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让-皮埃尔·阿泽马与米歇尔·维诺克在合著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书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何种条件下，为何种原因，共和制最后又让位于被称为‘法兰西国家’的由一位老人支撑的元首制？”①[1]美国记者兼历史学者威廉·L. 夏伊勒是我们熟知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作者，在《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②[2]（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一书中，他把视角转向了法国第三共和国70年的历史，对让-皮埃尔·阿泽马与米歇尔·维诺克的问题做了全新的回答。该书中译本有上下两卷，厚达1304页，内容极为丰富，加之作者当时是新闻记者，长期派驻巴黎，与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政学界过往密切，掌握了不少珍稀史料，仅从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与索引就可以看出该书的学术分量。在夏伊勒看来，虽然人们一直认为第三共和国亡于纳粹德国的入侵，但是事实上第三共和国是在1940年7月法国战败后，法国国民议会自行宣布终结的，而且议会还把国家权力交给了实行独裁体制的维希政权。所以，与其过多地强调第三共和国崩溃的外交军事等外部因素，还不如关注其内部的长期分裂与混乱，而后者其实是造成共和国悲剧性结局的根本原因。

一

议会内阁制度是第三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与同样实行这一制度的其邻国英国不同的是，议会内阁制带给法国的却是政局动荡。在第三共和国存在的70年中，先后更换过104届内阁，接近平均每年两个，大约有17届内阁仅持续1个月，有一届内阁存在时间仅1天。这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以至于法国内阁常被称为“半年内阁”或“短命内阁”。

与英国健全的议会内阁制度相比，法国的制度有不少缺陷与不足，特别是缺少权力制衡的机制，例如关于解散权的规定，与英国不同的是，第三共和国宪法增加了总统解散众议院必须获得参议院同意的规定，这一点正是法国议会内阁制度有缺陷的部分。有学者认为：“法国内阁之不能解散众议院，则为一种违背内阁制真精神的习惯，并非宪法所规定。”①[3]而议会的不信任权却没有类似的限制，这样在理论上就破坏了两权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事实上参议院出于议会整体利益的考虑，一般不会同意解散众议院，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参议院仅同意过一次总统解散众议院。而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议会却经常对政府随意动用不信任权，导致倒阁现象频繁发生，当代法国第五共和国改变了传统的议会内阁制度，转而加强总统的行政权力，主要原因也是吸取了过去议会内阁制度缺陷造成政局动荡的经验教训。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法国国民议会设计的，议员们设计一种有缺陷的宪政制度，主要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考虑。正如书中所说，第三共和国宪法实行后，国民议会议员们的四年任期有了保障，“国民议会中多数的产生与消失，不是由选民来决定，而是由议员们在走廊里所达成的交易来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当上部长。内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不管政府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意料之中的变化，部长们却常常留任”。（上卷，第25页）因此，“组织上如此不稳定而且政治上如此轻浮的政府，根本无法应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每一个卷入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遇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挑战”。（上卷，第25页）这种制度设计也使得任何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徒劳无益的政治争吵，反复出现的内阁危机，一无所获的议会辩论，对于经常向人民许诺的包括修改宪法在内的基础改革的落实的一拖再拖”。（上卷，第28页）与此同时，第三共和国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也是非常缓慢的，与当时的英美等国存在差距。如真正的舆论自由直到1881年才得以实现，组织工会的自由实现于1884年；公共集会的自由实现于1907年，基本自由的实现是如此迟缓。

其实这种制度具有法国的近代政治传统，从大革命开始，一直到第三、第四共和国，“立法至上”的宪政制度设计不断涌现。大革命时代的宪法最严重的结构缺陷也是把立法行为抬得太高，损害了行政职能。此后一直到第四共和国，法国的宪政制度中议会的权力一直偏大，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历届法国政府都觉得无所作为、维持现状更保险。这就解释了他们在面对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越积越多的繁重工作时畏缩不前的原因。部长们不再关心如何设法解决国内的问题，而是关心怎样才能留任。”（上卷，第90页）

此外，与第三共和国早期的共和派政治家不同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和主义者缺少共和主义品质的政治能力，“他们不曾为赢得共和制而准备献身，他们只是接受了一个共和国，并在共和制中获得了享受。他们擅长于个人的与党派的政治谋算，他们对于共和国贡献有限，自身威望不足，而政治权术绰绰有余”。①[4]由于组阁时党派的首要首领不容易为对立面所接受，所以经常由第二流的政治人物出面组建新政府，这样易于得到议会多数的同意。第二流的人物经常只有第二流的水平，在激烈的议会政治斗争环境中，其组建的政府往往难以长久。

 

二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似的是，法国也是一个缺乏政治妥协传统的国家，不断革命与冲突是这个国家近代历史的主流。民主依赖于妥协，这已成为人们公认的常识。虽然第三共和国是依赖昙花一现的政治妥协建立起来的，但是在随后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政治冲突与对立仍然是共和国政治的主流特色。1894年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德雷福斯是法国参谋部的一位犹太籍上尉军官，他突然被指控为通敌分子，迅速被革职，并处以终身流放。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后，法国国内也立即掀起一股反犹浪潮，“整个国家似乎被盲目的仇恨和偏执所吞噬。国家被绝望而歇斯底里地分裂为两个阵营：以右派为主的一方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以左派为主的一方在数年以后开始相信德雷福斯是清白无辜的。”（上卷，第41页）虽然德雷福斯完全是无辜的，真相不久即告大白，但是政府却知错不改。1898年当知名作家左拉为雷德福斯事件发表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时，被政府以诽谤罪起诉，不仅被判处一年监禁，三千法郎的罚款，而且住所还被暴民袭击。最后因为对当时法国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左拉被迫逃往英国。“整整十年，由于受到福雷德斯事件的困扰，国家几乎无法关注另外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停滞、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劳资冲突、出生率下降。”（上卷，第57页）

在这种政治传统中，法国社会的阶级对立也是极其严重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权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自共和国战胜麦克马洪总统之后，在有产阶级与共和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联盟。这个联盟通过操纵新闻界、资助政治党派以及运用雄厚的资金等手段来影响政府的财政政策，从而控制了共和国”。（上卷，第157—158页）尽管在1924年、1932年、1936年的大选中，国民议会均出现了左翼多数派，但是他们很快就不存在了，不是因为选民的意见发生了变化（在这期间没有进行过选举），而是因为当选的议员在国民议会中所进行的政治交易，“在每一次交易中，他们总是首先批准一个左翼政府，然后转而支持一个右翼政府或者一个温和的中间派政府”。（上卷，第158页）

出于对共和国政府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痛苦回忆，工人阶级一开始对共和国的态度就是疏离的。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国民议会对改善工人阶级境况的无所作为、雇主甚至对组织工会的尝试都要表示反对，以及政府动用武力野蛮镇压工人运动等情况，工人阶级对共和国政府日益不满。而且，法国工人在待遇方面也大大落后于工业时代的最低要求，直到1900年，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才被限制在每天10个小时，而男性工人每天仍要工作12个小时，直到1906年，法律才规定工人每个星期日可以休息一天。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没有进行任何社会保障立法方面的尝试。左派群众不仅对政府的腐化堕落不满，而且对政府在解决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鲜有所为不满。这些群众的数量由于城市工人主体的迅速扩大而增长起来。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没有代表，在议会中，他们的利益无人关心。

三

精英阶层的腐败与无能虽然是许多国家早期民主化的普遍现象，但是对第三共和国来说，这一现象在其后期的存在却是致命性的，它摧毁了共和国的道德合法性。1932年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法国更换了六届政府，而且政府部长、国会议员、法官不断涉及金融腐败案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塔维斯基案件。斯塔维斯基是一位来自俄国的犹太金融家，时任“巴约内市政信贷银行”行长。该行通过发行股票侵吞数千万法郎，并以被盗的或伪造的首饰作为抵押，致使数千人破产。1933年底，斯塔维斯基的丑闻曝光，总理肖当、前总理塔迪厄等一批高官均被卷入，最后导致内阁垮台。斯塔维斯基案件发生后，“一种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国民议会正在失去或者已经失去治理国家的能力的普遍感觉日益加剧”。（上卷，第205页）

在政商勾结方面，共和国政府为企业提供大部分资金、财政补贴与关税保护，反过来这些从政府手中获得利润的特权的企业家和银行家贿赂政界人士。虽然这种事情不是法国才有，“但是它却起到了一种有助于最终破坏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的腐蚀作用”。（上卷，第67页）社会上弥漫着对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与企业家的不信任。这些丑闻始终困扰着第三共和国，削弱了共和国领袖及其机构的公信力。“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接连爆出的丑闻破坏了共和政体的基础，形成了注定将在不久之后毁灭共和国的成熟时机。”（上卷，第28页）

作为对法国上层阶级一种制衡力量的左翼联盟，在关键时候的表现却是太无知、太糊涂而且太胆小，以致当它拥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权力时，却不能就国家的财政危机强行通过一项解决方案。“对于政府濒于破产的边缘，左派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1924年初，左派本可以依靠自己在国民议会中所拥有的绝对多数来制定必要的法律，以使政府得到所需要的财政收入、控制通货膨胀、遏制资本外逃和普遍存在的偷漏所得税行为。但是议会下不了决心，只是发出威胁，什么也没有做，“结果加速了国库的枯竭和货币的疲软，使混乱更加严重”。（上卷，第161页）左翼政府领导人多数是来自小城镇的律师、小业主和农民，以及少数思想自由的教授，不具备专业的财政经济能力，如当时的总理赫里欧是一位毕业于巴黎高师的才华横溢的文学教授，擅长演说和文学创作。即使是左翼人民阵线在1936年5月幸运地赢得大选以后，左派也是鲜有大的作为。而且从1938年4月达拉第担任总理后，人民阵线内部开始逐渐分裂，同年10月激进社会党退出，1939年3月社会党退出，人民阵线随之瓦解。“人民阵线之火已经熄灭。它没有强大到足以克服自身的分歧，没有强到足以在工商金融界坚决反对、反动报刊恶毒攻击以及中上层阶级极端敌视的情况下站稳脚跟。由于颁布了一系列温和而且是早就应该实施的社会改革法案，这个政府引起了极其广泛的恐慌，可是，它却没有能力证明这些改革措施是正确的。”（上卷，第356页）

 

四

财政危机与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第三共和国的催命剂。法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陷入财政危机，无力偿还到期的短期贷款，法郎急剧贬值。普恩加莱在1926年担任总理后，虽然使法国财政状况恢复正常，法郎汇率保持了稳定，但是由于税收增加以及生活费用因物价的上涨而提高，特别是政府债券的价值由于货币贬值而缩减了五分之四，这给中等收入阶层造成了最沉重的负担。“一部分家庭的大部分生活积蓄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另外一些其收入主要来自固定租金和利息的家庭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这一时期，有许多殷实的中产阶级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无产者。”（上卷，第167—168页）中产阶级觉得共和国政府欺骗了他们，他们借给共和国钱，政府却没有兑现连本带息偿还的诺言，而且政府事实上骗走了他们80%的积蓄。在政治上他们没有转向左派，而是转向了极右派，希望得到拯救。

夏伊勒强调：“20年代中期的财政危机使法国的公众见解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使法国人民进一步分裂，使共和国更加衰弱。”银行家、企业家和商人，甚至包括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小业主等有产者逐渐相信，左派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但是这些有产者却非常自私，不愿意合理分担必要的牺牲，“他们无视现代工业社会中采取某些社会保障措施的必要、无视更公平地分配财富与分摊不断加重的赋税负担的必要。这一时期，除了比较富裕的美国之外，法国在社会福利方面落后于所有其他西方国家；在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方面，它是所有国家中最差的”。（上卷，第168页）

在财政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消退的情况下，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又沉重地打击了第三共和国。在经济危机之前，“法国的工人发现自己不能公平分享繁荣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实际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利润和生产的增长。”在工人阶级看来，“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政府似乎已经与雇主和有产阶级勾结起来，将他们排除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之外。他们正在付出劳动，可是，他们却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或者公民的基本权利”。（上卷，第200页）1936年大选后，社会党政府总理布鲁姆没有通过严格控制黄金和外汇出口的方式来制止影响经济复苏的资金外流，因而使国家的财政状况陷入了一片混乱。由于执政党人民阵线在金融改革政策上的分裂，很快导致了布鲁姆政府的下台。“人民阵线的改革实验却使法国陷入了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分裂状态。”许多上流社会的人对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一些人发出了“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的呼声。（上卷，第354页）

五

长期以来，法国右派一直是以反议会民主制的面目出现。在19世纪最后20年，发生了布朗热事件、德雷福斯事件以及教会与政府之间的争斗等三次危机，“虽然每一次危机的结局均为共和国的力量得到加强、反对共和制的反对势力终遭挫败，但是，三次危机全都进一步加深并恶化了法国人之间的分歧，这些分歧终被证明对于共和国的生存具有极为致命的影响”。（上卷，第26页）进入20世纪以后，“失去了其政治支配地位的反对共和制的右派，在国内仍然占据着使其得以保存强大实力的行政和社会地位。它继续控制着陆军、海军、外交、地方行政官吏和大部分公共管理机构。私营金融界、工商界和自由职业界主要掌握在它的手中。由于控制着大部分报刊，它可以操纵舆论。它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强有力支持”。由于极右派媒体多年的鼓吹，“使大部分受过教育并且生活富裕的成年男女们相信，共和国政权是由一帮狡猾的骗子和卖国贼组成的，他们正在毁灭这个国家”。（上卷，第88页）

军队统治阶层、大型工商金融企业、工业巨头中有许多人资助反议会的帮派团体。不少颇具影响力的巴黎媒体也在向右转。如著名的《老实人》和《格兰瓜尔》周刊，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亲法西斯，越来越反犹太人，成为反对议会制共和国的核心力量。“当人们普遍阅读《老实人》和《格兰瓜尔》时，它们帮助反对共和国的思潮毒化了公众舆论。《老实人》和《格兰瓜尔》是许多陆海军军官喜欢阅读的两份周报。”即使是将选票投给左派的普遍法国人，经常阅读的也是右派的报纸，而这些报纸则越来越倾向法西斯主义。“法国公众舆论由于受人操纵而益发鄙视第三共和国并且嘲笑它的内外政策，以致人们越来越不在意共和国是否继续存在下去。”（上卷，第243页）

让人费解的是，作为受益者的资产阶级，此时也与民主体制渐行渐远。在第三共和国进入最后的年头时，富人们渐渐感觉到，越来越难于把国家利益看得比本阶级的利益更重要了。“对于其应对国家承担的不使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的特定义务，他们并不愿意承担。共和国可能破产，而他们将保住自己的财产。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愿意按照公平的份额纳税，以帮助国家保持收支平衡。他们认为沉重的赋税应该由其他人去承担。如果政治家们理解这一点，共和国就能继续存在。”为了建立使富人们的财产更有安全保证的政府，某些企业巨头开始希望求助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实验”和纳粹党在德国日益成功的经验。（上卷，第158页）

在第三共和国后期，右派开始变本加厉地转向法西斯主义化，其间发生的最重要的暴力事件就是1934年的“二六事件”，是一起在巴黎发生的极右组织冲击国民议会的流血事件。在大约4万名闹事者当中，14人被枪弹打死，后来又有2人因伤重不治身亡，约有655人受伤。警察和共和国卫队方面1人死亡，1664人受伤。“自从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这是发生在巴黎街头最严重的流血冲突。”（上卷，第232页）虽然暴力推翻共和国的行动失败了，但是共和国却表现出它的软弱无力，达拉第政府在暴乱平息后迅速辞职，2月6日的暴乱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分裂。

作者还以细腻的笔法描述了共和国最后的崩溃场景。在失败主义氛围中，社会党议员也纷纷倒戈，要求废除共和国并代之以一个独裁政权。许多人建议毫不犹豫地中止宪法，让贝当成为一名专制独裁者。法西斯主义者赖伐尔认为：“议会制民主输掉了这场战争。它必须让位于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一种具有冒险精神、权力主义、社会和民族等特点的政治制度。”即使是反对停战的人也目光短浅，听凭共和国遭到毁灭。正如有一位参议员所说：“我们即将告别1875年的宪法，这不由不令人悲从中来。这部宪法曾使法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废止与其说是因为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不如说是因为那些负责捍卫它并使它发挥作用的人们所犯的错误。”（下卷，第1090页）

1940年7月10日是第三共和国的末日。在表决是否将法国交给贝当统治时，在出席议员中，569票赞成，80票反对，17票弃权。议会通过的“宪法性质法律”规定：“国民议会将整个权力交给由贝当元帅掌权与代表的共和国政府，目的在于以一项或数项法令颁布一部法兰西国家的新宪法。”至此，“法兰西国家”取代了“法兰西共和国”，贝当成为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法兰西国家元首”，一位名副其实的独裁者。曾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作为共和国主要支柱的两个政党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的大部分议员投了赞成票。当时社会党的一名投反对票的议员悲痛地表示：“那些从第三共和国获益最多的人，那些由于共和国而享有殊荣的人，那些经常出任共和国部长的人，那些以其教育素养和思想感情应该挺身而出保卫共和国的人，怯懦地任由共和国被谋杀了。”保守派人士，法军总司令魏刚将军居然说：“我没有战胜德国佬，可是我战胜了共和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夏伊勒所感叹的那样：“共和国死了，它死于自杀。”（下卷，第1100—1101页）

六

当然，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也展现了光荣的一面，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艺术水准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一流的，作为协约国的核心力量还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卓越的政治家对民主理念的坚守，更是让人感动。在1888年法国将军布朗热发动叛乱的前夕，当时还是议员的克莱孟梭在议会中发表了怒斥布朗热主义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特别针对布朗热主义对议会政治低效无能的批评，大声说道：“你所谴责的这些争论为我们大家增光。最重要的是它们显示了我们捍卫我们奉为正确的思想的热情。这些争论也有它们的不当之处，但是，沉默更加糟糕。是的，光荣属于那些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国家，耻辱属于那些人们只能噤若寒蝉的国家！”（上卷，第29页）

即使如此，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还是难以避免。它的议会内阁制政体是有缺陷的，宪法危机导致总共104个内阁垮台，接近平均每年两个。政治腐败也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接连爆出的丑闻破坏了共和政体的基础，严重削弱了共和国的威信。虽然它自称是共和国，但是其民主化进程却是非常缓慢，内部的阶级对立同样异常尖锐。由于共和国政府与国民议会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表现不佳，法国的上层阶级认为共和国正在失去治理国家的能力，一些工商金融业财团、军队高级将领、工业巨头纷纷转向极右翼法西斯势力，希望在法国建立德国或意大利式的现代法西斯极权主义。因此，1940年夏天的战败不仅导致第三共和国军事的失败，还引发共和制度的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共和国的历史还给民主化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一般认为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阶段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部分。民主巩固与民主转型一样，都是民主化进程中最为艰难的阶段。决定民主巩固的因素主要是各种客观条件，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的转型等。然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却对民主巩固的传统论断提出挑战。它的寿命长达70年，最后仍然无法摆脱民主崩溃的命运，足以说明对于法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浓厚的西方大国来说，民主巩固之路同样是异常艰难的，对于处于政治转型阶段的当代中国来说，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经验无疑就显得弥足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