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必先要内部团结统一，全国一致来从事生聚教训，以求具备对日长期抵抗的条件，然后再实行全面抵抗，那才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我们只有在这一次战争中能得到胜利，然后也才有机会去放手建设我们三民主义的理想国家。

 

蒋介石对力行社创始人的讲话1

 

 

准备工作

 

蒋介石在短期下野中，与汪精卫达成了妥协，准备重返原职。1932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他将重新执政，四天后他回到了南京。2月29日，军事委员会重新组成。一周后，3月6日，蒋被指定为政府主席。在这关键的两个月里，力行社从纸上谈兵变成了一个由300个无比效忠蒋介石的分子组成的最高机密组织实体。它的成员后来成为具有50万人以上的新的国家政治力量的核心，被普遍视为像复兴社这类前线组织的成员。2

由原来的力行社变成一个重要政治力量的过程，是从一份会议通知开始的。那份通知发给现被称为“护党救国筹备处”组织的三个领导，要求他们在1932年1月22日，即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次日，到他的办公室开会。3这三人是康泽、滕杰和贺衷寒。在见校长之前，他们先与蒋的秘书邓文仪在前厅碰了头。这四人共同决定，在见到蒋时他们将头一次不用“校长”称呼他，而以一个全新的、首次在他面前使用的头衔“领袖”向他致敬。按照计划，他们被领进去，门一关上，他们便尊称蒋介石为“领袖”。4然后，他们详尽汇报了力行社的计划。邓文仪作了记录。5

蒋介石一开始对这个新称呼没作评论。相反，他很仔细地听汇报。但听完后，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叫我‘校长’？你们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个计划非常合适。不过，你们都太年轻，太没有经验，我怕你们失败。让我来领导你们。”他后来建议，召集筹备处的所有人员到他城外的陵园别墅开“谈话会”。他们自然都言听计从。会议安排在2月最后一周的一个晚上。6至于那个“领袖”的称呼，蒋自那时起就被他最亲近的随从们这么叫了。7

14年后，戴笠曾回忆起当时的经过，并自吹自擂了一番。如果他的回忆可信的话，蒋介石在中山陵别墅与准备期的干部们召开首次会议之前，开始为在力行社本部内建立“特务处”采取掩护措施。8据戴笠自己说，他与总司令之间关于成立特务处的密谈，是于1932年2月26日晚上8点在中山陵公园举行的。用戴笠自己的话说，当时“我接到并接受了领袖关于建立特务处的命令”。9戴笠继续写道：次日，有一个人（他拒绝说出此人是谁）前来对他说，他，而非戴笠，受蒋介石命令将负责这个新处的人事和财务。但当戴笠就此向总司令提出抗议，并要求辞职时，蒋向他保证，该处由他全权领导。当3月下旬特务处在复兴社内部正式成立时，戴笠被任命为它的头目，郑介民被指定为他的副手。10

 

 

陵园别墅会议

 

“筹备处”在2月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一天晚上的7点召开的，共有25人参加。会议地点设在距明孝陵一里以外，位于中山陵右下坡松林中蒋的小别墅里。11除了滕杰以外，还有黄埔一期班的贺衷寒、潘佑强、酆悌、孙常钧、杜心如、桂永清、邓文仪和萧赞育；二期班的葛武启和蔡劲军；三期班的周复、康泽、韩文焕、李一民、黄仲翔、邱开基和骆德荣；四期班的娄绍恺；五期班的干国勋、彭孟辑和易德明；及六期班的戴笠、刘诚之和陈祺。三名筹备处的人员——一期班的胡宗南和曾扩情及四期班的叶维，因为其他任务而没有出席会议。12

这些人在一个宽大的长方形的屋子聚会，里面散放着各种沙发和木椅。蒋介石坐在屋子西头的一张中型书桌后面靠墙的一把藤椅上。邓文仪坐在领袖右面茶几边上的一张小沙发里，准备作会议记录。在滕杰将所有人，包括那三个不能出席的人点名之后，蒋介石抬起了眼睛，逐一看着每一个人。停了一会儿，他说：“党国现处于非常危难中，特约你们来谈谈，听取你们各个人的意见，故不采正式会议形式，重在听取你们每个人发表的意见，说话不限时间。”13

虽然蒋并没有规定会议程序或发言人顺序，但按照黄埔校友的聚会习惯，通常是班次早和年长的成员先发言。于是，一期班最年长的贺衷寒领头，然后依次是孙常钧、潘佑强、桂永清、杜心如、酆悌和萧赞育。14每个人讲了20分钟至半小时的话。在讨论过程中门外没有设警卫，这是非常罕见的。带枪的戴笠会不时地起身在室内和楼外检查。他显得警惕、认真而镇定。据干国勋回忆，蒋介石坐在那里沉默不语，非常仔细地听着，还不时地用一支蓝铅笔记笔记。偶尔没有听清楚，便会轻声地问一两个问题，好像尽量避免打断发言人的讲话。他显得冷静而耐心，这与他通常对他们的严厉、生硬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差不多是请他们发表意见，让每个人把话说完。15

讲话从晚上7点进行到11点。桂永清讲得最长。他刚从德国途经苏联，穿过张家口和北平回到南京。他汇报了欧洲和华北地区对“一·二八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的反应。11点时，蒋站起身说，那些还没有机会发言的人将在次日晚上同一个时间和地点继续发言，然后便与邓文仪一起离开了。其他人乘来时的车回南京市区。在返回的路上，没什么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带着“兴奋”的神情。16

次日晚上6点，这组人在二郎庙街“筹备处”外面集合坐车去蒋的别墅。戴笠和滕杰坐第一辆车，到达之后，先仔细地检查了房子周围和会议室内部。等蒋介石和邓文仪一到，会议便按程序进行，发言也接着开始。那天晚上邓文仪第一个发言，接着是葛武启、蔡劲军、周复、康泽、李一民和韩文焕。桂永清作了简短的插话，他想把何应钦的一个弟子介绍进来，接着邱开基讲了话。他们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17

第三天晚上娄绍恺第一个发言，然后是干国勋、彭孟辑、易德明和戴笠。据干国勋回忆：

 

戴笠在那三个晚上工作得很辛苦。而其他人除了发言以外都能够静静地坐着休息。他是唯一负责警卫的人。他一刻也没有歇过。他只是在轮到他发言前坐了两分钟。这是他唯一的休息时间。他已经三十出头了，双眉浓重，两眼很大，有一张方嘴。他穿一件灰白色中山装。他站在屋子中间发表他的意见。他的讲话简练而有力。他讲完后谦虚地请领袖和他所有的“老大哥”给予“指教”。18

 

时近午夜，虽然外面一片寂静，装束整洁、戴着眼镜的滕杰站到屋子中间，声音响亮地宣布，在他看来，他们应当加强自己的组织，在领袖的指引下重振革命精神，用从内部消灭异己、在外部抵抗日寇的方式来“死里求生”。他坚信，“我们若能掌握形势，那我们必将成功。”滕杰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不可战胜。在广东，他们仅以几千人马，便能够联合同盟，消灭比他们多达10倍的敌人。他们一不怕向敌人输送大量武器和钱财的英帝国主义者，二不怕在他们中间充当“苏联傀儡”的共产党人，统一了广东，完成了北伐。如今凭着30万大军，占着几个省份的要地，他们何不能联合盟国、动员友善力量来“剿共”抗日呢？滕杰在对他们的事业表示了极大的信心后宣布，他们一定能够继续孙中山总理未竟的事业，完成革命，建设国家，气壮山河。这是唯一能够安抚孙中山和革命烈士们的亡灵、实现整个民族希望的道路。19

在滕杰召唤祖国精神和革命烈士亡灵的慷慨激昂的言辞后面，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信息：中国人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能够在粉碎内部敌人共产党的同时，赶走日本侵略者。但蒋介石并不想听这个信息。内政已经开始转向对他有利，而且在汪精卫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蒋即将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这个制高点出发，蒋认为他能够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甚至不惜暂时对日本人让步。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政策：安定在先，抵抗在次。而对蒋来说，“戡乱”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确保他最亲近的随从彻底同意执行“安内”政策。20

此刻，针对滕杰热情洋溢的讲话，蒋介石先强调了日本人对中华民族带来的极大危险。他言简意赅，直接针对听众，毫无夸夸其谈。他说：

 

日本军阀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其陆、海、空均已现代化了。一旦战起，我们官兵在前线，几不能抬头瞄准射击，只有挨打牺牲。牺牲完了，只有后退，退到最后再无可退之地，亦无可用之兵时，便只有订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订，便是亡国灭种。21

 

蒋介石继续说：“在满人统治中国的268年期间，犯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类暴行，又大兴文字狱，颁布了虐待汉人的各种法律。而日本人在过去的50年里在朝鲜和台湾的暴政比满清王朝有过之无不及。不幸自孙中山去世后，革命的责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据我对我们自己和敌人的了解，我必须不负我们的总理和烈士们、国家和人民的期望。”22

蒋介石强调，日本人凭着现代化的军队和军事装备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人则完全缺乏防御能力。所以，那些成千上万反对他的退让政策、颂扬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自杀性抗战的英雄们，完全是陶醉在个人英雄主义的状态中。其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人自愿去前线。而中国此刻正需要“无名英雄”来“实干，硬干，快干，苦干”。23

蒋介石对他的弟子们说，他的确有30万人的军队。假如他唯一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民族英雄”，而不顾民族危机的更大的历史性后果，那么他很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他个人的荣誉比起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安全来微不足道。为了自己的声誉而牺牲国家，那便是背叛总理和革命烈士们的英魂，是将危机转嫁给后代。蒋宣称：“我所能做的是忍辱负重。”

 

［我］决不轻言作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争取准备时间，所谓最后关头与和平绝望时间：就是敌人不顾一切进攻，非逼我们订城下之盟亡国不可的时期。24

 

凭着这一席话，蒋介石似乎完全赢得了听众们的心。这些黄埔毕业生被他的真心实意深深感动，他们全都站了起来，表示对这番教导的敬服。那时已是次日凌晨，蒋让他们在早上8点到南京黄埔路的励志社办公室再来见他。25

 

 

科举——考试选拔

 

2月28日上午8点，这些人在励志社门外集合。26康泽和贺衷寒以及其他十来个人没有出席。27与前次一样，这次会议也没有设警卫，仅戴笠一人负责保安。戴笠在门口与他们会面后，便把他们领进了楼房东侧的一间长方形教室里。在他们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孙中山的遗像，两边悬挂着一副对联，上面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下面是一块黑板，黑板前有一张写字台，后面是一把藤椅。一排小型带木椅的双屉写字台围绕着正前方的写字台呈马蹄形排列。这些黄埔的校友们就像教室里的学生一样按年龄依次排列入座。这时，身穿蓝色长袍的蒋介石在邓文仪的陪同下进来，向大家致意。28

在这次会议上，滕杰尤其像个班长：当蒋进来时，他喊“起立”，在蒋让他们坐下之前他向蒋汇报到场的人数。蒋瞥了一眼名单，然后在黑板上用白粉笔写道，“知难行易，力行哲学”。接着，他开始讲话。他不时地提到《孙文学说》和桌上的其他一些著作。讲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话题是孙中山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的发展。29

讲话完了之后，滕杰给每人发了一张纸，让这些前军校生在上面写下自己对这个新组织领导的选择。选票被滕杰收集起来后装进一个信封里封好，然后交给蒋介石。接着“领袖”发了两个考试题目：“论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试述合作社之意义”。30他规定每人在其中选一个题目写一篇文言或白话议论文，长短不论。论文规定在次日上午8点交。31

次日，2月29日上午，这些人回到了那个教室，把论文交给滕杰。32仍穿蓝长袍的蒋介石在邓文仪的陪同下准时进来，滕杰把二十多份论文交给了坐在写字台前的蒋。蒋戴上眼镜，开始看这些论文，一边在上面写些评语并打分。除了易德明的论文蒋认为不合格以外，33其余的他交给了滕杰发还给作者，同时让这些以前的学生思考他给的评语和分数。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他们在前几个晚上会议上的言谈、仪表、在黄埔的班期、经历，以及他们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蒋便依次给每个人授予在新组织中的职位。34

然后，“领袖”和他的弟子们走到了励志社的大会堂，那里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他们和“领袖”一起手拉手地围成一圈。蒋宣布：“这个组织将被命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接着每人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书面誓言，并朝着总理遗像神情严肃地站了起来。35他们举起了右手，宣誓道：

 

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36如违誓言，愿受严厉制裁。谨誓。37

 

接着，每个人又在按有蒋介石印章的誓言上用右拇指按上手印。然后这些纸被滕杰收集起来，庄严地烧掉，就像为了祭神而烧纸钱一样。他们又拉起了手，最后聆听蒋介石的讲话。他说：“大家从此要更加精诚团结，不达目的决不终止。我现在预祝大家成功。”于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在一个体现了帮匪结拜兄弟仪式和文人科举制的综合仪式中诞生了”。38

 

 

核心与边缘

 

这个在右翼运动和国民党秘密组织内部形成的蒋介石个人小集团，从一开始起就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以及臭名昭著的蓝衣社这类“外围”组织混淆得一塌糊涂。蓝衣社从未正式作为力行社的工具而存在，但在官方文件里却被这么认为，且被认为带有自己的特征。39

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力行社的成员尽量对其存在保守秘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真相。40

 

此秘密性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是人事上的秘密；（二）是组织上的秘密；（三）是活动上的秘密。其实，三者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的。从人事上看，对外绝对不准泄露自己的组织身份，就连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得泄露，否则受纪律的制裁。不在职务范围的同志，亦须尽量避免接触，减少泄露身份的机会，故团体内高级干部的姓名，不是所有同志都能知道的。41

 

力行社成员由于隐藏在其他前沿团体里，在公众眼里他们是“蓝衣分子”：一群类似法西斯的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暴徒，正式组织是“复兴社”。42

其实，力行社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份，通过广为人知的复兴社来行动，在宣传、警察和特务部门中秘密运作，促进蒋介石的事业和三民主义。43

力行社与其他前沿团体的混淆，也与国难期间各种核心组织和外围组织的繁多有关。例如，1933年，在蒋介石的鼓励下，CC派成立了一个“青白团”，6个月之后它又与自己的前沿组织“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合并。44而到了1937年，总共有三个不同的组织以“复兴”为名：黄埔的复兴社、CC派的民族复兴大同盟，以及汪精卫派的民族复兴会。45甚至在黄埔圈子内部，还有复兴社的一帮成员想让人们以为他们是最接近蒋介石的人，宣称只有他们的组织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的先锋队。46

在这方面，力行社的实际成员也非常夸张，特别是在解释他们的组织和戴笠秘密特务之间的关系时尤为如此。如果将力行社视为在其前沿团体中筑巢的话，那么特务处便是它孵化的产物，尽管这一点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非常不快。从力行社成立伊始到1938年夏天解散的六年中，特务处一直非常独立。47早在1932年夏末，戴笠便已经开始通过提供更高效和有把握的间谍和监视工作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他的特工是力行社的成员们无法向“领袖”提供的。48

 

 

特种队

 

戴笠的独立性使力行社的成员们十分恼火，他们后来也赞扬这位秘密警察的头子，但他们坚持认为作为国民党的“特种队”，他们的作用亦非同小可。

 

虽然雨农将军之忠勤，及其一生对国家之贡献，固右仰皆知，但在力行社那个时期，他是推行四大运动的一支奇兵，也就是效忠领袖及力行社整个组织，49实行三民主义各项建设的一份有效之助力，而赞帮国民党能由中央以至地方切切实实地贯彻了其决策。也为国民党政府由中央以至地方，能使其政治得以有效实施。这种旗帜应分明，主客必须有别，庶力社这个组织，能承先启后导致国民革命运动三度进入高潮，不令人误会其为特务组织也。50

 

事实上，说到底，力行社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组织的宣传活动上，还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们甚至可以把力行社的出现，看作是整个黄埔培训出的一代宣传家的转向。这一代人曾在北伐结束后、“反共剿匪”宣传还没有全面展开时暂时失去过自身的重要性。眼看着那些南下的外来户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机关要职，成了新“北洋官僚”，而他们自己则遭到排挤，蒋的这群弟子们必须努力制造一种自己的运动来动员公众支持蒋和他的内战，以在国家政治力量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我们撇开其捍卫者夸大的赞誉之辞的话，力行社的创建者们也成绩斐然。虽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但其组织已于无形中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且亚、欧、美三洲华人聚居之处，也都有其成员分布其中。它成立时只有 20余人参加仪式，在六年中却发展到10万人（包括“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和“中华复兴社”社员）。51虽然如此，力行社却一直不为众人所知，它后来被误认为是蓝衣社，又逐渐受到那个给戴笠带来更大历史性声誉的特务处的排挤。

 

 

 

注释：

1  这是滕杰对讲话回忆的重述。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7页。

2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25、112页；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8页。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p.4；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3页。

3  “筹备处”的全称在干国勋的《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中提到。

4  根据后来左派对“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批判，法西斯主义本身无非是“保旧专制主义”的现代形式，其“领袖”显示了极权主义的面目，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忠实而盲从的秘密群体。黄楫清：《中国法西斯特务往哪里去？》，第6—7页。

5  对邓文仪和滕杰的采访，引自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3页。会后不久，蒋也把潘佑强叫去面谈。

6  干国勋说会议是在1932年3月4日召开的，比邓元忠讲的晚了约一星期，并把力行社创建会议的日期定在1932年3月7日。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36页。邓元忠说开会的日期是在2月28日前的一个星期，因为在此之前的1月下旬至2月中，蒋介石在洛阳（国民党临时首都）和徐州（他在那里会见了冯玉祥和汪精卫）。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4页。张玛丽（Maria Chang）说会议的日期是在1932年2月19日。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p.56。

7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0页。

8  戴笠是在1946年3月10日，即他死亡的七天之前在上午8点的讲话里说这番话的。“国防部情报局”编辑：《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417页。并见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史功》（下），第98页。注意，陈立夫并不知道这个秘密，直到他后来直接询问蒋介石时才明白。参见1987年6月23日对陈立夫的采访。

9  “国防部情报局”编辑：《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417页。

10  同上书，第417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刘健群：《银河忆往》，第206页。郑介民也是参谋部二厅的厅长，这样他便确保了三个部门内和那些在国外当武官的所有参谋人员，先接受特务处主管的特殊培训。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1、195页。这一“打倒”戴笠的企图，在沈醉和文强的口述中，作为“端锅”事件被谈起过。

11  据第二手且非权威性的说法，会议是在南京的浣花菜馆召开的。蒋和原来的“十人团”加上干国勋、胡宗南、潘佑强和酆悌在场。酆悌在大家面前提出蒋应当通过采用“力行哲学”来加强他的权力。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2页。

12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叶维和任觉五是好朋友。这两人都是四川人，都是北洋大学的学生，同时在1924年因为搞学生运动而转到了南京的东南大学。他们作为学生积极分子去上海见戴季陶，并在1925年夏天报考黄埔，进了第四期班。他们都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而且经常与共产党控制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作肉搏战甚至白刃战。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76页。

13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

14  尽管邓文仪是一期班的，但因为他要作记录所以没有发言。

15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4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8页。作为一个命令，这要求他的随从“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21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页。

22  同上书，第35页。

23  同上。

24  同上书，第36页。并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71页。

25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页。

26  我们用的是邓元忠的日期。此日期基于他对该事件的回忆，加上对他父亲邓文仪的采访。干国勋回忆的开会日期比这要晚一周，是在3月7日。关于本书中对会议细节的描写，则同时取自于二者的叙述。见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119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37页。

27  其他关于把此会议看作复兴社创立会的二手资料，误认为康泽和贺衷寒也出席了会议。

28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4—85页。

29  蒋介石说王阳明强调了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而“总理”则指出获得知识不易，但使用知识却很容易。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努力”“力行公正”，这也就是《中庸》里所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必可达到目的的意思。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9页。

30  这个合作社是俱乐部或协会的意思。

31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6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页。

32  这个被定为力行社建社的日期得到张玛丽（Maria Chang）的确认。张在台湾的阳明山审阅过蒋关于力行社日记的手迹。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p.57。

33  易德明因此只得了个力行社候补成员的位置。

34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8—119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第37页。

35  也存在一个五六章篇幅的宪章。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0页。

36  这个据孙中山定义的民族概念，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孙论述说，在中国可能共有400个家族，他们以通婚的方式结成“血缘关系”。这个生物同源性是建立在“忠”字德行上的，它可以延伸到民族：“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国家团体”或“国族”。这与法国的“种族”概念相似，即“一个分享同一文化特点的繁殖群体，它总体上与长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共存”。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p.41。

37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7页。

38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9页。

39  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3页；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第147页；康泽：《“复兴社”的源起》，第135—136页；许有威：《关于“蓝衣社”的几点辨析》，第71页。

40  “除了国民党的组织外，所有机关团体，皆为‘打人’控制的对象。希望将其变为他们的决策执行机构，例如，民国二十五年他们在外交部内即成立了一个八人的小组。”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29页。

41  同上书，第128页。

42  对蓝衣社及其与CC派关系的研究的最好资料，是I Wai Eiichi （Hidakusu）的“Ranishan ikansuruchosa”（《对蓝衣社的一个调查》）,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Japan, 1973, 248。这份机密文件于1945年3月30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翻译成英文：“The Chinese Lanyi Society”，见U.S.State Department, Confidential Central Files(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 893.00/3—3045。

43  所有力行社积极分子都是在掩护的身份下进行活动的。为招生和培训干部，力行社把其单位设在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培训部下面。这些单位在政治培训的外衣下，培养了各种层次的干部。“为了迅速展开全面的情报工作，乃就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名义，以政府的情报人员面貌出现，其实在执行他们所定的情报任务。”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29页。

44  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第147页。蓝、青、白是国民党旗帜的颜色，该组织便以此为名。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57页。

45  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3页。

46  我们在下一章将探讨其中的一例——刘健群的情况。

47  力行社后被压缩成三民主义青年团。据说当蒋介石在支持向西安全面进攻的请愿书的签名中发现了力行社的成员后，恼怒万分。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页。

48  同上。

49  四场运动是：“新生活运动”、国民党军事训练运动、国家经济建设运动以及安内和抵抗运动。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1—83页。

50  同上书，第84页。干国勋明确批评徐桂华（即古僧）在题为《戴笠将军与抗日战争》一书里认为力行社的创立对戴笠的晋升并非关键的说法。

51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