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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困学记 完结

作者:温儒敏

1996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担任副主任,负责研究生工作,一年多以后,调到北大出版社任总编辑。去出版社之前,我犹疑,舍不得离开教学岗位。当时的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就把我找去,好说歹说动员我赴任。我当时莫名其妙说了一个词:“诚惶诚恐。”现在分析,这不当的用词可能隐藏着一种潜意识:我怕担负不了总编辑的职责,更怕改变当教授的生活轨道。我要谢绝这一任命。可是我上大学的女儿一句话,又松动了我的意志。女儿说,爸爸,人生多尝试一些不同的生活多好呀!加上妻子也一旁鼓动,我终于又决定接受学校任命,去出版社了。当时和学校说好的条件,是关系不转,不脱离教学。所以任总编辑那几年,我还兼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带博士生,给本科生上课。

1997年7月底,我从欧洲访问回来,就被催促去出版社报到。那是一个夏日的晚上,在出版大楼开了一个干部会,校党委副书记岳素兰同志宣布了我的任职。和我搭班子的是社长彭松建,以及社党委书记周月梅。大概考虑当时出版社的实际情况,强调集体领导,岳素兰书记特别提醒说,“你们三位都是一把手”。后来我们三人配合还是默契的。彭松建社长负责抓全面,偏重经营管理;周月梅书记管理人事与党务;我主要负责选题和出版。当时出版社班子力量很强。彭社长学经济出身,搞出版多年,在出版界人脉通达,还兼任版协负责人职务,业务很在行,也有威信。还有张文定(副社长)是出版社元老,思想活跃,点子很多;王明珠(当时副总编,如今是出版社社长)学数学出身,年轻而睿智,曾成功策划过影响极大的畅销书《未来之路》。我和他们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也给过我很多支持与帮助。出版社人员比教学单位要复杂一些,遇事不决断,是不行的。老彭不止一次说,“有人在会上吵闹,甚至拿起烟灰缸就朝你砍过来”。这在院系不可想象。我还真的碰到过这一类事情。照说,我当时已经是博士生导师,博导来当总编辑大家都觉得新鲜(那时博导很少),表面上应当有些威信的吧。可是不见得,我说的话有时没有人听。后来我有意识抓住一个在社里有些跋扈的典型,当面清楚表明自己的处理意见,算是“亮相”。几次全社大会上,我都旗帜鲜明地表扬工作负责的,批评那些拉拉扯扯吊儿郎当的。我还和总编室一起,摸索建立了选题计划论证、专家咨询、稿件匿名外审,以及书号严格管理等几样制度,抓典型,抑制那些散漫随意、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阻力重重,但总算做到有章可循了。我是“外派”进去的,没有根,人家不理睬也正常。当时我真是有点“冲”,好像并不符合我的个性,在系里我是不可能这样“强势”的。

到出版社碰上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北大百年校庆。那时学校要编一本展现北大历史与现状的大型画册,由宣传部部长赵为民、干事张黎明(如今是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了)、编辑张凤珠、美编林胜利,加上我等几人组成一个班子,负责编写和出版这个画册。虽是一本画册,可是很难着手。这不是个人著作,政策性强,北大又还没有个比较认可的校史,历史怎么评价?哪个人物上哪个不上?哪张照片大些哪张小些?都要反复琢磨讨论,平衡斟酌。我们从校档案馆找来了上千幅图片,翻来覆去,从中挑选一部分,以反映北大百年的历程。而现状的照片,许多就需要补拍。为了给燕园俯拍全景,林胜利还特地托人,向有关部门申请了飞机航拍。许多院系为了上画册,专门照了全体像。其中许多照片的确下了大的功夫,都成为“经典”了,至今常为各种书刊选用。我们在勺园五号楼租了个套间,有一个多月,日以继夜,在那里讨论编写,反复多次,终于把这本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画册编成,收录400余幅珍贵图片,印刷4万多本,是校庆赠送贵宾校友的主要礼物。从画册构思、图片选择、文字编写、英文翻译,到发排印刷,我一路盯下来,也算是我到出版社的业务见习了。

除了画册,校庆图书有五六十种,都要赶在半年多时间内出版,任务相当艰巨。我和彭社长几次召开大会动员,要求团结奋战,全力以赴。如《北京大学》(画册)、《今日北大》、《青春的北大》、《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我与北大》、《如歌岁月》(北大研究生访谈录)、《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北大创办史实考源》、《北大百年国学文粹》、《蔡元培先生年谱》、《北大史料》、《北大百年校庆北大人书画作品集》,以及各院系为校庆专门编辑的学术论集等,都是在校庆前几个月突击出来的。我自己还亲自主持编辑了书籍多种(有的就是责任编辑),包括《北大中文系简史》(马越的硕士论文,由我指导)、《百年学术:北大中文系名家文存》(我与费振刚主编)、《北大风》(北大历史上学生刊物文选,我与李宪瑜编)、《我爱燕园》(宗璞的散文集)、《北大缤纷一百年》(校庆记盛资料集,由我指导,李宪瑜主编)等。后来想想,当时既没有加班费,也没有码洋提成之类,就是有一股热情,依靠群策群力,才能干这么多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北大校庆藏书票”的出版。这套藏书票100枚,收录了有关北大历史的许多极其珍贵的图片资料,由江溶和林胜利设计,校庆时首发,限售1000枚,被誉为最有创意的出版物。在印制第二套时,我亲自参与方案设计,下厂督印,并在三联和西单图书大厦主持发行仪式。这几套藏书票现在已经成为民间收藏的珍品。1998年5月,由迟惠生副校长带队,我们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组织了北大校庆图书展销,引起很大轰动。我为展销会设计了主题条幅:“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后来就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社训”。

北大出版社是一个学术出版单位,依靠北大的资源优势,条件是非常好的。我当总编辑那时,北大社的编辑力量相当强。如政经法编辑室的苏勇、张晓秦、李昭时、符丹,语言编辑室的郭力、许耀明,理科编辑室的邱淑青、赵学范、刘勇、王明舟,文史编辑室的乔征胜、江溶、胡双宝、宋祥瑞、张凤珠、马辛民等,都是学有专攻的编辑行家。我深知当一个编辑相对容易,当学者型的出版家就很难。而当年北大社就有许多学者型的出版家,他们也是北大的财富,我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记得我多次登门向这些专家求教,请他们策划选题,为出版把关。按照规定,我得负责每一本书的终审,签字之后就是放行付印了。这个责任很大,都包揽下来得把自己忙死。我就“权力下放”,把一些资深编审发动起来,请他们审阅把关,确保了编辑质量。当时每年出书种数已经七八百,重印率很高,但差错率的控制还是比较低的。

当时市场化大潮正冲击各个出版社,码洋与利润成为衡量出版社地位的主要标准。我在业界一些应酬场合,感觉到了金钱的分量。这和在中文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时有民间书商推出一本《学习的革命》,广告做得满天响,几个月就据说推销了500万册。大家都很羡慕,连某些出版界的官员也在会上说这是值得提倡的新事物。我找了那本书来看,觉得其实对学习帮助不大,起码不是什么“革命”。我认为一本好书如果推销越多,社会受益会越大,出版者也能赚钱,这是“佳境”;但是如果一本并不怎样的书,包装宣传过分,销售很多,结果读者被你动员买了,不见得看,也不见得受益,就是资源浪费,对社会有害。也许从广告营销角度看,《学习的革命》有成功之处,但从出版的角度,则是失败的。我在一次全国书展的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这种看法。但是这声音如同泥牛入海,甚至有人认为是书呆子的“较真”。

还有,那时出版界时兴“策划”二字,北京许多大出版社都纷纷“挖角”所谓“策划编辑”。这些编辑确实有两下子,就是能出点子,让学者专家跟着他来做书,等于他们在指挥学者,或者通过某些炒作引起对他们书籍的注意。对此,我又在出版界的杂志上发表不同意见。认为编辑的功能和作者不同,编辑的“策划”应当是有“度”的,不能“过度”。特别是学术类图书,必须建立在正常的学术生长的基础上,先要有扎实的成果,你才好组织出版。学术生产及学术评价,有它自足的规律,学术成果需要沉淀,传媒与出版过度介入,可能会搅乱学术生态。我还认为,在学术图书出版方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宜过分宣传,否则会帮倒忙的。但是,诸如此类“不合群”的意见,几乎不会有人重视。甚至有些记者来采访,听了我的话也觉得“扫兴”,或不以为然。我感到有些寂寞,甚至怀疑自己“入错”了出版这个门。

不过,我想既然学校派我担任这个总编辑职务,北大社又有比较好的空气,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的。我征求了许多老编辑的意见,认真了解了北大出版的历史,心中有数了,就努力争取班子支持,提出北大出版社必须以学术为本。我认为这不是说说看的,而是立社之本,是我们出版的命根子。我利用许多场合提出,出版社当然要经营赚钱,但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多出好书,又能顺理成章地赢利,才是正道。不能让社里编辑有太大的经济指标压力,有相对自由的心态,才有精力和兴趣去做有品位的好书。北大出版社和“北大”这个名字联系一起,应当很珍惜,做到既进入市场,又和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处处不忘维护学术品味。我们北大社没有必要和社会上某些赚大钱的出版单位去比拼,不以码洋利润论英雄。我曾经向学校领导进言,不要把出版社作为纯粹的经营单位,也别指望出版社给学校多赚钱进账,应当把出版社和图书馆那样,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窗口,展现北大的学术成果。我提出北大社要发展,更要质量,希望能出一些比较大气而且具有标志性的书。我把这种书叫做“大书”。

我首先注意到《全宋诗》。这是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由北大古籍所牵头,已经经营多年。全部共有72卷,1997年我到出版社时,这个项目出书已经拖了三四年了,才出版7卷。由于对这个项目比较熟悉,我对它的学术意义有足够的把握。所以我希望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用一年多时间把72卷出齐。这得到社里几位社领导支持,但也担心短期内完不成任务,何况投资很大,盈利不多。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强的。于是我在一次会上说,我们写的一些书,卖得也不错,但20年后可能就很少人看了。而《全宋诗》这样的“大书”,即使有百千个差错,也肯定会流传下去,有可能成为与《全唐诗》媲美的双璧。北大社能出这样的书,是一种荣誉,也是责任。可是,能否一年内把72卷出齐,许多人都表示怀疑。有一位老编辑径直对我说,“您不懂,要一年出齐72卷,除非不睡觉。”我也半带夸张地说:“不睡觉也要出来。”

决定下来,就全力以赴。除了校庆的书,其他许多选题都停下来,或者往后放。这就惹上了麻烦。其中有一套书规模大,是重点项目,我建议停下来,还给它找了校外一家对口的出版社来接手。该书的主编原也同意的,后来却反悔,对我展开攻击。他甚至印发简报,给北大各位校领导,申斥我把北大出版社变成文学出版社了。做点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容易。我没有放弃,还是坚持把《全宋诗》放在主要位置,依靠全社力量,终于在一年多时间里出齐了72卷,并在1999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这套“大书”至今仍然是北大出版社首屈一指的标志性出版物。

值得一提的还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的出版。该书原是民间出版人卢光明先生策划的,邀集了数十位专家投入。我得知此事,感到该选题意义重大,就专门和彭松建社长到动物园门外的宾馆,与卢先生接洽,希望拿到北大来出版。为了慎重,又请古籍编辑马辛民等组织专家论证。专家认为该书是前人注疏校勘的成果,对注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是重大的学术建树。这套书共26册,分为繁体与简体两种版本,规模之大和投资之大,是北大出版社上罕见的。我和社长拍板要出这套书。在我调离北大社的第二年,《十三经注疏整理本》问世了,在学界与出版界都影响巨大。这是又一套标志性的北大版“大书”。去年我们原来在人民大学毕业的同学聚会,要给母校送礼物。我就买了一套《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献给人大中文系。在我看来,这比送几本自己的著作更有分量。

最后我还得说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一本教材,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合著的,1998年北大社出版,至今已27次印刷,印数达60多万册①[1]。说来有点意思,这本教材成稿于1985年前后,是王瑶先生建议我们合作编写的,当时参加者还有王超冰。初稿在并不起眼的杂志《陕西教育》上连载,后来修改,准备正式出书。我就代表4位作者和北大出版社联系。记得当时在校内32楼南边平房,我带着一大摞稿子找到当时的文史编辑黄子平(现在香港,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但要通过编辑部讨论。过些天回话,说很遗憾没有通过,就给退稿了。

[1]①到2016年1月,该书已经印刷50多次,总印数129万册。

只好另找门路,就找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倒还顺利,上海方面接纳了稿子,出版了,居然还印刷五六次,颇有些影响。我就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后,打算大力扶持教材,就想到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已经有些基础,不妨修订,拿回北大来出版。文史室的乔征胜和张凤珠很支持。他们安排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在香山住了几天,拟定了修订计划,然后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对原书做了很大修改,几乎就是重写了。1998年该书修订本出版。不久这本书被教育部指定为“九五”全国重点教材,影响越来越大,被我们现代文学界誉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研究成果之一,还获得行内看好的“王瑶学术奖”。我重提旧事,不是埋怨当初北大社拒绝此书。想来那时我们几个都还只是讲师,写教材似乎不够资格的,那时出版教材又是非常慎重的事,也怪不得拒绝。不过《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北大出版之后,我更加认定北大社应当把教材出版当作主攻方向,常抓不懈。事实上这些年来北大社一直都是重视教材出版的。我认为这是正路。

1999年7月,学校又决定把我调回北大中文系担任系主任,我在出版社的时间刚好两年。如今离开出版社快10年了,我始终和北大社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也不时帮助出版社策划一些图书。我对北大出版社充满感激,那段生活给了我许多感悟与收获,真的就印证了女儿当初那句话:人生多尝试一些不同的生活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