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了起来，凌按惯例做详细的介绍，于是砍手鞠了鞠躬。他穿了件高领的蓝黑色党服，四十岁左右，双目锐利，中等身材，蓬乱的头发剪成西式分向一边。言谈举止，显示出他既大权在握，又能巧妙而毫不留情地使用这种权力。我完全可以相信，他便是中国最令人惧怕的人。
赫伯特·雅德利：《中国黑室》
中国的希姆莱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少数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而多彩的印象。1“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2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3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4一个出身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5
对于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Canaris）上将，而是海因里希·希姆莱”。6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7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 T. L8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作“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的；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很少有外国人见过他”。9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试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场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西”10，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11
总司令的戴笠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12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又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13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14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15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16然而，作为基于君臣互尊理想上的封建意识，这一说法也显示了一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用意。“犬马”一词源于流传百世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和诸葛亮（卧龙）的隆中对。
公元207—208年，衰颓的汉室后代刘备，在其军师单福举荐了诸葛亮，并说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后，三顾茅庐，拜见这位年仅27岁的贤士。17玄德终于在第三次拜访中见到诸葛亮（孔明）。他对孔明说：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申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18
孔明谦逊地否认了自己的才能。但经不住玄德再三恳求，他提出在西川咽喉地带后面（巴蜀，即现在的四川）建立一个基地的卓越战略，刘备可以从那里起家，最终征服北方内地，复兴汉室。当孔明一再自谦地拒绝玄德时，这位汉室宗亲落泪了。他哭道：“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孔明为玄德的诚挚所动，说：“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19
对诸葛亮来说，玄德的恳请是他决定当军师的原因。对精通《三国演义》并极其仰慕“卧龙”的戴笠来说，蒋介石请他当特务机构的头子，一定在他心里引起了类似的效忠之心。但在沈醉眼里，戴笠甘当总司令的“犬马”则含有自我贬低的成分，而且这一点还影响到他的下属，使人性中本来高贵的品德变为一种对主子的敌人残酷无情的意愿。20
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21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体。22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23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24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产党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25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26
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军事调查统计局。27
军统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万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共产党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28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29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30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31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32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33 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34那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35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36、暹罗37、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38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39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40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翻译吓得浑身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41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42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对他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43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44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地惩罚他。45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46
亚洲的神秘人物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与计划略微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47
这种气质在小说《红岩》里对徐鹏飞的描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讲述了内战期间军统（或后来的保密局）的情况。徐是重庆特务机构的领导，小说这样形容他穿行在阴森恐怖的总部大楼里：
随着徐鹏飞的出现，整座侦讯大楼立刻鸦雀无声，所有的部属，正以景仰的、谄媚的种种神情迎接他。徐鹏飞对于这些，不能不由衷地感到自得满足，渐渐露出一丝稀有的浅笑，但迅速地收敛住了。和往常一样，他不能让任何人猜透他的心思，只能叫人捉摸不透他的喜怒无常的性格。他故意迟缓了巡视的步伐，毫无表情地从纷乱的目光中穿过。48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姓埋名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49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作现代的傅满洲博士的形象。50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51
《柯莱尔斯》（Colliers）杂志管他叫作“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拍照或采访。52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53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54
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55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56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57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58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59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60
他甚至能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碴，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61
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62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蒂斯塔”。63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着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64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姓埋名。65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自己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66
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的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67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但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68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69
猴王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70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71“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72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73《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也写过赞词。74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75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76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77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名望之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78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79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复杂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80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81
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作者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82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能够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83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
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84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85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总能戳穿骗局。86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87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88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共产党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89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90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91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之后，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作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象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所处的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注释：
1 当戴笠将军来到艾德琳·格瑞（Adeline Gray）住的旅馆安排往重庆的军事运输时，后者正被围困在中日战线前沿的宜昌市。“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个样子很显赫的人。他有一种寡言的威严，他那双深邃漆黑的眼睛默默地审视着我。”Gray, China’s Number Two Man, pp.3—3b。
2 Lovell, Of Spies and Stratagems, p.51.
3 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85年3月5日在北京的采访。
4 Gray, China’s Number Two Man, p.5.
5 Caldwell, A Secret War, p.73.
6 这些文字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官员途纳·麦克班（Turner Mcbaine）引用在1944年6月一份递交给邓诺文（Donovan）上将的报告里。见Smith, OSS, p.245。
7 Caldwell, A Secret War, p.73。“作为中国秘密警察头子，戴笠经常被认作是希姆莱第二&&”见“News of the Week”, China Weekly Review, Vol.101, No.5(March 30, 1946), p.103。
8 Walker, China’ Master Spy, pp.163—164。Ford, Donovan of OSS, p.267。在韦氏音标中戴笠的注音是Tai Li。我们在此和以后的文字里将把戴笠名字的注音一律改为标准的拼音。
9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p.22—23; Smith, OSS, p.245; Ford, Donovan of OSS, p.276;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223。戴笠的军统通常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盖世太保”。“News of the Week”, China Weekly Review, Vol.101, No.5(March 30, 1946), p.103。但格瑞（Gray）在《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第11页中写道：“它［军统］不是盖世太保，而且它将在战争结束时被取消。”
10 美国南方的一首流行曲。——译者注。
11 Dobbins, China’s Mystery Man, p.69；并见《戴笠之死》，第1页。
12 程一鸣认为戴笠“不学有术”，他最大的优势是具有揣测蒋介石意图的本领。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7—198页。
13 戴笠这个名字还指一个人的脸被一顶尖顶帽半盖住，即含有掩藏的意思。就像中国画里河流上的老人，头戴一顶斗笠坐在一叶轻舟里钓鱼，背对着看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戴笠”是指一个衣着平常的孤行者，一个你不会注意到的消失在景色里的人。
14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其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在原诗里更明显。《太平御览》卷406《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引自杨者圣：《特工王戴笠》，第24页。
15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5页。沈醉是1949年后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戴笠组织里级别最高的秘密特工，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他的这段回忆。沈醉是在周恩来的要求下写他的回忆录的。这本回忆录使前国民党大特工沈醉名闻海内外。而且这本回忆录自20世纪80年代起重印多次。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间谍大师们来说，它也使戴笠成为一个阴暗且具有“双面”性的人物。但是，我在研究中对沈醉叙述的每一个事件，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而在以下的故事里也尽量如此，尤其是在缺乏“军统”文件资料的情况下，那些文件资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台湾被全部销毁。
16 同上书，第5页。
17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93页。
18 同上书，第194页。
19 同上。
20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页。“他对于可利用的人，奉承巴结，对另一些人则凶残暴戾，令人害怕。”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页。
21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8—29页。
22 “作为一个强大秘密组织的头子且有总司令本人的信任，戴笠在政府与军队中处于极为有影响的地位。而他在军队里强有力的‘黄埔’小集团的身份又强化了他的影响。”John Carter Vincent, “The Chinese National(Kuomintang) Government:Its Leadership and Influential Elements”, July 11, 1942, in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l Affairs Materials, p.9。
23 约翰·卡特·韦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把蒋介石的内部圈子形容成五人圈：孔祥熙博士、陈立夫博士、张群博士、何应钦博士，及“以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局长为头衔的，即强大的军事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将军。May, China Scapegoat, p.232;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22；并见美国外交部备忘录及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1页。
24 “北京秘密警察直属于戴笠将军个人，而他只服从总司令的命令。”Tong and Ti, The Memoirs of Li Tsung, p.450。
25 1944年7月15日，毛锐斯·佛泰（Maurice Votaw）采访了共产党将军朱德。朱德说：“总司令的封建独裁意识太强。他软弱的征象之一是让各个间谍机构互相敌对起来，尤其在戴笠和徐恩曾之间。”May, China Scapegoat, p.114。
26 John Carter Vincent, “Department of State：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in May, China Scapegoat, pp.239—240。在西安的第二机要秘书艾佛锐特·基姆瑞特（Everett Drumright）在一份有关1944年3月与梅甘（Megan）主教谈话的报告里也强调了戴笠的效率：“梅甘主教的看法是，戴笠将军的影响和权力是空前的，而且事实上总司令似乎越来越依靠他来执行各种要求果断与效率的任务。”与戴将军有过多次交道的梅甘主教表示，戴是他交往过的最有能力和办事效率的中国人，而且他还拥有相对来说训练有素、效率很高的下属；戴将军的各个组织多少像点样子。May, China Scapegoat, p.473。
27 “戴笠作为军事委员会调查和统计局的头目，也是秘密军事警察的头目。在他控制下的特工人员至少有10万人。他为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他负责总司令的个人保卫；他和他的组织是许多在中国和外国的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他十分有效率。”John Carter Vincent, “The Chinese National(Kuomintang) Government: Its Leadership and Influential Elements”, July 22, 1942, in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terials, p.9。
28 May, China Scapegoat, pp.265—266。据一位资深历史学家所说，到1944年，戴笠在常规军的秘密警察和特别行动队的特工人员达30万人以上。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211。
29 Murphy, Shanghai: Reopened under New Management, p.223.
30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页；王直：《戴笠之死与江宁两山》，第54页。
31 《戴笠之死》，第1页。
32 军统特工被某些人误认为有上百万人。Caldwell, A Secret War, p.23。
33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p.162—163。并见《戴笠之死》，第1页。戴笠甚至有在美国的网络。Schaller, The U.S.Crusade in China, p.234。还有其他更离奇的说法，如戴笠领导着700万男女云云。Caldwell, A Secret War, p.55。
34 两年前OSS报告，戴笠有2.7万人员，300个“遍及他的网络的”交通点。Annex B., The Orgnization of the M.O.Section Under SACO, p.24, May 1944 in the OSS Files, Reel 112。军统的一个高级官员黄康永写道，特务处从初建时的700人在13年之内扩展到了3万人，而它的外围人员则发展到了几十万人。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1页。
35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3。一些当代的资料估计，其总数更大甚至达百万。Caldwell, A Secret War, p.23。
36 即今日的台湾。——译者注
37 即泰国。——译者注
38 例如，在德里的中国高级专员办公室的一个成员及一个China Daily News的特派记者据知均为戴笠的间谍。Chinese Activities in India in1941—1944, p.4。
39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3；并见Faligot and Kauffer, Kang Shen get les services secret schinois, p.103。戴笠夸耀他在日本有特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3, China), p.113。当然，许多人相信他与日本人有特殊的秘密联系。李宗仁曾诧异：“戴笠在战争期间到底与日本人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甚至连傀儡政府都一无所知。”Tong and Li,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p.450。
40 “戴笠以中国人特有的驾驭错综复杂关系的能力掌握了一系列惊人的组织。他综合了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陆军情报这样的系统。”Gray, China’s Number Two Man, pp.1—2。
41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2。戴笠被他的下级称为“老板”。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7页。
42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2。“外国人尽管勉强，但仍对他表示出敬畏，并经常发展成一种‘恐戴症’。在战时很多人相信每一个厨师、每一个跑堂都是戴笠的特工。”Dobbins, China’s Mystery Man, p.19。“在中国没有一个村庄里没有戴笠的间谍来汇报颠覆活动情况，这是该组织的荣耀。”Caldwell, A Secret War, p.22。
43 驻中国别动行政部门的头目约翰·凯斯维科（John Keswick）这么形容戴笠：“没文化、缺德、狡猾且能干。从来是杀人不眨眼。一个真正的爆破者。”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289。
44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4。“在1927年上海的清洗中，据说戴笠把火车头排列在一段岔道上，不停地往里面的火炉加煤直到它们烧红了为止，然后把捆绑着的囚犯们扔进炉内，一面拉响汽笛来掩盖他们的惨叫声。”Caldwell, A Secret War, p.21。
45 爱泼斯坦，1985年3月10日在北京的采访。
46 Dobbins, China’s Mystery Man, p.19。见Dean,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第十四部分（“Serv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Mary Miles and SACO”）, pp.116—125。第恩（Dean）在中国当战地记者时是爱泼斯坦的好朋友。他也是美中友协的创始人之一。
47 “戴笠，蒋介石情报机构的头子并且是民国时期最有权最神秘的人物之一。”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3:205。
48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71页。
49 Caldwell, A Secret War, p.20
50 《戴笠之死》，第6页。“著名的戴笠，因为他的传奇使其成了一个诡秘的恶魔形象，一个希姆莱和曾经流行的电影——《阴险的傅满洲博士》里的坏人的混合物。” Taylor, A Wakening from History, p.347。
51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3.
52 Dobbins, China’s Mystery Man, p.19.
53 Death of Tai Li, p.91.
54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3。雅德利写了关于“砍手，中国情报机构的上帝，他的名字像部落里的头人一样，是个禁区”。Yardley,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p.5。
55 “他的行动和衣着都不引人注目。他让自己便于扮装旅行，以便出现在一个斗争激烈的地带接近他自己的人。”U. 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 1911—1941), Report 9710, 8 Jan.1939:2A。
56 “戴笠平常有一群衣着普通，且毫不引人注意而又在任何地方都围绕着他的人。过路的人看见一个40来岁表情有力并带职业模样的人，似乎在独行。但是在他近处的几步以内，总有分散在人群中、步行谨慎的秘密警卫人员。当他坐车时，其他的车辆就尾随在他的车身边。”Gray, China’s Number Two Man, p.12。
57 贾金南，南京人，原是戴笠的勤务兵，直到戴笠死一直照顾戴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9页。
58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3页。
59 戴笠使用两辆一模一样的军统汽车，这是为甩掉跟踪者而配置的。
60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4。为了安全的缘故，他在旅行时很少携带文件，而依靠自己出色的记忆力。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0页。戴笠收集大量的事实和细节，加以组合，然后订出一个有效的行动计划，他能一直高效工作。Gray, China’s Number Two Man, p.15。
61 爱泼斯坦，1985年3月10日在北京的采访。
62 “他是个矮个、壮实的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他的皮肤显得较黑。他的某些面部特征，如脸的长度及宽大突出的下巴，一点也不像中国人。他穿一套简朴的无军衔的半军服蓝中山装，举止有礼且有力。而梅乐斯知道在他们的对话中那双专注的眼睛一直在掂量他。”Dobbins, China’s Mystery Man, p.65。
63 古巴独裁者（1950—1958在任）。——译者注
64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8.
65 夏天，戴笠总穿件土黄色衣服或者深蓝或深灰色的派力斯中山装。秋天他换一件马裤尼的外套，冬天穿一件深黑色羊毛大衣。尽管他对个人的干净非常挑剔，每穿一套干净的外衣时，总是在早晚都要洗澡，但他很少改变穿衣的风格或样子。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3页。
66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8.
67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9页。
68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4.
69 “Drumwright Report of March 28, 1944, in May”, China Scapegoat, p.473.
70 Dobbins, China’s Mystery Man, p.19.
71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4.
72 Stratton, Navy Guerrilla, p.84.
73 他的朋友圈子和职业关系包括了程潜、汤恩伯、杜聿明、曾扩情、何浩若、贝淞荪、伍仁硕、林可胜、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他与四川帮会“袍哥”头子田得胜、冯什竹、唐绍武和石孝先等也很熟。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162页。并见Gray, China’s Number Two Man, p.8。
74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2、159页；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1:108。
75 戴笠认为佛教的自我修身能使人延年益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
76 但亦请参考有关戴笠缺乏一种“天主教系启蒙意识”的评论。Schaller, The U.S.Crusade in China, pp.243—244。
77 两个意大利神父雷鸣远、雷振远相继为该教堂的头目，而他们直接向军统汇报情报。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
78 同上。
79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兄弟，他后来成了汪精卫傀儡政府江苏省保安司令。陈恭澍：《抗战后期反奸活动》，第355页。
80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3页。
81 同上书，第153、162—163页。为了不让胡蝶感到孤单，戴笠后来让她到旧金神父路唐氏兄弟那儿住。余亦麒：《胡蝶与戴笠》，第36页。关于胡蝶，见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2:174—175。
82 有些作者，如笔名为费韵文的《戴笠的一生》的作者，显然参阅了台湾战后情报机构所拥有的关于军统的内部资料。但另一些作者，如良雄的《戴笠传》，只是简单地在他人的材料基础上略作加工而已。
83 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8页。
84 同上书，第12页。
85 良雄：《戴笠传》，1:14—15。
86 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0—12页。并见良雄：《戴笠传》，1:14—15。
87 “他在中国传统礼节上一点不浪费时间&&相反，他非常直接果断&&他提出的关于地方状况的问题非常尖锐，而且他以军事方式撮合事情办成&&许多次他回答问题简单到了一个坚定的‘是’或‘不’。”Gray, China’s Number Two Man, pp.4—5。
88 文强：《戴笠其人》，第182页。
89 见John Crabtree上尉的有关评论。Lovell, Of Spies and Stratagems, pp.50—51。
90 《戴笠之死》，第5页；Death of Tai li, p.91。
91 Pfaff, Secret Nature of“Spies”Business Invites Folly, p.2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