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珍的病故，对这个正在蒸蒸日上的家族来说不是时候，他身后留下了姜氏、郭氏、王氏三位妻妾（张氏先前已去世），此时长子李文葆已夭亡，而同为庶出的李文熙和李叔同分别是16岁和4岁，没有谁能负起照看这个家族的责任。

不过，凭着李世珍打下的根基，李家在天津的声望还在惯性地延续，一时间倒也没有露出衰相。李世珍生前显然意识到自己家族的问题所在，为儿孙的命运有过深思熟虑，做过一番仔细安排。由他疏通理顺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发挥着作用，这保证了李家一个时期的继续繁荣。

李世珍为他的家族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他的丧事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有钱的盐商讲究出大殡，家势如日中天的桐达李家也不例外。李世珍的葬礼隆重而气派，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亲自“点主”（旧时为死者书写“×××之神主”的灵牌时，在“主”字上预先少写上面的一点，出殡时请获得功名的人添上，称为“点主”），清军将领马三元（即马玉崑，时随李鸿章在直隶办理营务）“报门”（出殡前由全副戎装的武官首先祭奠，称为“报门”），可见李家与官场不凡的关系。

李世珍去世十二年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李叔同在写给李家账房先生徐耀廷的信中还有语及李鸿章之处：“李鸿章兄至九月初间，可以来津。王文韶兄降三级留用。”王文韶调任同一职位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事，此时李世珍已过世多年，但李家显然仍保持了与官场人物的来往。李叔同早年曾为李鸿章刻过两方名章“鸿章私印”、“少荃”，也可说明这一点。

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官方保持紧密的关系是盐商的日常必修课。每年每月每个节庆，盐商都要对大大小小的官员上下打点。有的是惯常的规费，有的则以节礼、寿礼、太太礼等各种各样的名目送出去。除了直接负责盐政的官员外，地方官员从天津知县、知府，一直到直隶总督乃至京城翰林院、都察院官员，都是他们照拂的对象。在粮店后街的那座大宅院里，李世珍恐怕有过无数次迎来送往。

这种关系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赤裸裸的金钱往来，加上亲朋故旧、门生世交、儿女姻亲等等，各种名目编织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繁复的社会关系网络。盐商的富贵荣华也是靠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来支持和延续。

桐达李家的继承人李文熙的婚姻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李文熙生于同治七年（1868），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李文熙原配卢氏，卢氏故去后，继配鼓楼东姚氏。姚氏娘家也是著名的盐商，李文熙的岳父姚学源曾经担任长芦纲总，与清末大臣李鸿藻是表兄弟（李鸿藻的生母、嗣母都是姚学源的亲姑姑），由李鸿章做媒，李鸿藻之子李煜瀛（石曾）又娶姚学源三女姚彤宣为妻，可谓亲上加亲。李文熙续娶的则是姚学源长女，如此一来，桐达李家通过鼓楼东姚家就建立了一条与官府沟通的渠道。这条渠道是否发生过作用不得而知，但这一背景是他人所不能忽视的。当然，作为礼尚往来的回报，姚家的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桐达钱铺是背后的支撑者之一。

在李世珍身后，正是靠这些关系，李氏家族声势能够一如从前。

李世珍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为李家留下了几位忠心耿耿的“臣子”。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账房先生徐耀廷。徐为李家效劳了大半生，李筱楼是他的老东家，李文熙、李叔同是他的少东家，祖一辈父一辈交情颇深。李叔同被徐家的孙辈称为“老李三爷”，可见彼此的信任非同一般。徐耀廷比李叔同年长23岁，徐的哥哥为天津名画家，徐本人曾在各盐商家设馆教书多年，幼承家学，也能书画篆刻，是李叔同早年学习书画的一位启蒙老师，两人为忘年交，关系颇密。直到20世纪80年代，徐家孙辈手中还保留了李叔同4岁时的照片和一些墨迹文物。

另外两位在李叔同次子李端的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就是桐达钱铺的刘大爷和郑三爷。从现在的资料看，这两人一名刘锡保（辅清），一名郑金鼎（彤勋）。郑彤勋的名字在1896年李叔同给徐耀廷的信中出现过，应该是李家多年的老臣。李世珍去世多年后，两人还代李家打理钱铺生意。庚子事变后，天津商会设立，从现有资料看，刘锡保从一开始就担任商会会董。1905~1906年全津各行业加入商会清单上，钱商业的第一位就是桐达号，铺掌姓名为郑彤勋。1908年的一份天津商会会董行董经营事业简明表中，列有刘锡保之名：“同知县刘锡宝，天津县人，系桐达银号执事，贸易多年，由行董公举为会董”。另外，在1905、1906年天津商务总会会董名单中，也列有桐达银号执事刘锡保的名字。1907、1909年刘锡保和郑金鼎也都在会董名单上。这一方面说明二人是业内很有影响的人士，另一方面也说明李家桐达号钱铺的影响力。除了钱铺之外，两人还照料着李家的日常事务。李叔同次子李端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自他记事起，这个大家庭一直由二伯父李文熙当家主事，里里外外，则是由桐达钱铺的刘大爷和郑三爷两位老人代为照料。

李文熙考取过秀才，也参加过乡试，这应该是李世珍身后的事情了。在19世纪80、90年代，秀才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对于李文熙来说，博得这样一个功名，只不过是证明这个盐商世家仍然有自己的书卷传统。尽管这是李世珍立足于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资本，但对于他的后代而言，情形已经不同。

从八国联军侵华之役、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到1911年清朝灭亡，天津在动荡的时代经历了一个重建的过程。在追随袁世凯的北洋新权贵在这个城市兴起的同时，桐达李家则趋于衰落。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家在天津仍然属于富绅之列。义和团运动后，天津设立了奥租界，李世珍晚年购置的院落正好处于奥租界范围，李文熙是租界当然的士绅，在华人组织中也有过董事之类的身份。

能够证明李家这一时期社会地位的资料很少。有一则是这样的：伦敦泰晤士报馆刊有《英文百科全书》，该馆西人麦基理由日本到天津，为出售此书，欲查天津富商巨绅住址、姓名，以便分送书目。天津商务总会开列了一份50名富绅的名单，李文熙即在其中：“李宅，桐冈，河东粮店街。”

像所有的旧式大家庭一样，桐达李家也是一个强调守礼宗法的家族。偏好理学的李世珍以“存朴”相标榜，但个人的修身养性并不意味着家庭内部关系的开明，热衷禅学也不能同宽宏大量画等号。相反，在这个家庭的每个角落，存在着旧家族常见的各种规矩。据称，李筱楼的长子李文葆曾育有一子，但该子婚后早亡，其妻以念经打发居孀的日子。在她的婆婆死后，为了“尽孝”吞金而死。我们无法揣测事实的真相，但一个年轻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做了结，显然不是那个时代的特例。

尽管这个家族已经趋于衰落，但家族的生活原则还在延续。当年的李世珍对儿子有过什么训导无从得知，我们私下里可以认为李叔同的性格恐怕比李文熙更接近父亲，但丧父时已有16岁的李文熙显然才是李家门风的传人。尽管他的才干逊于父亲，但严厉可能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叔同次子李端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二伯父治家甚严，从他对我四哥的管教上可以看出来。四哥麟符，字相章，早年得羊角疯病，有些呆傻，他犯病时，二伯父就让家人把他捆起来。有一次来了一个道士化缘，四哥用棍子打了道士，经众人劝说，又给道士钱，才算了事。二伯父出诊归来后知道此事，就让家人把四哥的衣服脱光，扣在院中的大缸里冻着。当时我母亲出面，带着一家女眷跪地相求，才答应把四哥放出来。（《家事琐记》）

作为家长，李文熙对家庭成员包括自己亲生儿子的这种处置方式，很可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

李文熙在继配姚氏故去后，因为一次出诊从人力车上摔下，伤了胳膊，要有人照顾和扶持他的生活，就另买了一个穷家姑娘卢佩琴结婚，算作姨奶奶。算起来，这位卢姓女子与李文熙大约有30岁左右的年龄差距。这位姨奶奶来后，李文熙让她吃了断生汤，一辈子不再生养。

李文熙的这种做法，很难说清楚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他觉得已经年老体衰，家中子女已多，无须养育；或者是觉得这位姨奶奶的出身与李家的门户并不般配，而不愿意与一个穷人家的女子生养后代。作为一个显赫世家的继承人，这样的做法对他来说可能是很自然的，对当时的社会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无论如何，他剥夺了一个女性生儿育女的权利，在这件事情上，多少表现出了一个家长生杀予夺的权力。卢氏到李家时的身份是侧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李文熙儿女的商议，才被“扶正”，不再以姨太太对待，改为继母。1981年这位卢氏奶奶故去，终年80岁，她见到了李家二门的三代儿孙，但没有她亲身的生养。

李家的规矩也体现在年节时祭拜先祖的繁文缛节上。李端回忆幼年过春节时的情景，他说：

每年过春节，我家都是由我的二伯父在大年三十夜，先在佛堂和李氏宗祠这两处地方焚香磕头，以后相继的是我的三哥、四哥、七哥、九哥和我这几个晚辈男子跟着磕头。家中的佛堂在前院三间北房，即我奶奶住的外屋中，李氏宗祠在后院南房我们住的外屋间。记得磕头时我排在最后，因为是小孩跟着前后院跑，有时忙得才磕两个头就起来追前边走的人，心里也是紧张害怕。（《先父李叔同事迹片段》）

在社会的变化中，旧家族往往也要放弃自己的生活习惯，但在各种规矩的限制下，新事物要为旧家族接受并不容易，小小的煤球炉子也不例外。李端回忆母亲故去时的情景说：

在母亲去世前，曾请水阁医院的大夫来看过，不记得大夫说她患的是甚么病，只记得大夫说这间房子很冷，不适于病人养病。那时，我们住在后院南房，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子，我母亲的屋中只生一个炭火盆。限于当时大家庭的规矩，虽然市上已有煤球炉或有带烟筒的铁炉子，但我们家中在冬天还是生炭火盆。（《家事琐记》）

在旧时代，女性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李世珍这一代是一门单传，对家族的人丁兴旺自然十分看重。文葆早殇，文熙多病，虽然有好几位姨太太，却很少生育，这可能让他颇感焦灼。王氏之得以被纳妾，李叔同之得以来到人世，正是李世珍为了延续李家香火不断采取的举措。郭氏没有生儿育女，在他眼中自然没有地位，在家庭里只能受到冷落。据说李世珍生前留有遗书，待郭氏故后将这位没有为李家生养一儿半女的姨太太从后门抬出入土。当郭氏于1923年农历正月初五故去后，李文熙因为父命在身，但又于心不忍，所以就推说年老有病，由孙辈们主持，从李宅前门抬出，并与李世珍合葬在一起。

在传统家族中，女性成员要遵守种种限制，行为举止不悖礼法，这从出入家门的小事也能看出来。在桐达李家，女眷要乘轿而行，轿子要一直抬进院内，前院与后院之间的意园，就是女眷平时上轿和下轿的地方，这一规矩在李端的幼年仍然保持着。

李文熙自幼身体单薄，所以很早就学过中医。当初学医的时候，他绝对想不到，这会成为桐达李家谋生的手段。李文熙在家道中落后弃商从医，悬壶济世。50岁后又学西医，兼通西药、生理等学。在他已经做了祖父之后，还勤学不辍，背英文的病名、药名，解剖青蛙，医室里摆着石膏人头模型和人体解剖挂图。当时不通行医生的名称，李文熙被尊为“李二爷”。李家大宅前院柜房，也就是原来的桐达钱铺，是李文熙坐诊的地方。李文熙一般上午在这里应诊，下午出诊。作为当时天津的名医，李文熙的出诊费是附近1元，远处2、3元，过海河到英法租界则是4元，因为病家多，所以家里中、晚饭都不能定时。

李文熙对继承父业、做盐商和钱商的感受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他对医术显然很有兴趣。给人看病开方后，他都会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留底，回家后再整理成医案保存。在他去世后，这些医案由其子李麟玉保存，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在医家看病的时候，遇到前面的大夫开的方子不对时他也有脾气。有一次，连襟李石曾的母亲病重，之前为李母看病的大夫开了一味“蛤蚧”中药，李文熙回家后不停地说：“女不用蛤蚧，李老太太这个病治不好了。”几天以后，李石曾的生母就故去了。

此时李家的规模已经与李世珍在世时不可同日而语。李世珍是一门单传，除了长门李文葆早亡外，四位妻妾也只为他留下李文熙和李叔同两位继承人。李文熙成为掌门人时，尽管家族的声望逐渐流于平庸，但人口的繁衍却兴旺起来，李文熙和李叔同共生育存活了8位儿女，李文熙一门3男3女，李叔同一门兄弟2人。

儿女的姻亲是家族的大事，也是维护家族声望的重要手段。尽管李家已经衰落，但在这一点上不能含糊，李家儿女都是大媒提亲，门当户对。

在李文熙一门的子女中，一女嫁给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振德黄”家，黄家是道光年间发家的盐商，后人担任过长芦纲总，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断了盐的销路，结果一贫如洗。另外两女都在北平嫁给了教授。李麟玉（圣章）是李文熙的长子，原配陈氏，其岳父陈雨霖为前清翰林，后来行医。陈氏婚后一年故去，继配邹氏为天津盐务世家，其伯父邹学勤早年做过盐务总纲，曾名赫一时。次子李麟符（相章）幼年患癫痫症，但仍娶清末翰林刘嘉琛之女为妻。三子李麟玺（晋章）原配金氏，继配吕氏，也都出自津门名家。

李叔同在1912年离开天津后，妻子俞氏携二子李准、李端一直生活在天津的大家庭。李准因为幼年得哮喘病，结婚较晚，其妻王氏出身小康之家。由于李准体弱多病，俞氏很着急，于是做主由小媒说定王氏，按李家的声望和地位不应如此，但李文熙不得不同意了这门亲事，所以李准是儿女辈中唯一一位由小媒提亲而成婚。定亲不久俞氏病故，家中急需有人支持料理，于是李准提前换服迎亲，家中数十间房屋都做了大修，整个喜事花费数千元。李文熙的意思大概是：兄弟在外出家，一定要把侄子的喜事办好，一是对得起兄弟，二是不能让亲朋笑话。李端则娶妻郑氏。

作为父业的继承人，李文熙得到了大家庭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因为他掌管家业，为一家大小提供衣食，是家族生计的主持人。尤其是李家中落以后，家中人口众多，但老的老、小的小，能自谋其生者少。除了靠卖掉和出租一些房子来维持生活外，李文熙的医术也是家庭经济的一个来源。

李世珍在世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自己的家族留下后代继承人。尽管有文熙和文涛，但长门的早逝是他的一大遗憾。李文熙继承了父亲的这一心愿，并身体力行地执行，一直想为长门留下后嗣。他的孙女李孟娟后来写道：

我幼时记得我母亲邹氏称我祖父为‘叔叔’，到先后生下我大弟德荫（活了一百天）和二弟李炳（活到六岁）后即改称‘爸爸’。1929年三弟李卫出生，祖父因两次过继长门未立，孙子夭亡，心中忌讳，故未再提李卫过继之事，但祭祀典礼中，李卫仍是顶着长门名义。（《弘一法师的俗家》）

李文熙想让一位孙子过继给长门顶立门户，可惜因为两位孙子的早夭而不能实现，这件事情也只能糊里糊涂了。一直到大家庭分家的时候，家里还有过按三股还是两股分家的争论。

李文熙把这个大家庭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在这些年里，李世珍在世时的大户气派虽然在不断消逝，但李文熙仍然努力延续着李家的传统声望。李文熙喜欢养花，特别是菊花。每年秋天，花店会准时给李家送来菊花观赏，春节时也送，这是家庭的一项开支。为了给这个家族增添一些祥和安康的气氛，李家也经常会请照相馆来家中拍全家福。李文熙和白头发的郭氏老奶奶居中端坐，然后一边男的一边女的依次排开，为了不破坏照相时的气氛，李麟符从来没有参加的权利。

李文熙是在62岁时因为脑血管硬化去世的。1929年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从天津到北京看望新近降生的孙子李卫。此前的1923年，李麟玉全家迁居北京。李麟玉劝父亲在北京住下来，过清净的日子，安度晚年。若愿意行医解闷，就在家里应诊。李文熙称，我在天津卫是考别人的，绝不在北平让别人考试（医师考试）。事情尚未商定，他就因脑血管硬化糊涂了。卢氏姨奶奶决定返回天津医治，延至当年9月故去，终年62岁。

李文熙生前买了一块独立的坟茔地，去世以后，就葬在他的新茔地，算是独立祖坟了。出殡时，清末翰林刘嘉琛“点主”，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报门”。在李端看来，“也算是很势派的。”

无可挽回的衰落

母子情深

兄弟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