消息传到盛京，大学士范文程听后十分高兴，认为清军南下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李自成的军队号称百万，也丝毫未能动摇范文程的信心，他认为清军完全可以击败敌手。这一乐观态度的根据，不仅在于对清兵之军技和纪律的信心，而且还在于他相信李自成已丧失了所有政治上的支持者。起初，李自成就因推翻崇祯皇帝而招致天怒了；随后他又因虐待缙绅和官员而激起了士大夫的反对；现在，由于抢劫京师，奸淫平民妻女，焚烧民宅，进而遭到了百姓的憎恨。范文程说：
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讨之，兵以义动，何功不成。240
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以惩罚推翻了崇祯皇帝的叛匪为名，兴兵南下。当天，睿亲王便举行了仪式，受权远征，占领中原。第二天（5月14日），他率领大军离开了盛京。241
5月20日，即收到吴三桂书信的那一天，多尔衮才得知崇祯皇帝已经驾崩。242天子暴死这一令人惊惧的事件使计划略有改变，大顺政权不再是清廷潜在的盟友，而变成了他们的主要敌人。243洪承畴对此战略做了如下解释：
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244
按照洪承畴的看法，进攻中原若要取胜，就需要保证两条，一是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军队；二是改变清军以掠夺财货、奴隶、牲畜为目的的传统战略。在听取了这一意见之后，多尔衮召集了将领及贝勒们，对他们说，以往三次入关，都鼓励士兵抢掠，而此行却不同于过去，“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多尔衮与他们相约，此次征战以“救民”为宗旨，不得无故烧杀抢劫。所有降者都要赦免，除剃发之外，不得伤害其身体。旗人若有妄杀乡屯散居之人，或奸淫、抢劫、偷盗牲畜者，一律处斩，其扈从为奴，财产没官。245
与此同时，范文程开始起草写给汉族百姓的布告，以便在清军西进途中张贴：
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246
这些布告有助于清军在进军北京的途中打开沿途城池的大门。5月20日，即多尔衮从吴三桂的信中得知，其愿以“大利”及清廷已占领的辽西为代价，来换取清军的帮助之时，第一支清军开始了入关之行。247
在给吴三桂的答复中，多尔衮明确表示愿意联合对付李自成，但这是从清廷一方考虑的。他并不打算复兴实际上已同清廷处于战争状态的明王朝。睿亲王在信中（它由范文程起草）指出，清廷一贯希望与明王朝保持友好关系，虽然清人三次出兵中原，但那“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的确，若不是中原大乱，百姓遭难，清军还会第四次出兵。现在他们已得知明朝皇帝惨死的消息，因而决定集合“义兵”，“期必灭贼，出民水火”。248
这样，多尔衮就对收到吴三桂来信表示了高兴，并对这位明朝总兵仍以明朝忠臣自许而竭力报效其主的精神表示赞赏。尽管吴三桂镇戍辽东时他们双方曾经是对手，但睿亲王愿意忘掉过去的敌意，起用这位明朝官员作自己的大臣。在管仲的故事中可以找到先后效忠二主的历史先例。管仲是公元前7世纪的人物，曾辅佐鲁侯。在其主人与日后的齐桓公作战时，管仲曾射中了齐桓公的带钩。后来齐桓公寻求贤人以任宰相，有人推荐管仲，并说正因管仲曾忠心侍奉前主，所以他必定会同样地忠于新主。桓公任用了管仲，而管仲则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所制定的政策使齐桓公成为中原霸主。多尔衮在信中就以这一故事劝说吴三桂，打消顾虑，效法管仲249：
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之为相，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以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山河之永矣。
信中最后说道，多尔衮的军队已抵达宁远，与吴三桂驻守山海关的精锐部队会合后，定能轻而易举地击溃叛匪。250
5月25日，李自成的主力已经到达山海关城郊，吴三桂乃决定接受多尔衮的条件。他一面遣使致书多尔衮；一面分派亲信将领守卫西城和北城，并将东城交给乡绅统领的乡兵把守。251尔后，他将自己的大队人马在山海关西侧沿沙河排成数里长阵。李自成则站在一座小山坡上，居高临下俯视战场，并将两名明朝皇子带在身旁。252
大举南下
信使赶到距山海关约160公里处临海的连山，253将吴三桂的降书交给了多尔衮。多尔衮立刻下令拔营，步骑同时急速南行。仅用了24小时，清军便推进了100公里。到26日傍晚，他们距山海关就仅剩8公里路程了。254由于疲惫不堪，不断继续前进，清兵很快地支起临时帐篷，带甲枕戈而眠。半夜，将领们叫醒了士兵。多尔衮令阿济格和多铎各率1万军队分两路作侧翼掩护，自己则率主力连夜向那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隘赶去，从那里已隐约地传来了大炮的轰鸣声。5月27日拂晓，清兵已来到山海关门前。255吴三桂亲自骑马出城迎接，正式向多尔衮投降，然后命令其部下皆以白布系肩，以便使清军的满、蒙、汉军在战场上能将他们与起义军区别开来。256这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事实证明，吴三桂的军队随后便被置于清军的前列，257他们将打头阵，并在敌军最初的攻势中首当其冲。258
李自成的军队沿沙河排开，在岸边摆下宽阔的战阵，其队伍稍显混乱。但是当吴三桂的宁远精兵向前推进并冲进大顺军阵地时，大顺军并未后退。他们顶住了吴三桂军的反复攻击，并使之遭到重大伤亡——这伤亡是如此地惨重，假若吴三桂始终单独作战，势必大败。259但是，就在李自成即将获胜之时，一片风沙从东面的小山坡上滚滚而来。260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之下，清军迅速绕过吴三桂的右侧，扑向李自成的左翼。当大顺军转向这支从沙尘中冲到他们眼前的骑兵时，突然发现骑兵们剃光的前额。“鞑子兵！”随着一声惊呼，大顺军的阵地被突破了。大顺军掉头向永平逃跑时，退却变成了溃败，落在后面的士兵都被砍倒。261到了永平，李自成想停下来重整旗鼓，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沿着通向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溃逃。李自成不久也随军而去，将战场丢给大获全胜的多尔衮和吴三桂。262
战败的大顺军逃回北京后，便在京城发泄怒气，他们四处放火，并将彰仪门附近的民宅全部毁坏。263吴三桂得胜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很多北京居民听到了明太子即将复位的传闻，不禁欣然泪下。264街市的小贩嘲笑地唱道：
自成割据非天子，
马上登基未许年。265
尽管“天命”似乎正在转移，但百姓的劫难却依然没有结束。从山海关逃回来的大顺兵拖着疲倦和醉醺醺的步履，又回到原来的营地。5月31日，李自成率其主力回到北京，继续劫掠城内衙门和官员宅第。现在，为了最后证明他曾经真正统治过天下，李自成决定登基称帝。6月3日，在大顺军已准备放弃京师之时，李自成举行了正式但又仓促的登基大典。266第二天，这位大顺永昌皇帝便在宫中放起大火，骑马出城西去了。267在他身后，火焰冲天，大火几乎燃遍城中各个角落。“闯王”占领北京仅42天，只是在最后一天他才做了皇帝。268
李自成军主力满载劫掠之物，并带着一批征集来的市民，便离开了。这就给了北京市民向落在后面的大顺兵报复的机会。269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成群结伙地搜捕掉队的大顺士兵，将其投入燃烧的房屋之中。270还有些大顺士兵被当众砍头，“而民称大快”。271
道间行者皆令执贼，而西人虽久居都中者莫不尽族行。然亦有乘势修隙之事，盖不可问矣。272
共有2000人死于这场屠杀。273事后，这座饱受创伤的城市渐渐恢复了寂静，人们紧张地等待着新的占领者。那些曾与大顺合作过的人“有悔心失图，无可奈何，而静待吴镇处分者”。274
没有人想到除吴三桂外还会有别人来占领这座城市，甚至当人们听说有一支“大军”由东而来，而且有人说看到了齐化门外贴有题以“大清国”字样的布告之时，人们仍没有料到会是由清军来占领此城。275 6月4日晚上，士绅及官吏为迎接将要来到的救星而绞尽脑汁地寻找合适的礼服。他们认为，他们将要迎接的人是明朝太子及其保护者平西伯。276由此便可以理解，当他们见到多尔衮时为何在大为震惊之余又迅速准备默认现实。
次早，乃五月初一日也。耆老相率出郭外数十里迎视，见大军拥一人至，导之入，将抵东华门，所司具卤簿。一人者舍骑登车语百姓曰：“我摄政王也，太子随后至，尔辈许我为主否？”众皆愕眙不能解，姑应之曰：诺。众或称为英宗之后，百姓惶惑无措。于是摄政遂入朝。277
在原明朝禁卫军的护卫下，多尔衮缓缓地登上了余烟未熄的武英殿，并打算在此小住。278进殿之后，他转过身来命令会聚于此的群臣推选出他们当中官爵最高的人。李明睿犹疑不安地被引到多尔衮面前，多尔衮彬彬有礼地请他出任大清礼部左侍郎。李明睿急忙以年老多病而推辞，但多尔衮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尔朝皇帝尚未收敛，明日即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临，无神主，何以哭临？无谥号，何以题神主？279
李明睿感激涕零，叩首接受了这一任命，答应负责安排先帝的葬礼。
多尔衮立刻发布了范文程为他起草的告示，表达了对已故崇祯帝的哀悼。280
大清国摄政王令旨：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曩者，我国欲与尔明和好，永享太平，屡致书不答，以至四次深入，期尔朝悔悟，岂意坚执不从，不必论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撤。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诚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于功名立业之秋，如有失信，将何以服天下乎？281
当然，仅凭一纸文告还远不能使京城居民相信满族人会长留于此。甚至在多尔衮入城数日之后，人们仍然认为吴三桂和明太子即将出现。但“惟见大军渐置渐多”。不久，北京居民便得知吴三桂已被多尔衮派到西边追剿李自成残部去了。282 1644年6月15日，多尔衮宣布清军将“解网弛禁”，人们顿感极大的宽慰。283一位经历了这段恐怖生活的学士在日记中写道：“予惊魂始定，是日中旬，长安市上仍复冠盖如故。”284至少在北京，这段政权更迭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285
注释：
1 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42页。
2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7页。有人提到1641年左懋第曾询问大运河沿岸的饥民，因何如此困苦，他们的回答是“练饷”。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78页。
3 1641年，户科给事中张元始奏称：“土寇与流寇异，土寇皆饥民耳，聚则盗，散则农，计莫善于抚。”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2页。现代历史学家也强调土寇与流寇不同，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不同层次。当时人也有“小寇”、“中寇”、“大寇”之分。不过，随着人数的增长，土寇也可以发展成为流动的起义军。佐藤文俊：《关于土贼李青山之乱——明末华北农民叛乱形态之一》，第131—133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5—66页。
4 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43—145页。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甚至将“军队将领的背叛”说成是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暴乱的根本原因，将起义解释为职业军人反对文明社会的斗争。罗兰·毛斯尼尔：《愤怒的农民》，第329页。明亡以后，历史哲学家王夫之写道：“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矣⋯⋯以将帅任国政，武为尚而特缘饰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22页。
5 关于明末1627年至1644年间主要起义的大事年表，见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517—529页。
6 当时，尤其是1633年以后，这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战争又破坏了水利设施，农夫流离失所，沦为流民，既而又变成流贼。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04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页；裴宜理：《1845—1945年中国北方的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56—357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5页。
7 詹姆斯·B·帕森斯：《论明末农民战争》；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43—463页；劳斯：《〈虎口余生记〉之英译及其社会历史的注释》，第7—8页；姚雪垠：《李自成自何处入豫》，第51—60页。军事优势转到起义军一方的原因之一是，李自成在其军队中进行了整编，特别是组建了一支精锐队伍。这支精兵由15岁至40岁的壮丁组成，每天在李自成亲自指挥下练习骑射。此外还组建了炮兵、水军和工兵。同时工匠也被组成裁缝队、银匠队、乐工队等等。最后，又选拔精壮，充当骑兵的前锋，即所谓“骁骑”。蒋祖缘：《论李自成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第1—4页。
8 1642年阴历三月，河南北部已牢牢掌握在李自成手中，当地所有营寨都承认他的权威。
9 宋企郊，陕西乾州人，曾任吏部员外郎。其简要生平，参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81—82页。
10 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4—465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91—92页。据当时一些最可靠的记载，李岩是1617年的举人，其父李精白在天启年间作过山东地方官，后因过分接近魏忠贤，为东林党人所不耻。据说，李岩在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之前曾领导过一次反抗地主剥削的起义。成为李自成的谋士后，他又为义军拟定了宣传口号和土地改革的策略。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9—210页。近来有人对李岩其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罗杰·德·弗格斯最近撰文指出，李岩是民间传说与士人编写历史的混合体。据顾诚《李岩质疑》第68页说，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李岩是一位开封士大夫，也无材料证明他与李精白的关系。不过，以我所见，李岩的作用虽被夸大了，但他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1643、1644年间农民军的一位谋士，他经常被提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曹桂林也持此种看法。在1979年6月有美国明清史专家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曹桂林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吴伟业等对李岩的存在，特别是农民军在皇宫中发现崇祯皇后尸体时李岩的所作所为，都有过描述——这些都是可信的资料。王春瑜：《李岩〈西江乐〉·〈商洛杂忆〉》。李自成提出系统的赋税与土地改革政策，与其归功于李岩，不如说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见王兴亚：《李自成的赋税政策研究》，第5页。
11 赵士锦：《甲申纪事》，第17页，又见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06页；李光涛：《明季流寇始末》，第86页；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38页；毛里斯·罗塞比：《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89页。牛金星被一位行医的朋友引荐给李自成，他对李自成说：“若欲终为贼，则无所事我，若有大志，当从我言。”他提出停止劫掠，争取民心，控制中原的建议，而李自成不大接受，因此牛金星离开义军回到家乡。由于其家族中一位长辈的出卖，他被官府逮捕并处死刑。后来，他设法减轻了判决，并在获释后立即回到河南，再次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对他的归来十分高兴，遂委任他为丞相。据说，牛金星后来以李自成的名义发布告示说：“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页。
12 有些史学家将李自成的最后失败，归咎于在大顺政权中掌握极大权力的李岩、牛金星之类的谋士，他们还将起义失败归咎于加入义军的大量地方乡绅，认为这些人只是为了日后进行破坏活动而“假投降”的。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4—45页。根据雷于霖等人的描述，后一观点很难成立。雷于霖曾写到，他作为陕西乡绅的一员而参加起义，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百姓如果遭受痛苦的折磨，便有权利造反。另一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流寇”一旦获得权力，就需要有人制止其暴行。秦波：《混进李自成起义军的一个内奸的自供状》，第49—50页。
13 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7页。随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北有11名进士、7名举人和3名秀才。这些北方人觉得受到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心怀不满。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30—32页。关于李自成京政权的人员结构的分析，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54—56页。
14 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47—24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22页。1640年的科举竞争也十分激烈，李清：《三垣笔记》上，第4页。
15 周延儒被贬黜后，朝廷又对各部大臣做出一系列新的任命，其中大部分是在1643年6月29日颁布的。《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63页。当时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蒋德璟，也因反对皇上加派练饷而被罢免。同上书，第2852页。新任大学士包括陈演和魏藻德，后者被视为薛国观的门生，故而有“温体仁党”复活之说。不过，从新任官员的名单来看，其主要特征是，一方面仍有许多南方人在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新的，相对来说缺乏考验的官员升至高位。关于陈演，见文秉：《烈皇小识》，第228页；万言：《崇祯长编》，第104页。
16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80—482页。
17 张国维虽一度出任兵部尚书，但基本是个闲散官员。张缙彦，河南人，因为提出将明军改编成若干防区和一支突击部队的建议而被擢为兵部尚书，尽管他的军事经验只是在朝中担任兵科都给事中时得来的。当时，他曾弹劾杨嗣昌。《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7页；《明史》，第2910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27页。
18 这次进剿一定程度上是由朝中的陕西地主势力策动的。只要孙传庭留在陕西，其军饷就必须由陕西本地通过额外税收来承担。因此，陕西乡绅希望促使孙传庭到河南去攻打李自成，从而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
19 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82—483页。李自成有意将大顺与大唐、将自己与李世民联系起来，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65页。
20 李雯：《闻西安复失是日诸进士方有馆试之期》，出自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八卷，第19页。
21 到1642年，从南方进京的官员为了安全抵达目的地，不得不雇用几百名“敢死少年”做保镖。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0页。
22 崇祯末年，水利系统的管理已完全瓦解。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4—275页。
23 万言：《崇祯长编》，第376页。奏折中还指出，尽管陕西的将领都是优秀的战略家，但三个陕西驻军士兵也抵不上一名戍边部队的骑兵。黄景昉于1643年夏被任命为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明史》，第2852页；又见傅路德和房兆楹等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75页。当时有人提出由官僚士大夫组建地方武装，关于对这一系列建议的精彩分析，见邓尔麟：《许都和南京的教训》，第107—117页。
24 在最后时刻，即1644年4月5日，崇祯帝终于同意召集乡兵，但已为时太晚。关于朝中对乡兵问题的争议，见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0—53页。
25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7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5页。东北战场消耗了明朝的全部军饷。1622年至1640年间，配给东北的粮食由每年100万担增至每年300万担。而在此期间，从南方漕运来的粮食总量未变，大约每年400万担。此外，北方原有的专门用来供养军队的土地，如今也不再受官府控制了。为了维持军队给养，北方的税额不断增长，致使农民背井离乡，地方赋税收入进一步减少，地方府库甚至没有储备物资可以用来供养这些士兵。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99—100、204、216页。
26 平阳陷落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崇祯帝召阁部九卿科道等官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完后他痛哭失声。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6页。张国维在春节那天被捕（1644年2月8日）。3月29日，山东士大夫上书为其辩护，祈求皇上对之宽大处理。4月6日，皇上遂将其从狱中放出，并在宫中召见了他，三天后，张国维献银万两助饷，受封为侯。北京陷落前的最后一周，他奉命到江南为朝廷筹款，此后他便留在江南，参加了南明政权，并曾力劝鲁王朱以海监国，是绍兴政府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万言：《崇祯长编》，第67—96、104页；文秉：《烈皇小识》，第228—230页；《明史》（开明书局），第1500、3099页；查继佐：《东山国语》，第8—11页。
27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又见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在几年前的一次朝会上，一位官员提出，缓和明军与农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是告诉士兵不要压迫百姓。崇祯帝以为良策，御批赞同，但全未考虑具体措施来制止士兵抢劫农庄及村舍。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84页（第一五三卷第29页）。当然，有些建议是相当明智的，尽管由于财政原因无法实施。例如，1643年11月17日，李邦华主张减轻赋税，同时在考课中提高对腐败官吏的罚金定额，以充军饷。万言：《崇祯长编》，第22—24页。
28 染上天花的人，身上会到处发生溃烂，并很快死亡。刘尚友：《定思小记》，第1页。
29 万言：《崇祯长编》，第77—78页。曾应遴指出，义军每到一处，便抓来富人，令其交纳赎金，既然富人必须拿出大量钱财去换取自由，何不事先行“均田之法”，并拿出钱来赈济贫民，以防止叛乱发生呢？见谈迁：《国榷》，第6013页。
30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3页。这一建议是在1644年4月22日召对时提出的。李自成得到百姓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军纪严明，不侵害贫民，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5、77页。崇祯帝本人也知道，义军深得民心，因而大为沮丧，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
31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1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
32 京城守军实际已在1449年土木之战中被消灭，以后再未能恢复原有的实力。1522年后，其编制又被有意缩小。到李自成进攻时，实际存在的士兵只占在编人数的10％—20％。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页；罗伯特·布鲁斯·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49—53页。倪元璐当时提出废除世袭军户制，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5页。
33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8页。
34 据谈迁所记，那年夏秋，训练有素的军队损失了一半兵力，北京居民死于天花或鼠疫的则更多。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7、19—20、28—29页。
35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2—13页。在1643年秋季和初冬的几个月间，筹集军粮已十分困难。10月下旬，皇上下令拨银40万两买粮。按官价每担各值八个铜钱，实际价格却高出百余倍。京师富户早已开始屯积粮食，趁皇上买粮之机，他们以每担一两银子的价格出售。官府别无选择，只能向这些奸商买粮，这笔专款很快就用尽了，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提起那个时代便想到饥饿和人吃人，见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80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3页。
36 1643年秋，户部尚书倪元璐做出了下一年的军费预算，预计收入将不足1600万两，而支出将超过2100万两。他建议扩大官盐买卖，卖官鬻爵，改刑罚为收赎金，以补不足。崇祯帝却只想发行纸币，甚至派遣宦官去搜集桑树纤维以作纸币原料。倪元璐怕此举激起蚕农造反，而说服皇上收回了成命。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3、427—428页。
37 赵士锦：《甲申纪事》，第7页。要求皇上向戍边军队拨饷的奏折未得到任何反应。1644年4月14日，户部侍郎吴履中奏称，国库存银仅剩8万两。他坚决要求将这笔钱拨给戍边军队（“若无九边，京师何以安守？”），但皇上却拒绝再向边地拨饷，他打算将这笔钱全都用来加强京师守备。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1页。后来当倪元璐谈及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崇祯帝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此时距二人之死只有35天了。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41页。
38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89—90页。“金花银”是上等白银，主要用来支付官员的俸禄。
39 皇帝供养着近7万宦官和9000宫女。宫内厨房每天都要准备1万至1.5万人的饮食。《明朝的财政管理》，第91—94页。1644年1月7日，朝廷宣布控制物价，但无证据可以表明这一命令被执行了。万言：《崇祯长编》，第44页。
40 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78页。但有些资料称，那时太仓蓄备不足1300两，内库只有40—50万唡。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1页。
41 1644年1月20日，刑部接受了这一策略。万言：《崇祯长编》，第44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8页。
42 万言：《崇祯长编》，第44页；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1页；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41页。
43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80—85、123、126页。
44 对此次密谈描述最详细的是邹漪：《明季遗闻》，第18—20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93—394页。两书记载基本相同，而以前者为详。邹漪是吴伟业的门生，而吴伟业又是李明睿的好朋友，所以邹漪的描述多有褒词。不过，李明睿是力主崇祯帝迁都南京的主要人物，这看来是不成问题的。比较公允的描述，还可见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第79页；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63页也提及此事。
45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93页。
46 邹漪：《明季遗闻》第一卷，第18页。
47 同上。
48 同上书；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93页。
49 邹漪：《明季遗闻》，第19—20页。
50 同上书，第20页。
51 同上。
52 同上。
53 同上。这次谈话之后，崇祯帝即与皇后周氏商量去南方的建议，皇后认为这一计划没有什么好处，因为那将意味着放弃北方的宗庙。李清：《三垣笔记》中，第7—8页。
54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94—395页。
55 同上，第397页。1644年2月23日，皇帝同意李建泰征募一支军队。李建泰几乎没有军事经验，但他热衷于到山西去保护他的家财。李建泰对皇上所做的陈述，在彭孙贻《平寇志》第八卷第3页与《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中有略不相同的描述。《崇祯实录》不是官修的，作者逸名。收在《明实录》中，是据江苏图书馆的手抄本竖像平版印刷发行的。原本于明末李自成进入山西时，在一个显赫世家手中失落。见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79—280页。
56 《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2页；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8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八卷，第6页。
57 当时的研究者估计，李建泰的军队人数达十万之众，邹漪：《明季遗闻》，第20页。
58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8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八卷，第6页。
59 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页。
60 文秉：《烈皇小识》，第226页；谈迁：《枣林杂俎》仁集，第1页。
61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31页。
62 在广宗，李建泰被迫围攻了三天，进城后，他杀了知县和当地士绅领袖作为报复。《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3、5页。
63 “癸未正月二日，大风昼晦，次晨稍霁，又三日午后，传各殿脊烟起，疑有火灾。诸阁臣出视，见各殿及门脊上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久乃息，亦异云。”李清：《三垣笔记》中，第9页。
64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49—250页。
65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1页；又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页。
66 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五卷，第2页。李自成在乘胜横扫中国北方时，由于他诛杀吃人的“寄生虫”：衙蠹、府蠹、豪蠹、学蠹（指危害百姓的生员）和官蠹（指乡绅家臣，又称“豪门养子”），从而赢得了被剥削者的拥戴。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0—221页。
67 李自成常在其大军到达之前，先派商人前往宣传：起义军不杀百姓，不抢财物，不侮辱妇女，买卖公平。他们将没收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1959年北京曾出土一枚李自成于1644年5月左右铸造的铜印，该印可以表明李自成曾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在农民军中分配明朝官员的地产。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298页）。他们也爱惜人才，欢迎一切愿意加入义军的士人。计六奇：《明季北略》，引自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第45页。
68 同一天，驻守北京西北50公里处昌平的明军，因未得到军饷而发动了兵变。安吉拉·N·S·席：《吴三桂在1644年》，第444页。
69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第1页。这两个“问句”实际上是《论语》中两句名言的一部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第一篇第一段（此书中所记之讲读官是刘理顺、何瑞徵——译者）。
70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0页。
71 汪有典：《史外》，第507页（第四卷，第29页）。项煜在魏忠贤得势时曾因袒护江南清议而被罢官，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2页。
72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1页。关于陈演，见《明史》，第287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三卷，第71页。
73 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6页。1644年4月13日，方以智要求到淮河一带召集豪杰勤王，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1页。
74 邹漪：《明季遗闻》，第23页。
75 这一战略不是第一次引起皇上的注意。史可法和姜曰广早在春节前的冬季，就曾在一道奏折中向皇上提出过这项计划。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0页；又见于邓尔麟：《许都和南京的教训》，第97页。倪元璐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0—422页。
76 邹漪：《明季遗闻》，第24页。钱《甲申传信录》中也提到南宋的类似情况，其书名使人立刻联想到李纲的名著《靖康传信录》（它在明末很有名）。该书记述了1125—1126年间的史事。当时宋徽宗被迫退位，其长子即钦宗，曾试图解除女真人对开封的包围。当然，他没能成功，1127年同其父一起做了俘虏，并被监禁至死。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有一种明确的政治主张，即反对绥靖。见约翰·黑格：《宋代中期的政府》。
77 邹漪：《明季遗闻》，第一卷，第22页。李明睿援引《左传》语，意在指出，太子应以监国身份留守北京，因为只有皇上拥有率众征讨农民军所必不可少的权威。我的译文取自李雅各译《论语》。在一次关于迁移问题的讨论中，晋侯欲令其长子率军征讨山西戎狄，大臣谏阻说，长子应照管社稷留都监国，而由父亲率众出征。后来，监国即意味“摄政”：令太子监国就是让嗣子摄政或“护国”——充当临时“国君”。翟理斯：《中英字典》（上海，1892年），第201页。但《左传》中其他几处提到“监国”，其用法似指国君率军出征时，由太子监管行政。在《礼记》中，“监国”是天子所指派的负责监护各诸侯国事务的卿大夫的头衔。换言之，李明睿并非建议崇祯帝退位，像宋徽宗在开封让位于钦宗那样。
78 邹漪：《明季遗闻》，第23页；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0页。祭祀社稷是中国古代礼拜活动的一部分，大多数作者都将其理解为向土地神（社）和谷神（稷）奉献祭品，而实际上，社是供有神圣的木和石的祭坛，这些祭坛与国君身份总是密切相关的。《孟子》第十四卷，第14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封建君主危害了社稷，那么就必须被取而代之。据司马迁《史记》，中原的社是黄帝祭祀的地方，见凌纯声：《中国古代社会之源流》。保卫社稷和中原，表现了士人的文化忠诚，也是日后南明政权号召收复北土的一个主要内容。其例可见昆山遗民宁人顾炎武：《圣安本纪·“荆驼逸史”》本（台北，1964年），第37页（此书出自文震孟之子文秉之手，曾被误认为顾炎武所著，与后者的《圣安本纪》混为一谈。见傅吾康：《“明史资料解题”的补遗和刊误》，第43页。下文引文秉此书将改用其原名《甲乙事案》，以示区别）。在朝廷的大典中，社稷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它们有时被并入其他礼仪中，在某些朝代则又不是帝王祭祀的对象。但在明代，社稷是官方最高等级的礼祀对象。这一方面是由于皇帝在泰山的封禅典礼自1008年后便废止了，所以祭祀社稷就成了一种替代物；另一方面，是由于明太祖于1377年改革礼制时，将祭祀社稷和祭祀明室祖先合为一体了。社与稷，即句龙与后稷，这一对自周代以来就一起受祭于社稷坛的神祗，因明太祖的父亲而有所改变，社稷与太祖父亲的亡灵一起在天安门右侧新建的祭坛上接受拜祭，这就等于在同一地点同时拜祭土神、谷神和明朝缔造者的祖先。那么这也就象征着明朝皇室与文化正统之间的密不可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象征性的结合却不允许明朝皇室通过南迁来拯救自己的命运。有关明代礼制的讨论，见小威尔斯：《中华帝国后期的国家礼仪》，第52—53页；胡云翼：《1368—1398年明初的仪制》，第66页；斯蒂芬·福伊希特万：《学校、庙宇和城隍：关于中国清朝官方宗教的报告》；又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59—162页。
79 作为李邦华之计划的一部分，陈子龙和祁彪佳还提出让太子掌管江南防务，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其副帅。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69页。
80 以上及后文对此次廷议的描述，参考了邹漪：《明季遗闻》，第22—2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94、411、480—482页；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0页；刘尚友：《定思小纪》，第3页；文秉：《烈皇小识》，第228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九卷，第5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9页；谈迁：《国榷》，第6031页。这些资料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对廷议时间的记载略有出入，多数似乎倾向于1644年4月3日。本书虽将此作为一次廷议来处理，但这些讨论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表明，实际上可能是若干次廷议。其间各大臣包括皇帝的主要陈述也基本相同，只是措词上有细微差别。
81 文秉：《烈皇小识》，第228页。
82 邹漪：《明季遗闻》，第24页。此时，南迁已不具备条件了，通往南方的道路已被盗匪和义军阻断，李逊之：《崇祯朝野纪》，第184页。
83 刘尚友：《定思小记》，第3页。后来有人认为，光时亨之所以反对南迁，是因为他暗中与李自成有接触并打算投奔义军。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第79页。光时亨最终确实投降了李自成。义军夺取北京后，光时亨仍留任兵科给事中，并曾获准密见李自成。与此矛盾的是，他仍然相信南明政权会获得成功。他曾在信中对留在安徽桐城的儿子说：“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计六奇：《明季北略》，第89页。
84 邹漪：《明季遗闻》，第24页。皇上显然十分震怒，以至于想将李明睿处死。光时亨认为如此将使百姓寒心，劝止了皇上（中华书局《明季北略》第416—417页“李明睿议南迁”条中所记与此不同，其中记光时亨言：“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译者）。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94页（但邹漪《明季遗闻》第23页有光时亨力劝皇上宣布死刑之语）。皇上最后决定：“明系朋党，姑且不究。”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9页。
85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1页。
86 同上。
87 万言：《崇祯长编》，第103页。光时亨还敦请皇上派遣“心计才干之臣”去恢复漕运。皇上挖苦说，如果光时亨知道自己手下有如此人才，那么皇上自然愿闻其名。
88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5—16页。根据钱甹只的记载（《甲申传信录》，第9页），王永吉在上个月就要求放弃蓟州，撤回关内，这一要求被批准了。后来王永吉归顺了满清，成为工部中的关键人物，后又转至户部，掌管治理黄河。黄文隽：《江南通志》，第2426页（第一四四卷第23页）。
89 刘泽清，山东曹县人，一位贪婪残忍的武夫，在辽东抗击满人时颇为能干。1640年，他的家乡发生饥荒，盗匪蜂起，于是他奉命前去镇守山东。他在当地截留上缴朝廷的税收，实际上成为一割据势力。给谏韩如愈奉旨前往调查并弹劾其不法行为，刘泽清便派人假扮土匪，在路上刺死了韩如愈。《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5—6页（此条记为1644年3月30日）。甚至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泽清就曾说：“天下变，山东不为他人有耳！”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0页。实际上，他更关心的不是守卫山东，而是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明史》，第3070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1—532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0—21页。
90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4页。李建泰努力推进，但直到北京失守，他和他的队伍还未到达保定。后来李建泰被李自成的军队包围在保定城中，他杀了誓与义军战斗到底的保定同知邵宗元，向农民军投降。万言：《崇祯长编》，第11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95页（第一五四卷，第18页）。有关李建泰投降一事的一种更早但不可信的说法，见《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7页。谈迁系李建泰快信于4月10日条（《国榷》，第6034页）。
91 文秉：《烈皇小识》，第228—229页。崇祯末年，将领剧增，至1641年，仅京畿千里之内就有四位总督，六位巡抚（宁远、绥平、顺天、密云、天津和保定）和八位总兵。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51页。4月16日，刘泽清接到援救大同的命令之后，非但拒不执行，反而在临清纵兵劫掠，然后率部南下淮安。文秉：《烈皇小识》，第230页（此书记“命速赴保定剿贼，泽清不从”——译者）；顾苓：《金陵野钞》，第5—6页。
92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4页。
93 一位名叫方开章的官员，曾接到密令，让他准备1000名壮丁、数百船只，在郊外昼夜待命，随时准备供皇上顺大运河前往南京之用。4月13日，方开章想要见皇上，但未能通过宫门岗哨，他一直等到4月20日，才离开了京城。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四卷，第5页。
94 公元756年，唐玄宗把长安丢给了安禄山叛军，途中迫于禁军的要求，杀了爱妃杨贵妃，逃到了四川。当时太子留在了山西西部，以安抚那些希望收复长安的将领。太子本想入川追随其父，但众将劝阻说，应在宁夏灵武重整旗鼓，收复长安，那才是大孝之举。经过五次敦请，太子才同意“勉徇众心，为社稷计！”遂尊其父为“上皇天帝”，定帝号肃宗（此为庙号——译者），于灵武建立了临时朝廷，并由此出发，最终收复了长安。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一八卷，第6982页。
95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4页。
96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0页。第二天，驸马巩永固又大发议论，主张皇上亲自率军出京，以激励“京畿义勇”。在场大臣则称其言为“诞妄”。文秉：《烈皇小识》，第229页。
97 同上书，第12页。
98 同上书，第11页。
99 李自成有一套杰出的情报系统，他利用山西的商人、店主、算命先生、衙吏等在京城内做密探，通过信使骑马回来向他报告。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0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1页。朝廷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也经常讯问布商行伙计、饭店老板等，他们中很多都是陕西、山西人。陈济生：《再生纪略》第110册，第3页。据李文治《晚明民变》第3页中的解释，陈济生就是大学士陈演。
100 那道城墙后来以“鞑子城”而著称，法国的天文学家经精细测量，发现其周长为23.55公里（41里）。埃米莉·布雷兹纳德：《北京及其近郊的沿革与考古研究》，第32页；奥斯瓦德·希伦：《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43页。内城墙高12米，墙上面宽13—18米不等。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5页；希伦：《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46页。
101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1页。
102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0页。
103 同上。
104 文秉：《烈皇小识》，第231页。
105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3页。
106 明廷的情报十分糟糕，兵部四天前曾派出一队探子前往昌平，但全都被俘获并杀掉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49页；又见佐藤文俊：《关于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2页。有时情报还被耽搁或随便交与他人传送。1644年2月16日，李自成正式对明朝宣战，而直到4月7日，消息才送到皇上手中。原来的送信人在途中病倒，遂雇了一名明军士兵代其送信。当这名士兵将情报送到后，兵部得知李自成已擅称尊号，大惊失色，于是杀了送信士兵以防泄露，尽可能久地将此情报扣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九卷，第1页；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8页（此书记：“兵部执讯之，乃京师人，从涿州还，遇逆旅人暴病，云：.山西抚移文，期是日到，误期当斩。.病剧，与银十两，使递。兵部以为诈，斩之。”——译者）；又见席：《吴三桂在1644年》，第445页。
107 文秉：《烈皇小识》，第232页。
108 同上（此书记：“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译者）。皇上曾考虑动员北京市民上城抵抗义军，但户部侍郎吴履中认为这样会加剧百姓的恐慌心理，劝阻皇上放弃了这一念头。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4—15页（此书中记魏藻德劝阻此议——译者）。
109 有关北京陷落的全面叙述，见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24—1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27—29页。
110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3页；《明史》（开明书店），第966页。李自成军到达京城后，与城墙保持一定距离，在炮火射程之外，因此，当守军开火时，他们可在炮火枪弹到来之前看到枪炮口冒出的硝烟，从而及时地躲避开来。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3页。据说花灯节期间（2月8—25日），北京城门一直大开，李自成的密探携带黄金混进了京城，他们用这些钱买通了京师炮队将领。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96—397页。
111 李自成早在昌平时就曾派原明将王永吉到北京见皇帝进行谈判，交换条件是分割出中国北部并封他为王，至于王永吉是否见到了皇上，就不知道了。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30页。
112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5页。据当时一部文献记载，杜勋是在告诉崇祯帝李自成已将两位明室宗王扣为人质后，才被崇祯帝放回的。张岱：《石匮藏书》，第343页。
113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9—20页。
114 文秉：《烈皇小识》，第232页。
115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32页。
116 即下午5点钟。
117 文秉《烈皇小识》第233页中也有对此次召见的记载。在令两位外戚离开之前，崇祯帝说：“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三人相对而泣。李清：《三垣笔记》第十八卷，第3页。
118 就在这时，皇上走向后宫长寿殿，看到被李自成军队占领的郊区烽火烛天。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32页。
119 据说，当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焕）离开大内时，缅甸和暹罗进贡的大象，在玄武门内的园中突然哀鸣起来。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89页。据民间传说，大象能识别出要想暗害君主的人，并能用鼻子阻止他们进宫。M.L.C.博根：《满族的风俗与迷信》，第35—36页。
120 即下午9点钟。
121 计六奇作了稍有利于崇祯帝的描述，把他写的更为理智，而非如此疯狂。在说出“大事去矣”之后，他令后妃皆死。“皇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据说她抚慰了三位皇子，便回到她的房中自缢而死。皇上看到她的尸体，连说：“好、好！”又召来15岁的公主说：“尔奈何生我家！”遂“左袖掩面，右手挥刀，公主以手格，断左臂”。公主昏倒在地，但没有死。皇上又至西宫，令袁贵妃自缢。贵妃从命，但绳子断了，她又苏醒过来。皇上见其未死，就连刺了她三剑，直到手栗而止。既而又召来其他几位所御妃嫔，亲手杀死。同时也请其母张太后自缢。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33页。张岱《石匮藏书》第43页所载与此相近。
122 这道圣谕始终未到成国公手中。此人后被刘宗敏所杀。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56页。
123 即下午11点。
124 根据计六奇的记载，向皇上一行开火的是齐化门守军，而在正阳门，据说皇上见到的是阵地已完全被丢弃，只挂着三只白色灯笼为李自成军发信号。康熙帝——他召见过一些崇祯时期在宫内服务的老太监——谈到他听说崇祯帝曾假扮平民，携数名太监投其叔父之宅，但其叔父闭门观变，崇祯帝遂不得入。后崇祯帝想要逃走，太监王承恩说，出逃只能徒增羞辱，皇上乃自杀。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第87页；又见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第13—14页。
125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6页。看来这是最原始的记载，其他大多数记载则是由此衍生出来的。E.巴克豪斯和J.O.P.布兰德的叙述是以这一原始记载为基础的。《16—20世纪北京宫廷的编年记事》，第101—103页。在谈迁的描述中，崇祯帝最后的行为举止颇有尊严，皇上的酒量也被减到最低限度。他给成国公写完信后，“因命进酒，连饮数觥，叹曰：‘苦我满城百姓。’”谈迁：《国榷》，第6043页。许多当时的人对崇祯帝死时的悲壮场面，都有同样的印象，见《国榷》，第6052—6053页。崇祯帝死于公历1644年4月25日。
126 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一卷，第2页。崇祯帝尤其痛恨魏忠贤。在北京陷落前五天，他曾密令将魏忠贤的尸骨收来烧了，但此令未被执行。陈济生：《再生纪略》，第6页。
127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34页。
128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65页；张怡：《搜闻续笔》第1卷，第3页。帕拉福克斯说，崇祯帝曾咬破手指，用血写下遗言，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28—30页。
129 赵士锦：《甲申纪实》，第11页。作者正是从这位发现尸体的内侍那里听到这些情况的。
130 一位当时人写道：“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7页。19世纪的藏书家和诗人吴骞评论：“读史者谓明之亡也，有君而无臣，以思陵非亡国之君也。”吴骞：《东江遗事》，1806年序（后由罗振玉编，1935年出版），第1页。
131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7页。
132 冯梦龙：《甲申纪闻》，第5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5—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3页。
133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2页。16世纪末，北京常聚有数千乞丐，他们过了今日，不知明日，经常以赌博为生。其中很多人都熬不过京师寒冷的冬季。但尽管如此，每到春天，他们的数量似乎并未减少。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2页。
134 李自成进城之前，牛金星曾告诫他：现在已夺取了江山，一定不能放纵部下滥杀无辜。刘尚友：《定思小记》，第2页；又见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7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34—136页。抢劫者都被当场处死，并将其四肢钉在正阳门西街的木桩上。赵士锦：《甲申纪实》，第9页。
135 陈鹤龄、陈克家：《明纪》第五十七卷，第600—601页。
136 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页。很多招帖都是黎志升准备的，此人是1643年进士，曾任山西提督学道。李自成让他在已改用唐代旧名宏文馆的翰林院主管科举，并任命他为大学士。顺便提一句，李自成进京时，以为崇祯帝仍然活着并悬赏寻求其下落。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8、115—116页。
137 赵士锦：《甲申纪实》，第10页；邹漪：《启祯野乘》，第424页。
138 邹漪：《启祯野乘》，第424页；又见汪有典：《史外》，第508页（第四卷，第29页）。
139 彭孙贻：《平寇志》第九卷，第10页；黄宗羲：《南雷文录》前集第五卷，第8页，二者所载略有不同。施邦耀是浙江余姚人，他解带自缢，但被家人救下，苏醒后，又服砒霜而死。方孝儒的殉难是这种自杀殉难的典范。他是明初大臣，1401年7月，燕王占领南京并篡夺了帝位，但方孝儒仍然忠于建文帝而不肯为燕王效力。由于他拒绝承认永乐帝的正统地位，因而遭到严刑拷打并被杀害。其门生及男性亲属千余人也遭株连。1584年，万历皇帝为他昭雪，还在南京建了一座“褒忠祠”，以示对他和其他为建文帝殉难者的褒奖。1645年，方孝儒被追授殊荣；1775年，乾隆皇帝又在曲阜孔庙中为他立碑。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431—432页。（据现在曲阜工作人员讲，此碑已在1966年被陈伯达指使的红卫兵砸毁。美国明清史专家代表团1979年在南京得知褒忠祠也在“文革”中被破坏。）所以，在17世纪初，方孝儒是与宋代殉国者文天祥同等重要的忠君象征（1644年3月28日崇祯帝曾正式礼敬文天祥），而李自成进城后几天或数周内有许多官僚士大夫自杀，他们临死之前肯定记起方孝儒的勇气和刚毅。万言：《崇祯长编》，第90页。例如张岱，就曾多次提到方孝儒的忠贞不屈（《明纪史阙》第41、57、107页）。收有此次死难的55人传的《备遗录》一书，在17世纪也很流行。正如该书1615年版序文所说，书中记录了所有为所事之君尽忠死难的人。张芹：《备遗录》，第1页。
140 部分自杀者的名单，见谈迁：《国榷》，第6048页；顾苓：《金陵野钞》，第23—25页；彭孙贻：《平寇志》第九卷，第9—12页。徐世溥《殉难死节臣职姓名》中有一更为完整的名单。但我在上海市图书馆只能用一点时间查阅这一善本著作，来不及将名单抄录下来。范景文，直隶人，1614年中进士，后长期担任文职，政绩卓著。东林党危机期间，他也受到攻击，遂辞官还乡。1628年才回朝任太常少卿。后来他在南京任职多年，迁刑部尚书，又改工部尚书，并于1644年成为东阁大学士。《明史》，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
141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57—525页。
142 同上书，第578—626页。实际列出167人，但有5人未记其籍贯。
143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37—49页。
144 同上书，第37—49页。
145 有趣的是，当时作为旁观者的欧洲人认为，明朝官僚易于变节是由于其中缺少贵族。帕拉福克斯在论述高级官员背叛明朝投降李自成时写道：“我们可以看到，封国被缩小到无法产生贵族的程度，也就是说，那里没有能继承其祖先的崇高品格，并从其爵位中获得与生俱来的忠诚的人。有些东西无论人们怎样学习，都永远无法学到。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必须从其祖先的地位和美德中继承这些东西，因为除此之外，所有后天学到的责任感，最终很难成为人们的本能，并总是极无保证的。”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8、28—30页。
146 巩煜，陕西人，曾在河南作官；李振声，也是陕西人，曾为湖广巡按。
147 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57—59页。4月27日，所有因朋党罪或贪污罪入狱的官员，都集合在宫门外等候进宫，在那儿他们遇到了过去的政敌。那些走上前来向他们打招呼的人，正是从前逮捕甚至要处死他们的人。5月6日之前，李自成一直未委任这批被释放的官吏，此后，也只有四品以下的官吏得以官复原职。冯梦龙：《甲申纪闻》，第5—6页；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79、91页；陈济生：《再生纪略》第一卷，第17页。
148 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64页；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76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2页；《国变难臣钞》，第185页。牛金星尤其乐于委任从前的同年和朋友作高官。例如，在1643年任命的颇受尊敬的翰林学士中，有一位即是河南人，又是1615年中试的举人，刚好与牛金星相同，于是被牛金星任命为直指使一类的监察官。还有一位叫何瑞徵，原是明朝国子监的一名小官，因是牛金星的同乡，被派到宏文馆中任职。第三个例子是魏学濂，他的朋友及天主教教友韩霖是牛金星过去的好朋友，魏学濂被其引荐为官。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86页；彭孙贻：《平寇志》第九卷，第16页。
149 这些著作很难作公正的评论。一位史学家考察了收集在三部主要丛书中的杂史和别史，发现其中1/3到2/5是出自文社及其他党社领袖之手，另有18％—28％出自或其正式成员之手，有20％出自上述人物的亲属或密友之手。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著作中，只有大约10％是与党争无明显关系者的作品。林恩·A·斯特鲁弗：《康熙年间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35—37页。
150 此处及后面提到的有关无锡人的情况，均出自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92—94、96—97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117、124页。
151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96—97页。另有一种说法是，赵玉森是被王孙蕙劝说后投降的，理由是赵玉森的祖父母需要照顾。赵玉森又说服张琦和秦汧去登记求官。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84页。
152 赵玉森与宋企郊何时何地成为密友，史无记载。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84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117页。
153 王孙蕙带着李自成的命令，安全通过各道关卡，离开了李自成的势力范围。此后，他烧了随身携带的大顺文牒，扮成乞丐，继续南行，但最后却被土匪抓住杀了。
154 后来，赵玉森又去请求宋企郊援救秦汧，宋企郊拒绝说：“非不欲为公周旋，所托令亲一事，挽回上意，用力已竭耳。”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96页。
155 秦汧为推迟对他的处决，曾直截了当地提醒前来逮捕他的人说：“圣天子欲平定江南，正爱惜人才之际，倘饶蚁命，愿效死力。”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96页。应当指出的是，在新政权中求职的也不乏北方人。宏文馆中有两位编修就是曾来求官的陕西举人，杨声华（Yang Shenghua）和王琪（Wang Qi）。另外还有大批北方举人，甚至生员，跟在大顺军后面涌入北京谋求官职。这些求官者纷纷向宋企郊毛遂自荐，致使宋企郊大声惊呼：“安用若辈？”冯梦龙：《甲申纪闻》第一卷，第11页。此外，京师附近地区想捞取一官半职的人也振奋起来，并“自是，诸生求试者比比”。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五卷，第1页。后来，李自成命宋企郊在顺天和大同府举行秀才考试，又在京师举行举人考试，题目是“天下归仁焉”。70人参加了这次乡试，50人中为举人，后来任命的58名州县官中有许多即是此次中举的。附带提一句，这58名地方官有许多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北京，而在离京赴任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设法逃跑了。余者则作了土匪的俘虏。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95—100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9、11页。
156 山东军阀刘泽清，仰慕周钟的名望，遂馈赠黄金500两，希望将他收为自己的门生。但周钟拒绝登门，反将黄金如数退回。徐鼒：《小腆纪传》，第207—208页。
157 明太祖自己也认为他的统治是异常残酷的，因为要彻底根除前朝的弊端，必须采取严厉措施。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1页。在17世纪40年代，这位明王朝的缔造者是位引人注目而又深受爱戴的人物。帕特里克·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62页。
158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76页；冯梦龙：《甲申纪闻》，第8页。
159 周钟十分自负，他经常对朋友吹嘘牛金星多么尊重他，并看重他与复社的关系。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85页。
160 陈济生：《再生纪略》第一卷，第17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6页；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8页；彭孙贻：《平寇志》第九卷，第12页。此布告内容载于《平寇志》第九卷，第7页。其内容在不同史料中略有出入，我想这是因为，这些史家对这份布告的强制性，以及对那些奉命进宫的人们所进行的或温和或严厉的审判，有的希望加以强调，有的则不希望加以强调。
161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115—116页。这句话出自《论语》第十九篇第一段。
162 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李自成在1636年曾修复了一处官庙，这表明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298页。这种思想观念是深深影响李自成的农民文化的一部分；而李自成受到这种文化的浸润并非是通过研读儒学经典。据传，李自成的父亲曾责备他弃文习武，他对父亲说：“吾辈须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计六奇：《明季北略》第六卷，引自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82页。
163 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60—63页。
164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6、1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8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81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3页；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五卷，第2页。
165 陈名夏躲进了北京的天主教堂。谈迁：《北游录》，引自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
166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8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117页。
167 据当时人讲，李自成早在攻陷北京之前就曾命几位住在北京的山西商人资助并争取周钟、陈名夏一类名士。北京陷落后，牛金星也曾大声疾呼：“新翰林尤宜速报名！”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0页。
168 许多中层官员的职掌有所变动，几位刑部郎中被调到户政府任要职。又有相当数量的官员被调到兵政府车驾司，在吕弼周（1628年进士）手下任从事。吕弼周是山东人，作过驿传道佥事，善于组织后勤供给。他是在河南加入李自成队伍的。事实上，明朝所有的书吏和皂吏都加入了大顺政权。其中有1000多名皂吏正式成为官府差役，即各部衙门的守门人、信使等。关于北京的皂吏，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6页。对大顺政权更深入的讨论，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53—56页。以上各部人事问题的讨论，所据材料出自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74—88页。
169 《明史》，第2779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一卷，第3页。
170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83页。当时人们常将李自成比作秦始皇，认为他是一位凶残又必定强有力的开国之君。
171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84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115页。梁兆阳在进见李自成之前，还赠给吏政府尚书宋企郊5000两黄金。
172 徐鼒：《小腆纪传》，第207页。
173 同《献帝传》记载的公元220年汉帝退位、曹丕登基的情景一样。这些劝进表是在李自成周围类似选民的官员面前，所进行的提名和认可过程的一部分。这些追随者也想使政权的更替合法化。在某种意义上，群臣劝进之词，也是试图阻止各自部下对这一尚存疑问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关于曹丕，见卡尔·莱班：《安排天命：公元220年曹丕继位时的谶纬符命》，第338—339页。
174 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9页。5月23日，吴三桂正向京师推进的消息传来后，群臣便接到命令，停止呈送此类劝进表。
175 同上书，第147页。
176 张岱：《石匮藏书》，第45页。
177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28—29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页。他称曾贪污军饷的李国桢是“误国贼”，又指责崇祯朝官吏“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者少。”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5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5页。有些史料表明李国桢最初曾受到李自成的尊重。据说他提出的投降条件是：祖宗陵寝不可发，葬先帝以天子礼，太子、二王不可害。待看到明室陵墓得以保全后，他便自缢而死。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一卷上，第14页。但大多数当时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指出李国桢是李自成下令并被刘宗敏拷打致死的。其例见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58页。
178 李自成既无个人威严，也不喜欢帝王礼仪。牛金星曾想让李自成于1644年5月20日（阴历四月十五日）举行祭天大典，并请他在宫中演习10天。李自成同意了，但演习时他举止匆匆，全不按规定节奏去做。礼官在引导李自成时对这位“闯王”说，必须掌握仪式本身的节奏，要不慌不忙，放慢速度。这位义军的领袖很快就不耐烦了，他扯下袍冠，恼怒地转向礼官说：“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然后转身离开演习场，经过御膳房时，还抓了一块生肉吃了。祭天大典始终未能举行，而在士大夫眼中，李自成仍是“沐猴而冠”。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5页。
179 5月16日，即李自成离京前往山海关的前两天，杨观光奉命着手为登基大典作准备。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9页。杨观光逃过了日后为其行为辩解的麻烦，因为此后不久，他便逃出北京，被起义农民抓住杀了。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81—82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78—579页。
180 汤若望曾与李自成在宫中进行过一次十分真挚的会谈，当时这位天主教神父得到酒食款待。李自成本人很少喝酒。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83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16页。
181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77—78页。
182 同上书，第78页。
183 同上；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2页。
184 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五卷，第1页；钱邦芑：《甲申纪变录》，第15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126页。
185 钱邦芑：《甲申纪变录》，第14页。大顺的普通士兵也极为蔑视这些降官，若在街上看到他们，便策马冲撞，见其惊恐奔逃，便大加嘲笑。《北史补遗》，第5页。
186 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五卷，第1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3页。
187 河南乡绅李岩执行这一政策常受到称赞。其例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第21页。郭沫若认为李岩是温和派，他的队伍同百姓相处甚好。谢国桢则指出，士大夫的代表牛金星已被北京的财富所腐蚀，而李岩提出“文官追赃，宜分三等”的建议，正是为了阻止任意抢劫和拷打，从而使征罚赎金以供军饷的作法制度化。谢国桢：《南明史略》，第29页。李文治在其记述晚明起义历史的权威著作《晚明民变》中对李岩也作了突出的描述。
188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第22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36页。
189 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37页。
190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56页。刘宗敏并不是唯一施此暴行的农民军将领。李过的兵营也成了刑室。曾被囚于刘宗敏营内的赵士锦在日记中对当时的监禁和死刑作了可怕的描述。见赵士锦：《甲申纪实》，第6页。谈迁：《枣林杂俎》仁集第2页说有1600人被杀。一部当时人的日记说，有1000人被拷打致死，徐应芬：《遇变纪略》，第7页。关于将处罚和拷打混为一谈之事，详见魏斐德：《1664年的大顺政权》，第69—70页。关于刘宗敏残暴成性的描述，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4页。
191 谈迁：《国榷》，第6062页；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1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3页。陈演的一名家仆后来告诉刘宗敏，陈演曾将一笔财产埋在自己的宅院中。据估计刘宗敏的士兵挖出了36万两黄金。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60—61页。36万两可能是360两之误。见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4页。但应指出的是，当时的富户为了安全将大笔财物埋入地下是常事。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0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81页。
192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3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34页。进城后的最初几天，义军曾严格执行军纪。抢劫者都被公开处死。赵士锦：《甲申纪实》，第2页。
193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55、115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7—8页。
194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30、54—55页；《北史补遗》，第4页。一条当时的记载指出，李自成的部下从京师百姓手中强取的财物值银7000万两。李文治：《水浒传与晚明社会》，第30页。
195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1页。“十八子”即“李”字。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4页。
196 李自成目睹了刘宗敏营中的酷刑。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4页。
197 钱甹只：《甲申传信录》，第56页。为了同部下接近，李自成与普通士兵吃的一样，并像其他大顺将领一样经常戴一顶宽沿斗笠，穿一件天蓝色战袍。他从不在自己与部下之间制造距离；而与刘宗敏（李自成称其为“大哥”）等将领则情同手足，经常手挽手一起散步。这种情谊无疑使李自成难以行使君主的权威。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3—74页
198 大顺统治时期与黄巢占领长安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30％—40％的唐朝官员接受了黄巢大齐政权的职位，其中包括三品以下的全部官员。但当义军士兵很快失去控制并开始抢劫时，黄巢的谋士尚让在一府衙门上发现一首讽刺诗，他下令将该衙中所有人的眼睛挖掉，然后，又将他们吊死，并下令处死城内所有会做诗的人。仅这一次屠杀就死了3000多人。罗伯特·密尔顿·索姆斯：《唐王朝秩序的崩溃》，第144页。
199 陈济生：《再生纪略》，第20页。
200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2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22—24页；又见席：《吴三桂在1644年》。吴三桂在山海关曾召集当地乡绅领袖“八大家”议事，发誓共同抵抗义军。正是他们从当地百姓中征集乡兵和粮草，后又支持吴三桂作出与清军联合的决定。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77—78页。
201 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76页。
202 据《贰臣传》中的《唐通传》载，李自成赠银四万两。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78页。
203 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76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2页。
204 席：《吴三桂在1644年》，第451—452页。
205 文中引了一段吴伟业的曲子，曲中描写了陈圆圆的妖媚和吴三桂对她的迷恋，但不是著名的《圆圆曲》。此曲引自吉川广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之不问国事》，第16—17页（惜乎未查到原文——译者）。
206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1—252页；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一卷，第1页。
207 大史学家黄宗羲曾向明史编纂者推荐彭孙贻的《平寇志》，认为此书是那个时代最可信的著作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15页。
208 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6页。总兵姜瓖已在宣化降于李自成。
209 这位幕友怀疑两人是因为私通而出逃。顺便说一句，吴家在北京的宅第位于城外西郊，距后来康熙帝的行宫很近。三个多世纪以后，这所破败的宅院成了1959年失势的彭德怀元帅的住所。《纽约时报》，1979年4月1日，第15页。
210 有些史学家认为吴襄是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之后被杀的。有一种记载说，李自成失败后令吴襄爬上城头劝屯兵城下的吴三桂投降。吴三桂则将火箭射至其父左右作为回答。李自成遂将这位老将斩首，并将其首级悬于城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
211 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6页。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当时吴三桂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还有人认为，仆人或小妾曾交给吴三桂一封吴襄的信，信中劝他不要投降李自成。赵凯：《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又见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34—1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0—261页。这些优秀史学论著均将李自成杀吴襄一事放在1644年5月27日的山海关战役之后，即双方已毫无和解希望之时。我本人未能核准吴襄被杀的确切日期，尽管清朝官方资料记载，在山海关战役时，李自成确将吴襄和明太子囚在军中。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583页。根据一位当时人的说法，吴三桂得知北京陷落时仍在宁远，他随即派人进京探查。去人回报说，他的父亲在严刑逼迫下已向大顺交出5000两银子。与此同时，吴襄派来的人也向吴三桂报告了同样的消息。吴三桂大怒之下，放弃宁远，率部来到山海关，并从两地百姓中征募了一支2万人的军队。5月18日，大军向北京进发，在距山海关约10里处安营扎寨。六天后，李自成亲率大军赶到，战斗便开始了。李自成大败后，当场杀了吴襄，然后撤退。吴三桂乘胜追杀，直到北京，将李自成逐出北京后继续追杀。席：《吴三桂在1644年》，第447—448页。
212 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77页。李自成5月18日离开北京。同上书，第81页。
213 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5、11页。清初著作者为了强调在与大顺义军作战时清军的战术巧妙，夸大了李自成军队的规模，声称在这次战役中李自成投入了20万人。实际上，李自成只有约6万人，而且不是其最精锐的部队。吴三桂原有5万军队，又从地方武装中征集了5万人。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93页；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76、79—80页。
214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7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80页。六名地方士绅及山海关的长者，由生员李友松为首，到三河去见李自成，希望能阻止其进攻他们的城市。李自成杀了他们继续东进。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78—79页。
215 郑天挺：《探微集》，第123—127页。
216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5—216页。多尔衮的老练也很令人注目，这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代表。例如1637年，他与李倧皇帝十分幽默地交谈，但迫使这位朝鲜皇帝此后每年给他送来一份礼物。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2页。
217 指代善，努尔哈赤第二子。
218 指豪格，皇太极长子。
219 指皇太极所统黄旗诸将。
220 指阿济格。
221 指多铎。
222 指多尔衮。
223 指福临。
224 指黄旗军。
225 指济尔哈朗。
226 《沈馆录》第六卷，引自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察》，第271页。这次会议是1644年9月26日举行的。
227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4、28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74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1661—1684年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3页。
228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7—398页。
229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三卷，第4页；又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2页。
230 《皇清开国方略》，第577页。
231 1644年5月6日，多尔衮以煽惑、悖妄的罪名指控豪格。豪格的党羽全部被处死，豪格本人被贬为庶民。张其昀：《清史》，第32页。据《实录》载，豪格曾试图拉拢多尔衮的亲信何洛会反对摄政王。何洛会却向多尔衮告发了这一阴谋，并在诸王大臣会议上当众作证（当然，何洛会很可能是在多尔衮的唆使下出面作证的）。《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四卷，第1—4页。
232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7—258页。原始记录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四卷第13—14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24页中有此段文字的英译。
233 同上书，第258页。
234 1644年，清朝可用于征服中原的278牛录中，包括壮丁和旗兵，可能不超过12万人。此外还有蒙古120牛录，约2.4万人；汉军165牛录，3.3万人。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5—36、88—90、100页。
235 林铁钧：《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第40页。
236 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8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77—578页。
237 早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前，清廷已在考虑占领中原。不过他们最初似乎是想同大顺政权平分华北。1644年3月6日，李自成宣布建立大顺政权才27天，清廷即派使者带了一封信到西部，信中称其为“西据明地之诸帅”。此信提出，清军愿与反明军事集团建立联盟，这一建议是这样表示的：“并取中原。”此信后被附上一个纸条转了回来，纸条是大顺的将领王良智签署的，他说已将此信内容报告上级了。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0页；又见赵凯：《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
238 至1643年5月，几位亲王开始改变自己的主张，倾向于彻底征服中国。多铎、济尔哈朗和阿济格都认为清军变抢劫为占领的时候已经到了，今后他们可以靠征收汉族农民的赋税生活。11月，阿济格和济尔哈朗率6万军队，包括一支炮队，向山海关进发。清军的这次行动并不坚决，他们似乎打算夺取山海关，但最终却返回了盛京。对此我们可作出这样的推论：当济尔哈朗和阿济格决意征服中原时，其他满洲贵族却仍想阻挠，并终于迫使他们返回清都。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
239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四卷，第42页。当时，多尔衮的设想是与李自成平分华北。1644年3月5日，他致书李自成及其将领，建议双方“协谋同力”。郑克晟：《多尔衮》，第5、10页；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79页。
240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8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77—5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2—3页。
241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四卷，第4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6页。这支大军原计划取道密云进攻中原，收到吴三桂的信后，才转向山海关。赵凯：《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
242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6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6页。
243 正如当时范文程所说：“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6页。
244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四卷，第44页。
245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9—260页。范文程和洪承畴都主张严肃军纪。抢劫者鞭笞80，1649年，改为处死。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9—53页。（此处似有误，原文是“其攻取之城，法所不赦者，杀之，其应俘者，留养为奴，其中一切财产，没收之为公用。”——译者）
246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8页，“为尔等复君父仇”一语，成了清廷宣传上常用的口号。
247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四卷，第45—48页。沿途地方官都向清军献礼，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7页。
248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9页。
249 同上书。（不过，管仲辅佐的并非鲁侯，而是鲁侯支持的齐公子纠——译者）。
250 同上。以旁观者看，包括朝鲜兵在内，清军的数量显然多于大顺军。吴三桂有10万人，加上清兵，共达20余万人。然而多尔衮还是注意了洪承畴的警告，即不可轻视大顺军，他告诫部下，不可鲁莽攻击。这也就是多尔衮之所以叫吴三桂打头阵的原因。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81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734页。
251 山海关的南城墙，面对大海，是无法攻破的。
252 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80页。
253 商鸿逵：《山海关战役》，第81页。
254 在向南行进途中，清军曾与唐通遭遇。唐通奉命率几百人绕到关外，从背后攻击吴三桂。他的人马在抚宁西北的“一片石”偶然遇到清军主力，遂被歼灭。唐通逃脱，后降清。《皇清开国方略》，第583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86页；又见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82页。
255 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6—7页。
256 吴三桂后来曾上书康熙皇帝，叙述山海关之战的经过。疏中说，当时多尔衮主持了仪式，吴三桂同意在闯贼平定后，整个中国都将属于多尔衮之“贵国”，并杀白马黑牛立誓。然后，多尔衮令吴三桂按满族习俗剃发。此疏存于清朝档案，引自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5页。
257 随吴三桂一起降清的共有1000多文武官员，包括辽西和山海关的地方官员。除吴三桂的部队之外，还有3万多乡勇加入了清军。1644年秋给多尔衮的奏章，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明清史料》甲，第130页，1645年12月23日条。引自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6—157页。
258 《皇清开国方略》，第582—583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59—260页。
259 据刘健：《庭闻录》载，大顺军知道吴三桂的戍边部队顽强善战，所以他们决心全力以赴，吴三桂的军队也下决心与大顺军死战到底。而清军的战略则是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坐视双方消耗。吴三桂的军队首先发起攻击之后，反复与大顺军交锋，激战一直持续到傍晚。这时清军才决定出击。这一策略使吴三桂损失惨重，因而更加依赖清军。《庭闻录》第一卷。引自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81页。
260 风沙如此猛烈，以至清军直到风停沙住之后，才知道敌军已被击溃。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第82页。
261 据地方志载，被丢弃在沙河战场上的尸体有数万具，其中许多是支援大顺军的当地农民。同上。
262 这天战斗结束后，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并得到一条玉带及其他赏赐。其宁远军将士都剃发并加入了清军主力。《皇清开国方略》，第584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0—26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39—142页。
263 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2页。李自成离京期间，牛金星统辖的留守部队已开始有人离城西去，并沿途劫掠民宅和店铺。“闯王”出征之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不会得胜而归。徐应芬在那天占得了一个坤卦，他料定新君即将出现。同上书，第10—12页。
264 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2页；刘尚友：《定思小记》，第7页。
265 陈济生：《再生纪略》，第20页。
266 为了日后更好地行使君权，李自成可能一直想在北京更加合法地登基，而不管时间如何短暂。他曾在北京做过皇帝这一事实，等他死后对他的追随者将是十分重要的。大顺余部在南方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后，仍称李自成为“先帝”，并称其夫人为皇太后。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4页。
267 李自成西撤后，清军曾全力追击。从北京骑马到保定，一般需要七天，阿济格率骑兵三天便赶到了，但他们到达保定时，大顺军已经转移。阿济格人困马乏，无力再追。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735页。
268 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2—14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39—142页；刘尚友：《定思小纪》，第8页。有材料说，李岩在西撤途中被李自成所杀，因为李自成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认为李岩想取代他当皇帝。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95页。
269 大顺军溃逃时肯定相当混乱。边大绶是一位地方官，曾掘毁李自成家祖坟，并写下著名的《虎口余生纪》。大顺军在撤至真定后，他隐姓埋名，沦为俘虏。“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余见之不胜忿懑。如此鼠辈而所向无坚城，致万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执，不能杀贼见其灭亡耳。”引自边大绶：《虎口余生纪》，第98页。
270 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
271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8页。
272 同上。
273 陈济生：《再生纪略》第一卷，第19页。
274 同上书，第20页。
275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8页。清军以每日40公里的速度前进。5月30日通过抚宁，5月31日通过昌黎，6月3日通过玉田。据当时的资料载，清军到达之时大多数人便已明白，天命已经易手。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
276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3页。
277 刘尚友：《定思小纪》，第8页。为清朝效力的朝鲜人李随多尔衮进京。他写道：“都民处处屯聚，以迎军兵。或持名帖来呈者有之。或门外瓶花焚香以迎者亦有之⋯⋯入城之日，都人见之，或有叩马而流涕者。”《沈馆录》，引自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7页；又见郑天挺：《探微集》，第93页。
278 李自成火烧大内后，唯一未被损坏的建筑是武英殿。多尔衮将兵车士卒在殿前排列成一道军门。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734页。锦衣卫指挥骆养性曾率部听从李自成的调遣，此时又转而效忠多尔衮。骆养性，湖广人，因卷入魏忠贤一案而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清军入关后，他被任命为天津总督，掌管天津军务。后转任山东督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4—5页。多尔衮不久便迁出了皇宫，住到皇城东南名为“南城”的一个较小的院子里。1694年，那里被改作喇嘛庙。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6、218页。
279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3—34页。
280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生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
281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页。多尔衮在6月8日向原明朝官绅军民发布谕令中又重申了其中的某些内容。他描述了李自成如何以一名明朝百姓纠集一帮无赖，毁坏京师，弑君，又肆意劫掠以致激起民怨，“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五卷，第52页。
282 刘尚友：《定思小记》，第9页。大军占领北京后数日，又来了3000蒙古兵。这些慓悍的士兵入城后，在城上守卫巡逻时，都收弓束矢，说：“恐惊百姓也。”还说：“中华佛国也，我辈来作践佛地，罪过！罪过！”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7页。
283 徐应芬：《遇变纪略》，第8页。清官方资料夸大其辞地宣称，这道谕令使民心安定下来，“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五卷，第52页。
284 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8页。顺便说一下，长安市上有许多市井无赖向清兵兜售从宫中偷出来的锦缎彩袍。清兵为此则不惜付出两月的军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
285 清军进京后的几天，曾派几位官员在承天门登记所有明朝官员的姓名。并按名单邀请他们复任原职：“于是诸名公巨卿，甫除贼籍，又纷纷舞蹈矣。”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