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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困学记 完结

作者:温儒敏

孟二冬老师是我们的同事,他在北大中文系任教10多年来,是同行眼里认真踏实的学者,是学生眼中宽厚的师长和朋友。像孟二冬这样的老师,在北大并不少,他的事迹唤起我们观察思考校园里学者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得到提升。我想,这就是孟二冬的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孟二冬在安徽宿州学院毕业留校做管理工作时,就抱有对学问的热爱和继续求学的理想,是发自内心的学术追求促使他来北大进修,在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袁行霈先生指导下研修唐诗。1985年他又放弃稳定的工作,考上北大的硕士研究生,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向往的学术事业。1988年孟二冬硕士毕业,到烟台大学任教,分居两地的家人终于团聚,又分到成套的住房,足以安居乐业了,但三年之后他再次告别妻女,第三次到北大,攻读博士研究生。如果没有对学问的热爱和追求,孟二冬就不会历尽艰辛,忍受与家人离别的寂寞,放弃优越安稳的生活,一次次北上求学。学问对于孟二冬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他的追求,他的习惯,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精神境界。1994年孟二冬博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住在校内简易的筒子楼,生活清苦,但因为离图书馆近读书方便,他自得其乐。有人劝他接受一些校外兼课的邀请,以接济家用,他不为所动,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到学问上。学问对于孟二冬是一种乐趣,一份痴迷,执着于此,是超越了功利目的之后的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

孟二冬做学问是非常认真专注的。他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其他研究著作,都显示出理论创新与扎实的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治学特点。其中研究唐代文学与文化的成果,具有开拓性的价值。而在《登科记考补正》这部书里,孟二冬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登科记考》是清代学者徐松的专著,记载了唐代科举制度方面许多重要的史事,历来是研究唐代社会、文化的基本用书。孟二冬发现该书的史实存在诸多疏漏,他要做“补正”的工作。这样一个资料性的冷僻的课题,既不会轰动,也不能赚钱,还要从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中搜寻相关材料,补正前人的不足,那无异于披沙拣金,大海捞针,是非常耗时费事的。但从文化传承与研究的角度说,又是很有价值的基础性的学问。孟二冬一做就是七年。这七年正是他精力旺盛的时期,他可以把时间和才华用在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课题上,或者用于谋求更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生活上,但孟二冬却把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不分寒暑和假日,上课之余,他几乎天天到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翻阅尘封的线装书,看那些古籍胶片,和图书馆管理员们一同上下班。这种甘于寂寞的精神来自哪里?孟二冬在书的后记里说“虽不能偃仰啸歌,心亦陶然”,这种幸福的体验又源自何处?我认为,那是纯粹的学者对学术的真诚与忘我态度,是在那种求知、求真、求实过程中达致的完美境界,做学问的勇气、耐心和愉悦都来源于此。孟二冬不是为了名誉和地位而从事学术,也不是为了生计和职业去被动完成研究任务,他是在实践一种庄严的学术理想。

[1]①本文是作者2004年3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孟二冬事迹报告会上的发言。

在这部100多万字的著作中,孟二冬不仅补正了徐松《登科记考》的诸多疏漏之处,还挖掘和增补了登科士人1527人,超过原著收录人数的一半。这对研究唐代文学及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参考史料。孟二冬的学术创新是在扎实的文献考证基础上形成的,它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会深远而持久。

这部书出版以后所得并不丰厚的稿酬,孟二冬又都用来买书送人了。如果用经济头脑来算计,他是不是得不偿失呢?孟二冬在书的后记中曾经这样表达他成稿时的心情:“时值仲秋之季,窗外月色皎洁,竹影婆娑,缀满桂花的青枝,正自飘溢着沁人的馨香。”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个学问中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与学术研究中追逐功利、浮泛的气氛相比,孟二冬潜心学术的精神和扎实的学风显得特别可贵,他让人们知道,做学问也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可以提升自己也提升他人的功德。从孟二冬这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学问中有一部分属于精神性、文化积累性的东西,虽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但可以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满足文化传承与建设之需。人文学科看起来不“实用”,却有“无用之大用”,能令人精神纯净和进入完美的境界。从孟二冬身上,我们看到人文学者的追求与格调,也理解了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

2004年3月,孟二冬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两周后,他就感到嗓子严重不适,平时他的嗓门很大,但那时讲课已不得不使用麦克风了。后来医生要他“禁声”,他连吞咽都有困难了,但考虑的是到新疆一趟不容易,不能让学生拉下课,还坚持每周上10节课。是什么让孟老师能这样带病坚持上课?主要是教师的责任感,是对学生的无比爱心。4月26日上完最后一节课,孟二冬在学生的掌声中踉跄走下讲台,咳出血来了。诊断后的病情让医生大吃一惊,马上要送他回京治疗。他在石河子大学任教才2个月,和学生的关系就处得非常融洽,他生病回到北京,石河子大学的学生们自发地捐款,寄来饱含深情的慰问信,其中有的学生动情地把他称作父亲。孟二冬在病床上也惦记着新疆的学生,还让自己的博士生专门到新疆去给他们做讲座,并带去自己花钱买的书籍和资料。

在北大他一直也是这样,对学生充满关爱。这种关爱是非常自然的,是一种人格的流露,并非简单的职业要求。他指导研究生的学习非常有耐心,每次给学生评阅论文,都会提出大量具体的修改意见,甚至连一条注释也要推敲。他鼓励学生在研究中要敢于创新和超越,发挥所长,形成自己的特点。手术后他嗓子喑哑,还坚持参加学生的论文讨论,讲评得非常认真仔细。在开颅手术的前一天,他还把新入学的研究生叫来,在病床上给她们上第一课。因为意识到自己病后的时间更加宝贵了,在第一次手术后,他还特意在校园里租借了一间宿舍住下,这样就可以多和学生接触。

孟老师平时言语不多,但很细心地体察和关注学生们的思想和生活。他的博士生在一次言谈中无意流露了经济有些困难,孟二冬立刻让妻子给他送去钱。到了节假日,他常把学生请到家里,亲自做拿手的菜,和学生们一起谈人生、谈学习,拉家常。学生和孟老师在一起总感到那样亲切和温暖。在孟二冬这里,我们看到了那种对学生的无比关爱,看到了纯粹的美好的师生关系。老师用爱心做表率,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才能充满爱心,我们的社会才会是真正和谐的社会。

这就是孟二冬。学问对他来说,是一项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是一件痴迷的乐事,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育人对他来讲,是当老师的天职,是爱心的释放,是让自己踏实宽心的本分。他是我们身边普通的教员,然而这种普通当中又有着非凡。孟二冬为师为学都达到了纯粹而高尚的境界。他是那样有爱心,有健全的人格,是一位很“阳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他的确是我们广大教师的楷模。有一批像孟二冬这样有品格的老师,北大就有了主心骨,就能保持她的精神的魅力,就能更有效地抵制低俗浮华的风气,就能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