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山水之胜，上海是洋货的集散地，南京充满了革命精神，北京则是历代的帝都，也是艺术和悠闲之都。我出生在浙江省的一个小村里，童年时生活在农夫工匠之间，与他们的孩子共同嬉戏。少年时代在杭州读书，后来又在上海继续求学。留美回国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先住在上海，继至北京、南京、杭州，最后又回到北京，一直到抗战开始。

就地理来说，北京位于黄河流域的华北平原，离天津不远。其余三地则是长江流域的南方城市。杭州位于杭州湾口钱塘江之岸，与北京之间从前有运河可通。运河全长2074公里，横越长江黄河两大河，至今仍有一部分可通舟楫。一千三百多年前，隋炀帝动员全国人力，筑此运河，河成而隋亡。唐皮日休有诗云：

人道隋亡是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

上海在杭州的东北，踞黄浦江之岸。黄浦江位于长江口而入黄海，所谓黄海实际上是与太平洋不可分的一部分，仅仅名称不同而已。南京离海较远，位于沪杭两地的西北，雄踞长江南岸。自南京沿长江东下可达扬州，运河即在此越江入江南，马哥•孛罗曾在元朝扬州当过太守。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四城之间现在均有铁路互通，也可以说是太平洋沿岸的城市。

长江下游的江南都市，气候大致差不多，春秋两季的天气尤其温煦宜人。杨柳发芽就表示春天到了，游春的人喜欢采摘新枝回家装饰门户，表示迎春。树叶转红则表示秋天到了，夕阳红叶曾给诗人带来不少灵感。春天有一段雨季，雨水较多，其余三季晴雨参半，夏天不太热，冬天也不太冷。

土壤非常肥沃，主要农作物是稻，养蚕是普遍的家庭工业。鱼、虾、蟹、蚌、蟃、牛、羊、猪、蔬菜、水果遍地皆是，著名的扬州菜就是拿这些东西来做材料的。

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金融中心。上海的繁荣应该归功于外国人的工商活动，外国资本是上海经济结构的基础，外国商人和资本家因而成为上海的贵族阶级，住在上海的人都得向这些洋人低头。这些洋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许多外国人虽然在上海住了几十年，中国对他们却仍然是个“谜样的地方”。他们住在富丽幽邃的花园洋房里，有恭顺的中国仆人们侍候着，生活得有如王公贵族。主人们靠剥削致富，仆人们则靠揩油分肥。他们的俱乐部拒绝华人参加，似乎没有一个华人值得结识；他们的图书馆也没有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他们自大、无知、顽固，而且充满种族歧视，就是对于他们自己国内的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也不闻不问，对于正在中国或他们本国发展的新思想和潮流更无所知。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

地位仅仅次于这些洋人的是中国买办，他们像洋主子一样无知，也像洋主子一样富足。中国商人非常尊敬外国银行里和洋行里的买办。买办们张大嘴巴向洋主子讨骨头时，他们的同胞也就流着口水，不胜羡慕地大摇其尾巴。买办阶级很像炼金术士，可以点铜成银，他们的洋主子则点银成金。买办们花了一部分银子去讨小老婆，他们的洋主子却高明多了，只要在“女朋友”身上花点银子。

上海的第三等人物是商人。他们从买办手中购买洋货，赚了钱以后就汇钱回家买田置产。他们偶然回乡探亲时，自然而然触动了乡下人的“灵机”，因此到上海做生意的人也愈来愈多。

我所谈的上海种种情形，多半是身经目睹的，绝无夸张之词，因为我的许多亲戚就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其中有些还是买办。我对他们的生活思想知道得很清楚；同时，我认得不少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听过不少关于他们的故事。开明的外国人，尤其是我所熟悉的美国人，每当我们谈起上海，总是紧蹙双眉，摇头叹息。

第四等人是工厂工人。他们是农村的过剩人口，因为在农村无法过活，结果放弃耕作而到上海来赚钱。他们是贫民窟的居民。

第五等人，也就是最低贱的一等人，是拉人力车的苦力。他们多半是来自江北的贫苦县份。这些名为万物之灵的动物，拖着人力车，像牛马一样满街奔跑。这种又便宜又方便的交通工具使上海的活动川流不息，使上海商业动脉中的血液保持循环的，就是人力车苦力。

这五等人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般人所说的“租界心理”，一种崇拜权势，讲究表面的心理。权势包括财力、武力、治外法权等等，表面功夫则表现于绘画、书法、歌唱、音乐，以及生活各方面的肤浅庸俗。我们通称这种“租界心理”为“海派”，相对的作风则叫“京派”，也就是北京派。“京派”崇尚意义深刻的艺术，力求完美。上海是金融海洋，但是在知识上却是一片沙漠。

上海人一天到晚都像蚂蚁觅食一样忙忙碌碌。他们聚敛愈多，也就愈受人敬重。在上海，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明都是糟糕透顶。中国人误解西方文明，西洋人也误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仇恨外国人，外国人也瞧中国人不起，谁都不能说谁没有理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之点——同样地没有文化；也有一个共同的谅解——敛财。这两种因素终使上海人和外国人成为金钱上的难兄难弟。“你刮我的银，我揩你的油。”

沙漠之中还是有绿洲的，上海的可取之处也就在此。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治外法权曾使上海成为革命思想和革命书籍的避难所和交换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的种籽最初就散播在这些绿洲上，之后又随风飘散到中国各文化中心。科学和民主的种籽在其他各地发育滋长为合抱大树，在上海却始终高不盈尺。在民国十年到二十年间，上海因受治外法权的庇护，军阀无法染指，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业曾有急速的发展。留学生回国掌握金融和工业大权以后，中国更开始利用管理和生产上的外国诀窍，不过这些诀窍多半是直接从欧美学来的，与上海的外国人关系较小。

北京的生活可就不同了。除了美丽的宫殿和宫内园苑之外，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但是你在北京住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被人力车拉的也分好几个阶级。不过要找出一个“上层”阶级倒也不容易，大家彼此和睦相处，所不同的只是职业而已。在过去，旗人出生以后就是贵族；但这些贵族现在已经与平民大众融为一体。大家都生而平等，要出人头地，就得靠自己努力。唯一的贵族阶级是有学问的人——画家、书法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家、文学家以及近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一眼就能辨别真伪的艺术鉴赏家，制作各式各样艺术品的工匠，脑中装着活目录的书商，替你篆刻图章，使你俨然有名重百世之感的金石家，美化你的客厅卧室的地毯设计师，大家融融泄泄地生活在一起，有的陶醉于自己的鉴赏力，有的则以能为别人制造艺术品而自豪。鉴赏、技艺也是北京生活的特征。

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抽空以不同的方式来欣赏美丽的东西。你可以逛逛古老的书铺，与店主人聊上一阵，欣赏一番书架上的古籍和新书，神游于古今知识的宝库之中，只要你有兴致，你不妨在这里消磨两三个钟头，临走时店伙会很客气地请你再度光临。除非你自己高兴，你不一定要买。

如果你有兴致，你可以跑进古董铺，欣赏书画珠宝，包括贵重的真品和巧妙的赝品。无论你买不买，都会受到欢迎，但是等到你真的对这些东西发生兴趣时，就是要你拿出留着吃晚饭的最后一块钱，你也在所不惜了。

你也可以跑到戏园里去，欣赏名伶唱戏。他们多半唱得无懈可击，声声动人心弦。要不然你就跑到故宫博物院，去欣赏历代天才所创造的艺术珍品，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京派”作风就是在这种永远追求完美、追求更深远的人生意义的氛围下产生的。

如果你高兴，你也可以跑到皇宫内苑所改的“中央公园”，坐在长满青苔的古树下品茗，或者坐在假山的古石上闲眺池中的白鹅戏水。在星期天，你可以骑驴，或者坐人力车，或者乘汽车到西山去凭吊名胜古迹，呼吸充塞着古松芳香的空气。

寻求正当娱乐时，学者、艺术家、工匠、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致欣赏古老的北京。工作时，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行业上埋头努力。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从事研究，希望对人类的知识宝库提供贡献；工程师拿起计算尺和绘图仪器，设计未来建设的蓝图；学者们埋头在书堆里，希望从历史教训里找寻未来的理想；工匠们在努力创造美丽的器皿；艺术家们从自然和历史文物里获得灵感，用灵巧的手指把心目中的形象表达于画纸或其他材料。

连年战乱并没有使北京受到多大的影响，政府虽然一再易手，这个可爱的古城仍然还是老样子。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国都迁移南京以后，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但是在精神上，北平仍旧是北京，随着国都的迁移，北京的一部分也转到政府的新址，例如一部分学者和艺术家，建筑式样和艺术珍藏，但是北平的气氛和情趣却始终未变。铁路和飞机使这两个城市的血液彼此交流，结果两蒙其利。

南京和北京不同，它是个必须从废墟上重建的城市。新都里充满着拆除旧屋，建筑新厦的精神。北京的人固然也憧憬着未来，他们却始终浸淫于旧日的光辉里，但是南京除了历史记忆之外，并无足资依赖的过去，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因此大家都在思考、计划和工作，生活也跟着这些活动而显得紧张。每个人都忙着开会和执行命令。空气永远是那么紧张，北京的悠闲精神无法在南京发荣滋长。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人力车夫争先恐后，就是懒洋洋的驴子也受了急急忙忙的行人车辆的感染而加紧了脚步。每月都有新道路和新建筑出现，到处在发展，而且是急速的发展。

甚至连娱乐都得花很大气力去争取。饭馆只能在拥挤的角落里供应饭菜。新店面尚未建筑完工，人们在花园里栽花种木，焦急地等待着花木长大。你需要东西全得临时设法。除非你不断地积极工作，你就会落伍；你必须努力不懈，才能追上时代精神。经过六七年的辛勤工作之后，南京终于成为崭新而繁荣的都市了。旧日废墟正在迅速地消失，思考、计划和工作的精神不断在发展，而且扩散到各省的其他城市，国家的前途也因而大放光明。

你为了追赶上世界的进步潮流，计划或许很远大，甚至已经跑在时代的前头，但是实际行动势必无法赶上你的思想。你可以栽花种木，但是你不能使它们在一夜之间长大成荫；铁道公路必须一尺一码地铺筑，改革计划也不能在旦夕之间实现。于是，你可能要问：我们又何必这样惶惶不可终日呢？

当时有几句流行的话，颇足代表一般人的感慨，这几句话是：“议而不决，决而不办，办而不通。”当然，实际的情形并不至于如此之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无可置疑的：大家都觉得他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其实，这就是进步的精神。

杭州与前面所谈的三个城市都有一点相像，但是与它们又都不同。在古文化上，杭州有点像北京，因为它是“学人之省”的首府，但是缺少北京的雄伟。杭州像上海一样带点商业色彩，但是色调比较清淡，同时因为没有洋主子存在，故有表现个性的自由。在改革和建设的精神上，它有点像南京，但是气魄较小。杭州究竟只是中国一省里的城市，北京和南京却是全国性的都市。

杭州最大的资产是西湖。西湖不但饶山水之胜，而且使人联想到历代文人雅士的风流韵事，但是杭州的缺点也就在此。因为杭州人把西湖视如拱璧，眼光也就局限于此；他们甚至自欺欺人地以为西湖比太平洋还伟大，并且足与天堂媲美。他们已经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俗谚所催眠而信以为真。他们想：且别管苏州怎么样，杭州就在这里，所以这里也就是天堂。

自我来台湾以后，从经验中证实，苏杭确是天堂，因为既无地震，又无台风。

杭州人的心目中只有西湖，你如果在这里住得太久，你不免有沉醉于西湖的危险。此种情况，自古已然。昔人有诗为证云：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却把杭州作汴州。

但是，从南京传播过来的改革和建设的精神终于把杭州从沉醉中唤醒了。揉揉眼睛以后，它渐渐看出浙江省未来发展的远景以及它在重建中国的过程中所应担负的任务。

北京也有它辽阔宁静的一面。从城外西山之顶可以鸟瞰北京内外：永定河蜿蜒于广漠的田野之间；向东可以看到城内的塔尖；向西可以看到横跨永定河之上的芦沟桥，它像一条沉睡的巨龙，不理会战争，也不理会和平，在这条年代久远的长桥之下，挟着黄沙的河水日以继夜地，经年累月地奔流着。

“永定”是“永远安定”或者“永久和平”的意思。和平真能永维不坠吗？国人存着这个希望，因此也就给这条河取了这么个名字。但是我们并未努力保持和平，结果和平从我们手上溜走，随着芦沟桥下的河水奔腾而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未经宣战而发动了对芦沟桥的攻击，终使烽火燃遍了整个中国。为步步胜利所陶醉的日本，把在中国的战火日积月累的贮蓄在魔盒里滋长，终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7日变为一道金光向珍珠港闪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