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5岁的时候，父亲又带我回到故乡。我们怕义和团之乱会蔓延到上海。因此就回到乡下去住。在蒋村住了不久，乡下土匪愈闹愈凶，又迁到余姚城里，我在余姚县里的一所学校里念英文和算术，另外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中文。

大概一年之后，我到了杭州。杭州是浙江的省会，也是我国蚕丝工业的中心和五大茶市之一。杭州的绸缎和龙井茶是全国闻名的。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风景更是尽人皆知。城东南有杭州湾的钱塘大潮；城西有平滑如镜的西湖，湖边山麓到处是古寺别墅。《马哥•孛罗游记》中就曾盛道杭州的风景。杭州是吴越和南宋的故都，南宋曾在这里定都150年之久，因此名胜古迹很多。墨人骚客更代有所出。湖滨的文澜阁收藏有四库全书及其他要籍，正是莘莘学子潜心研究的好去处。

我在这个文化城中瞎打瞎撞，进了一所非常落伍的学校。校长是位木匠出身的美国传教士。我以为在这所教会学校里，至少可以学好英文。事实上却大谬不然。这位传教士抱着一股宗教热忱来到中国，在主持这所教会学校之前，曾经在我的故乡绍兴府传过教。因为他只教“圣经”，我也摸不清他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学问。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士、农、工、商，士为首。对木匠出身的人多少有点轻视。我的英文教师更是俗不可耐的人物。他入教不久，灵魂也许已经得救，但是那张嘴却很能够使他进拔舌地狱。我为了找位英文好教师，曾经一再转学，结果总使我大失所望。

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学生们每天早晨必须参加做礼拜。我们唱的是中文赞美诗，有些顽皮的学生就把赞美诗改编为打油诗，结果在学校里传诵一时。虽然我也参加主日学校和每天早晨的礼拜，我心灵却似紧闭双扉的河蚌，严拒一切精神上的舶来品。我既然已经摆脱了神仙鬼怪这一套，自然不愿再接受类似的东西。而且从那时起，我在宗教方面一直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认为与其求死后灵魂的永恒，不如在今世奠立不朽的根基。这与儒家的基本观念刚好相符合。

校园之内唯一像样的建筑是礼拜堂和校长官舍。学生则住在鸽笼一样的土房里，上课有时在这些宿舍里，有时在那间破破烂烂的饭厅里。

大概是出于好奇吧，学生们常常喜欢到校长官舍附近去散步。校长不高兴学生走进他的住宅，不速之客常常被撵出来。有一次，一位强悍的学生说什么也不肯走开，结果与一位路过的教员发生冲突。

围观的人渐聚渐多。那位学生说先生掴他的耳光，同时放声大哭，希望引起群众的同情。这场纷扰遂即像野火一样波及全校。学生会多数决议，要求校长立即开革那位打人的教员。校长断然拒绝学生的要求，群众的情绪愈涨愈高。校长冷然告诉学生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学校，就请他们卷铺盖。不到两个小时，全体学生都跑光了。

我所受的教会学校教育就此结束。但我毫不后悔，我巴不得早一天离开这个学校。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这样的事会突然发生呢？其实这不只是学生桀骜难驯的表现而已，那耳光不过是导火线。这类事件也绝不局限于这所小小的教会学校，学生反抗学校当局已经成为全国的普遍风气。

一年以前，上海南洋公学首先发生学潮。一位学生放了一瓶墨水在教授的坐椅上，教授不注意一屁股坐了上去，弄得全身墨迹。教授盛怒之下报告了校长，接着几个嫌疑较大的学生被开除。这引起了学生会和学校当局之间的冲突，学生会方面还有许多教授支持。结果全体学生离开学校。

年轻的一代正在转变，从驯服转变为反抗。一般老百姓看到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就怪清廷颟顸无能；受到国父革命理论熏陶和鼓励的学生们则热血沸腾，随时随地准备发作。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当局。

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接着起了风潮。起因是一位学生与来校视察巡抚的一名轿夫发生龃龉，结果全校罢课，学生集体离开学校。类似的事件相继在其他学校发生，卒使许多学府弦歌中辍。学潮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

思想较新的人同情罢课的学生，斥责学校当局过于专制；思想守旧的人则同情学校当局，严词谴责学生。不论是同情学生或者是同情学校当局的，似乎没有人体会到这就是革命的前夕，从学生初闹学潮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诞生为止，其间不过短短八年而已。

这种反抗运动可说是新兴的知识分子对一向控制中国的旧士大夫阶级的反抗，不但是知识上的反抗，而且是社会和政治的反抗。自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观念输入中国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18世纪的个人观念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同时并临：个人自由表现于对旧制度的反抗；工业革命则表现于使中国旧行业日趋式微的舶来品。中国的旧有制度正在崩溃，新的制度尚待建设。

全国普遍显得扰攘不安。贫穷、饥馑、瘟疫、贪污、国际知识的贫乏以及外国侵略的压力都是因素，青年学生不过是这场战乱中的急先锋而已，使全国学府遍燃烽火的，不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墨水瓶，不是一个在教会学校里被刮了耳光的学生，也不是一次学生与轿夫之间的龃龉而已。

我们离开那所教会学校以后，我们的学生会自行筹办了一个学校，取名“改进学社”。这个名称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章炳麟给我们起的。这位一代大儒，穿了和服木屐，履声郭橐，溢于堂外。他说，改进的意思是改良、进步。这当然是我们愿意听的。我们的妄想是，希望把这个学校办得和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一样，真是稚气十足。但是不久我们就尝到幻灭的滋味。不到半年学生就渐渐散了。结果只剩下几个被选担任职务的学生。当这几位职员发现再没有选举他们的群众时，他们也就另觅求学之所去了。

我自己进了浙江高等学堂。我原来的名字“梦熊”已经入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因此就改用“梦麟”注册。我参加入学考试，幸被录取。当时的高等学堂，正当罢课学潮之后重新改组，是一向有“学人之省”之称的浙江省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求是书院。“求是”是前辈学者做学问的一贯态度。求是书院和绍兴的中西学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课程中包括一些外国语和科学科目。后来新学科愈来愈见重要，所占时间也愈来愈多，求是书院终于发展为一种新式的学校，同时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

这个学堂既然办在省城，同时又由政府负担经费，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省文化运动的中心。它的课程和中西学堂很相似，不过功课比较深，科目比较多，先生教得比较好，全凭记忆的工作比较少。它已粗具现代学校的规模。

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看到东边有一点闪霎的亮光，我就摸到东边；东边亮光一闪而逝以后，我又连忙转身扑向西边。现在进了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我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开始时似乎很难了解外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人试图了解群众行动时一样困难。后来我才慢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自然那只是一种粗枝大叶而且模模糊糊的了解。但是这一点了解已经鼓起我对西洋史的兴趣，同时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在浙江高等学堂里所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本里，从课外阅读，以及师友的谈话中，我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知识日渐增长。我渐渐熟悉将近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同时对于历代兴衰的原因也有相当的了解。这是我后来对西洋史从事比较研究的一个基础。

近代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更多：首先是1894年使台湾割让于日本的中日战争，童年时代所看到的彩色图画曾使我对它产生错误的印象；其次是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运动，那是我在中西学堂读书时所发生的；再其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我在上海时曾经听到许多关于义和团的消息；然后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我在杭州念书时正在进行。每一件事都有丰富的资料足供研究而且使人深省。

我们也可以用倒卷珠帘的方式来研究历史：1885年的中法战争使中国丧失了越南；太平天国始于1851年而终于1864年，其间还出现过戈登将军和华德将军的常胜军；184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如果再往上追溯，明末清初有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元朝有马哥•孛罗来华游历；再往上可以追溯到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

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匪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在政治上，他主张在清廷主持之下进行立宪维新。这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孙中山先生的激烈思想。中山先生认为共和政体胜于君主立宪，同时他认为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统治，而不应由腐败无能的满洲人来统治。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浙江潮》的月刊。这个杂志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但是日本政府却同情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运动，因此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因此上海就成为革命思想的交易所，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他城市。

浙江高等学堂本身就到处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有的描写清兵入关时暴行，有的描写清廷的腐败，有的则描写清廷对满人和汉人的不平等待遇。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刊，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们。

事实上，清廷腐败无能的实例，在校门之外就俯拾即是。杭州城墙之内就有一个满洲人住的小城，里面驻扎着监视汉人的“旗兵”。两百多年前，政府特地划出这个城中之城作为驻扎杭州的“旗兵”的营房。这些旗兵的子子孙孙一直就住在这里，名义上仍旧是军人。满汉通婚原则上是禁止的，但是满人如果愿意娶汉人为妻是准许的，实际上这类婚姻很少就是了。太平军围城时，杭州的旗人全部被杀。内战结束以后，原来驻扎湖北荆州的一部分旗兵移驻杭州，来填补空缺。这些从荆州来的旗人当时还有健在的，而且说的是湖北话。虽然他们多数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女仍旧住在那里，而且说他们父辈所说的方言。道地湖北人很容易察觉这些旗人的湖北口音。但是从第三代开始，他们就说杭州的本地方言了。

当时的浙江高等学堂里有10名旗人子弟。这几位年轻人对学校中的革命运动装聋作哑，应付得很得当。其中一人原是蒙古人的后裔，他甚至告诉我，他也赞成革清朝的命，因为他虽然是旗“兵”，却不是满人。

这些所谓旗兵，实际上绝对不是兵；他们和老百姓毫无区别。他们在所谓“兵营”里娶妻养子，对冲锋陷阵的武事毫无所知。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政府的俸饷而无所事事，他们过的是一种寄生生活，因之身体、智力和道德都日渐衰退。他们经常出入西湖湖滨的茶馆，有的则按当时的习尚提着鸟笼到处游荡，一般老百姓都敬而远之。如果有人得罪他们，就随时有挨揍的危险。这些堕落、腐化、骄傲的活榜样，在青年学生群中普遍引起憎恨和鄙夷。他们所引起的反感，比起革命宣传的效果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到了重要关头，引发革命行动的就是这种情绪。后来时机成熟，理想和行动兼顾的孙中山先生终于决定性地战胜主张君主立宪的新士大夫阶级。

这就是浙江高等学堂的一般气氛。其他学校的情形也大都如此。我对这一切活动都感兴趣。我喜欢搜求消息，喜欢就所获得的资料加以思考分析，同时也喜欢使自己感情奔放，参加行动。但是我常常适可而止。为求万全，我仍旧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革命，科举似乎仍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径，并且我觉得革命似乎遥遥无期，而且困难重重。我有时候非常胆小而怕羞，有时候却又非常大胆而莽撞，因此我对自己的性格始终没有自信。所以我的行动常常很谨慎，在采取确切的行动之前，喜欢先探索一下道路。尤其碰到岔路时，我总是考虑再三才能作决定。如果犹豫不决，我很可能呆坐道旁，想入非非。但是一旦作了决定，我必定坚持到底。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但没有犯不可挽回的错误。所以没有让时代潮流把我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