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旧之争仍在方兴未艾，立宪与革命孰长孰短亦无定论，中国这时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日本对帝俄的胜利，更使中国的西化运动获得新的鼓励，这时聚集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近五万人，东京已经成为新知识的中心。国内方面，政府也已经开始一连串的革新运动，教育、军事、警政都已根据日本的蓝图采取新制度。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明。但是也有一般人认为：既然我们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

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

南洋公学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博士的许多意见。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交通大学附近的福开森路，就是为纪念这位美国传教士而命名的。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学校里有好几位讲授现代学科的美国人。在校两年，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学校教的英文并不根据语音学原理。我的舌头又太硬，始终跟不上。

课程方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旧学，一类是西洋学科。我在两方面的成绩都还过得去，有一次还同时侥幸获得两类考试的荣誉奖。因此蒙校长召见，谬承奖勉。

校舍是根据西洋设计而建筑的，主要建筑的中心有一座钟楼，数里之外就可以望见。有一排房子的前面是一个足球场，常年绿草如茵，而且打扫得很整齐。学校当局鼓励学生玩足球和棒球，学生们对一般的运动也都很感兴趣。

我生来体弱，进了南洋公学以后，开始体会到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除了每日的体操和轻度的运动之外，还给自己定了一套锻炼身体的办法。每天六点钟光景，练习半小时的哑铃，晚间就寝前再练一刻钟。继续不断地练了三年，此后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包括德、智、体三要素的斯宾塞尔教育原则这时已经介绍到中国。为了发展德育，就温习了四书，同时开始研究宋明的哲学家以及历代中外伟人的传记，希望借此机会学习他们的榜样，碰到认为足资借鉴的言行时，就把它们摘录在日记本上。然后仔细加以思考，试着照样去做，同时注意其成绩。这些成绩也记载在日记上，以备进一步的考核。

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学到了如何在道理观念中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与浮面的东西。

从此以后，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

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同时开始体会到紊乱中的统一，因为我发现基本道理原极有限，了解这些基本道理之间的异同矛盾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使我感到头晕眼花的只是细微末节的纷扰而已。孟子和陆象山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抓住要点而舍弃细节，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智辨别是非。于是我开始发展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据传统的信仰。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

但是理解力也不能凭空生存。想得太多，结果除失望外一无成就。这样是犯了孔子所说的“思而不学”的毛病。当然，导向正确思想的途径还是从思想本身开始，然后从经验中学习如何思想。你不可能教导一个根本不用脑筋的人如何去思想。后来我留美时读到杜威的《我们如何思想》，使我的信念更为加强。

儒家说，正心诚意是修身的出发点，修身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因此，我想，救国必先救己。于是决心努力读书、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我想，这就是修身的正确途径了，有了良好的身心修养，将来才能为国服务。

在南洋公学读书的时候，清廷终于在1905年采取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毅然宣布废止科举。年轻一代迷恋过去的大门从此关闭。废科举的诏书是日本战胜帝俄所促成的。代替科举的是抄袭自日本的一套新教育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是模仿西方的。追本溯源，中国的新教育制度仍旧来自西方。中国现在总算不折不扣地踏上西化的途程了。

在这以前，上海曾经是我国革命分子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躲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可以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犯和激烈分子在租界里讨论，发表他们的见解，思想自由而且蓬勃一时，情形足与希腊的城邦媲美。

我自己除了在南洋公学接受课本知识之外，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但是学习的性质居多，谈不到积极工作。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时，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到“奇芳”去吃茶，同时参加热烈的讨论。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每日在那里兜售新书，他那副样子，去过“奇芳”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头帽。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吴稚晖先生说，他知道他是谁，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却忘记了。我们也不晓得他住在什么地方。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这些书，因租界当局应中国政府之请，在名义上是禁止贩卖的。

科举废止的同一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同盟会，参加的学生有好几百人，中山先生被选为主席。这一年也就是日本和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结束日俄战争的一年。日本在击败西方列强之一的俄国以后，正蠢蠢欲动，预备侵略中国。十年之后，日本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16年以后，发动九•一八沈阳事变，最后终于在民国廿六年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

当时，上海正在热烈展开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学生和商人联合挨户劝告商店店主不要售卖美国货。店主亟于卖掉被抵制的货品，只好削价脱售，有许多顾客倒也乐于从后门把货色买走。群众大会中，大家争着发表激烈演说，反对排华法案。有一次会中，一位慷慨激昂的演说者捶胸顿足，结果把鞋跟顿掉了。鞋跟飞到听众头上，引得哄堂大笑。

翌年也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江浙两省的绅士同上海的学生和商人联合起来反对英国人投资建筑苏杭甬铁路。示威的方式包括群众大会、发通电、街头演说等等，同时开始招股准备用本国资金建筑这条铁路，路线要改为由上海经杭州到宁波。以上海代替苏州的理由很奇怪，说苏州是个内陆城市，铁路不经过苏州，可以使苏州免受外国的影响。英国人对路线让步了，铁路也在第二年动工兴建。

那几年里，全国各校的学生倒是都能与学校当局相安无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校外活动的兴趣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于给学校当局找些无谓的麻烦已经感到厌倦。不过，他们却把注意力转移到为他们做饭的厨子身上去了。当时上海学生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钱；在内地，只要三块钱。因此饭菜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学生对伙食很不满意，不是埋怨米太粗糙，就是埋怨菜蔬质地太差，因此常常要求加菜——通常是加炒蛋，因为炒蛋最方便。当时鸡蛋也很便宜，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有时候，学生们就砸碎碗碟出气，甚至把厨子揍一顿。几乎没有一个学校没有“饭厅风潮”。

1907年，安徽省城安庆发生了一次昙花一现的革命。革命领袖是徐锡麟，我们在前面曾提起他过。他是安徽省警务督办，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过书。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及（中西学堂就是我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我在那里学到地球是圆的）。他中过举人，在中西学堂教过几年书以后，又到日本留学。他回国后向朋友借了5万块钱，捐了道台的缺，后来被派到安庆。他控制了警察以后，亲手枪杀安徽巡抚，并在安庆发动革命。他同两名亲信带了警校学生及警察部队占领军械库，在库门口架起大炮据守。但是他们因缺乏军事训练，无法使用大炮，结果被官兵冲入，徐锡麟当场被捕。他的两位亲信，一名叫陈伯平的阵亡了，一位叫马子夷的事后被捕。

马子夷是我在浙江高等学堂的同学，他和陈伯平从日本赴安庆时，曾在上海逗留一个时期。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大谈革命运动。他们认为革命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还约我同他们一道去安庆。但是一位当钱庄经理的堂兄劝我先到日本去一趟。那年暑假，就和一位朋友去东京，顺便参观一个展览会。我们离沪赴日的前夕，马子夷、陈伯平和我三个人在一枝春酒楼聚餐话别。第二天我去日本，他们也搭长江轮船赴安庆。想不到一枝香酒楼一别竟成永诀。

初次乘大洋轮船，样样觉得新奇。抽水马桶其妙无比。日本茶房礼貌周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长崎，优美的风景给我很深的印象。下午经过马关，就是李鸿章在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我们在神户上岸，从神户乘火车到东京，在新桥车站落车。一位在东京读书的朋友领我们到小石川二十三番君代馆住下。东京的街道当时还没有铺石子，更没有柏油，那天又下雨，结果满地泥泞。

我到上野公园的展览会参观了好几十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到日本后约一星期，君代馆的下女在清晨拿了一份日文报纸来，从报上获悉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如果我不来日本而跟那两位朋友去安庆，恐怕我不会今日在此讲“西潮”的故事了。

我对日本的一般印象非常良好。整个国家像个大花园，人民衣饰整饬，城市清洁。他们内心或许很骄傲，对生客却很有礼貌。强迫教育使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是我在日本停留一月后带回来的印象。后来赴美国学教育学，也受这些感想的指示。但是国家兴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让我等机会再谈罢。

不久以后，又开始为学校功课而忙碌。第二年暑假，跑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被录取。于是向父亲拿到几千块钱，预备到加利福尼亚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