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在上高中，就约略知道“严家炎”这个大名。严家炎发表关于《创业史》的文章，对主人公梁生宝的评价不那么高，反而认为梁三老汉写得真实，不概念化，因此还引起争论。对照一下自己的阅读感受，觉得严家炎的见解有根据，敢于说真话，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后来上大学，学《创业史》，也讨论过严老师的观点，不过那时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了，对严老师的观点也连带批判。私下里同学们还是比较赞同严老师的独立见解，听说严家炎还是挺年轻的北大教师，就愈加佩服。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能成为严老师的学生。

我读研究生和严老师的促助有关。1977年“文革”后恢复招考研究生，我当时还在广东韶关地委工作，因为妻子家在北京，家里需要照顾，就决定要报考研究生回北京。起初想考社科院，他们也曾回信表示欢迎。老同学刘梦溪得知我要考研究生，劝我还是改考北大，说社科院不是学校，缺少氛围。我这才改报北大王瑶先生。很快就收到北大的来信，一看是严家炎老师写的，很是激动。他话不多，就说王瑶先生和他都欢迎我报考。这样，我就一门心思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如果没有严老师那封回信，也许我就和北大擦肩而过了。

当时现代文学有七八百人报考，最后录取了五人，包括钱理群、凌宇、赵园、吴福辉、陈山和我。还有一位阿根廷回来的华侨留学女生张枚珊，即后来黄子平的夫人，也是那一届同班同学。另外又临时扩招了两位，刘蓓蓓和李复威，给了刚从现代文学教研室分出去的当代室。我们五位现代文学研究生的导师都是王瑶，副导师就是严家炎。

严老师那时正和唐弢先生合编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任务非常重，经常进城，但仍然花许多精力给研究生上课、辅导。《中国现代文学史》本来“文革”前就上马了，是周扬直接抓的高校教材之一，动员了唐弢、刘绶松、王瑶、刘泮溪、路坎等一批专家参与编写，严家炎也是主要成员。后来赶上“文革”，编写工作停下来了。一直到1978年9月，重新恢复组成编写组。因为主编唐弢身体欠佳，实际的编写组织工作是由严家炎主持的。1979年出版了这套三卷本文学史的第一卷，署名唐弢主编。到1981年，第三卷也出版了，封面上改为唐弢与严家炎两位并列主编。这套文学史当时影响巨大，第一卷发行量就达11万册。我从这套书中也获益甚多。那时几乎百废待兴，文学的基础研究非常薄弱，严老师他们编这套文学史，几乎样样都从头做起，要查阅大量第一手史料，阅读大量作品与评论，然后得出自己的评判，不像现在，可参考的材料多，东拼西凑也可以成文。我当时读这套教材总感觉含量非常丰富，处处都有可供开掘的题目，特别是它的史料功夫扎实，为自己树立了治学的样本。该书又增添了大量过去不能入史的作家作品，例如张恨水、胡风、路翎等，我都按图索骥，找相关作品与评论来读。

严老师果然是严上加严的。有一回我写了一篇关于郁达夫小说的论文，要投给新创刊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请严老师指教。他花许多时间非常认真做了批改，教我如何突出问题，甚至连错别字也仔细改过。严老师叫我到他家里去。那时他还住在蔚秀园，很小的一套单元房，书太多，去了只能站着说说话。严老师说，你把“醇酒”错写为“酗酒”了，这一错，意思也拧了。那情节过去三十多年了，还历历在目。

毕业前安排教学实习，每位研究生都要给本科生讲一两节课。老钱、老吴、赵园、凌宇和陈山都是中学或者中专教师出身，自然有经验，只有我是头一回上讲台，无从下手。我负责讲授曹禺话剧一课，两个学时，写了2万字的讲稿，想把所有掌握的研究信息都搬运给学生。这肯定讲不完，而且效果不会好。严老师就认真为我删节批改讲稿，让我懂得基础课应当怎样上。后来我当讲师了，还常常去听严老师的课，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严老师在北大讲授现代小说流派的课，几乎每一讲都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如“社会剖析派”是他命名的，淹没多年的“新感觉派”，也是他发掘出来的。他注重史料，又有很好的审美体悟力，善于从大量作品的阅读中梳理勾勒不同流派的创作风格。后来根据讲稿整理加工成《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影响极大，开启了后来的思潮流派研究的风气。有一天严老师突然来到我住的镜春园家里，给我一本书，就是新出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我受宠若惊，认真拜读后，还专门写过一篇书评《现代小说“群落”的开拓性研究》，刊登在《文艺报》上。

严家炎为学精审，不苟言笑，连小组会上发言都要先准备提纲，言必有据。他的同辈人赐其“老过”的绰号，意指特别认真却过于执着，有时简直是“认死理”。不过我们当学生的从来不敢叫这个绰号，尽管都领略过他的严厉，何况严老师的认真不见得是“认死理”。举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文系招收很多留学生，不像现在是专设留学生班上课的，而是让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混合编班上课。有些留学生跟不上，老师一般会手下留情，多给点照顾。严老师却一视同仁，结果有许多选他课的留学生都不及格，甚至给了零分。

有一种传说是严老师一度被推举做北大副校长人选，这未能证实，但严老师的确非常认真地担任过4年的中文系主任。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上任，就要求“实权在握”。以往中文系主任大都是荣誉性职务，“实权”长期在一位专职副主任（其实也还是比较公道且有魄力的干部，后来调任学校教务部）的手上，人事财务全有他管，系主任也乐得当“甩手掌柜”。但严老师要当有权力且能办事的系主任，自己能说了算，而且老师们也可以参与管理。他在任几年，的确为中文系的教学及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实事，中文系也变得更加学术民主了。

还有一事也说明严老师的认真。入住蓝旗营后，发现住房质量差，卫生间的下水做得不好，老是泛臭味。一般住户自己换个地漏也就解决了。严老师却非得找专业机构来检测室内空气，以证明房屋建造质量有问题。又连带做了许多调查，走访搬迁户和建筑商，发现学校主持基建的部门有可能存在的“猫腻”，然后报告给上级领导。有没有后文就不知道了，但大家都相信严老师的调查是真实的，他很早就以学者的认真，介入了反腐。

其实，严老师不只是严谨认真，亦有“狂放”的一面。他喜欢独立思考，或僻新境，或纠错谬，认准某一点，就力排众议，不顾一切去做。如20世纪80年代对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的高度肯定，20世纪90年代高度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文学史地位，以及最近几年把现代文学史的源头上溯到晚清等，无一不是别开生面，在学界掀起不小的波澜。严老师一谈到学问，总是那样认真投入，一丝不苟，又那样热情冲动，有时一条史料的发现都会让他兴奋不已，津津乐道；而碰到他所反对的观点，就绝不苟同，立马出手纠正或争辩，特别当真，有时说话就有些激动，声音沙哑，手微微哆嗦。这也是难得的学人本色吧。难怪有些“刻板”的严老师，能在学界拥有崇高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