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拜师康有为，对其一生的道路选择具有决定意义。他选择跟随康有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触及了时代的脉搏。这是由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走向和康有为所占有的政治地位促成的。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体经历了相互递进的三个层次，即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主要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侧重于学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1915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又将视角集中于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化。梁启超与康有为相交，始于1890年。这正是洋务运动由高涨逐步走向破产的年代，也是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涉足政治舞台，对洋务运动进行比较科学地反思、评判，并呼吁清廷开展政治改革，即由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向引进欧美的制度文明的转折年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如管理不善、贪污腐化、效益低下、连年亏本等不断出现，一些参与洋务运动又善于思考的知识人士，如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陈炽、胡礼垣等，大胆指出了洋务运动的弊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改革封建社会制度同步进行的改革方案，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深层次思考。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指出了洋务运动的许多问题，提出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文化；建议院，改官制，变革封建的生产关系等观点。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以在欧洲学到的最新文化知识为基础，对清廷和洋务运动作了大胆评判，既指明了洋务运动的不足，又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勾画出了一条实现民富国强的曲折道路。马建忠在欧洲留学时主攻政治学，他的《适可斋记言》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盛的本源在其政治，而经济只是其表象，清廷要想振兴，必须开展政治上的兴利除弊。王韬善于思辨，敢于建言，他的《弢园文录》记述了他对洋务运动的抨击和在政治方面的改革要求，尤注重教育文化的变革和人才的培养，发人深省。陈炽、胡礼垣等人对西方的议院、议会也很感兴趣，还具体设想如何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客观地讲，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向清廷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变革的问题。郑观应这些有识之士正是推进这一历史合理运转的典型代表。但是，他们这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虽然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比较丰富，头脑新颖，有胆有识，善于把握中国社会的脉搏，但中国传统文化却相对薄弱，尤其不大会将中西文化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加以创新，从而为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所接受。他们是拿来有余，创新不足，就不可能站在历史的潮头，指挥一切，即不可能在学习西方文化制度过程中成为挥斥方遒的领袖人物。出人意料的是，这一重担由康有为挑起来了。这有一定的必然性。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走向衰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从六岁开始，他就读《论语》《中庸》《大学》《孝经》等书，背诵各种诗词、古文，也学习史学、经学等，打下了较深厚的旧学基础。1874年，十七岁的康有为在康家两万卷的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职方外纪》等书，读后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开始进行反思，并为之心潮滚滚，思绪万千。1876年，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朱次琦在南海县的九江镇办起了礼山草堂，康有为欣然前往，拜朱次琦为师，刻苦攻读。经学、史学、文学、掌故、辞章、文字学等大有长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但是，康有为研究学问是为了治世，三年的读书生活结束后，他仍未悟出解救中国的出路何在。1879年，康有为茫茫然来到西樵山日夜苦思。西樵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松柏交映，泉水叮咚，花开四季，清香宜人，灵山秀水进一步激发了康有为对人世的思索，唤起了青年人所独有的种种狂念。他在自编年谱中称：“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之，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 这种如痴如狂的浪漫生活曾使许多人怀疑康有为精神失常，但这种“失常”则有可能将其导向新的思想境界，成为与世不容的“怪人”——“圣人”。

1879年年底，康有为怀着一种好奇心来到了香港。这时的香港已经被英国统治了三十多年，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基本建立，并显露生机。繁华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高楼使康有为赞叹不已；崭新的思想和学术文化更让他应接不暇。尽情地领略了香港的风光之后，康有为购买了一批书籍和地图，又开始了新的钻研和思考。

从香港返回南海后，康有为在读书时就十分注意中西文化的比较，善于从中西文化的结合上去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西学知识虽然是有限的和肤浅的，又多为自然科学，但康有为思辨力极强，能够由自然引申到社会，由科技联想到天地人生。而且，这时的康有为酷好公羊学，弘扬今文经学，抨击汉学，重视从古典学术的一般论述中去放言高论，阐发表述其思想倾向的各种观点，已经逐步成长为较有造诣的今文经学大师，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继龚自珍、魏源之后的又一位今文经学新兴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和西方某些文化知识糅合在一起，去表达自己的“怪论”。1882年，康有为利用去北京考试的机会，游历了上海，在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里购买了一大批声光化电的科技图书和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的社科图书。后来，他还弄到了一台显微镜，从中遐想世界和人类的各种带有哲学意义的重大命题。实事求是地讲，康有为并不想成为自然科学家，而是希望从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并将其升华到哲学层面。这使他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康有为从事学术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上下求索”。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他将数年中接触到的西方文化和今文经学的社会哲理以及佛学、陆王心学融会贯通，再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思想文化水平，逐步创造了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形成了自己改造社会的总体设计。

1888年年底，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面对国家的破败，民族危机的加深，官场的黑暗以及民众生活的困苦，他毅然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写了《上皇帝书》（上清帝第一书），从国际背景、中国前途、社会矛盾、官吏民情等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并警告说，如果不变法，中国国将难保，清廷将危在旦夕。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一个普通的小知识分子胆敢对朝廷指手画脚，是有可能遭杀身之祸的。康有为这时的胆识和勇气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一帮腐朽官吏惧怕此书上达给自己惹祸，将上书扣压下来，并未追究康有为的责任。1889年，康有为怀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踏上了返回广东的路程。当然，他并没有因上书失败而灰心丧气，而是想写书办学，将自己的变法思想条理化和理论化，培养人才，将变法落到实处。应该讲，他是非常理智和现实的。

1890年，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在云衢书屋执鞭开讲。梁启超来到这里，成为康有为最早的学生。接着，陈千秋等二十多位翩翩少年也投入康有为的门下，潜心求学。康有为一整套学术和政治理论得以宣泄。1891年春，又迁往长兴里邱氏书屋，继续授课，人称长兴学舍。1893年，随着投奔的青年学子日渐增多，长兴学舍人满为患，遂再迁于府学宫仰高祠，匾书“万木草堂”。这里树木参天，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好地方。梁鼎芬有诗称：“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诗中把康有为比作卧龙南阳的诸葛亮，真实道出了万木草堂的政治色彩。这一点，恰是万木草堂新潮起伏、生机盎然的原因所在。康有为不是一般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研究中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自然为梁启超这批热血青年所欢迎。万木草堂打破了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方法，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学生既读书，又议论国事，从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料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颇有创新的地方。一是注重课堂讨论，经常就一些问题让学生各抒己见，培养了学生的主动精神；二是教学和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学生作实地考察，而且将著述的任务分给学生，锻炼他们的写作能力，他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有影响的著作，梁启超等都参与了写作；三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力求培养一批新人。在这种新的教育环境的熏陶下，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生活得特别快乐，并且成长为不同于传统的旧知识分子的新人。他基本上接受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循环进化论的历史观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尤其为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所倾倒。梁启超几乎变成了第二个康有为，在康有为的旗帜下呐喊搏击。人们习惯上称戊戌变法为康梁变法，可以说准确地反映了这个历史事实。

四年的万木草堂学习生活结束之后，梁启超就紧跟康有为，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维新变法运动当中了。

公车上书

主笔《时务报》

通过“公车上书”，梁启超深深认识到了组织政治团体的重要性。经过认真而艰苦的努力，1895年11月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在北京创立了强学会。以强学会为阵地，他们组织集会、演讲、购书、办报等活动，有力地推进了维新运动。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康梁师徒明确了促进维新变法的三个基本途径：第一，利用学会，组织变法队伍；第二，通过办报、译书，宣传变法主张；第三，创建新式学堂，培养维新人才。在和康有为通盘策划之后，1896年夏，梁启超来到了上海，以《时务报》为阵地，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

《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9日，报馆设在上海四马路，由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邹凌瀚、吴德潇创办。经费源于强学会的余款，约二千四百元；其余的则通过募捐获得，黄遵宪曾自捐一千元。汪康年和梁启超分任经理和主笔。其宗旨一是开民智，二是求自强，尤其注重现状的评析和中外时事的介绍。其风格活泼，能反映民众呼声，敢于抨击时政，颇受读者欢迎，一时风靡全国，成为和天津《国闻报》并驾齐驱的戊戌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梁启超后来描绘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外，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创办《时务报》是梁启超的辉煌时期。他利用这一宣传阵地，较全面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文化追求、改革思想和改革方略。《时务报》共出六十九期，没有梁启超文章的仅十七期，而且梁启超每期发两三篇妙文，他是名副其实的《时务报》主笔。梁的这些文章，从内容上看大致分为五类：一是强调报刊的“喉舌”作用，认为报刊可以医治各种社会病，起到“通神”，解除社会病痛，增强活力，提高民智的重要作用；二是呼吁变法，认为变是天下之公理，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三是抨击现实，揭露封建官吏，哀叹平民疾苦，鞭笞社会丑恶现象；四是介绍西方先进文化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主张中西并重，相互融合；五是对一些具体人物、事件、图书、学校、团体、商务、财政、文献等进行叙论，在扣人心弦的记述和画龙点睛的评说中阐发他的政治、文化观点。总之，梁启超选择了《时务报》，《时务报》也宣传了梁启超。

梁启超之所以在《时务报》时期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并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首先是他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呼声，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需要，具有雄鸡一唱、呼唤黎明的效应；其次是他刻苦努力，奋发向上，日夜苦战的结果。这时的梁启超二十三四岁，精力过人，才华初露，新思想一个连着一个，漂亮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这大体符合事实，梁启超的确是《时务报》的中坚。所以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时务报》为梁所办，梁启超和《时务报》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随着《时务报》的广泛发行，梁启超也声名卓著，上自通都大邑，下到穷乡僻壤，“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借着《时务报》这块宝地，梁启超的才华自然一鸣惊人。

随着梁启超社会影响的扩大，清廷的一些大官僚也逐渐对其另眼相看了。1897年年初，梁往武昌拜见张之洞。张当时是洋务派的实际首领，坐镇武昌，握有一方军队和数个近代化工厂企业，还办有军事、科技、文化各类学堂，懂一点西学，著有不中不西但颇有影响的《书目答问》等书，在清廷官僚当中是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大人物。但张之洞一听到梁启超来拜访，极为振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来迎接梁，甚至还准备鸣炮，等其属下告诉他梁启超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只有迎接钦差和督抚时才能鸣炮，张才作罢，但还是以特殊的礼节迎梁启超入城。梁启超拜见张之洞那天，恰值张的侄儿结婚，客来客往，应接不暇，但张之洞丢下宾客，和梁启超长谈起来，“至二更乃散”。张还希望梁能执掌两湖书院，月薪“千二百金”。梁启超这时一心扑在《时务报》上，婉言谢绝，不久便返回上海。不过，梁对张之洞的礼贤下士、热情招待极为感动，一度将张视为维新变法的知己。显然，他是被张之洞的表象所迷惑了。张作为洋务派的大员，对康梁的主张有首肯的一面，也有反对和不赞成的一面，而且后者更多一些。对于梁在《时务报》的言论，张早就认为太过分了，曾指使任过其幕僚的汪康年从中干预。汪于是常为梁设置关卡，《时务报》内部一直争论不休。1897年前后，汪梁之争日趋恶化，若不是黄遵宪从中调和，几有破裂的危险。梁并不清楚汪的后台是张之洞，一直把张看作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可见梁启超还是缺乏识人的经验。1897年夏，汪梁分歧更为严重，梁已经感到再无法待下去了，恰好黄遵宪调任湖南按察使，湖南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谭嗣同等人要办时务学堂，黄遵宪等即致信梁启超，邀他出任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由沪奔湘，开始了新的拼搏。


执教湖南时务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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