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
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
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
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1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方法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2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3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
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4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5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6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7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8
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9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10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11
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12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13
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14
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15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16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17
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18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
著他早晚照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19
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20
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21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22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23
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24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25
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26
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27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
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28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
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
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29
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
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30
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31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的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是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32
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33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34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35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36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37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38
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39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
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40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41
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42《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43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宣布他们的起义为忠义之举。俩人迅速占领了甘州和凉州，然后沿长城分路回师南下，在兰州渡过黄河，攻击军事重镇巩昌。44
他们陈师于巩昌城下，展开围攻，引起了许多人的惊骇。虽然他们号称部众百万，官方资料的估计则为10万：哈密和甘肃的回民、起而响应的凉州回民、大顺残部，以及对他们以明朝亲王名义为号召的起义加以响应的土寇。清廷得到起义的消息后，准备派遣大军，最后任命固山贝子屯齐帅八旗兵出征，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率外藩蒙古兵副之。清政府在这一年稍后一些时候还宣布，陕西中部和南部地区，例如西安、延安、临洮和汉中，在前一年遭受雹灾，应予以蠲免赋税。45总督孟乔芳（他当时驻守固原）对这些措施均无异议，但他认为，他本人应赶在叛贼得以加强联盟、攻夺巩昌城之前立刻出击。因此他马上派遣赵光瑞、马宁率援军出发。这支满汉部队在5月25日赶到巩昌，残杀回民3000多人，将叛乱者驱出城外。46
米喇印和丁国栋退到临洮，当地的回民在他们到来之后纷纷起义。孟乔芳兵分三路追击：一路由参将马宁指挥，一路由赵光瑞指挥，还有一路由游击张勇率领。1648年6月10日，张勇部率先攻打临洮，马宁部也参与作战。他们袭击了起义回民驻地，杀回民首领马韩山部众700人，夺回临洮城。47临洮到手之后，清军将领下面的任务就是攻克回民在兰州的防御，以便扫除清军渡河进入甘肃西部的最后一道障碍。孟乔芳决定亲自督战。在张勇继续追捕这一地带的其他回民，并捕杀了明亲王朱识的同时，孟乔芳率部到了巩昌，又从巩昌到了兰州城下，与他的三名将领马宁、赵光瑞、张勇会合。攻打兰州的战役进行得很顺利。回民很快就弃城渡河逃回河西地区，并随后烧毁了黄河浮桥。只有一支主要的回民义军留在河东，由丁嘉升统帅，占据着兰州。没过几天，这支义军就被歼灭了。黄河东边所有重要的据点，现在重新又掌握在清军手中，就如孟乔芳在1648年6月24日得意洋洋地奏呈北京的那样。48
于是到7月间，清军就准备渡过黄河，向凉州追击米喇印和丁国栋。他们于8月夺回凉州，没遇到什么抵抗。起义军退到起源地甘州一带，这很好理解，这儿是他们的家乡，较为熟悉。他们在甘州失败的情况不很清楚。据19世纪的历史学家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记载的一个奇异的故事，孟乔芳本人在1648年10月到达甘州，很快将义军骗出城堡，陷入他精心设下的埋伏。然而，虽说他和张勇当时被认为杀了多得难以置信的义军，不知何故对甘州的围攻却还是持续了六个多月之久。49最后，清政府任命张勇为甘肃总兵副将，他的部队以正红旗满洲兵丁为先导，架起云梯攻打甘州西城。1649年3月5日，张勇率众700从西南角突入甘州城，在城中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相持达五日之久。张勇人马伤亡达七成。虽然他自称大获全胜，并报告说杀死了半数以上的起义回民；虽然孟乔芳报告说甘州的回民已被平定，局势却更可能是双方在军事上相持不下，而结果实际上是实行了招安。504月2日，米喇印和丁国栋出城，以甘州降清。作为安排的一部分，米喇印本人被任命为副将，受命驻守兰州，虽然实际上他仍留在甘州。51
米喇印之依附清政府所持续的时间，就是大约甘州的清军能够与他的力量相抗衡的时间。这时间不很长久。1649年4月27日——孟乔芳上奏报捷后不到4周——米喇印认定自己在军力对比中又占了上风。因为当甘肃西部的回民起义在表面上一平定下来，总督孟乔芳向朝廷称报大捷，清政府就开始要求部队从陕西战场转移到四川，去对抗那儿日益强大起来的南明军队。这些军队的移防，使得他们在陕西的驻防力量极为薄弱。但是，面对1648和1649年南明的复兴，清廷几乎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事实上，在164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南明打败清朝看来并非完全不可能。因而，米喇印决心恢复反清起义，这可能既是因为其部众对他的压力，或者出于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一种公认的信仰，同时又是由于他对南方的战事了如指掌。
米喇印的起义计划，显然为甘州驻军主将刘良臣所知。不过，这个回民首领赶在刘良臣采取措施之前，捎信给甘肃巡抚张文衡，说自己风闻可能会发生兵变，建议与张文衡合议，并请张文衡到甘州城北赴宴相见。在内部，米喇印又不得不面对其副将的反对，此人可能是孟乔芳安插进来的一个清朝军官。于是，在张文衡未赴宴之前，米喇印叫人毒死了这位副将，然后，一伺巡抚亲临，他就率伏兵杀死张文衡，于1649年4月27日控制了甘州城。还有几名清朝官员也被杀，不过甘州同知和一名参将转而投顺了起义军。52
丁国栋立即起兵响应，因而，实际上又是义兵四起，回民们马上在肃州和凉州举起义旗。米喇印南进攻打兰州、临洮，杀了两地知州。这一次孟乔芳立刻渡过黄河，尽快地把米喇印赶回了甘州。甘州坚守不屈，孟乔芳开始准备在甘州城四周深沟坚垒，长期围攻。但是，清军尚未合围，米喇印就突围而走了。他并没能逃出多远。当天晚上，孟乔芳部下在附近的一块小绿洲追上了这个“逆回”，经过一场速决战，米喇印终于被杀。53
与此同时，另一回民首领丁国栋在长城西端的肃州安顿下来，这里地处哈密东南，距哈密约660公里，属巴海可汗的统治区。也许因为他得到了哈密难民的大力支持，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为他想从哈密回民处得到军需物资和援助，丁国栋邀请哈密王的儿子来肃州即王位，号土伦泰。54不久兰州陷落，孟乔芳出兵肃州，来围攻土伦泰王新都。肃州城沟深墙高，围攻势必旷日持久。然而孟乔芳还没来得及对肃州发起全面进攻，就突然发现他的后方基地出现了险情。据《清史稿·孟乔芳传》载：
国栋复与缠头回土伦泰等据肃州，号伦泰王。而国栋自署总兵官，城守，出掠武威、张掖、酒泉。会平阳盗渠虞允、韩昭宣等，应大同叛将姜瓖为乱，以三十万人陷蒲州，上命乔芳与额塞还军御之。55
这就是大同姜瓖兵变，一起甚至比榆园军起义更加危急的事件，它就发生在北京以西250公里处。正是这场兵变促使孟乔芳放弃肃州，折回来援助在山西遭到围困、且近乎覆没的清军。
姜瓖之乱
吸引了清廷和摄政王多尔衮注意力将近一年之久的姜瓖之乱，可能是北方中国饥荒、水灾，加之南明复兴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但其直接原因却是多尔衮委任英亲王阿济格统辖大同边区。56早先，多尔衮邀请喀尔喀蒙古人中的一些盟友越过长城，进入边境地带。但是，这些部落人员总忍不住要袭击这一带的汉民家室，驱虏妇女，掠夺牲畜。57所以，多尔衮委任阿济格掌管此地的意图，就是约束不守秩序的喀尔喀人，同时也许还想借此把阿济格调离北京，因为阿济格与多尔衮是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不管怎么说，将军姜瓖却认为这一任命的目的，是取消他作为大同和晋北大部地区统治者的权力。1649年1月15日，当大同总督、司道、库官、知府各官出城验骑兵马草的时候，姜瓖关闭了大同笨重的城门，宣布起义。58
阿济格反应敏捷。他几乎一得知反叛的消息，就立即于1月15日星夜急驰，次日赶到大同，及时牵制住了姜瓖主力。不过，他还是来不及阻止姜瓖派其副将姜应勋到朔州和宁化去策动兵变。59姜瓖及其助手秘密与山西其他要塞里的前明军官通气，怂恿他们策划反清起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60现在，这些军人威胁着要像“猛兽”般地起来推翻清朝统治。61差不多一夜之间，岢岚和蒲州就落入叛军手中。62“愚民被惑，处处蜂起”，该省巡抚的满汉部队应接不暇，力不从心。63在东北方面，来自代州的“盗匪”占领了偏关和河曲，与著名盗匪刘迁和张五桂结盟。这些顽匪像1645年江南乡村的复明党人一样，总是以猛攻来夺取某个郊区寨堡，然后强制性地剪断藏在各寨墙里的农民的辫子。64这支强大的联军很快就控制了山西东北的大部分关隘，以及往南远至忻口的大部分乡村，他们在忻口切断了去太原的主要干线，隔绝了省府通往北京的北路。65
宁武城由李吉残部所占领，此人曾为清朝平定过雁门（代州）。他的几名军官，包括总兵刘伟，一直秘密地与在大同的姜瓖部将通款。那儿的起义一开始，他们就接着发动了反叛，杀死李吉，宣布尽忠明朝。66这支军队包括副将3名、参将游击11名、都司40名，以及步骑士卒5400名，在赵梦龙的统帅下占领了宁武。宁武的军队很快就成了汾河上游最强大的一支兵力，控制了汾河南岸宁化和静乐县城，以及一系列寨堡。67这样一支强大的叛军，把长城一带的清军与山西中部隔绝开来。只有中部从河北经谷关而来的道路未被切断。
太原以西的石楼、永和及交城都控制在叛军手中，据按察使蔡应桂说，各州县民众都在起来反抗官府。明朝敕令与叛贼布告到处可见。县官们惊慌失措，他们不仅守不住城池，连官衙都难以保全。这是由普遍的恐慌和骚动的气氛造成的。68在介休，一个隐居为僧叫做侯和尚的前明将领聚众占领了县城。69在平陆，效忠姜瓖的兵士杀死驿丞，占领了一个驿站；曾任明朝监察官及宁夏按察使的乡绅李虞夔（1622年进士及弟），也拉起队伍，实际占领了潼关及蒲、解县县城。70火上浇油的是，数千名陕西的土匪正乘坐简陋的牛皮浑脱和木筏横渡黄河，进入山西烧杀掳掠。其中有些是中亚细亚人，有人看见他们背着长枪骑着骆驼经过吕梁山。71
当叛乱在整个山西北部迅速蔓延之时，阿济格冷静地试图搜集情报。到1649年1月28日，蒙古援军抵达大同城外阿济格的营帐，探马也查明了这一地区共有11座城镇公开起义。72第二天，1月29日，清军重炮队到达，带来了笨重的“红夷炮”，向被围的大同城猛轰。不出10天，朝廷又为阿济格增调了旗兵部队。73
虽然通向河北的北路被切断，但从真定经由谷关直至太原的官道仍畅通无阻，其他援军就是沿此路被派去解救巡抚祝世昌的。救援部队的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那拉部族德高望重的头领尼堪（1660年卒）。尼堪在1613年乌喇败后投降努尔哈赤，接着又成了满蒙两族之间一个关键的中间人。1639年，尼堪负责为八旗兵征募蒙古人，在占领北京之后率领这部分蒙古人进军河南的也是尼堪。74尼堪当时在京城任理藩院尚书，他被从外交职务调离去从东面解救太原。75
尼堪的到来受到巡抚祝世昌的热烈欢迎。对太原的一个新的威胁是姜建勋。姜建勋是姜瓖从大同派出去四下策动起义的一个人的兄弟，他现在自称为“山西巡抚”，是在姜瓖兵变时就参与了起义的人之一。他逼近太原，占领了忻州城，又从忻州向省会进兵。这时，祝世昌依靠手边的援军，把叛军赶回了忻州，在忻州城下展开激战。姜建勋大败。满蒙汉旗兵杀死姜建勋部众2000余人，获得许多马匹盔甲。如果不是因为忻州北面的道路险狭陡峭，他们一定会穷追残敌。76
不过尼堪没在太原逗留很久。这场战斗一结束，他就迅速肃清官道，策马北进，力图收复宁武。他围攻宁武近一个月，然后撤围去加入阿济格主力，直接攻击姜瓖。77尼堪一走，姜建勋就得以在山西南部重整旗鼓。他招徕了数万名反叛分子和盗寇加入他的军队，包括越过陕西边界而来的那些人。其他叛军趁尼堪进发大同之机，夺取了陕西边界的保德城和吕梁山区的永和、石楼两城。与此同时，姜建勋攻下了太原西南的交城，又从交城进兵汾州。占领汾州后，他便北进太原，在晋祠为他的大军设立帅府。1000多年前，唐朝的创立者在他的历史性起义时曾在晋祠举行奠酒仪式。78姜建勋从晋祠对太原发起进攻，试图出其不意地以夜袭攻下该城，但未能如愿。可是尽管姜建勋的人马被赶跑了，他仍然是对太原清军的一个威胁。79他把主力留在太原附近，随时可以再次进攻，处境极为有利。而且，当清军因围攻大同而兵力受到牵制之时，姜建勋显然还试图切断在平阳、潞安以下的山西省南端，占领所有县城，把山西的这一部分变成他自己的地盘。80
巡抚祝世昌在给朝廷的一份扼要的奏章中阐明了形势的严重性：
自宁武军围撤，贼渐逼省城，虽有蒙古兵防守，强弱各半，贼不知惧。若待除姜贼后移师分剿，恐益滋蔓，且山西一省岁赋供应军需实赖省城，迤南汾州、平阳、潞安，诸属拨运，若一处被围，全省震动，惟偏关、宁武早得一日，则河西贼闻风敛迹。请敕发满洲兵数百守省城。如省南有警，即分遣扑剿，别拨兵驻代州，循次取偏关、宁武，贼素畏满洲兵如神，臣是以激切上请。81
多尔衮的即时反应是命令兵部合议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因为摄政王清楚地意识到山西省近乎脱离了清朝控制。多尔衮一边继续为派遣一支远征大军进行持久战做准备，一边让人专门起草两份诏书，一来试图使民心倾向清廷，二来说服动摇者对朝廷尽忠。1649年2月26日，清廷颁布了这两份诏书。
第一份诏书谕大同及山西地方文武官员、军民等人：
姜瓖作乱惧诛，结党聚众，造作讹言，诈传欲杀官吏军民等语，尔等误信为实，遂与俱叛⋯⋯朕不忍尔等愚昧就死，故特颁谕旨，一概赦免。若于赦到之日，即能悔悟前非，翻然来归，宥其前罪，仍与恩养。若执迷不悟，仍信姜瓖之言，自取死亡。82
诏书接下去还说，朝廷大军很快就要到达山西，迟疑不决者在山西被占领之后将不予饶恕。
第二份诏书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
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壕，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夷火炮攻破，尽行诛戮。若尔等官民人等，于未筑长围之前，有能执缚姜瓖来献，或杀死姜瓖来归者，准赦前罪，仍行恩养。不惟尔等免死，即尔等之父母妻子，亦可因此而保全矣。尔等宜速图之！83
义军对这一威胁未做任何正式的反应。
1649年3月6日，甚至多尔衮的远征部队还没离开北京，他就接到来自阿济格的第一份真正带来佳音的战报。报告开头的情况并不妙：叛军刘迁从清军手中夺取了代州外围的堡垒，代州城危在旦夕。不过，阿济格果断地派遣博洛前去救援。清军架起云梯猛攻，夺回了外围堡垒。困在那些堡垒与城墙之间的叛军被歼灭，代州城解围了。84
三周之后，多尔衮亲率一支军队出征山西。85大军压境，大同周围的好几个县都趁着多尔衮提出招安的机会向他投降。地处宁武与大同中间的山阴县官领兵出城，请求为摄政王效忠。86这些人的变节来降，使多尔衮满怀希望，认为还能够说服大同守军放下武器。当他于4月23日抵达大同时，就送信进城说，好几个县城已开门投诚，姜瓖最好也马上停止抵抗。他再次保证赦免叛军，还对姜瓖的一名信使抚慰有加。清军将信使送回城去，让他给姜瓖带去了多尔衮的一封密信，说：“尔等创为逆谋，谅必有所困迫。”还提出只要姜瓖立即投降，一定既往不咎。87
多尔衮没有得到姜瓖的任何答复，于是他渐渐确信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唾手而得。约一周之内他就回北京了。多尔衮一走，姜瓖就企图突围，冲破清军日紧一日的包围。5月8日，信使抵达北京，带来了博洛的消息。博洛参加了阿济格对大同的围攻，他报告说有两支叛军，共5000多人，冲出大同城，在北路立寨，试图扩大防线，但未能得逞。清军攻破了他们的营寨，把溃败的叛军赶回城中，姜瓖还亲率千余军兵出城营救。88
但博洛没法保持他的优势。虽然清军仍然包围着大同，省府西南汾州周围叛军却再次得势，牵制了他们的兵力。巡抚祝世昌先前的奏章中的警告证明是正确的。将姜建勋在相对富庶的山西南部的活动置之不顾，或坐视叛军可能会再次进攻太原，对清朝官员们来说这都是担当不起的。1649年6月6日，多尔衮晋封博洛为亲王，任“定西大将军”。从此以后博洛的职责就是消灭山西省西南地区的叛军，而围攻大同的部队就由尼堪指挥。89
博洛的到来完全改变了太原周围的形势。由于博洛的满洲军兵攻势凌厉，姜建勋人马退守以前的总部晋祠。博洛不愿攻打晋祠，因为他知道城中的唐祠多金玉之器，如果使用大炮，派兵突击，恐怕会毁掉唐祠。所以他着手包围晋祠。但是，还不等博洛兵士挖好战壕，姜建勋就带领骑兵不顾一切地力图冲破清军包围，想逃回汾州。清军阵营坚不可破，姜建勋阵亡，他的骑兵主力被歼，步兵群龙无首，退回城里，成批被杀。90接着博洛马不停蹄地向汾河流域逼进，攻克汾州以及西南部省府附近的一批县城（如文水），很快驱逐了交城的敌军，然后派一支队伍去平阳，把南部叛军赶回汾河下游。其他兵士在博洛指挥下接着攻打姜建勋部的一支1万人的队伍，将其击败，斩级2000余。到1649年7月6日，北京得到战报说，至少山西中部地区，南至汾河边的和州，已经完全平定了。91过了两周，博洛又报告说平阳附近的叛军被清军彻底击溃，不得不渡过黄河逃入陕西。92
由于得到这一捷报，北京方面命令博洛班师回京。博洛上疏，以为此举不妥。太原、汾州、平阳所属诸县虽渐次收复，然许多地区却仍在武装反清。如果他在这一时刻撤出山西省的中部和南部，叛军残部乘虚袭踞，州县会得而复失。938月中旬在平阳府爆发了一起新的起义，这证实了亲王的警告。8月28日，巡抚祝世昌上奏北京，报告说地方上“盗匪”蜂涌，这些人并非陕西流民，而是各县土寇，他们袭击骑哨甚至县城。夏县的两名清军将领与知县都被杀死。四天之后，第二份报告带来了稍微好一些的消息：博洛收复了汾州附近的孝文县，但山西南部显然被土寇所围困，很容易再次受来自陕西的攻击。94因此多尔衮同意了博洛的请求，允许他留在山西中部，摄政王后来还遣满达海自西北率兵，协助山西官府恢复对当地的控制。95
与此同时，多尔衮本人于8月7日再次亲临大同，带去了攻城的援军。96他出征的目的还包括把一些喀尔喀蒙古人护送过长城。97故此，正当攻城部队伤亡最为惨重之时，他却不得不离开大同，9月29日回到北京，这时大同的形势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就在这一天，指挥攻城的三位主将阿济格、尼堪和大学士苏纳海在他们的营帐里接待了从城里来的一名密使。守备刘宝给他们带来了城内总兵杨振威的口信，曰：
我等原系良民，为逆寇姜瓖迫胁而反，大军来围大同，即欲斩逆瓖归顺，奈力有所不及，故尔迟迟。今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我等问计于各官，裴季中等二十三人与我等合谋，约斩姜瓖归顺。98
三位清军主将没有上奏朝廷就同意了杨振威的安排，因为这与多尔衮以前应允赦免大同士兵的精神完全一致。杨振威一得到阿济格的肯定答复，就将密谋付诸实施。他们解除了姜瓖亲兵的武装，并将他的一兄一弟（姜琳和姜有光）也逮捕了。10月4日，姜瓖兄弟三人被斩首。第二天，杨振威向阿济洛、尼堪和苏纳海等出示他们的首级，清军开进大同。清军占领大同后首要的措施之一是把城墙拆低到五尺。大同再也不会成为叛军的堡垒了。99
大同的陷落并没导致山西所有反清斗争的结束，但是，它确实标志着山西北部兵变的平息。在大同城里，一些曾经成为姜瓖半私人军队之一部的盗匪们，现在被收编进清军八旗了。100其他地方的一些叛军，例如宁武的刘伟部，也意识到除了向清朝投降别无出路了。姜瓖遭暗算后的次日，几乎控制了汾河上流所有地盘的刘伟军队，全部向满达海投降。于是，山西北部也基本平静下来。101
北部的胜利使满达海部队得以腾出手来，帮助博洛征服山西南部。在山西南部，盗匪们招徕部众，举旗造反，其组织多为兵民合一式，或聚或散，蹂躏州县。他们中有些将继续在山西长期游荡下去。在西南边远地区，虞胤和韩昭宣率领一支反清大军占领了黄河边上的蒲州城，而且，在陕西义军的帮助下，公开宣布效忠永历皇帝。清军无情地粉碎了这次起义。他们依靠陕西总督孟乔芳的帮助，向蒲州发起猛烈的攻击。据平垣营游击将军塘报，满汉将领于1649年11月11日天将破晓之时，向蒲州发动了一场精心协调的进攻。清军一面架起云梯，攻打北城，一面封锁该城的其他出口。清晨五时左右，攻城清军突入城内，开始了有组织的屠杀，直至中午，杀人约1万，“尸满街衢”。一些守城义军试图杀出南门，但被满汉官兵截杀千余，投盐池溺死者无数。又有从盐池内向西浮涉者，上岸后也被清军砍杀。复明义军文武官员被杀者近百人。102关于蒲州屠杀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八旗兵执行任务时的令人胆战的效率。与在扬州、江阴和嘉定杀人最多的那些变节降清匪军狂热的虐杀欲相对照，征讨蒲州复明分子的满汉部队是以冷酷的算计进行杀戮的。如果叛军拒绝招安，激怒了清军，那么所有旁观者都清楚一定会有可怕的后果。
征战仍在继续。孟乔芳部进至黄河边上、蒲州以北的荣河。姜瓖的部将之一白璋率兵6000，已攻占了荣河。
光瑞等击破之，斩级二千有奇。璋北走，师从之，迫河，贼多入水死，遂击斩璋。余贼入孙吉镇，歼焉。复进向猗氏，行十余里，瓖所置监军道卫登方以数千人依山拒我师，其将张万全又以四千人助战。光瑞等击斩万全，乃还攻，获登方，斩其将王国贤等三十余人、级三千有奇。又令章京103杜敏等攻解州，破其渠边王张五，党自成等。荣河、猗氏、解州皆下。杜敏等歼余寇。根特等又破所置都督郭中杰于侯马驿。九月，光瑞等进克运城，斩允、昭宣。瓖之徒内犯者皆尽诛。104
其他清兵在肃清太原和平阳之间的通道。太谷、平遥两县拒不受抚，清军遂严惩不贷，破城杀戮。105，在东部的沿河北、河南边界附近的太行山区，义军封锁潞安城，占领了南北通道上潞安与平阳之间的大部分地区。1649年11月底，满达海率满汉两路官兵，从汾河流域出发。他们遇到了比预计的要激烈得多的抵抗，反清义军无论步骑都器械精良。然而，清军且战且前，一个县一个县地向前推进，一直打到了已经弃守的潞安城，潞州“匪徒”已经逃走。后来当清朝大军撤走去警戒北京地区时，这些“盗匪”对于山西行政官员来说显然仍将是一个问题。不过潞安的攻陷，已意味着山西的正式“平定”。此后，控制地方、镇压罪犯或反清义军，就得依靠正规的政府当局了。姜瓖兵变遂正式平息。106
征服西部
当孟乔芳军队前去援助博洛和满达海的时候，他们背后的陕西省与南明的复兴及姜瓖兵变相呼应，新的叛乱四起，这是可以预见的。在陕南——多尔衮将这一地区划给了“平西王”吴三桂——有个名叫朱森釜的人声称是明朝宗室，自封为秦王。他的主要支持者、反清分子赵荣贵，有兵1万，在解州建立了总部，保卫秦王。解州距四川边境不远。吴三桂在侍卫李国翰与总兵许占魁的帮助下，攻打解州，斩杀7000余人。后来在碎石中发现一堆尸体，赵荣贵与秦王均在其中。107
紧接着解州事变，在延安又爆发了一场大叛乱。延安巡抚是王正志（1628年北直隶进士），曾任明户部侍郎，入清后继任旧职。1645年，除兵部右侍郎，充延安巡抚。姜瓖起义爆发之初，王正志就令其大将王永强整饬防务，而王永强却早就与姜瓖有了秘密联系，遂即时起兵叛变。根据巡抚黄尔性报告，1649年4月19日，叛军攻占了延安及延安周围的19个县，还杀了巡抚王正志和道台。108处在延安与长城之间的榆林守将刘登楼也决定起兵造反。他本是刘芳名部将，清廷集结兵力进攻四川之时，留刘芳名任都督副将，驻守宁夏。刘登楼在1647年对马德作战时战绩卓著，被擢为榆林守将。此刻，听到姜瓖起义的消息后，他“易衣服”，自署“大明招抚总督”，杀靖边道夏时芳，送信给刘芳名，请求支援。这时已对清朝忠贞不渝的刘芳名给宁夏巡抚李鉴看了此信，发誓粉碎反叛。109
陕西省的清朝要员刚刚收到延安和榆林这两个军事重镇公开造反的惊人消息，巡抚黄尔性就在1649年4月23日接到报告，说王永强又占领了几座县城；蒙古头领扎穆素在贺兰山区起兵反清；刘登楼与扎穆素结盟，赢得定边城民众的支持，煽动驻军兵变。110显而易见，姜瓖起义在整个宁夏引起反应，许多原已归顺清廷的职业军人也贰心陡起，其中有些人如今正在陕北一心反清。111
吴三桂军队很快解决了王永强叛军。1649年5月8日吴三桂报告，他的人马与王永强军接战，一举将其击溃，斩首7000余级。112接着他又向北挺进，捕杀了一些王永强任命的县官。7月2日，据报告，吴三桂、墨尔根、李国翰指挥了对延安府的第一次进攻，多数叛军望风而逃。113收复延安决不是镇压叛乱的结束，必须将西安西北的盗匪也平息下去。整个8月间，陕西清军一直在与一支支的反清武装作战，诸如由赵铁棍领导的2000人马。114所有这些交战都是小规模的，然而肃清小股孤立的反清力量，比与大股叛军作战更加要紧。还有，叛军的伤亡远不是微不足道的。在这几个星期内，吴三桂和李国翰部下至少杀了4600名“贼”。9月5日，他们得以声称完全控制了延安和绥德两个州府。115大约在同一时间，榆林也被占领了。在李国翰和李鉴的部队与蒙古人札穆素作战的同时，刘芳名沿长城进军，去攻打他以前的副将刘登楼。在榆林附近一个被称为官团庄的地方，双方开仗交战。这一仗是本次战役中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刘登楼士卒箭如雨发，刘芳名的部将一度确曾险些溃退，但经刘芳名大声斥骂，又重新投入力战，终于大胜刘登楼，并将其斩首。116
清军在陕西中部和宁夏的胜利，与孟乔芳经山西南部征服姜瓖反清联军的胜利正相一致。到吴三桂、李国翰和刘芳名结束战斗的时候，孟乔芳就快要回到陕西了。孟乔芳回陕西后，迅速率兵穿过省境，来到肃州城下，在围攻丁国栋叛军的清军中打头阵。现在，由于后方安定，麾下兵员充足，孟乔芳觉得肃州唾手可得，以致对攻占这座回民义军的据点似乎有点兴致不足了。11月，总督孟乔芳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勇、宁克肃州，诛国栋、伦泰及其党黑承印等，斩5000余级。河西平。”117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孟乔芳收复城镇100多座。1650年后，孟乔芳出任兵部尚书，成为所有效劳清朝的汉人中官爵最高的一个。1652年，累进三等思哈尼哈番，后被康熙皇帝称为征服中国的两个最得其用的汉族将领之一。然而，为他赢得了这种荣誉的军功，是以可怕的死亡为代价的。在任陕西总督期间，孟乔芳共杀死或捕获17.6万多人。118
肃州陷落和丁国栋与土伦泰之死决定性地结束了1648—1649年甘肃西部的回民起义。然而，为了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维持对它的控制，还必须实施抚民政策，以使回民部族心平气和，消除抵触情绪。这在根本上意味着采取可靠的措施，即采取增进社会福利、改进吏治的传统方法。新任巡抚张中元于1650年3月29日赴任，将这些措施具体付诸实施。5月2日当他到巩昌时，“目击残黎”，感到自己首要的责任是抚慰“百姓”。于是这位循吏着手医治参战双方留下的战争创伤，他亲自到周围村落进行调查，很快弄清了甘肃士民受贪官污吏渔侵的情况，其中武将为害尤烈。巡抚张中允因此鼓励士民向官府申诉，并许诺立刻惩处贪官污吏。不过，他对河西地区和再往前的甘肃走廊的形势也深为担心。他乘船横渡黄河，对荒凉境地感到畏惧，甚至受到前后呼拥的“番人”的惊吓。
职宣扬我朝德威以弹压，又捐备烟茶银牌以犒赏之，令其且畏而且喜。119
1650年6月27日，张中元到达甘州，他在那里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分给甘州戍军多少赏物。张中元恪守规章，虽然他认为以前极低的定额是不适当的，但是他不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所需颁发的数额开支官物，遂以私人财产根据官兵等级赏给钱物。为赢得沿边戍军之心，他预先就有所准备，随身带着这些钱物。他感到自己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久，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官兵在领受赏物时欢呼：“皇帝万岁！”并吹吹打打地欢送他。这一经历使他相信，士卒们是忠于朝廷的，未来的兵变可以防止：
甘肃一带，不特回变一事，往往鼓譟为常事，杀官为奇货，虽边俗之薄恶如此，亦皆抚镇之不得其人也。幸今抚臣，一尘不染；镇臣爱惜士卒，抚镇和衷，皆实心任事，以致各郡道将大小文武，无不奉公守法。职始而为地方虑，转而为地方庆，可抒皇上、皇〔叔〕父摄政王西顾之忧也。120
当时，对张中元来说，减轻战乱所带来的破坏的最好办法，是鼓励官员廉正忠恪，遵纪守法。但是，像给边地戍军军赏这类措施，虽然也许能如愿以偿地立即赢得戍军的兵心，以保护士民免受掠夺，却不能为边境地区回汉冲突问题提供长久的解决办法。
不过，这样的解决办法以前是有人提出过的。1648年6月25日，当回民义军还在与清军鏖战的时候，兵部左给事中郝壁曾就控制西北特别地区的方式问题，向朝廷呈递了一份很长的、也是很重要的奏章。首先，他对孟乔芳的迅速取胜大加称颂。孟乔芳不到半个月就击溃起义回民，收复甘肃主要州府。虽说“制小丑之命，犹搏狐鼠”，但“皆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所致”，及官兵勇猛善战之故也。然与回民的冲突极有可能再度发生。任何人，他很快补充道，都不能否认我朝之仁政，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逆贼并未被剿尽杀绝（米喇印起初毕竟是清军的参将）。另外，在西北各大州府，回、汉相杂，“习俗不同，终为疑贰”。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重新安置少数民族的政策。他认为回民部族应该被安置在距最近的汉人州、县、卫至少50里远的、适于开拓的僻静地带。在那儿，他们可与家人相处，从尚武的骑手转变成为和平的农夫。
勿令养马，勿藏兵器。令渠掌教之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
根据这一“长远计划”，当地司道等官应当不时察勘，以确保回民恪守这些法规。121
郝壁的隔离政策得到了清廷的赞同，回民从此以后将被重新安置，与汉民保持距离。122在归顺的蒙古人和青海蒙古土人的帮助下，清政府将哈密和汉地回民迁移到离固定的州府、集镇和戍堡相当远的地方，他们还试图切断肃州回民与哈密之间的所有联系。嘉峪关关闭了。一直到1855年，在接受了莫卧儿使团为哈密与丁国栋的联盟所做的道歉后，清政府才重新接受西亚诸国的进贡。123
重新安置回民并没有结束一切反清活动。西宁蒙古土司在甘肃叛乱期间曾经支持清政府，1653年，那里却在回民彝鲁的领导下爆发了起义。不过，即使当时有几位清朝官员声称起义领袖与哈密有联系，仔细考察的结果却证明事情并非如此。124虽然，把宗教派别间的和谐归功于清廷对这些不同部族的隔离政策，是没有道理的，不过西北沿边确实安宁了一个多世纪。125
陕西东南与汉水高地
尽管干燥贫瘠的西北的混乱最后平定了，陕西东南将仍然是清政府难以管理的一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中国的这一地区位于长城以内，相当靠近内地，很奇怪地比边境地带更加野蛮，军队在此地更难展开。在边地，商人定居于贸易城市和戍镇，向商队、牧民和周围的寇盗出售生活用品和食物。这些绿洲城市一旦听到叛乱号召，便可由他们密集的回民部族提供蓄积着的人力。不过一旦战争结束，这些城镇集中的人口比分散的乡村居民更容易控制。126而在陕西东南地区，反清力量并不那么集中。与商路的城镇形成对照的是森林地区的寨堡，人们可在那儿经年地躲避追捕。如上所述，任珍早先在兴安一带的作战可能暂时帮助了当地官员进行统治，但他的胜利并没最后解决冲突。127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靠近四川，这意味着陕西这一带的反清分子与盗匪非常容易与南方的复明政权接触。例如在川陕边境作战的明朝副将唐仲亨的军队包括有两位明亲王（朱常瑛与朱由杠），一个明都统，以及一名明监军，还有一个名叫卜布赖的蒙古都统。在姜瓖起义的最后日子里，任珍经过恶战击败了唐仲亨部，清军缴获了许多明朝官印，于是他们与复明运动的联系就一目了然了。128
也许，比在两省交界处活动的复明力量更有代表性的，是以“兴安伯”孙守金为首的反叛者的结寨联盟。虽然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孙守金也许就是孙守法的兄弟，但更有可能的是，在最初孙守法的反清联军被击溃之后，这个匪首就用这个名字作为一种反叛的标志。孙守金占据洞河板场寨，他的主要同盟者是总兵覃琦。覃琦自己的寨堡在任河边上。还有13个结盟寨堡，都围绕着板场山上孙守金的大寨，建在山坡上。板场山就在紫阳县以南。这些寨堡的位置直到清游击仰九明于1652年暮春侦察这一地区，并报告上司说存在着这些叛军营寨时，才为人所知。这时，任珍（显然是因为在这些崎岖山地的军功，他已被授太子太师）已因病回京，归汉军正黄旗。因此山西巡抚马之先不得不求助于别人，他命令总兵赵光瑞在兴安调集了一支讨伐军，以消灭叛贼。129
赵光瑞精心准备，他征得批准，从邻县调集军粮，运往紫阳县，以供长期作战。到1652年5月21日，赵光瑞安排就绪，遣军出紫阳，由游击张德俊率领，徒步涉过汉水，进发板场山。与许多见清军就望风而逃的盗匪不同，孙守金联寨在山顶排成阵列，长枪如林，向清军蜂拥而来。双方鏖战多时，清军挡住了义军的侧翼火力，但接着又不得不奋力冲杀到半山腰，去抵挡山顶上雹子般打下来的炮石。至日暮，清军终不能斩关而入。第二天清军分路侧击，战败“长发”义军，才冲开了一个突破口，移兵向前。这一天，他们在高山列营，却发现中了义军埋伏，一直战斗到黄昏，双方伤亡惨重。23日，山上薄雾渐消，张德俊遍观地利，只见山顶上寨寨相连，隐约可见，认识到只有持久的围攻，才能削弱孙守金的防御。他分兵几路，各自牵制一个个寨堡，同时封锁山后出路。这样包围义军，希望以饥饿迫使他们投降。
六个多星期后，1652年7月1日，孙守金仁河联寨的覃琦决心降清。由于害怕一旦孙守金大寨陷落——这看来是指日可待的了——他的人马会首先被围歼，所以覃琦请求招抚，清军准许他投降，于是覃琦的部属们，包括两名副将，一名知县，四名参将，四名游击和九名都司，“俱各剃发”。由于还有其他营寨也已决定承认清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孙守金靠联寨前来援救的希望很快就变得十分渺茫了。覃琦投降后不久，张德俊出兵攻打板场山大寨，杀死了义军首领孙守金与他的许多部下。板场寨于是真正被夷平了。130
孙守金被消灭后，陕西东南只剩下一支主要的仍然逍遥法外的反清力量，甚至这伙人也知道末日接近了。何士升领导的这帮“杆贼”自1647年以来就威胁着洛南地区。根据县志记载，这支器械精良的500战士总是周期性地袭击村落，进行掠夺，杀死成百名男女无辜。“实洛民千百年之大劫也！”131但1651年何士升被一支清军打得大败。132两年后，他企图重整旗鼓，与另一个名叫王友的盗匪结盟，两支人马联合起来。然而洛南县民已经建立了“义勇”组织，追捕歹徒。所以，王友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向官府出卖了何士升，“杆贼”被歼灭了。133
虽然，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陕西东南地区的历史主要是击溃一支又一支反清力量的记载，但是，整个陕西省的平定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镇压的问题。要是官府紧追猛赶的军队被严命在关中消灭或关押每一个叛乱分子，那么该省政府决不可能征集起人力进行有效的统治。甚至当咄咄逼人的将领击败某一支反清力量之时，政府要成功地全面平定地方，仍有赖于保证其他盗匪或复明力量的屈膝投降。所以问题在于该怎样处置这些新的归附者。孟乔芳在1651年十分直率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法：
陕西风俗强悍，土瘠民贫，兼多深山大谷，遂为盗贼之薮。自我大清定鼎，扫除寇患。职宣布皇上恩威，多方抚剿，一切巨寇，俱已歼灭殆尽。惟南北山，仍存伏莽之孽，或一二百名，或五六十名，不时出没，劫掠乡村。及职发兵剿捕，则已逃遁入山；既而官兵撤回，则复乘间窃出，殊为民害。查前奉恩诏，一款：凡各处盗贼或为饥寒所累，或为贪官所迫，实有可悯，如能改过就抚，准赦其罪。职仰体皇仁，特行招抚。随有输诚来归者，接踵而至。但此辈原因饥寒所累，以至为盗，若散之归农，彼原无身家可恋，亦无地可耕，且无籽种牛犋；欲令其为商，则无资本可藉，且不惯于经营。拟分拨各镇收营食粮，如甘肃远在三千里之间，延、宁两镇亦在二千里之间，倘至中途惮于跋涉，势必逃而啸聚，仍为不了之局。134
孟乔芳所描述的情形已经在全省出现。比如，延安府的一份报告说，对于受招安的军队不仅需要特别的安排和优惠待遇，他们的将领也仍被允许握有像以前一样的军权，这样他们实际上仍是独立的。135所以孟乔芳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当各反清力量接受招抚时，应集体到布政司登录，布政司按月给饷，在六镇兵马缺额数内顶食钱粮，总不出经制之外。这样，户部便得以控制地方兵费。新兵日前暂隶提督标下，以备随征之用，待为时稍久，陆续发拨各镇，以补缺额之数，同时将招抚的食粮降丁姓名造册，咨送户、兵二部。136
虽然孟乔芳的建议作为一种临时的解决办法被接受了，但是长期的供应军费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些新兵可以一时列入布政司名册中，用别处缺额兵粮来赡养他们，但时间一长，这些钱物最终是要被用完的。孟乔芳因而又建议在川、陕两省（1653年后他兼任这两省总督）复兴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屯田制度。如果可能，戍军应该自己耕种土地；不过如果士卒不愿耕作，就应招徕农民，“行屯田法”。137然而，陕西要花许多年时间，才能从军事征服年月惨重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例如，在东南山地，山坡上杂树丛生，狼奔豕突，猎人和兽群取代了农夫。直到玉米种植发展起来，以及18世纪初叶来自海滨的“棚民”移入以后，这一地区才再度恢复了农业生产。138
山西山匪
东面的山西，在姜瓖叛乱被镇压以后，也处于荒芜之中。从理论上说，围剿业已结束，而事实上，肃清地方的任务仍很艰巨。这一任务现在落到了新任巡抚刘弘遇肩上。刘弘遇在明朝进士及第、系满清汉军八旗人。139他在仲夏时节策马过谷关进山西，但见庐舍残毁，人民凋瘵，“如患痨疾”，东部州县，俱经寇盗蹂躏。想要使地方稍为复苏，都极为困难。刘弘遇兢兢业业，饬行有司，抚绥整顿。他宣传大清仁德，力行招徕，以使民众安居乐业。140但就在农民勒紧腰带巴望下次收成之时，盗匪们却仍在劫掠村落，而官军则坐视无睹。这些匪帮的形成，有许多比姜瓖的起义还要早，他们成了山西山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了山区望楼寨堡的组成部分。不过其中有两支主要匪帮为害最烈，这就是最初由高鼎率领的五台山匪盗，以及在山西南部举旗反清，而现在由神出鬼没的张五桂领导的部队。
位于山西东部的五台山区，“山深林密”，是盗匪藏身的好地方，他们可以从此越过关隘，袭击河北西部真定周围的城镇。141盗匪活动是当地特有的，诚如总督佟养量向他在北京的上司解释的那样：
照得五台等山，联绵八百余里，其间峻岭绝壁，险寨深沟，古称避兵之地。故刘长腿、高三等贼，招结亡命，依负山寨，肆行为乱。兵少山大，兵东剿而贼遁于西，兵西剿而贼潜于东。是以用兵经年，虽剿抚过半，未得尽剪。刘长腿势穷先逃，复查高三亦已脱逃，飘忽为害。142
在巡抚刘弘遇到来之前，一个封锁五台山盗匪“高三”（高鼎）、“刘长腿”（实际上叫刘永忠）的计划已在实施，试图将他们围困在其设在曹家山寨的大营里。官府从全省各地抽调了1900余名兵卒，把守通往曹家山寨的各个关隘。不过，刘弘遇认为这一策略不会成功。若不增兵攻击，盗匪们将继续在高山地带为所欲为，轻而易举地躲开官军。刘弘遇因此独自决定调集一支联合部队，计披甲满兵300名，他自己标下马步兵520名，以及来自宁武的戍兵770名，攻打五台山寨，一劳永逸地歼灭盗匪。143
1650年初夏，清军开始进剿，历时不久，很快证明作战失败。反清分子干脆分散躲入深山，或者越过恒山附近的关隘，向北逃去了。于是，10月6日，巡抚刘弘遇与总督佟养量在代州面商机宜。用佟养量的话来说，他们认为应“尽取山寨并各要路形势”。144这一次，清军措施更加周密，严防盗匪逃窜。佟养量遣部将领兵封锁南北山路。在北面的浑源县，他命令征募民壮兵丁以补充兵员，堵截恒山地区的出路。然而大多数反清分子还是再一次逃脱了。他们一得到官军行动的情报，就马上散开来逃到别的山里去，或钻进森林茂密的丘陵地带。事实上，官军的进攻客观上使得盗匪们加紧了劫掠。因为他们被逐出营寨，就不得不沿途掠夺定居的村庄。145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缘故，即围剿的失利，反而加剧了混乱，官府让步了。到1651年，当得知高鼎越过边境逃入北直隶时，刘弘遇完全放弃了继续进剿的全部计划。虽说官军轻而易举地摧毁了高鼎留下的“巢穴”，但是，没有各地间的通力合作，由一个省的部队独自去消灭反清分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46
于是，从1651年秋直到1654年春，高鼎和五台山区众多的小股反清力量继续出没于丛山峻岭之间，畅行无阻地来往于山西、直隶两地。只要高鼎及其人马一直躲在深山之中，他们就不会惹人注目。但是，1654年冬季，他的部众走出山西的山岭，来到真定府附近滹沱河流域的平原地带。真定是军事重镇，位于通往北京的官道边上。惊恐万状的当地将官们马上要求与北直隶和山西的军队合力围剿。直隶巡抚王来用提醒朝廷注意高鼎，认为合剿五台山盗匪的时机已到。1654年4月28日，皇帝下旨照准：“是，依议速行。”147
合剿在兵部领导下进行。兵部尚书马鸣珮是辽阳将门子弟。1621年这一家族的女眷以为自己的丈夫们死在了与满人的战斗中，就集体自杀了。当然，实际上丈夫们是投降了。马鸣珮隶汉军镶红旗。148在他的部署下，山西、直隶联军剿抚兼行，恩威并施，公开宣布：“令其洗心投诚，如有迟疑，即便进剿。”高鼎本人从未正式投降，他可能在小规模战斗中被杀了，但是他的姻兄董三狗子（真名董景禄）确实率部自首了，几支反清力量见无处可逃，也步其后尘而投降。到1654年夏末，五台山反清分子被肃清。149
虽然高鼎出没于山岭间，有时还远至直隶，但他的队伍还是牢牢地以一个地区为根据地，这就是五台山区。其他自姜瓖起义后残存下来的大股反清力量都没有这样地集中于一地。神出鬼没的反清分子张五桂与高鼎不同，他特别灵活多变，沿山西东边倏忽往来，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如果说他有过专一活动范围的话，那就是在平阳以南的山西西南角。但是，他又频频在山西东北部露面，以致无法把他看作是只困守一地的土寇头目。1649年发现他上了五台山，次年又回到平阳，然后，到1650年底又再次在北部出现。张五桂的神出鬼没使他成了官府的十分危险的敌人，特别是因为无论他去到哪里，都好像能拉起一支在一县境内活动的反清力量。一名官员在反清分子攻打一座县城后说道，张五桂“燎原之势，几不可向迩”。150姜瓖起义第一次给张五桂一个机会去组织一支大规模的反清联军。兵变在全山西引起的混乱，使得招徕部众，或者说服小股盗匪参加大规模起义都容易起来。虽然张五桂与姜瓖从没有任何明显联系，但他得以利用自己反清活动兼有的忠君复明色彩，使其亦兵亦民的组织更显得像一支正规部队。不管他实际上是否从复明分子那儿接受了官衔，总之他给属下各支反清力量的头领们委任了官职。从很久以后被捕获的一个张五桂随从身上，发现了一份“参将”札付，日期为永历六年，红字标题为“忠义营”。151因此，到1649年的头几个月，张五桂集结起了一支真正的军队，首领有他本人，他兄弟张五常、王水天兵（他也许就是王小溪），以及一名叫阎策的人。这支部队首次引起山西省官府的注意，是当它出现在东南山区围攻五台县的时候。1649年2月18日，张五桂猛攻五台县，差一点就占领了县城，直到2月20日从省城赶来一支1600人的援军，清兵才得以杀了1000多反清分子，将其余的赶走。152张五桂很快返回他在平阳的老巢，但到1650年，他和王某人（据当时清军所知就是王太平）又回到五台山区，在龙泉关附近纠集一支武装，威胁保定，而鲁国南已从直隶沿长城各戍地抽调兵力，在保定集结了一支大军。他们把张五桂赶回到山西的群山中去了。张五桂虽然又一次逃脱，但他的许多寨子都被夷平，大批人马被捕，手下的两名将领也被杀了。153
此后四年里，张五桂偃旗息鼓，积蓄力量。到1654年，他再度在山西西南部露面，从中条山出来，架起云梯攻打夏县，劫掠曲沃县城。154但在1655年2月20日，他的恶运到了。清军探马发现了他在中条山据点的大体位置，夏县生员杨廷楠又提供了关于地形的详细情报，清军兵分四路，连同士兵、内丁，于2月22日夜间从夏县、平陆县秘密出发，黎明前夕在银洞山顶上一个叫做马家沟的村落附近会合。23日天色尚未破晓，马家沟村民得知了清军来攻的风声，有一股反清分子趁着天黑逃走了。但当天光大亮，清军搜检被杀戮之人时，竟然发现其中一个就是那传奇式的匪首张五桂，便立刻得意非常：
杀死贼四名，用箭死贼三名，内有贼首张五〔桂〕，发长一尺五寸，身边搜获伪将军木印一颗，合同文一张，上写永历八年。155
与此同时，巡抚陈应泰下令乘胜围捕平阳、河东两地一切已知的叛乱分子。3月30日，张五桂一名主要的副将景其桢被捕。此后数周内，高度戒备的清军骑哨斩获了许多10—15人一支的小股反清武装。到1655年夏天，整个山西南部已处于清政府统治之下，局势稳定，自明末以来一直猖獗的匪盗活动终于被制止了。156
这时，河北中部（北直隶）也完全平定了。虽说后来在1655年和1671年偶然也有关于匪盗及反清分子活动的报告，其中有些还引起地方官的恐慌，但这些混乱迹象在1650年以后是很少见到了。157不过山东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处死刘泽清和镇压榆园军并没给山东带来和平。近10年来，著名匪首孙化庭一直盘踞省府外围长清县丘岭地带。1649年3月，清军大胜孙化庭。158但是，在鲁西南地区，沿河北、河南边界，榆园军残部继续侵掠这几个省份，妨碍大运河的漕运。159显然，对此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吴达早就提出要从别省调集人员和军队，以确保扫清这一战略地区的反清武装，荡平堡寨，恢复乡绅社会组织，并建立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机构。还需要有个权威人物来统一指挥三省军队，因为绝大多数反清武装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总是奔袭别的省区，然后再越境溜回到自己本地的藏身之处。160于是，在姜瓖起义后不久，多尔衮就决定设一新职：北直隶、山东和河南三省总督，总督府设在大名。161被选中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人是张存仁。162
总督、缙绅和乡长
张存仁曾在明朝祖大寿手下担任过参将，1631年投降了满洲。1640年和1641年他向满人建议，通过搅乱驻守在锦州城内的蒙古军心就能攻克该城。他还在清政府内竭力主张应争取更多的汉族变节者归顺满人，强调像洪承畴和祖大寿这样的人对清廷所能做出的贡献（1636年以后他任都察院承政）。张存仁事实上还是第一个写信给吴三桂力劝他投降的人。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武将，1642年，任汉军镶蓝旗梅勒额真。翌年，在济尔哈朗的总指挥下，张存仁掌管汉军镶蓝旗炮队。他的炮兵部队对都统叶臣征服山西，尤其是1644年攻占太原之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多铎征服河南和江南之时，张存仁作为攻城专家，同样也是战功卓著。不过，对他的才能的最艰巨的考验，是从1645年他被任命为浙江总督时开始的，他得负责制订出一个全面平定浙江的方案，而浙江之难于治理，人所共知。一方面，张存仁必须击退马士英和方国安领导的南明军队对松州的进攻。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制订一项有效地治理浙江的政策。163正是在浙江，他显示了自己文武双全的才能。他充分认识到推行剃发令的困难，就巧妙地利用松州士绅来“抚”民，转过来又通过减轻赋税，恢复科举，以使士绅阶层感到满意。于是，就如后来在山东那样，他宣称平定地方的关键，在于确保当地士人效忠朝廷。164
因此，张存仁赴大名就职后，第一件事就是亲往河南北部的归德县去拜访侯方域。一个朝廷总督屈尊于一个32岁的浪漫诗人，也许显得有点出格，但张存仁有充分的理由去向这位后来被《桃花扇》描写成悲剧性主角的人物表示自己的爱慕之心。侯方域曾逃往扬州以躲避南京阮大铖的势力。扬州陷落后，侯方域返回河南侯家庄。照当时一位传记作家理想化的说法，此后几年中，侯方域过着缄默优雅的半隐居生活，“与一二老儒论文”。165然而事实上，侯方域是热情地介入了设法恢复缙绅对当地农村控制的活动。在产生了大顺政权的这个地区里，这是个显然关系到他家的土地利益的问题。侯方域因而设计出本地对付造反的措施，它包括恢复古老的“乡约”制度，系统地建立一个组织，由擅长于乡勇活动的当地士绅首领参加。张存仁了解到侯方域在这方面的努力，遂来到归德，既是为了征求侯方域的意见，又是为了与山东这个组织的成员接触。166
张存仁的造访，使侯方域感到不胜荣幸，遂同意合作。他首先向总督提供了山东重要的乡勇领袖如贾士泰等人的名单，接着他同意帮助召集乡长实施乡约制度。张存仁本人接着也拜访了贾士泰，以便获得他的支持。总督与这个乡绅联盟一起，把农村分成了几部分，由各乡长个人负责，清政府向乡长提供军需物资、委任官衔，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保证当盗匪或反清分子来袭时，迅速而有效地从各省出兵支援。167
同时，总督张存仁还采取了人们所常用的手段来侦知敌人的下落，阻止其到处活动。他在榆园军内部安插密探，还故意拆除了横跨黄河的桥梁以阻止叛乱分子来回躲藏，一旦发现可疑分子的楼堡，就将其夷平。随着清军加紧围剿游匪和反徒，榆园军开始瓦解溃散了。有些人重操旧业，当了农民；有些退进深山；还有一些，像著名的“九山匪”王俊，只身向张存仁投降了。168缙绅复明领袖叶廷秀曾向榆园军首领提供了与南明朝廷联系的一条重要线索，现在也匆匆外逃，躲到北京去了。他一度藏在已决定归顺清廷的诗人龚鼎孳家里，而其留在山东南部的家人都被官军杀了。169这样，正是这个三方联盟——乡长、缙绅和总督——最后为清朝“平定”了山东，结束了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持续数十年的叛乱。
1651年，侯方域参加清朝的会试，但榜上无名。此后，他对自己屈服于家庭和朋友而参加了科举考试，懊悔不已。然而，若是他金榜题名，在京城以尽士大夫之职，比起他在农村与张存仁的实际合作，在对复明事业的背叛上，那倒会轻得多了。170翌年，即1652年，山东宣布平定，成了清朝版图中一个可靠的地区。171总督张存仁以功晋封精奇尼哈番。172两年后侯方域去世，时仍为布衣，享年仅37岁。据说诗人末年终日自责，深悔往事。173
注释：
1 《世祖实录》第三十四卷，第3、1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3页。张忻于1645年应荐出任天津巡抚。他于1647年8月9日被黜，此后不久以疾引年致仕。其子张端也被列入《贰臣传》。张端是由山东巡抚王鳌永推荐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位山东士绅。与陈名夏一样，张端1643年进士及第，供职于弘文院，后任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
2 《贰臣传》第六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3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1页；参见《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7页。
3 不久前，1647年2月，一个名叫孔五的盗匪，在被孔希贵杀掉之前洗劫了大名的南乐。同时，山东反清分子丁明吾进攻大名的开州。当地知府被杀，但是知县率众拼死抵抗，反过来杀了丁明吾。《贰臣传》第四卷“孔希贵传”；《咸丰大名府志》第四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7页。
4 《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1页。
5 《咸丰大名府志》第四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7页。
6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1页。
7 《贰臣传》第四卷“高第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7页；《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七卷“吴景道传”。引自《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8页。
8 《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七卷“吴景道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8页。
9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1页。
10 清军战报并未说明这些楼堡是本来就属于反清分子的，还是在起义过程中被占领的。通常，它们以家族姓氏命名（如“马家楼”）。由于它们与各营首领的姓氏不一致，所以有可能是反清分子决定进攻县城时占领的。
11 见游击佟文焕及千总赵承基的详细战报，《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8页。
12 见游击佟文焕关于他与这些反清分子交战的报告，《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8页。
13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1页。
14 《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13页；昆山遗民宁人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1—532页。
15 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根据谣传，曾为寇盗的刘泽清向大学士周延儒行贿银20万两，得一都统之职。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
16 同上书。
17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4—95页。
18 同上书，第95页。
19 同上。
20 同上。
21 河东河道总督治理河南与山东的所有河流（包括黄河在内），以及大运河。总督府驻济宁。韩素瑞：《山东反叛》，第21页。
22 《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七卷“吴景道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8页。
23 这一叙述根据吴景道奏章所录逐次塘报撰成，《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8—99页。
24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2—94页。
25 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此条及下列记述据吴达海的审讯报告，《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4—97页。
26 同上。
27 同上书，第95页。
28 同上书，第45页。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莫里斯·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21—27页。例如1647年9月宁夏的马德起义。《世祖实录》第三十三卷，第397页。
33 在清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与蒙古、库库淖尔以及中国西部回民部族的关系，是由理藩院负责的。1638年，清廷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清人进京后，改理藩院承政为尚书，品位同六部长官。1659年，理藩院尚书、待郎改兼礼部衔，两年后，理藩院长官复称尚书。理藩院尚书以满人充，侍郎满、蒙各一人。不过，在清朝建立的最初10年，理藩院的职责（1647年后理藩院尚书为尼堪）只在于管理蒙古的司法、政治与军务。对其他中亚国家及进贡国的贸易法规，由礼部直接颁布。会同馆承担接待来自朝鲜、暹罗、东京及缅甸贡使之职，唯有关中亚事务全由理藩院治之。吕世鹏：《清代的理藩院》。
34 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当时年已50的孙承泽三次试图自杀，但都被一个大顺官员救下了，此人在孙承泽在河南任县官时就认识他。孙承泽最后同意参加大顺政权。他之屈膝事清，正与此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
35 《世祖实录》第十三卷，第14页。颁令日期为1645年1月31日。
36 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0—191页。
37 《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0页，颁令时间为1646年7月1日。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三卷，第3页；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
38 《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1页。颁令时间为1646年7月4日。清朝虽在中国西北置立了茶马司的六所榷场，但生意并不兴隆。到17世纪70年代，政府征收的大部分茶叶被用于支付军饷，而不是购买马匹。此后50年内，清朝将大量茶叶出口到俄国和西欧。罗塞比：《明末清初的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1页。
39 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第5—6页；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格特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31页。此时，吐鲁番接受了纳贡国的地位。哈密直到1696年才归顺。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
40 拉斐尔·伊斯雷里：《汉人与回人》。
41 12、13世纪期间，苏非派长老们创立书院，致力于恢复原教旨主义的正统学说，这种学说能够清除渗透进波斯及中亚伊斯兰社会中的非伊斯兰习俗。这些书院中的一个支派，以默诵静修为其特征，是由巴哈阿尔·J·纳其西班德在14世纪后期创立的。两个世纪以后，纳其西班德迪亚学说由迈克杜姆·伊·阿查姆传遍中亚。后来，又由他的孙子穆罕默德·优素福东传至哈密。优素福本人远游至肃州，进入甘肃走廊。后来那些自称为“先知”后裔，并在查喀台汗国陷落之后在喀什噶尔建立起自己王朝的纳其西班德迪亚派首领或阿訇们，煽动甘肃和青海回民反清，是极有可能的。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6—20页；参见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73页。然而，即使中亚的苏非派首领与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者之间存在着这一联系，它也不过是一种脆弱的联系。事实上，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将哈密或在甘肃与宁夏的哈密难民中的纳其西班德迪亚教派分子的存在与叛乱者本身联系起来。此外，李普曼引证了许多回民与清政府合作的实例，表明纳其西班德迪亚的苏非派教义“根本不是非穆斯林国度中固有的颠覆因素，而是非常灵活的，最终能与世俗政界达成谅解的一个教派”。乔纳森·N·李普曼：《中国西北的穆斯林》，第12页。
42 在汉语文献中，米喇印常被以名相称：喇印，表明“米”字是一个姓。我在下面关于起义的一般阐述中，许多地方引用了下列诸书所提供的简略记述：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的两次回民起义》，第497—504页；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29—31页；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31—32、19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卷，第53—54页。我引用的主要资料均注明了出处。
43 《甘州府志》第三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0页。
44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45 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29—30页。
46 《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7页。
47 同上书，第448页。伤亡情况见《清史稿·孟乔芳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48 《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9页。参见孟乔芳1648年7月30日奏章，同上书第三十八卷，第445页。他奏称最后“平定”了兰州地区所有的回民贼寇，其中提到，在忠诚的蒙古军队的帮助下，肃清残匪的工作又进行了整整一个月。
49 伊鲍勒·华特：《甘肃的两次回民起义》。据《清史稿·孟乔芳传》，他和张勇在那时候确实开始围城，并乘夜色攻打了甘州，但关于进攻该城与该城投降之间这长长一段时间内的详情，却史无明文。
50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7页。
51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52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4页；《清史稿·张文衡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9页；《甘州府志》第三卷，见《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0页。
53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54 在汉字文献原文中，土伦泰（Turumtay）被称作“缠头回土伦泰”。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丁国栋可能还试图取得青海蒙古人的支持。但是青海蒙古土司由于与喇嘛寺院的斗争，长期以来支持北京的统治王朝。而且，8月16日以后，清廷下诏免除了西宁一切赋税。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31页；参见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2页。
55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56 关于1648—1649年冬大同附近宣化地区饥民的报告，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3页。还有春季及初夏严重水灾的报告，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26页。
57 曾国荃监修：《山西通志》第十八卷，第20页；第七十八卷，第16页。
58 《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7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4118—41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页。大同城头上当初为抵挡蒙古铁骑而建的架设大炮的城垛，对于想要袭击这座城的所有军队来说，都几乎是坚不可摧的。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30页。最早为大清尽忠的事迹出现在这里。大同兵备道徐一范（1629年江南进士）被困于城内。此人为江南缙绅，曾任礼部员外郎，1644年决心降清。起义开始时，徐一范试图说服一些居民为新朝尽忠，但是，当他向民众发表激昂演说的时候，被叛军砍死。《贰臣传》第一卷，第24页。
59 《山西通志》第七十八卷，第16—17页。
60 《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9页。姜瓖还送信给刘泽清，邀他参加起义。这一消息走漏，成为导致刘泽清因榆国军阴谋而被处死的原因之一。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7页。
61 《贰臣传·祝世昌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
62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起士卒的叛乱。明朝军官与他们先前麾下的低级军官以及军士联系，这些人遂转而反对自己的将领，或杀死县官，占领他们驻扎的城池。这类事情是很多的。其中典型的例子是蒲州起义。《山西通志》第十八卷，第19—20、28页。在另外的情形下，则是由当地复明党人占领城外的楼堡，同时与山寨盗匪联合，推翻城内的官府。
63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5页。
64 同上书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3页。
65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6页。
66 《山西通志》第七十八卷，第17页。
67 《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34页。
68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页。
69 《山西通志》第十八卷，第28页。
70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1—422页。
71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页。
72 《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4页。
73 同上书，第485—486页。
74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1页。
75 《贰臣传·祝世昌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
76 《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1—492页；杨国泰等编：《太原县志》第十六卷，第3页。
77 《贰臣传·祝世昌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
78 臧励禾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704页。
79 《太原县志》第十六卷，第3页。
80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5页。
81 《贰臣传·祝世昌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
82 《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2页。
83 同上。
84 同上书，第492—495页。
85 同上书，第497页。参见郝爱礼：《多尔衮》，第41—42页。
86 同上书第四十三卷，第502页。
87 同上书，第502—503页。
88 同上书，第506页。
89 同上书，第510页；《清史稿·博洛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5页。
90 《太原县志》第十六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38页。
91 《清史稿·博洛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520页。想使这支征伐大军不掠夺抢劫，肯定很不容易。1649年6月23日敕谕：“今后行军⋯⋯粮豆草束悉照部定之数支用，不得分外多取。其锅蓆铡刀马槽等物，须委干员亲自看验，酌量取用⋯⋯仍约束兵丁，民间之物，毋许秋毫侵犯，不时遣官稽察。如有抢夺害民者，即时察出，治以重罪，该管者连坐⋯⋯今后有抢汉人一物者，即行处斩。家奴有犯，罪及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512页。
92 《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520页。李虞夔的寨子在清军抵达平陆时被夷平。他的儿子被杀，但李虞夔却逃入了陕西，最后在陕西被捕杀。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页。
93 《清史稿·博洛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5页。
94 《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27、529页。
95 《清史稿·博洛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5页。西北清军统帅满达海得到他弟弟瓦克达的援助。这俩人都是满洲贵族（均系皇族代善之子），他们一起与刘伟率领的大批反清正规军交锋。
96 《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523页。
97 《山西通志》第十八卷，第25页。
98 《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35页。奏章于1649年10月7日抵京。
99 《山西通志》第十八卷，第26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页。
100 王辅臣是这类人的范例。王辅臣起初反清，在姜瓖手下任参将。降清后，隶汉军正白旗，为御前侍卫。1653年，在洪承畴麾下平定西南，战功卓著，升任总兵，后为云南东部清军统帅。1674年参加吴三桂反叛，占领陕西及甘肃大部，使清廷险些在内战中失败。最后，王辅臣于1681年在西安上吊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6—817页。
101 《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34页。
102 同上书，第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6—257页。平垣营游击声称杀死了复明军领袖韩昭宣和虞胤。但韩昭宣和虞胤，或者说是他们的同名同姓者，后来是在运城被杀的。参见下文。
103 “章京”是满洲八旗军官的一种职衔。
104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参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28—529、533—534页，以及第四十六卷，第543页。
105 《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44页。
106 同上书，第545页；《清史稿·梁化凤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5页。
107 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7—498页；《清史稿·许占魁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5—276页。吴三桂把其中的一些叛军收编进他自己的军队，所以清廷申斥他没有杀了战场上捕获的许多明朝官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1页。
108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22—23页。
109 《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
110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4页。
111 《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2、504页。
112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6页。
113 同上书第四十三卷，第506、507页。
114 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6、527页。
115 同上书，第528页。参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275页。
116 《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04页。
117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8页；另见《兰州府志》第六卷。转引自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80页。攻克肃州的消息于1650年1月16日报达朝廷。
118 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孟乔芳1658年去世后四年，陕西省感激的士绅们在西安的荐福寺立了一块石碑，颂扬他根除了伪逆的官兵。北京的一座庙宇也立有一块石碑，碑文为王士祯所撰。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7页。
119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
120 同上书，第283页。
121 同上书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
122 清政府决定这样来重新安置回民部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鉴于它自己对于不同种族间居住的经验。如上所述，无论在辽宁还是后来在北京，满人都形成这样一种习惯：将不同的少数民族分隔开来，以防止种族间关系紧张化。这种对少数民族隔离性的重新安置办法，后来被用来处理19世纪的起义回民。尤其在肃州地区，当回民向左宗棠投降时，即“受命集体迁移到新的隔离区去”。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起义》，第149—150页。
123 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21页。
124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3—284页。上奏日期为1654年1月9日。
125 当然，清军1758年至1759年在亚肯特与和阗回部，及1765年与伊犁回部有过大战，不过在甘肃内部，直到1781年和1784年才发生大规模起义。当时，对追溯回民起义与苏非教武士的纳其西班德迪亚“新派”的联系，已经可能做出更为肯定的答复了。罗塞比特别指出：清朝后期，回民都是单独起义，从不与汉人合作。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3页。这或许是满清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可能将汉、回完全分隔开来了，致使他们在19世纪50、60年代的种族斗争中成为互相敌对的群体。
126 把回民部族拆散，成为小型的农业单位，也许有助于缓和作为当务之急的起义问题，但到了后来，这又造成了更大的遍布乡村的反抗力量。19世纪中叶的回民起义表明了这一点。
127 1650年农历十二月（1650年12月23日—1651年1月20日），何可亭在兴安领导起义，但他很快就被清军捕杀。《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128 《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44页。唐仲亨被斩首，其余人交给西安官府惩处。任珍上奏的时间为1649年11月23日。
129 《清史列传》，第38—39页。
130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6—278页；《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9页。
131 《洛南志》。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9页。
132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8页。
133 《商州志》第十四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8—279页。
134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6页。
135 同上书，第275页。这篇奏疏有残缺，结尾部分散佚，所注日期为1650年11月4日。
136 同上书，第276页。恢复以前明朝军廪制的困难之一，是不少省份干脆没有可靠的兵卒名籍。在西部和西北部尤其如此。例见1661年10月23日奏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18—19页。
137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8页。明朝后期，陕西屯田完全废止。崇祯年间，许多屯田都被权贵霸占。孟乔芳恢复屯田制度以后，士卒们果然不愿耕作，稍加逼迫，便威胁要发动兵变。结果，只得招徕农民为屯田佃户。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一卷，第11—12页。
138 伊夫林·S·罗瓦斯基：《汉水高原的农业发展》。在18世纪，汉水山区成了非常重要的制造、矿产区。人们在此挖煤、造纸、冶铁、采伐。这里的一些造纸厂备有匠工数百，铁工厂则雇佣了上万人。这些工厂为来自西安或汉中的富商所有，他们把它交给当地的包工头经营管理。不过在这一时期，此地仍有许多盗匪活动。在1796—1801年白莲教起义期间，汉水山区遭到破坏，此后一蹶不振。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
139 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的研究》，第545页。
140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7页。
141 《清史稿·李荫祖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7页。
142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8页。
143 同上书，第257—258页。
144 同上书，第258页。
145 同上。
146 同上书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8—259页。
147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8页。王来用的请求得到前明官员、年迈的鲁国南的附议。巡抚刘弘遇起初对于两省合剿的计划表示欢迎，说他已将主要部将召集起来，正在安排与同僚、直隶巡抚王来用商议。但后来，刘弘遇又反对将两省军队简单地合并起来共同指挥，认为应由一位能使属下俯首听命的高级将领来作统帅。刘弘遇作此建议时，也许指出了指挥权问题的潜在困难，但是，也有迹象显示他希望由别人来承担重大决策的责任。例如，他指出，高第此刻在直隶，与他在山西五台的根据地相距400余里。所以他认为，朝廷应该委任直隶的某个人——特别是像鲁国南这样资格较老的官员——负责这场战役。兵部驳回了这一请求。1654年6月16日，兵部官员指出：鲁国南实际上已经致仕，并重申了联合指挥的可行性。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9页。
148 马鸣珮还是一位谙熟六经的学者，幼年即能诵书作文，17岁乡试中举。他在皇太极时供职工部，1644年，受命到山西去追捕太行山一带的大顺军残部。渐渐地，他在现在的内蒙古，从骠悍的绥远军队中组织起一支劲旅，这支劲旅于1645年伴随他去湖南作战。到1646年，为保证粮食供应，他任户部侍郎，受命去江南。因治绩卓然，迁兵部尚书。这就是他当时的官职。《马氏家谱》“赞序”。
149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0页。
150 同上书，第262页。原始资料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情况。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确定。有时他被称作张五桂；而在别的资料里又被简单地叫做张五。关于他的最早的记载见《明清史料》1646年农历七月（8月11日—9月8日）“张五”条，他与另外一个名叫王小溪的反徒一起被说成是在平阳县境内活动的匪首。那时他聚众千余，麇集深山，不时下山到人烟略多的地区，袭击孤村野店，仅被视作困守一地的股匪之首。当他打家劫舍之时，也只需用本地土军攻剿，将其驱回平阳之西的大山。《阳曲县志》第七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0页。
151 《文献丛编》第十三辑，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3页。有一条记载称张五桂自号魏王：《清史稿·许占魁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1页。
152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0—261页。
153 《贰臣传·鲁国南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1页。
154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2页。
155 同上书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2页。
156 《文献丛编》第十三辑。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2—264页。
157 《清史稿·吴正治传》；《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12页；第七十八卷，第15页。以上均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60页。河北东北部，尤其是山海关周围的沿海地区，在那些年的战事与叛乱中惨遭破坏。1659年顾炎武旅行经过这一地区，记录了其贫穷和人烟稀少的景象。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6页。
158 孙化庭还保护了一个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巡抚吕逢春派出800余兵马进山，经激战后俘获了孙化庭、他的主要副将以及他们的妻子。《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4—495、49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
159 《（光绪）费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80—81页。
160 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11页。
161 虽说另外也设置有总督之职，例如孟乔芳担任的那个总督职位，但这次任命张存仁为总督，则标志着清政府更加正式地用总督一职来对付跨越省界活动的反清分子。多尔衮设立了11个总督职位，26个巡抚职位。顺治皇帝创立了14个总督职位。多尔衮所任命的总督大约有85％是满洲人。1655年以后，当总督制度大致已成定制之时，大约有95％的总督是满洲人；1678年以后，满洲人约占70％。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6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57—159页；《清代督抚制度》，第41—42页；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
162 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1页。
163 见本书第十章。
164 《贰臣传》第二卷，第12—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
165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附传”，第1页。
166 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页。
167 同上。
168 《（光绪）费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王俊于1652年降清。
169 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
170 侯方域的弟弟侯方夏1646年考中进士。1651年，侯方域同其他几位学者一道创“雪园六子社”。社友们——包括宋荦（宋权的儿子，未来的江苏巡抚）——坚决鼓动他去参加会试。有人还告诉侯方域说，顺治皇帝决定倚重文学之士，这对他的决定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家人以他弟弟为例，一贯催促他应试。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兰德彰：《中国文化》，第374—376页。
171 山东确实仍旧是一个难以治理的省份。逃避赋税者继续藏在山洞里，成为匪盗。海岸很难控制，党社活动使那儿很不安宁，直到近代都是如此。不过，在1655年，黄河多次淹没曹州府，许多榆树被冲走，清军终于攻入榆园军最初兴起的那些孤立的村庄，屠杀了最后的顽固分子。关于1655年洪水的情况，见《曹州府志》，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亦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一五八卷，第20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九九卷，第8页；景苏、罗仑：《中华帝国后期的地主和劳动者》，第44页。
172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
173 高阳：《明末四公子》，第60页；参见兰德彰：《中国文化》，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