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民国廿六年（1937年）始，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敌军铁骑所至，毁坏了广大乡村之生产组织，又因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区域内征兵征粮，窒息了人力和物力。战事终了后数年，中美两同盟国政府，想把萧条而生产落后之中国农村，用近代科学方法，重新建设起来，于是合组了一个委员会，叫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要了解农村的实际状况和问题，便包了飞机，计划了一个旅程，以南京为中心，分向全国各地作穿梭似的飞行。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见我的学生来帮我们的忙。

有一次我们的包机临时在汉中降落；汉中据汉水上游，是盆地中心，故物产丰富，昔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我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在这里推行农村建设工作。站在机场中瞩目四望，但见阡陌纵横，麦浪迎风，极视线而无际，当年诸葛亮便是屯军于此，北伐中原的。

因为是临时降落，事先未曾与当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际，有一妙龄女郎迎面走来问我：

“校长，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是那一位？我们要找胡宗南将军。”

“我是您的学生，我们有好几个同学在机场里服务。听说胡宗南将军正在开军事会议，今天恐怕找不到他。”

于是有几位学生引导我们到一个小饭店。菜肴十分可口，餐后颇有齿颊留香之感。等到算账的时候，胡将军的副官已先付了账，使那几位学生因未做成东道而大为扫兴。

饭后即直飞兰州，大家因目的未达，不免失望，以后胡将军虽曾派代表来广州请我们再去，但我们已鼓不起勇气，婉辞谢绝了。

农复会的同仁们，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们，觉得很奇怪，何以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有这么多的学生，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或乡间到处都会碰到。

另一次在飞机上，一位美国朋友同我开玩笑说：“你在天空里难道还会碰见学生吗？”

“那是不会有的了！”我回答。话未说完，有一位制服整洁，身材高大的飞行员，走来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对着我叫了一声“校长”。

“你是那一位？”我问。

“我是您的学生啊！”他回答。

“你怎会在这里？”

“我是副驾驶员。”

“你是几时学了飞行的？”

“是很早以前，校长保送我学航空的。”

这时我可抖了，我就很自豪地对机内同仁们说：“你们瞧，几十年苦校长不是白当的吧，苦有苦的报酬啊！”

谈笑间，飞机已接近台湾的上空了。

我们向窗外望去，但见海天一色，清波荡漾，云朵在晚霞中向后飞渡，使我不觉顺口吟出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因为当时大陆情形，已够使人担心了！

正在沉思的时候，在斜阳普照的一幅美景里，松山机场已经在望。映入眼帘的，一边是丛林蓊郁的山峦，一边是阡陌纵横的田垅。虽然眼前风景如画，但当时我们所想的只是如何工作的问题。美丽的宝岛风光，只有留待将来再欣赏了。

回溯抗战初期，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的日本木更津飞机队，曾到杭州轰炸苋桥飞机场。他们派去五架轰炸机，却没有驱逐机保护。到了杭州以后，我们苋桥的防御人员当即迎战。五架敌机，竟打下了四架，另一架狼狈逃去，飞到绍兴附近，终于坠毁。我曾经到那边去看过，见到那跳伞降落的日本飞行员。我问他，他不肯说什么。以后他才跟管理他的我方人员说了，当五架日机从台湾起飞的时候，日方的司令官说：“杭州方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驱逐机，你们放胆去炸好了。”

这时见到当年日军轰炸机基地的松山机场，不禁勾起我那段回忆；那时在杭州我还是第一次领教敌机轰炸的滋味，那恐怖的经验，竟使我永生难忘。

下机后，便有省政府派来接我们的人上前寒暄，然后登车驶入市区。我坐的那一部车子里，也有一位我以前的学生，他告诉我，这是省政府最好的一部汽车，专给我用的。他并很幽默地说：“这部汽车，是以前的省主席夫人的座车，我们把它保留起来，今天给校长坐。”我笑了笑说：“那位主席夫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听了谦恭地一笑，也便不讲什么话了。

汽车不久便到了圆山桥附近的一个政府招待所，我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当时已经有几位农业人员等在那里，报告台湾农业的近况，并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推行工作。后来我们到省政府去见省主席陈辞修先生，我们对他说，农复会的工作方针是两方面的，好像一把两面快的剑，一面用之于社会，以推行公平的分配；一面则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增产。因为我们相信，只讲生产而不讲公平的分配，那么增加生产以后，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结果必会造成社会的纠纷，不但于事无补，恐怕对整个社会而论，反而有害。如果只讲公平分配而不讲生产呢？结果等于分贫或均贫，而不是均富。我们的目的是要均富，均富并不是说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样，轻重相等的一份。我们一方面讲公道，一方面讲生产，这就是我们的两边锋利的一把宝剑。这个政策，经我代表农复会说明之后，辞修先生听了非常赞成，说：“好啊，我们很欢迎。”

我们又说，公平分配最要紧的是土地改革，那便是耕者有其田。要讲生产，就必须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否则生产量不会增加的。陈辞修先生说，他赞成这个办法，当他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也曾经作过土地改革，收效很大。所以他也想在台湾做。不过目前的台湾百废待举，单凭他一个人与政府的力量，恐不易做到。经费既不够，技术人材也不足，是不是农复会愿意帮忙？我当时就代表农复会说：“只要省政府有推行土地改革的决心，农复会一定尽量帮忙。”主席说：“好，我们就这样办吧！”

经我们在全国好多地方视察之后，深觉最重要的首推水利问题。土地必须有水，才能生产。至于其他各种生产方法，当然也应注意：台湾是亚热带地方，容易发生虫害，而且传布极速，应加强防治；还要注意肥料，改良旧品种，介绍新品种。不过，要增加生产，单靠技术和物质是不够的，组织农民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我们曾经派人调查过，台湾有个日治时代留存的农会制度。不过这个农会掌握在地主手中，它的宗旨并非替农民谋福利，只是为以前的殖民政府在台湾调度粮食供给日本之用。实际上那只是政府收购粮食的一个机关，我们建议把这种农会改组。主席对我们的建议都很赞成。商讨结果，决定一方面将农会改组为真正农民的农会；一方面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关于生产方面，则着重水利建设，注意施肥，因为台湾土地是没有大陆肥沃的。其余像防除病虫害，改良品种，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办法，我们都详尽地研究过，务求达到改善国民生活的目的。

离开省政府后，大家都觉得很愉快，感到这位省主席决断力很大，看来他的行政经验很丰富，我们可尽量和他合作，以推行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的计划。

由于这几个月的经验，我们深知政府方面如没有决心，那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现在省主席既然有如此重大决心，我们对于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和统筹的农业计划，都抱着很大的信心。

于是我们到各处调查了一下台湾的情形，又看了几个试验场，并与农业界人士会谈过，才乘飞机到了厦门。在鼓浪屿一个西式的旅馆里，我们开会讨论改进台湾农业与推行土地改革的办法。这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离厦门不远的龙岩县帮助土地改革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时间。据该县出来的人以及我们派去视察的人说，那里自土地改革以后，生产的能力增加了，农民的耕作兴趣也提高了，社会上忽然繁荣起来。因为人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后，都加倍努力耕作。农民们丰衣足食地显得很高兴，连土匪也没有了，熙熙攘攘的很太平。从这小地方看来，台湾若能够把土地改革办成功，也会一样的安定而富庶。目前台湾农村的进步和农民的快乐，在当时的龙岩县就已经看见具体而微的一部分；也因此增强了我们当时主张土地改革的信心，知道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国民的水准的确可以提高。

我们在鼓浪屿开会后，正预备到龙岩去看一趟，在地方上发现“推行伪土地改革者，杀，杀，杀！”的标语。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团体，不得不终止前去。经开会讨论后，我们就飞往广州，又转飞成都，在那里研究四川土地改革的问题。当时的省主席王陵基先生，对于这件事情，也相当热心，赞成在那里进行土地改革。台湾做的是三七五减租，那儿做的是二五减租。二五减租与三七五减租，相差甚微。但今日台湾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就比较减租还要进一步了。那时候会里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非土地改革不能振兴农村，还有一部分人却不赞成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来改良农村。彼此虽然并未公开辩论，但对于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却各有主张。至于美国委员方面的意见，似乎以为这个问题还是让中国委员们自己决定为是，故未公开表示赞成与否。不过在谈论之间，还是赞成土地改革的。中国委员们，虽然无人公开表示反对土地改革，但积极主张非如此不能复兴农村的却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大概这少数人在那时候的言论举动过于积极，所以有一位委员在背后批评我们说：“唉，那些人发神经病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讲土地改革。”后来在台湾时，有人对我说，因为我在广东中央政治会议中曾代表那少数人说过：“你们广东地主们，现在不肯推行土地改革，将来不但你们的土地被夺去，连你们的头也会被杀下来。”所以有某君批评我说：“糟了，这老头儿也变了。”

这老头儿的确是变了，他生长在拥有数百亩良田的小地主家庭里，但远在民国十七年的时候，他在浙江就跟在人家后面推行“二五”减租运动了。变了，时代变了。

我们少数人那样疯疯癫癫的言论和举动，毕竟感动了全体委员，都愿合力来推动土地改革。于是我们就包了飞机，飞到重庆，谒见张岳军长官请他帮忙。继飞回成都，劝王陵基主席从速推行“二五”减租。

王主席慷慨地说：“好，我们就这样做罢，我先把我所有的一千多亩田，实行‘二五’减租，不过问题在某巨公，他有好几千亩田呢。”他想了一会儿，就继续说道：“有法子了，我自己实行后，就对他说，咱们先干了，老兄请你照办。不然，我就帮助你们的佃户，向你要求减租。他现在没有枪杆儿，不敢不赞成。”我们听了这番话，心里觉得好痛快。

有一天我们在四川乡下，坐了几顶轿子，视察农村情形。我和轿夫边走边谈。四川人都健谈，虽是贩夫走卒，也不例外，这就是所谓摆龙门阵。当时我问他们：

“你们这里减租了没有？”

“哦，听说有这回事，看见有告示，说要减租的。”

“减了没有？”

“啊！先生，政府的话，那里靠得住？”

“要是真能减租，好不好？”

“那当然好极了！”

由于这一段短短的谈话，足证一般农民是多么拥护土地改革的政策！

到达目的地时，我的耳朵里似乎充满了人民微弱的呼声——“那——好——极——了。”这使我立下了一个志愿，一定要贯彻我们少数人的意志，把“二五”减租做成功。

于是我们留下一部分人在成都计划减租的办法。我则乘飞机自成都经桂林、广州到香港，停了一晚，第二天便飞向台湾。

那时台湾的土地改革政策，已完成了立法的程序。陈主席对省议会说：“我一切事都听从民意，唯有这‘三七五’减租案及联带的法案，务必请大家帮忙通过。”当然，握军政大权的主席，说那些话，到底含有几分“先礼后兵”的意义。

于是，省议会果然好好地通过了主席的提案。十几年后，回想起来，这个法案真正带来了台湾的安定与繁荣。

我在农复会台湾办事处，曾亲自拟了一张电稿，给成都王主席。我记得稿里有“吾兄当不让辞修兄专美于前”的一句话。

这是一个“请将不如激将”的办法。

第二天成都回电来了，其中有“一切当遵命办理”的一句谦虚话。

天下事只有少数人肯发神经病，把一件事似疯如狂的向前推进，终有达到目的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