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也许会争论说，控制十亿的精子要比控制仅一枚卵子困难得多，但是为什么长期以来都是男性避孕（缩写为MBC），从经济学原因来说，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词：供应与需求。
一次意外怀孕所造成的成本，之于男性要远低于女性，即便是忽略掉生物学上的成本也是如此。不合时宜的怀孕常常导致女性错失继续深造的机会和资金，而相应在薪酬方面也会遭到惩罚般的减损。有些男性或许有过类似经验，不过意外成为父亲对一位男性事业的破坏往往要比女性成本低很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件事的发生增加了此类需求，于是男性愿意付出代价，以避免意外怀孕的发生。
首先，一些男性在得知对方受孕后会选择彻底放弃组建家庭的计划，可政府方面却加大力度强制男性承担部分供养孩子的开销，于是这些男性要为这个决定度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
其次，随着女性投身职场的人与日俱增，不少夫妻都想少生孩子。这不仅仅意味着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增加了避孕的需求，也意味着女性在把避孕的责任推给她们丈夫的谈判中有了更佳的斡旋余地。
为什么我们不得不等待男性来避孕？
那么男性是否真的愿意采用MBC呢？少数几个研究妄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要求男性回答“如果可以，你是否愿意使用MBC？”和回答“你是否愿意每三个月接受一次睾丸药物注射并为此支付300美元？”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我才说调查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过时了。
制药公司目前似乎在投资于MBC，想必他们是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需求空间足够。而愤世嫉俗的我则想知道，是不是这些制药公司也同时预期从他们售卖的性传播疾病（STD）药物方面得到投资回报。看，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因为MBC的应用很可能减少在发生性行为时，女性坚持使用避孕套的力度。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两方面的终端市场都可以得到丰厚利润，这是可以断定的。
在那种性行为能够明确进行买卖的市场上，经济学家观察到，当性行为传播疾病的风险偏高时，不使用安全套进行的性交易价格相当低廉。这种观察似乎违背常理，毕竟，性工作者需要因暴露在传染的高风险下而自担后果不是吗？但是存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观察到这种存在于性交易市场风险和价格间的特殊关系。
想象一下性交易市场的买家，他想购买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有两个不同的卖家可供选择。他非常清楚第一个卖家没有性病，无保护措施地与其发生性关系不存在被传染的风险。他同时也知道第二个卖家患有性病，与其发生关系而不采取保护措施就会被传染。你认为他会为哪个卖家花更多的钱来完成一次不带避孕套的性交呢？很显然，是那个不会给他带来风险的卖家。实际上，哪个理性的人会愿意花钱因病上身呢？
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当一个买家在市场上为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性交易讨价还价时，如果传染几率高，他就能得到一个该服务的折扣价格，来抵偿他自己承担的额外风险——尽管他才是那个反对采取保护措施的人。
性交易市场的价格风险是怎样的？
在供应方一边，看起来是增加的传染几率应该增加卖家的收入，以此鼓励她们提供不使用避孕套的性交易。这对于一个没有传染病的性工作者来说是事实；而现实是，她们不能因为承担该风险而得到补偿，因此宁愿仅提供使用避孕套的性服务。而对于已经感染的性工作者，她们则愿意提供不使用避孕套的性服务，且价格更低，因为对她们来说没什么成本——她们已经被感染了。
性交易市场上的买家应该记住那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或者应该更加贴切地说成，你不想为安全套付钱，那你将遭遇它原本能为你避免的事情。
永恒的话题，我们先假设性行为混乱有一些好处；毕竟如果没有好处，也就没必要去冒险。那么我们该去问：是不是有更多性伴侣的人就比没有的更快乐呢？经济学家大卫•布兰弗罗和安德鲁•奥斯瓦德对此问题得出了答案。他们询问了六万美国人，他们有多快乐（按照从一到三的数值范围）。结论是滥交，一般而言，并没有使人感到更愉快。
别误会我的意思；性是令人愉悦的，人做爱越多就会越愉快。性尤其令女性快乐——实际上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来得更加快乐。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能从性中得到快乐。年轻人并没有比年长者从性中得到更多的欢乐。作为女同性恋或者男同性恋性带来的欢愉也不会与其他人有什么差别，不过的确稍微意味着更多的性伴侣。
重点是尽管多做爱令人更愉悦，但是有更多性伴侣却不会。最快乐的人们是那些仅有一位性伴侣的人，实际上，报告显示在过去十二个月里，拥有更多性伴侣的人反而更不愉快。
为什么“爱你身边的那个人”不能让你觉得快乐？
当然，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如何度量愉悦感。例如，那些婚姻不幸福的人更不忠，于是导致有更多的性伴侣。他们不需要因为滥交不开心，但他们也许会因为不开心而滥交。那些在一年内发生过一系列不忠关系的人被视为滥交，但谁能责备他们的不开心呢？
真正能够测试出拥有不止一个性伴侣是否使人快乐的，是人们所做的选择，频繁的。我们称这种证据为：显示性偏好。举例来说，选择多于一个性伴侣，表明比起他们可以做的其他选择，他们更倾向于负担这种经历的期望成本。
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做这样的决定之后就不会后悔；这仅仅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会面临失望的风险。
不同国家种族的滥交产生了巨大差异。根据进化生物学家大卫•施密特的理论，举例来说，据他针对48个国家/地区的研究，其中最为乱交的国家芬兰，程度达到淫乱程度最低的台湾的2.5倍。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不禁好奇，是否不同国家之间的淫乱差异会影响其所在国家的收入水平。
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发现，那些两性更加平等的国家也是滥交更加严重的国家，权衡依据有：更多的性伴侣，更多的一夜情，初次性行为更低龄化以及对于婚前性行为更加开放的态度。正因为性别平等与国家收入紧密相关（实际上最富有的国家都赋予了女性最大的独立性），该证据也证实了我的观点——最富有的国家其乱交程度也最高。
为什么国家的富强程度会与其乱交程度紧密相关呢？或许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淫乱放纵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更富庶的国家才会有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毕竟，在生存条件有限的环境下，比起花时间寻找性伴侣，你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去奔波不是么？
滥交能否使国家富强？
这或许不算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所有的国家里都同时存在着穷人和富人。如果论点定位于淫乱是高收入的结果，那么我们该推测在同一国家的高收入个人，其乱交程度高于该国的低收入个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的脑海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归结为是什么首先促成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其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的国家拥有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鼓励创新活动。
比如说，一些国家的特点就是鼓励更加开放化和新创意，诚信度和对风险的接受能力都会更高。这种相似的文化特征促进了这些国家走向富强，同时也鼓励了淫乱现象。毕竟，比起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还有什么情况更需要信任，需要担负更大的风险呢？或许国家的高收入水平并未导致淫乱行为的更加普遍，但是比起一个自由化社会的其他特征，该特性的确同时导致了高收入水平和过度乱交。
男性的原始欲望就是拥有多个性伴侣，他们对于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简直乐此不疲，这是全球整个性交易市场的助燃剂。但是在早期之所以形成性交易市场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女性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是可以得到报酬的。而男性则不会因为要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得到报酬，而且就算他们这么要求，大部分女性也不会乐意为他们的服务买单。
这就是现实性交易市场上为什么女性买家基本不存在的原因。
据我所知最好的研究是一项关于愿意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和女性的匿名问卷调查，该调查第一次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二次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大学校园中进行。这些证据也许看起来已经过时，但实际上选择那个年代是相当完美的；那时的性解放运动正达到高潮，而爱侣们还沉浸在性爱的快乐中，对即将面临的一种新型疾病毫无察觉——艾滋病（AIDS）——这种病彻底改变了我们认知的随机性行为。
在这个课题研究中，有几分魅力的男性/女性在大学校园里走上前来，对一位女士/男士说，“我在学校里注意你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非常吸引人。你是否愿意⋯⋯”接下来会对不明真相的被访者三选一地提问：“今晚与我共进晚餐？”；“今晚来我的住处？”；或者“今晚与我共度良宵？”不论目标是男性还是女性，面对有魅力的邀请者，超过50%会答应去吃饭（56%的女性和50%的男性）。有趣的是，越是帅气的男性发出这样的邀请，表示接受的女性就越少。值得一提的是，男性被访者中，比起50%的人愿意和对方共进晚餐，愿意与陌生的邀请者“直奔主题”的男性数量要高出50%。而且即使是那些当时说“不”的男人（仅有25%的案例）也表示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反悔了。
与陌生人发生的随机性行为
没有任何一个女性受访者同意与英俊的陌生邀请者直接“共度良宵”，一个都没有。
这并不表示真的没有女性喜欢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如同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这么做一样——但是其数量的确不足以促成为女性服务的妓院，比如某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实体。毕竟，如果女性对于免费上门的性行为尚且抱持拒绝的态度，谁会想还要为此去付钱呢？
很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一名本科生时，我和我的朋友们频繁地光顾一家当地酒吧，因为那里售卖价格低廉的长岛冰茶。那里还常常有脱衣舞女郎，不过我们没有过多注意这个。（我们去那里纯粹是为了便宜的饮料。）这段经历终结于一个下午：我们这群人里的一个家伙一脸震惊地看见一个姑娘走上台阶，他灰溜溜地缩进椅子里低声说道：“那是我的实验室搭档！”
靠性交易来支持自己完成学业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普遍得多；卖淫、跳脱衣舞、做皮条客、在陪护中心接听电话，为性工作者当司机/保镖，这些仅仅是学生们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所做的一部分工作。
利兹大学的研究人员确认了这一观点。他们花费一年时间走访了300个英国的大腿舞者，发现四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修完了大学学士学位，三个中就有一个在参加某种形式的教育（包括6%的人通过跳大腿舞完成她们的研究生学位）。不仅如此，柏林研究中心对3200名学生的调查访问报告显示，4%的学生通过性交易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更有甚者，33%的柏林学生，29%的巴黎学子和18.5%的基辅学生考虑过通过性交易支付学费。
用性行为作为支持你完成学业的方法
美国的一些网站正是迎合了男性和女性双方面的需要，男人寻找成为“甜爹”的机会，给学生提供特殊的程序，包括升级的账户——如果使用一个学生电子邮件账户作为他们之间的合同来提供未来的“陪伴”的话。仅纽约市一地就显示在其八万名陪护者中有35%是大学学生，他们通过这份工作来支付自己完成学业的费用。
如果滥交的风险会对一个学生的整体收入和婚姻前途产生严重的影响，参与到性交易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整整增加了一个维度的风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性交易的价格要远高于其他非技术性的工作——正是这种高薪才让学生们考虑铤而走险。
男性和女性教授大都不会感到惊讶，大概是因为他们也都曾经经历过学生时代，当学生们看上去正专注于自己授课的内容时，其实也同时在暗自评判着他们的教授够不够火辣性感。实际上，真的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在线教授评论网站，让学生们可以给教授的火辣程度打分，同时还会评价其公平程度和教学能力。
通过这个网站的数据，加拿大的经济学家阿尼亚•森和弗朗西斯•沃利发现男性教授如果很性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而女性教授则不然。
沃利和森参考了在安大略省的经济学教授的教学能力和受欢迎等级，发现那些在评价我的教授网站上被标示为“火辣性感”的男性教授，其报酬要远高于未能享有此评价的人。有趣的是，这个受欢迎的附加值仅在男性教授的事业中期之后出现一次；因为受欢迎带来的额外奖励薪资不会发生在年轻的男性教授身上。这表示这种“漂亮”的附加值并非我们传统认知中对火辣性感的定义，而更应该称其为拥有自信、魅力和创造力的综合素质。
就女性教授而言，不论她们正处于其事业的哪个阶段，其薪酬的多少都不会被自身的吸引力左右——显然学生们不会评价50多岁的女教授为“火辣性感”，只是因为她具有的这种坚定而自信的个性。
性感火辣的教授就是教室里行走的荷尔蒙
当物理特征不再起作用和散发性征时，学术水平便成为专业关键，尤其就女性来说，这实际对其事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女性教授通常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达到仪表出众同时又不会显得过分修饰外貌两者之间的平衡。
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杰森，肯尼斯•帕德拉，罗伯特•狄博业和艾利•吉本斯通过研究得出一项结论。他们发现具有魅力的女性会被认为不适合从事那些偏男性化的和外貌无关紧要的职业。研究发现男性不会面临类似的负面影响，有魅力的男性往往被认为更加适合各项工作，甚至包括公认的女性化的职业。
如果学生评价一位更具魅力的女教师为比较不适合当教授的话，那么女性被划归“惹火”会比担心学生发白日梦还要更加困扰。因为学生的评价在其任教大学里往往直接关系到晋升，她们会为此担心自己的工作问题。
一些市场学教授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受到衣着暴露的女性图片刺激后——这类图片如今每天充斥在我们身边——男性不仅急不可耐地需要消费，而且更愿意接受不公平的交易。
研究员布拉姆•范•丹•伯格、齐格弗里德•威特和卢克•瓦罗德进行了这样一项研究，他们询问受访者，让其在今天收到15欧元或者一周之后收到另一金额之间进行抉择。对于未来所能收到金额的选择可以使研究者用来衡量受访者想要进行消费的迫切程度。比如说，部分特别迫切的人会要求在一周后拿到远远超过15欧元的数目——也许是30欧元。另外一部分人则更加有耐性，他们会要求很少的额外金额来奖励其付出的等待——也许很接近于0。
学生总体来说更加迫不及待地去消费，因为他们预期未来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因此他们甚少考虑在当下节省。这一事实诠释了为什么学生不太会对增加的酒精限价做出反应，这个现象与类似收入水平的其他人群背道而驰。
在两性刺激中的男性迫不及待地想要消费
该项研究中的男性参与者，在暴露于不同类型的视觉刺激后，被问及需要额外支付多少钱来鼓励他们延期一个月去消费。笔者发现这些男人暴露在女性胴体的图片前造成的刺激（泳装照和内衣照）使他们格外饥渴地要去消费，这是相对于其他视觉吸引力刺激——非色情图片，比如风景照——来说。换句话讲，当男性被性唤起时会更加趋向于冲动的消费行为。
相同作者组合的第二项研究——通过一项实验来测试：哪些男性会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一笔多支付10美元的交易，那些面对色情图片的男性更乐于接受这种不公平的交易。这对于具有较高睾丸素的男性来说尤为明显。该结果证实了，比起没有被性唤起的男性来说，被性唤起的男性更少地去考虑他们所支付的价格是否与交易相称。
这就是男人，真的能在酒吧酒价上涨时少喝几杯吗？如果酒吧里美女如云，男人们很可能没心思去考虑酒水到底值多少钱。
在大部分实验中，参与者都是在实验室里被提问并做的决定。对于同样的问题，我们不清楚人们在这种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与他们在被性唤起时所做出的大相径庭。经济学家丹•艾勒里和乔治•勒文施泰因，据我所知，是仅有的我所在领域进行相关测试的学者。他们要求参与者（全部为男性学生）在做回答的同时自慰。正如听起来的一样奇怪，他们发现学生们在被高度性唤起时做出的选择与未被性唤起时做的选择迥然不同。
举例来说，他们询问参与者是否会以一次昂贵的晚餐作为约会以鼓励女方和自己发生性关系。仅过半数的未进行手淫（未被性唤起）的参与者回答说他们会埋单，与此对应，70%的性唤起参与者会同意付账。当被问及是否会告诉他们的约会对象自己爱着对方，以便俘获对方芳心来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时，回答是的比例从未被性唤起时的30%上升到被性唤起后的50%。63%的自慰中的参与者表示会鼓励其约会对象饮酒，以企增加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概率，同问题下未被性唤起的参与者仅有46%作此回答。26%的被性唤起参与者表示他们想给对方下药，而45%的同状态参与者表示即使他们的约会对象拒绝，他们也会坚持与其发生性关系。最后，这当然也是意料之中的，自慰中的参与者比起未被性唤起的参与者，更加不会倾向于使用保护措施以避免怀孕或者疾病。
在亢奋激动的那一刻，坏主意看起来更像是好主意
事实证明当人们处于性唤起状态时，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学生们（也包括其他人群）做出那种即便是自己，在未被性唤起的阶段也会认为是错误的决定。经济学取决于每个独立个人对成本与利益比所做出的合理化决策。在亢奋激动的那一刻，相应成本下降（因为它们发生在未来），同时收益升高（因为它们变为既得利益）。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理所当然地无法排除事后后悔的可能性。
在已婚人士中更为普遍的特征并非是与自己的伴侣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而是双方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如果意识到已婚人士们共享他们的政治信仰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单身汉们大概会仅仅搜索那些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可选对象，同理他们也该仅仅去搜索那些与之学历相配的人群。
政治学者凯西•科尔斯塔德、罗斯•麦克德莫特和彼得•哈特姆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提到大部分在线约会者选择不向潜在对象展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在那些少数愿意明确展示自己政治信仰的人群里，绝大部分（超过67%）把自己的政治信仰标识为“中立派”、“其他”或者“无”。
也专门有一批约会者愿意表明他们的立场。年龄区别上，较年长的约会者比起年轻人更愿意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受教育程度上，大学毕业的约会者比仅中学学历的人愿意表明政治立场的人数高出15个百分点。
但收入划分上，可能不是你所预料的。收入介于75000美元至100000美元之间的单身人士比收入在25000美元至35000美元之间的人，将自己的政治信仰标为“中立”的人数要高出7个百分点。
SLF——单身自由主义的女性——寻求同类男性共同谱写浪漫乐章
这里的问题是，搜索者想要决定约会偏好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去看对约会者个人档案的规定，而是去观察约会者在市场上作出的各种选择。
当心理学家安德鲁•费奥雷，琳赛•肖•泰勒，杰拉尔德•门德尔松和库瓦•柴检验在线约会者发送消息的行为时，他们发现如果约会者设置选项去寻求与其同宗教信仰的伴侣，那意味着他几乎不可能搜索到自己实际要找的人选。
比如，接近50%的大龄女性表示宗教信仰相同很重要，但真正去联系那些符合这个描述的男性的人数却少于30%。如果搜索者考虑的只是设置偏好，他们也许会推断多数大龄女性在单身男性人群里寻找与自己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伴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各个年龄段的男人和女人都表达着寻求共同信仰伴侣来约会的意愿，然而结果是人们往往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为伴侣。
在20世纪20年代，乔治•泰勒——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宣称经济水平与短裙的长度直接存在反比关系。在经济形势良好时期，女性会穿着更短的短裙，露出长筒丝袜，但是当经济形势低迷时，她们会换上长裙以掩盖自己买不起丝袜的窘境。所以当经济迅猛发展时短裙更短，而进入经济缓慢停滞时期时，裙子会长得多。
在很长一段时间，该理论都无法得到任何论据支持，不过最近，市场研究者金姆•汉森斯、马里奥•潘德拉埃尔、布拉姆•范•丹•伯格、科比•米列特、英格•伦恩和基思•罗发现在实验中，单身男性在穿着大胆的女性面前比起衣着保守的女性面前，会表现出对昂贵商品的偏好倾向。已经有稳定婚姻关系的男性则不会表现出类似倾向。这项结果的论据是：单身男性在吸引力十足的年轻女性面前，他对产品的兴趣会转到那些能帮助他把对方变成伴侣的事情上来。他会假设，也许是潜意识认为，那些商品会吸引对方，显示出自己很富有。
女性大胆而挑逗的衣着是否助跑了经济发展呢？
这些结果衍生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女性这些年来的时尚变迁，是否因为更加展现出女性性感妩媚的特征而改变了男性对商品的偏好，以便彰显他们的富有和优越社会地位？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经济学上有一条基本原则是商品价格取决于其自身的相对稀缺性。如果衣着暴露的女性稀少，那么她们的价格就高（此处的“价格”表示男人所要花费的金额，以便达到向该女士展示自己的影响力的目的）。当穿着暴露的女性数量大量增加时，她们的价格必然会随之下降，因为男性不再需要相互竞争去购买相对稀缺的商品。实际上，随着底限的不断变动这一特定原因，购买高端商品的消费行为会明显地趋于减少。
经济学家们很热衷于给出信号——一个人传递可靠信息给另一个人以吸引对方来进行交易——的能力。如果信号造成了发出者的成本的话，那么信号接收者会认为这个邀请是严肃认真的。例如，如果一位单身人士在线上约会网站上收到来自某人的消息，而这个人也许属于“他们圈子以外”，那么接收者大概是不会回应的，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如果想得到回应，他们就需要发出一个可以表达自己诚意的信号。
在一项在线约会实验中，韩国经济学家李宋源，穆里尔•尼德勒，惠林•金姆和吴部•金姆发现，一个小小的几乎零成本的信号——发送一朵虚拟的玫瑰花——在线上约会实验里就能产生奇效。
在线上约会的聚会中，单身男性和女性可以给最多十个人发送标准模式信息。等到聚会结束，参与者有四天时间去接受或者拒绝约会邀请。所有的约会者都能得到两朵玫瑰，每一朵都可以单独私下送给他们所感兴趣的对象。
玫瑰的价值在于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附带玫瑰花，所以参与者需要选择他们所匹配的一个子集以期收到一支玫瑰。大体上他们会选择那些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人。
经济学家能否给在线约会用户一点指示，用以提高他们找到爱情的机会呢？
送出玫瑰这一信号提高了参与者申请约会被接受的概率，与不送玫瑰的邀约相比，送出一支玫瑰可以使他们的约会邀请被接受的几率提高20%。如果发送者在邀约里表达得更加真诚，那么这个策略就会非常奏效：在其他因素是恒定的情况下，邀请的发送者附上一支玫瑰后，收到邀请的一方表示接受的可能性会提高50%
并非所有的服务，尤其是免费的那些，能够像玫瑰花那样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这就需要发送者找到属于自己的信号方式——发出个性化的信息以表明心迹，例如，说明自己已经花时间认真阅读过受邀者的简介。
我很好奇在现实中会有多少人照做，因为人们大概都认为并不需要发送特殊信号来鼓励对方答复——恰恰对方就是那些在收到特殊信号后会更可能做出回应的人。
几年前，有一次我正在线上约会网站和一位男士聊天，对方声称拥有研究生学位。当我问起具体是什么学位时，他透露自己实际上在社区大学里待了六年，屡战屡败没能修完学业。他的原话是：“我现在本应该是个博士的！”得到的答复当然是：“再见。”
没有人会乐意被人欺骗，尤其是预期有生之年与之发展到共度余生的那位。也许对于这个原因的研究已经说明了，与这个家伙不同，约会简介中的谎言程度会比较轻微。男人们把自己写得高一点点（大概一英寸）而女人们把自己写得苗条一点点（大概八磅）。但是除非你花费整个夏天去研究当地平均水平来推测人们的体重和身高，这种小谎言太过轻微，平均来讲，绝大部分人很可能无法在初次约会时揭穿它。
一项来自传播学研究者卡塔丽娜•托玛和杰佛里•汉考克的最新研究发现，有一部分线上约会人更倾向于撒谎——他们正是欠缺外表吸引力的那一部分。
这项研究显示魅力低的人会更倾向于去刻意选择一张简介照片——那种明显比其自身日常生活照要更具吸引力的照片，而且还会在客观衡量外在吸
引力的因素诸如身高体重方面撒谎。
引力的因素诸如身高体重方面撒谎。
外貌欠佳的人会更多地粉饰网上约会的简介
有趣的是，欠缺吸引力的人似乎不会去尝试通过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来弥补他们外貌上的不足；他们不会像有高吸引力的人那样虚报收入、教育背景或者职业水平。
这就引出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前提假设是男男女女都擅长依据自己的外貌吸引力水平去评估自己在市场上的位置。这往往是事实，因为低魅力的人花掉更多的时间在线寻找爱情，而且考虑到他们难以如愿，最终在档案建立初期就做点手脚以期吸引到较之前更好的回应。如果人们“修正”他们的简介太过，希望这样等到更多的关注，那么数据看起来就会显得缺乏吸引力的人更加爱撒谎。假如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欺诈程度和吸引力欠缺程度的正比关系就不单纯是因为人们对自身缺乏吸引力的自我评价的结果；它是由花费在市场上进行搜索的时间决定的。
维多利亚•弗农的最新某些研究发现，比起单身女性来说，已婚妇女每天有三十四分钟或者更多的（很棒的）闲暇时光，这表示她们从家庭式产品的生产中汲取了更大的收益。不过只有高收入家庭里的女性才能享有此项福利；低收入家庭里的已婚女性每天需要额外工作15到34分钟——如果她们有孩子，如果没有孩子那么额外工作时间是37到48分钟。
已婚男性是无法从婚姻中获得更多闲暇时间的，但是高收入家庭中的已婚无孩男性需要每天多工作30分钟赚钱，有孩子的则每天多工作35分钟。
重要的是，尽管高薪家庭中的已婚女性比其他未婚女性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可实际上已婚女性要比那些单身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多出来的休闲时间是她们放弃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时间所换来的。事实是相比单身女性，有孩子的已婚女性每天要额外花费31到41分钟进行清洁，41到51分钟烹饪，8到11分钟跑腿。
这并不意味着已婚女性就很失策，而是说明她们可以开拓在家庭生产中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她们的配偶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扩展自身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方面的原因也许对于无法作用于那些在家务方面具有非凡能力的女性；但却可以作用于那些在劳动市场上挣更多钱的男性身上。
一个丈夫值多少钱？
你也许会希望在家庭中另有其人可以为女性节省掉那额外的每天34分钟，但是这项研究也许可以解释为：已婚女性所属家庭的生产具有更高的质量。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一些已婚人士未能成功地从交易中获得收益，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比较优势，而是依赖于绝对优势去分配任务；谁比对方做某项工作更出成绩就由谁去做，而不是两个人各自去做更擅长的事情，同时也让其配偶参与进来。
参考关于当代位居榜首的400名电影演员的婚姻现状，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布鲁奇发现，男明星和女明星都喜欢与自身教育背景相似的人结婚。
在400名杰出电影演员表中的男性，2008年数据采集时有52%已婚。女演员的比例要低得多——仅38%，尽管这400位杰出艺人中女艺人的平均年龄是41岁。只有大约一半的已婚电影明星是与知名人士联姻的，因为对方不是同样的艺人就是模特、歌手、音乐家等等。已婚明星实际步入婚姻殿堂的平均年龄，男性是38岁，女性是35岁。而且艺人中还尚未结婚的大有人在（27%），还有一部分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经历的（45%）。从比例上看，艺人们结过一次婚的比例比美国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略低，独身者比例则略高。此外，艺人们另一项略超出平均水平的比例是，结婚两次（20%）或三次（8%），这方面的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我们主观臆断地认为好莱坞的婚姻都是短暂而频繁的，其实大明星们的行为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多少差别。电影明星们有趣的地方在于，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同，他们的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倒是很多其他的在教室里学不到的技能影响颇大。在好莱坞的婚姻市场中，我们无法观测到情侣间教育背景的匹配度，但是其他的特性却可以增加收入——比如外形外貌。
就算是好莱坞婚姻，教育因素也举足轻重
奇怪的是即使在好莱坞的婚姻里，潜在伴侣的受教育水平似乎很重要；电影明星几乎都倾向于和自己同等教育水平的人结婚，这和大众的偏好不谋而合。很有趣，不是吗？因为这表示找到一个有相似教育水平的人可以给你的婚姻带来附加值，包括收入的指标。可想而知，有相似教育背景的人们对双方的收入水平是有共识的，甚至对于名人们来说，这种共性至关重要。
在婚姻市场的末端，情侣们似乎需要考量收入、教育背景、宗教信仰、身高、漂亮程度甚至是体重等特性。克尔温•罗飞•查尔斯、埃里克•赫斯特和亚历山德拉•沙沃尔德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婚姻的附加要素中出现了一个重要指标：父母的财富。
如果我们随机地匹配一位男性给某位女性，他的父母资产少于1000美元，他可能仅有16%的机会娶到同样双亲财富少于1000美元的女性。但在现实中，有35%双亲贫困的男性娶了同样家境贫寒的妻子。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随机地去匹配一位双亲资产超过100000美元的男性给某位女性，他仅有39%的机会娶到双亲财富同样超过100000美元的女性。相对的，实际上60%的男性娶了富豪家的女孩，而仅有7%的人娶了双亲财富低于1000美元的女性。
其实相对于各种原因来说，双亲财富在婚姻市场上扮演如此决定性的角色并不算是稀奇事。这大概是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其父母的社交圈子里结实了未来的配偶，或者他们普遍对于有着相似财富背景的人更感兴趣。
婚姻巩固着经济等级体系
不过根据财富的婚姻分类有趣之处在于：由财富形成的阶层等级说明不同社会阶层人士从婚姻中所获得的利益是显失公平的。富有阶级从婚姻中的获利要远远超过贫穷阶级。考虑到收入（和教育水平）与父母的财富是直接相关的，有较高收入的人比起低收入人群更愿意结婚这一事实也就可以解释了。
此外，因为人们选择配偶的方式，富人和穷人的财富水平两极分化将会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加剧。富有家庭的孩子不仅可以继承家长的财富，还能继承配偶家长的财富。穷人家的孩子不仅需要承担父母的债务，还要承担配偶双亲的。基于父母财富的婚姻阶级分层预示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会逐渐集中到少数家庭手中并持续累积。
现在有个有趣的问题，即人们面临如下情况时会怎样选择配偶：有共同的教育背景，或者属于同一人种。
依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迪莉娅•富尔塔多和尼古拉斯•泽奥多洛保罗斯发现男性或者女性受教育的年限每增加一年，他/她与同肤色人种结婚的可能性就会相应降低1.2个百分点。
这就是说，人们接受的教育越多就越倾向于与外族通婚。考虑到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可能在生活和工作中脱离原有的社会圈子，通婚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有趣的地方是，如果某个种族的平均教育水平提高，这种与更高教育水平的人还是与外族通婚的取舍关系会随之消失。事实上，同种族人口的教育平均水平——相对于同居住区其他人口来说——达到一个高层次时，人们会更加倾向于与本族人结婚。
例如，生活在西棕榈滩的危地马拉人，比其他的人要少接受七年的在校教育。当地的危地马拉人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年限，与同为危地马拉族人结婚的概率可以降低五个百分点。所以在当地，更高的教育背景会赋予本地人更多的与外族通婚的机会。
接受教育有利于不同人种通婚
相对的，居住在匹兹堡的印第安人比当地其他人口的教育平均时间多四年。在当地的印第安人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时间，与本族人结婚的概率将增加将近两个百分点。所以在这类人群中，学历更高会降低他们与外族通婚的概率。
经济学家倾向于假设父母会为子女选择能使其未来潜在收入最大化的受教育水平，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如果家长有强烈的意愿让自己的孩子在同族间联姻，那么他们就会选择能够使子女与同族联姻的可能性最大化的受教育方案。这类接受不同教育水平的选择将会充分地作用于子女未来的生活富足程度。了解同族婚姻与学历水平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不同的种族群体对于子女的受教育投资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我们的古代祖先如何形成婚姻关系是与他们积累食物的方式直接相关的。
早期掠夺者（从五百万年前到一百八十万年前）居住在原始的游牧部落，并不存在长期的交配关系。男性与女性发生多方的性行为，以分享食物的方式来交换性行为（顺便一提，此处所述不仅仅是双性的，也包括同性伴侣）。由于食物包括水果、坚果和昆虫，它们在照料并保护幼儿时仍然可以采集到，男性并不需要作为保护者或者供养者，结婚便是多余的。
随着气候变暖和森林的逐渐消失，人类开始迁徙进入热带草原，在那里他们的食物包括采集的蔬菜、捕食者狩猎后剩下的腐肉以及最终人类通过使用工具狩猎得到的猎物。饮食结构中增加的肉类使婴儿出生得更早并且需要母亲更多的照料，以确保幼儿顺利存活。资源在男性之中被平均分配，而结果就是，一夫一妻制成为当时流行的婚姻结构（在一百八十万年前到23000年前）。的确，在那个年代对于婚姻最贴切的描述是持续的单配偶制，即夫妻只会与对方生活在一起并且持续时间足够长，以确保他们的后代能够存活下来（为期数年）。
婚姻简史
在23000年前到10000年前，人类开始转化为农耕型——自行种植食物。40000年前犁的发明促使人类分工明确化，男性和女性变成各司其职。农业型生活同时意味着男性可以积累财富，旧时代中男性之间的平均分配随之终结。尽管这听起来不公平，但是一夫一妻制的盛行很可能是由于荒野生存的方式中丈夫发挥的作用并不会大于妻子。
另外有一种理论——由布鲁克斯•凯撒和我提出——人类具有生物学上固有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这是确保下一代生存下来的最佳制度，而且农耕的特有形式，尤其是畜牧业，鼓励了婚姻制度的存续，尽管男性之间的分配变得不再平均。这是因为在农业鼓励一夫多妻制时，乳畜动物产生的配对激素却促进了一夫一妻制。
支持该理论的证据来自于那些有大量养牛场的区域，比如欧洲多见一夫一妻制，相对的，像非洲这样的地区一夫多妻制则更为普遍。
在我们的模型中，与穷男配对的女性只能在做穷人的唯一妻子或是富人众多妻子之一这两者中择一而从。尽管这种选择还包含了其他可能性——她可以找不止一位穷人（比如两兄弟）然后同时嫁给他们两人，这可以给她带来更多的资源，也能使每位男性都有妻子。出于这种原因，社会如果允许一夫多妻制，也应该同时认可一妻多夫制才是比较合理的。
事实是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分配。
由经济学家莉娜•艾德兰德和伊芙琳.科恩提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让女性选择要么成为多名丈夫的同一妻子，要么成为一名丈夫的众多妻子之一时，一些女性会说：“还是算了吧，我还不如去当妓女呢。”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一夫多妻婚姻制导致很多男性不能顺利结婚。可是未婚男性仍然有性需求，除非他们通过与已婚女性发生性行为解决（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些未婚男性唯一的可行选择就是去找妓女发生性关系。
结果演变为一夫多妻婚姻制促进了对妓女的需求，这使得男性为性行为愿意支付的价格普遍上涨。这种价格的上涨鼓励了女性选择卖淫超过选择嫁人，最终一夫多妻制社会中存在大量妓女——这解释了为什么一夫多妻制很少能和一妻多夫制共存。
何时卖淫活动变得比婚姻更可取
当价格足够高时，女性拒绝嫁人，转而愿意出卖自己的肉体，这听起来的确令人吃惊，但是史蒂芬•列维特和素德•阿拉底•文卡特斯在芝加哥卖淫业研究课题中观察到，在六月的第四个周末市场对卖淫活动的需求增加，一些之前并未从事卖淫活动的女性因为更高的价格转而开始卖淫。
此外，同一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在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数量的地区，很多女性沦为妓女而没有结婚；市场中过量的男性使得投身性交易所能得到的利益足以让女性愿意放弃通过结婚得到的利益。
对此我深表赞同：要是让我生活在一个和别的女人共侍一夫的家庭中，那我只好借酒消愁了。现实是，在发展中国家一夫多妻制中的个人，摩门教徒或穆斯林传统信众，这两者都是禁止饮酒的。那么一夫一妻制与酒精消费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难道只有一名伴侣会促使我们酗酒吗？
经济学家玛拉•斯奎恰里尼和乔•思文在一份美国酒类产业经济学家联盟的工作报告中抛出这个问题，并且发现工业化前的社会将一夫多妻制作为广泛的婚姻制度时，酒精的消费要低于那些将一夫一妻制作为婚姻制度的社会。他们还发现，一些国家从一夫多妻制为主体过渡到一夫一妻制为主体的社会，酒精消费也随之增长。
这两项事实显示出一夫一妻制与饮酒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在跳到结论之前，我要指出还没有证据证明一夫一妻制使我们喝更多的酒，或者多饮酒使我们更乐于一夫一妻。事实是一夫一妻制和酒精消费只不过存在一定关联罢了，仍然有一些第三方因素，比如工业化，独立地造成现代社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和酒精消费增长的现状。
一夫一妻制是否驱使我们酗酒？
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一夫一妻制在工业化经济体系中更为普遍，但作为结果的酒精消费也是源于工业化的。技术革新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使得量产廉价酒精成为可能，而且给予家庭足够高的收入去购买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以外的商品——像酒精这样的奢侈品。工业化进程也促进了都市化；住在城市中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购买酒精，保证了发展饮酒文化的原动力。
当然，这还不能解释为什么两种显赫的宗教制度认可一夫多妻制的同时禁止饮酒，但是经济学调查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也许宗教教义本身就适合设定各种戒律。
在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夫妻在结婚之前同居，至少经验上这看起来不是个好主意。在平均水平上，婚前就住在一起的夫妻，婚姻质量都偏低，更多的是以离婚收场。并且，他们在经济上进展也不理想，在婚姻中积累的财富要比那些婚前没有同居的夫妻少很多。
乔纳森•韦士柏和马修斯•佩因特的最新研究显示，有些情侣想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通过居住在一起获得利益；但结果是同居生活的确会给情侣之后的关系带来很大弊端，但也确有小部分同居者在婚后渐渐表现得比那些从未共同生活过的夫妻好得多——这小部分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同居经验。
他们发现那些持续同居者，即使过去仅有一次同居经验，在他们的婚姻中也会是低收入、低财富的人。而那些“同居婚姻者”（他们和自己的配偶先生活在一起后结婚），虽然可能在婚姻初期财产少于那些婚前没有同居的人（低五个百分点），但是他们婚后的财富水平增长速度却是后者两倍（大约每年2%）。
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在婚前生活在一起的人和他们各自的伴侣，其财富水平最终会追平那些婚前没有同居的夫妻。
婚前同居
同居者在婚姻中财务状况看起来并不成功，主要原因并不是同居不利于婚姻；而是那些没有同居经历就结婚的人，对他们今后的婚姻更有信心，并且愿意为他们的关系和共同生活投入更多。比如，他们更愿意把两个人的财产集中到一起以及购买住房，这比某些有更多分手经验——比如多次同居者的情况好很多。
为什么同居婚姻者比那些有多次同居经历的人表现更好，另一种解释是他们因为某些困难而推迟了婚约。当持续同居者在考虑住在一起“试运行”一下这段感情是否进行得下去时，同居婚姻者推迟他们的婚期，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想先完成学业，或者是因为他们想在结婚前先有能力供房。这些作为推迟婚约的理由，从长远看来，显然可以使婚姻更容易走向成功。
在婚姻中冠夫姓的妻子显得更不聪慧，更缺乏野心，倾向于更少地外出工作以及更加专注于家庭生活。根据马修斯•佩因特、雷特•诺德维尔、费姆克•万•法莲、柯尔斯顿•瑞丝和迪耶德里克•史塔波的试验性研究，那些选择改名的女性预期较低薪酬和更少的工作机会。
那些在婚姻中仍然保留自己名姓的女性，其受教育水平要远远超过那些冠夫姓的女性。根据格雷琴•古丁收集的数据，拥有硕士学位的美国女性比学位较低的女性，不冠夫姓的人数高2.8倍；有专业学位的女性该比例高出5倍；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比学士学位以下的女性该比例高出9.8倍。
保留自己名字的女性也会生育更少的孩子。在荷兰，我引用的上述数据来源中，一位冠夫姓的女性平均生育2.2名子女；保留自己名字的女性平均生育1.9名。也许是因为她们生养更多的孩子，或者她们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贤内助标准，夫姓妻子们每周在外的工作小时数更少（22.4）；这是相对保留自己全名的妻子们来说的（28.3）。即使消除教育水平和工作时长的影响，冠夫姓的女性仍然收入更少——对比是960欧元对1156欧元。
妻子为冠夫姓支付代价
在一项实验中，一组参与者会收到两封来自虚构女性的求职信，参与者会被要求对写信者未来职位稳定性进行评估，并且陈述对她薪水的预期值。参与者对冠夫姓的求职者评估为不够聪明，缺乏自信并且不够独立。他们觉得申请人远远不足以胜任工作，对其薪水的界定为861欧元每月，这远低于保留自己名字的申请者。
女性的名字真的在求职时起决定性作用么？老套的说法是随夫姓的女性更加忠于家庭而非职场，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惊讶于其在寻找工作时显示出的不足，这与那种独立性强并且充满自信的新时代女性显然不同。
在印度使用互联网约会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中——她们在寻觅异国丈夫。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这部分男性的收入已经大不如前。
这些印度姑娘是寄希望在别处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吗？如果是，我们可以在冗长的清单中再加上一个走向衰退的市场，那就是穿着体面、非印度本地居民的新郎。
根据印度基础互联网约会网页的报告，女性对异性的搜索优先级从寻找非印度本地居民的男性（这些人大多数有一份网络技术或财务工作）变成趋向寻找本地男性公务员。可是这又怎么能怪她们呢？成为政府官僚机构中一名员工的妻子远远不及做美国籍金融家的妻子那样风光，但毕竟对自己的未来是一个稳定的保障。
危机中的印度婚姻市场
对于婚姻的预期不仅仅导致女性改变了她们的搜索优先级。在经济衰退时的初期，这同样导致了男性更多地搜索有工作的女性——在2008年增长了15%。
这表明当面临职场上生涯越发不确定的危机时，印度男性更加在乎找到一位可以给与自己一定保障的妻子——当他们丢掉工作时，妻子至少还有薪水；相对的，女性则更加在意寻找有稳定收入的丈夫。
尽管女性津贴和立法都在尽量避免性别歧视，但是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始终存在。经济学理论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工资差距（例如，女性会经历怀孕生子而导致事业中断这种高昂的代价），不过，是否真的有证据显示工资差异的存在是因为雇主对女性歧视呢？
有一部分男性劳动者的经历也许恰恰可以佐证歧视的存在。他们是那些中途中断自己的事业，外表摆脱女性的样子而再作为男性外表生活的人。
社会学家克里斯汀•希尔特曾通过与从女性变性为男性的人谈话，发现年长的白人变性人享受更多的权威和尊重，这是相比他们过去的女性身份来说。他们感到当自己表达意见时，更加容易被认可，面对的阻力也更少。有些人甚至提到一些雇主在他们还是女性时因为某些意见而惩罚他们，可当他们以男性身份做同样的事时，这些雇主却会奖励他们。这些人在工作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职位和业绩也得到提升，于是他们的收入也相应地提高了。
在调查中对很多男性的观测结果显示，作为男性，他们会因为接受了额外的教育而得到很高的回报，这是他们还是女性身份时无法企及的。于是他们会回到学校接受增值教育，使自己获得优势来赢得更高的收入回报。
设身处地体谅在工作岗位上的男性
很多希尔特调查的参与者指出，当他们“做主”时，他们的表现看起来比过去更加积极向上。在他们变性之前，他们的老板和同事们会把同样的行为解读为过分自负。
另一方面，非裔的美国变性人表示，当他们在工作中的进取不被认可时，他们不能表现出失落。亚洲变性人面对的是对他们太过被动的指责，这种老套的说法是他们还是女人的时候不曾经历的。那些年轻的变性人承受的是“没有男子气概”或“毛头小子”之类的老套指摘。
这也许不算薪酬性别歧视的决定性证据，但说明雇主们的确应该认真反思一下自己对员工能力的评判方法。如果女性员工被认为不如男性员工胜任工作，或者始终缺乏资源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么想要缩小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就只能通过更加努力工作，做得比男性更出色。
一篇布丽吉塔•尼格鲁斯和索尼亚•奥雷菲斯近期的论文，通过一系列假设测试了同性婚姻的理财规划与异性恋有哪些区别。他们发现，平均来看，同性恋情中的女性勤俭程度要比同性恋情的男性或者异性恋情侣好得多。
作者使用了抵押贷款比率来评估夫妻的家庭价值，用来衡量他们的节俭程度；这是因为那些持家能手平均来说偿还抵押的速率要快于理财欠佳的夫妻。
相比异性婚姻夫妻和男同性恋来说，女同性恋情侣会多偿还9%左右的年平均抵押贷款，这是在控制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家中孩子的数量）等因素干扰后得出的结论。
这不仅仅证明了女同性恋者更会持家。参考年长者的收入，在同性恋情中的退休女性拥有的社保和退休金，比异性婚姻夫妻平均多出4715.35美元。同性恋男性的收入也高于异性恋情侣，不过实际上该结果是因为一般而言男性的退休工资高于女性。
女同性恋者更加勤俭持家
有两种可能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同性婚姻的女性会更加节俭，其中不包括同性恋会比异性恋拥有更少的孩子。第一个原因是关于生活预期的；女性平均寿命更长，就真的需要存更多的钱，为自己将来没有薪资收入的岁月做好准备。
第二个原因可以解释为恋情稳定性。相关数据来源于同性婚姻尚不合法时期；同性情侣要共同规划未来，因为她们无法预测何时才能获得与异性恋夫妻同等的社保待遇（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这样的恋人在等待这平等的一天到来）。
如果所观察到的女同性恋者这更高的存款率反映出有关她们婚姻关系的法律状况尚不明朗，那么当这种关系被法律认可后，我们有理由预测这些家庭的存款率会相应下降。
观察性爱玩具市场是否有助于经济学家预测一场经济衰退？
经济学家们的最大幽默就是找到有趣的方式来观察市场中的迹象，以预示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在我们厌倦了观察库存和生产力之后，转而观察一些其他指标，比如汉堡包卖得好不好，或者炸面包圈店是否搬到市中心去了。
其中最著名的一项关于经济萧条的领先指标是“口红指数”。在化妆品公司雅诗兰黛任职至1999年的前董事长伦纳德•兰黛提出，在经济不景气前夕，口红的销售量会增加。事实证明这是让一位女性用很少的钱达到感觉愉快的有趣方法，经济学家们则可以藉此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
不过，口红指数没能预测到2007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而且近年来它的市场销量一直持平。另一个令人感到心情愉悦的市场却开始受欢迎：人体
润滑油和性爱玩具的销售市场。
润滑油和性爱玩具的销售市场。
2009年的市场调查发现润滑剂和性功能增强器具销量惊人，当时市场很不景气。性辅助用品的销量看上去更加符合口红指数理论；人们需要一个廉价的方法来让自己愉悦、打发时间（也许你会说他们是需要一种方法“雄起”好渡过难关）。
润滑剂来做指标？
正在用来检验该市场是否可以用作经济活动的指标将在复苏期显现。如果两性凝胶和震动棒的销量在下一年疲软，那么我想这个指数就胜出了。
也许届时我们会要求经济学家开始做性爱玩具和润滑剂的市场报告。他们大概乐于分享我的观点，毕竟用这个指标做经济分析会有趣得多。
如果是做财务决策，女性绝对不愿投资于像男人这样高风险的资产；她们显然都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按顺序来讲，单身人士比已婚人士更加害怕风险，然后就是已婚女性——至少历史上如此——会比单身女性更愿意投资风险性资产。
如果我们把丈夫当作另一项资产，与股票、债券和不动产合并作为投资组合的话，婚姻行为对于女性来说是值得的，但此时丈夫应该是一项低风险资产。和额外的安全资产（例如，低风险的丈夫）一起构成已婚女性的投资组合，她就有理由去购买风险更高的资产来平衡自己的总投资。所以说已婚女性并不是真的比未婚女性缺乏谨慎性，她们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因为我们忽略了她的安全资产——那个晚上会把脚搭在咖啡桌上的家伙。
不过事情是这样的：在过去40年间，丈夫作为一项资产来讲，已经从无风险资产演变成垃圾债券——高风险高收益。加上房价的大幅波动（尤其是当投资于垃圾债券却迟迟得不到回报时），丈夫这项资产的风险随着时间推移与日俱增。
如果这是事实，并且如果用丈夫作为投资组合的理论来解释已婚女性为什么会风险规避性更低，那么当离婚率升高时，我们应该可以预见存在于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之间的风险规避差距收缩的过程。
我的丈夫是垃圾债券
意大利经济学家格拉齐耶拉•贝尔托齐、玛丽安娜•布鲁内蒂和科斯坦扎•托里拆利的最新研究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于单身女性和已婚女性之间风险规避的差距实际上变大了，这起始于已婚女性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像男人们一样生活和做投资决策。不过在21世纪一切开始改变；这时风险规避的差异变得相当细微，已婚女性在做投资决策时越来越与单身女性相似——她们的行为更加倾向于规避风险。
由于很多国家的离婚率十年来都很稳定，而在仅仅三年内（2000—2002）意大利的离婚率上升了45%。所以这段时期婚姻的风险加剧，已婚女性的风险规避水平向单身女性靠拢。这与我们的假设保持一致——已婚女性会选择再度调整她们的投资组合，加大投入低风险资产以便平衡她们的垃圾债券丈夫日益增长的风险性。
要减少发生在青少年中的性行为，一种可行的办法是通过立法禁止某个年龄段以下的男女发生性关系。
加拿大在2009年将允许发生性关系的年龄限制从14周岁改为16周岁，这是考虑到年龄在14到15岁之间的青少年比年龄稍长的16到17岁的青年人更加欠缺对于性行为做出正确抉择的能力。波妮•米勒、大卫•考克斯和伊丽莎白•萨怀克利用这次法条调整来测试假设——年轻的青少年比年长的青少年做出更糟的性行为选择。通过对超过26000位青少年的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14至15周岁的人并不会比16至17的人做出更糟的性行为选择。他们还发现，暴露在最高风险中最需要法律保护的实际上是年龄低于12周岁的孩子们。
样本中有3%的学生在12周岁之前有了性行为，超过40%的受访者反馈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是年龄超过20周岁的成年人。那些在14岁有了第一次性行为的人中，仅有1.3%说自己的第一个性伴侣是年龄大于28周岁的成年人。而在15岁才初尝禁果的人中，性伴侣是大人的比例有所增长，却依然没有超过6%。
立法禁止青少年性行为
当加拿大法律改变为强制仅允许同龄人之间发生性关系后，青少年人群的性行为明显减少；低于2%的男孩和3-5%的女孩是与比自己大五岁的成年人发生首次性行为。他们趋同于年长一组（16至17周岁），在酒精或药物的影响下发生了性关系，更多的人表示初夜时使用了避孕套（83%比74%）。此外，该年龄段的女孩表示，在她们年纪更小时，发生第一次性行为不仅使用了避孕套，还会同时服用激素类避孕药。
合法年龄的法律举措是考虑到在与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时，低龄青少年无法保护自己而导致面对比较严重的后果。有证据显示，低龄青少年可以做出与较年长者同样的健康性行为决定，这其实与法律无关。
当一个人在发生第一次性行为时，需要克服一个心理障碍，在经济概念上，这类似于一项固定成本：一次性支付后不再需要支付的成本。青少年最初也许会选择不去发生性行为，以此逃避支付这项固定成本，但是一旦他们失去处子之身，就会选择再次发生性行为，因为固定成本已经付掉了。
如果学校在青少年之中推广避孕套，势必造成对处子之身的期望成本降低，那么避孕套的推广就会促成青少年之间的乱交行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远来看都是如此。青少年会更早地开始发生性行为（短期），并且会在将来继续发生性行为（长期）。短期来看，避孕套的使用率高，青少年怀孕率就低，但是从长远角度，青少年的怀孕率会升高，因为避孕套的使用方法往往是不正确的。
经济学家彼得•阿西迪亚科诺、艾哈迈德•赫瓦贾和欧阳李晶支持一项制度假设：限制14周岁的学生使用避孕套会导致在法律生效当年发生的无保护措施性行为增加8%，三年内增长4%。但是当更多的学生发生无保护措施性行为时，另外一部分学生会选择根本不去开始性行为；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率在该法律生效当年下降3%，三年内下降5%。
避孕套在学校的推广使用却提高了青少年怀孕率
由于无保护措施性行为的增加，导致了性行为的减少，怀孕率也相应地在三年内下降；这表示限制青少年使用避孕工具是降低怀孕率的有效举措。
这个结论的问题是，该政策假设年轻人（14周岁）受约束并回应能否使用避孕套这一微小改变。例如，比起年长一些的青年人，他们可能很难走进商店去购买避孕套。所以当政策假设对于他们的行为作出某些约束时，究竟限制多大年龄不可以购买避孕套是个难题。同时该假设也忽略了一种可能性：越早开始使用避孕套越能增加使用它的意愿，同时提高使用它的技巧，而这些都会影响青少年未来的人生。
肯尼亚有HIV（艾滋病病毒）教育程序，就是教育年轻女性品行端正的价值、拒绝的技巧和婚前禁欲。尽管这称之为禁欲，21%的八年级女生和48%的八年级男生表示他们有过性行为。在这个教育程序中并未提及避孕套的使用，这也许导致了HIV传播率在肯尼亚的年轻人中居高不下：年龄在15岁的女生，3%；年龄在20岁到24岁之间的女生，19.9%；以及年龄在25岁到29岁之间的女生，13%。
肯尼亚女生中的HIV传播如此之广——实际上比同龄男生高出四倍之多，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女生会与年长很多的男性发生性爱关系。比如，在八年级女性中那些怀孕的女生有49%表示对象大自己超过5岁，16%表示对方大过自己10岁以上。
这种现象的经济学解释是，年长男性表现得像“干爹”，借金钱和礼物来交换年轻女孩的无保护性爱。
斯坦福的经济学家帕斯卡丽娜•杜帕斯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实验结果。实验中研究者们介绍一项教育程序到随机选取的肯尼亚部分学校，给学校的学生们一个简单的信息：在邻近的城市，HIV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群中正广泛地传播着。他们仍然停留在国家指导方针的层面，并不提到避孕套的使用问题，但是如果学生提出该问题他们会予以回答。
非洲的禁欲程序导致了青少年中艾滋病风险升高
在该程序开展后的一年里，女生会被告知与年龄大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感染HIV的风险更高，这些女生的怀孕率比仅仅接受禁欲教育的分组低28个百分点。下浮最多的是与年龄大五岁的男性恋爱并怀孕的分组：这一组女性减少了61.7%。此外，实验中接受该教育课程的女生组中有36%表示在最近一次性关系中使用了避孕套。
我们并不能明确这种简单易行的程序直接降低了HIV的发生率，还是降低了与年长男性发生无保护措施的几率；不过这个在71所不同的学校放映、仅仅耗时40分钟的幻灯片，已经让研究者成功减少了30个婴儿的出生——来自15岁的妈妈们。这一程序显著地改变了学生的行为模式。
青少年女性被反复告诫不要轻易放弃她们最珍贵的资产——贞操。多年前，内华达州的一所妓院宣称要卖掉娜塔莉•狄伦的初夜权；这是一位21岁的大学毕业生，她的初夜权被开出三百八十万美元的天价。这件事让很多女性思索着这项“资产”是否真的价值不菲，在当时，有很多女性试图重现娜塔莉的成功。不过市场力量发挥着主导权，即使出现过这种不寻常的成功案例，通过买卖初夜权获利在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
法比奥•马里亚尼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对于贞操价值的跨社会认知变化与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能获得多少机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文中还描述道：如果一个富人邂逅一位穷姑娘并且坠入爱河，而这位姑娘是个处女的话，他会不在乎她的家境而愿意娶她为妻。如果这位姑娘不是处女，他则更愿意娶一个家境富足的处女为妻，哪怕自己并不爱这位富家女。
对于穷苦姑娘保持处子之身的回报就是，她有机会嫁给富人并且受益于其高收入。任何减少这种婚前贞操期望回报的因素都会减少女性能够得到的补偿，从而变相鼓励女性放弃守贞，发生婚外性行为。这里说的补偿就是她“卖掉处子之身的保价”。
卖掉她们最宝贵的资产
就观察来看，在发达国家中男性之间收入不均导致了这种现象：当男性贫富差距拉大时，女性可以获得保持贞操的更高价值。
同时，贞操市场只有一个门槛：参与者必须保持住贞洁直到交易的那一刻。这种几乎零门槛的市场意味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导致其价格回归到一个较为公平的市场价值。我不禁怀疑，男人愿意支付的充分竞争贞操市场价格实际上远低于大部分潜在卖家的最低销售价格。
消除贞操买卖市场的利益链的最终因素是，在西方，作为贞洁的卖方需要面对来自对贞洁的价值期望低很多的竞争对手。处女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城镇的价格仅为400美元，这远低于成千上万沦为娼妓的西方女性能赚到的钱。
现代社会已经对于已婚夫妇的性放荡行为全然接受，根据经济学家法比奥•多尔兰多的说法，这不仅仅使更多的人参与性放荡活动，也鼓励了这些性开放的夫妇发生更加激进的性爱行为。
当然，任何时候都会有夫妻喜欢聚众乱搞，不过要付诸行动的代价却很高。我指的并不是参与这种活动的收费，虽然这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而是换妻的期望成本：例如，失去声誉的风险，或者是并不好的体验并且最终导致婚姻破裂的风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因特网可以让人们轻易地找到志同道合的夫妻，从而一起享受性放纵的体验，这降低了相应的风险，也降低了换妻的期望成本。
按照多尔兰多所说，这种成本下降鼓励了更多的夫妻参与到换妻活动中，促使他们从“温柔的”性行为（比如夫妻双方在床上做爱，就像每对普通夫妻做的那样）转变成“更刺激的”性行为（比如加进来一个男人和妻子或者丈夫或者三个人一起做爱）。
换妻参与者刺激的性爱行为增加了该市场上单身男性的比例，从经济角度来分析这个案例就变得异常有趣。
俱乐部组织换妻活动让尽可能多的单身男性加入进来，这是有见不得光的经济刺激的（这是一语双关）。很多夫妻并不想让这些单身汉加入俱乐部，但是因为单身男性对加入的需求程度超过了其被需求的程度，他们加入俱乐部就需要支付高价。俱乐部的拥有者都希望利益最大化，所以愿意给肯出高价的单身男性提供一席之地。
换妻俱乐部正在窃取性交易市场的份额
也因为夫妻们追求更刺激的性爱体验，俱乐部对单身男性的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这种数量上的需求空间增加又给了单身男性降低加入俱乐部入门费用的主动权。于是，越来越多的单身男性开始加入换妻俱乐部。
对单身男性而言，换妻俱乐部是嫖娼的替代品，要是有人上过介绍经济学的课程就会知道，如果两件商品具有相互可替代性，其中一项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下降，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相对于另一项商品就会增加。
所以说换妻俱乐部正在侵蚀性交易市场的份额——为单身男性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了相似服务。
有人告诉我参与换妻俱乐部的单身女性叫做“独角兽”——如神话传说中才有的生物一般的存在。毫无悬念，这种女性可以免费加入俱乐部。
动态（或时间）不一致说明参数分析会随着时间变动而变动；在一个阶段看起来最优的选择到下一个时期很可能就不是了。这常用来解释为什么有时金融当局或者政府部门似乎毫无理由地启动某项专项行为。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很难做到不在婚姻中出轨。
举个例子来说明动态不一致性在偷情这件事上是怎么运转的。假设一位丈夫害怕妻子出轨，所以在结婚时他对妻子说，如果她出轨就离婚并且不会提供任何经济支持。在婚姻初期这是他最理想的选择——如果对方出轨就离婚——通过这种警告，他希望妻子不会这么做。
如果不久之后妻子遇到另一位倾心男士，并且想与他风流快活。虽然她的丈夫警告她出轨的后果，可是她清楚丈夫不会主动提出离婚，就算他真的提出离婚，无过错离婚法也不允许他不提供任何经济支持。对她来说丈夫的警告不具有威胁性，所以她选择享受婚外“性福”。
不久后丈夫发现了她出轨的事实，感到非常受伤，决定坚守婚姻，因为正如妻子预料的那样，丈夫并不想离开她；虽然他最初理想的选择是离开，可是由于妻子的出轨，他的理想选择变成了坚守。
偷情是一个动态不一致的问题
这种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原因是很有趣的，我们意识到其存在便能找到方法加以解决。一个解决办法是，对于丈夫来说，如果妻子不忠就想一个好办法离婚。比如，他可以保持经济独立并且坚持签署一份婚前协议，一旦妻子出轨将受到经济上的惩罚。
从历史的视角看，夫妻之间的斗争并不是问题，因为政府已经颁布法律来严厉地惩罚不忠——尤其是女性不忠。就算世界上没有对不忠的法律举措，宗教信仰也将婚外性行为挂在耻辱柱上，所以偷腥者会害怕要下地狱。如果男人或女人因为羞于抛弃不忠的配偶而选择原谅对方的浪荡行为，社会普遍标准会鼓励其家人和朋友进行反对，这也起到相似的作用。这种机制有助于解决动态不一致问题，夫妻自行处理对不忠的惩罚。
总之，动态不一致理论告诉我们这些机制将会更有效地预防出轨，而不是强制遭遇出轨问题的夫妻继续履行婚约。
很多男人都有过招妓这种婚外性行为。我已经说过，25%的男性表示他们在婚姻里有过其他性伴侣，但如果我们除去那些在性行为市场买春以外的情况，这个比例就会降低到19%。考虑到有将近20%的男性在其一生之中有过招妓行为，那么可以推测那些愿意花钱招妓的男人也更有可能不忠于其妻子。
一项由加拿大社会学家克里斯•艾奇逊主导的名为“约翰的声音”的研究（www.johnsvoice.ca）调查了大量买春者，并且询问他们是否在招妓之前和配偶讨论过这种行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招妓超过十年，站街女和其他方式都有。样本中接近半数的男性（781人中的371...。
这些男士中将近50%的人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自己招妓的事情。而曾经和他人提到过此事的男性中，23%的人告诉了男性朋友，17%的人告诉了其他的妓女，10%的人告诉了其他的招妓者，只有9%的人告诉了女性朋友。
大约有6%的男性样本向配偶或者其他性伴侣透露过他们招妓的行为。调查期间处于恋爱阶段的男性中，79%的人表示他们尽量对伴侣掩盖自己招妓的行径，数据显示21%的人没有刻意掩饰（估计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就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抓现行的概率很低），另外，63%的人担心伴侣迟早会发觉。当被问到如果伴侣发现他们频繁招妓的事实会有什么反应时，61%的人认为对方会提出离婚，11%的人认为这会导致争吵，10.5%的人觉得配偶会伤心，5%的人觉得这会导致“一场灾难”，超过1%的人觉得这会引起暴力事件。
你会因为招妓而感到内疚吗？
此项调查也问及关于家庭成员和同事的可能反应。当回答这类问题时，41%的被访问者表示，一旦他们嫖客的身份败露将面临“羞愧、难堪、耻辱或者被嘲笑”，17%认为他们会失去朋友和家人，13%认为这会导致多种后果，还有13%的人不在乎或者觉得没什么后果。
如果排卵期给女性带来寻找更具有吸引力的男性作为性伴侣的生理冲动，那么想要制止妻子放纵的渴望的丈夫们可以鼓励她们服用口服避孕药，一举消除掉排卵期的隐患。可问题是：当夫妻俩决定“造人”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根据科学家亚历山德拉•艾尔沃尼格和沃皮•卢玛的论文所述，女性服用口服避孕药会失去对男性阳刚外表的渴望，这本来会出现在排卵期——女性最具有生殖能力的时候。
该研究表明，当社会中有大量女性使用口服避孕药时，理想型“具有吸引力”的伴侣从看起来拥有优良基因（指更加具有阳刚气质的男性）逐渐转化为看起来很顾家的男性（指更加具有女性化气质的男性）。一项技术革新——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导致了女性对伴侣选择偏好的改变。
我把这称之为贾斯汀•比伯效应。
那么，当女性在恋爱期间开始服用避孕药直到婚后停药开始备孕，这整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我已经说过，当女性比较年轻时会更容易不忠于丈夫。女性出轨的时期与她本能地想找到更优秀的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时期一致。而比伯效应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寻找更具有吸引力的伴侣；口服避孕药抑制了她们对寻找更加有阳刚气概男性的生理欲望。
计划生育改变了女性对男性的偏好
事实上，优良基因是一种稀缺资源，理所当然地，物以稀为贵。优良基因的高昂价格阻止了大部分女性找到一位能够帮助自己把全部理想的品质遗传给孩子的长期伴侣。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她们另辟蹊径，就是先与具有其他优点的男性结婚——看起来会是一位好父亲的男性，然后找一位婚外性伴侣做自己孩子的生父。
当然，如果被丈夫抓到出轨，这位妻子的伎俩就会败露，最终导致离婚。这就表示增加基因质量的好处一定大于女性为之所冒的风险。
证据显示婚约并不太可能减少女性不忠，但是却可能会增加男性出轨。
在乌干达，男性所在家庭会向儿子新娘的娘家付一笔钱，这笔钱是未来可能的不良行为担保金。这笔担保金可以依法要求退还；丈夫如果怀疑自己的妻子和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便会退婚，并且要回这笔钱。
大卫•比什和肖珊娜•格罗斯巴德的一项最新研究就使用了乌干达全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这些数据得自对夫妻双方以匿名形式面对面的访问，用以评判这种婚前协议是否对性行为产生影响。在全部抽样调查中，5%的妻子和19%的丈夫表示在近一年内有过不忠行为。在男性付给新娘家这笔保证金的夫妻样本中，2%的妻子和21%的丈夫有过不忠行为。在丈夫没有付给女方家里“担保金”的夫妻样本中，10%的妻子和16%的丈夫有过不忠行为。
看起来可退还的新娘担保金减少了女性婚外情的几率，但是增加了男性出轨率。不过，一旦研究人员排除了家庭特性（比如教育、一夫多妻制、孩子以及丈夫是不是农夫）的干扰后，男性性别效应就基本消失了，但是女性性别效应依然存在，这在统计上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上的刺激是否可以减少女性婚外情呢？
你也许会认为签署财务协议的方式可以确保女性始终遵守婚姻誓言，婚前协议的条款列明了在妻子不忠的情况下，丈夫仅仅承担有限的财务责任，反之亦然，双方都受协议的限制和保护。在某些国家，仍然遵循“过错方”法律——在离婚时对家庭财产进行分割，情形与婚前协议类似，出轨的一方在经济分割上会受到相应惩罚。
这看起来行得通，但是随着男性收入增长，所占有的财富明显超过女性，或者当法院对女性婚外情惩罚力度大于惩罚男性出轨时，这一体系只能刺激男性婚外情增多——乌干达这种可退还的新娘“担保金”就造成了男性婚外情数量上升。
夫妻通过婚前协议来预防婚外情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如果你忠诚，我当然也会忠诚；但是如果你出轨，那么我也会出轨。这种协议把男女双方放在了相互忠诚度在谈判中更加对等的位置上。
中彩票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机会找到真爱，或者在爱情消亡时让你更容易抽身离去呢？在斯科特•汉金斯和马克•胡克斯特拉的论文中提到了这些问题，他们发现金钱买不到爱情；事实上，至少对女性来说是这样的，金钱只能买到保持单身的自由自在。
通过对成千上万的彩票中奖者进行数据分析，笔者比较了那些赢得大奖(50000美元）以上中奖者的恋爱结果和那些仅获得小奖（1000美元）以下的人的情况。他们发现单身女性赢得大额奖金后，在接下来的三年内都没有结婚，而那些赢得小数额奖金的女性实际上仅有低于40%的人结婚了。
为什么获得博彩大奖的女性不会结婚呢？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独立的新定位赋予女性在婚姻上不必迫切、被动的机会，她们在选择与谁步入婚姻殿堂方面变得更加从容不迫。或者她们也许不想与其他人分享对巨额奖金的控制权，于是推迟结婚到自己把全部奖金挥霍掉以后。
对于单身男性却未见到相类似的效应——对于恋爱关系的决策和他们获得了多少奖金之间毫无关联。
中个大乐透可以令单身生活轻松得多
在离婚率方面的相关效用也是微乎其微；在得奖金额在25000美元到50000美元之间的群体中，相比获得1000美元以下奖金的人，其离婚率仅低不到一个百分点。人们在赢得奖金后似乎更乐于待在一起，尽管获得的奖金可以让他们离婚变得简单。
这个测试结果看起来似乎不合逻辑，但是它却有一项重要的意义。它显示出随着社会日益富足，做出结婚决策的年龄也同步趋向提高，这是由于女性而非男性的决策导致的。它同时也给出了一个解释，说明女性在较为年轻时就决定结婚的意愿逐渐减退，并非单纯地出于投身于事业而放弃花费精力去寻找意中人。对于赢得彩票的单身女性来讲，财富从天而降，说明这彻头彻尾是因为钱。
据观察，很多女性都将身高作为筛选丈夫的重要标准之一，于是矮个子男人似乎只能找不那么漂亮的女性做老婆。根据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尔潘的研究，对于身高不足的男性来说仍有一线希望，矮个子男人可以在年龄较大的时候找到比他的高个子朋友们更年轻的妻子，这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成功。
大量研究发现，在男性身高和其收入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比如一项针对德国数据的研究显示，身高超过平均水平2.75英寸（7厘米）的男性薪酬会比平均身高的男性高出4%。几项原因导致了这种超出普通职场歧视范畴的关系存在，最起码来说，从童年时期到成年过程中，身高始终关系到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过这并不是导致矮个子男性在婚姻市场遭受冷遇的唯一原因；就算我们剥离收入影响，女性还是会首选高个子男人。
丹•艾勒里、甘特•西特许和阿里•赫特许共同通过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约会中对种族偏好的相关简单实验来检验该项指标，研究发现矮个子男人年收入超过五十万美元时才能吸引更多的女性，令她们放弃身高比他高5英寸（12厘米）的男性，转而联系他进行网络约会。
矮个子男人多娶到年轻妻子
同一研究还发现，在线上约会中，男性身高在6英尺3英寸到6英尺4英寸之间（190到193厘米）的，会收到更多的对他感兴趣的女性信息，要比身高在5英尺7英寸到5英尺8英尺（170到173厘米）的男性高出60%。
通过研究法国的数据，埃尔潘发现当剥离社会地位的影响之后，矮个子男性明显更不愿意结婚或者拥有一段严肃认真的感情关系；身高在5英尺7英寸（170厘米）以下，年龄在30到39岁之间的男性，仅有60%已婚，而身高在5英尺7英寸到5英尺11英尺（170到180厘米）的男性结婚率为76%。
矮个子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倾向于保持单身，这使他们在晚年婚姻市场中提前得到一个有利位置，较为年轻又不太关注丈夫外貌的女性会更加关心他能提供稳定收入的能力。高个子男性则在他们还年轻时步入了婚姻殿堂，那时他们还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为供给者而且结婚对象也多为同龄的女性。
男性本能地喜欢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且他们最爱能有多个性伴侣——这是全球性交易的驱动力。而女性更乐于拥有较少的性伴侣并且在恋爱婚姻关系中发生性行为，这就使得针对女性客户的性交易凤毛麟角。当然你可能会问，考虑到老年女性在寻找一夜情时所面临的种种障碍，开设以女性为目标人群的特殊市场型妓院会不会有利润空间呢？
社会学家杰奎琳•桑切斯•泰勒在加勒比海岸（字面意思）随机询问女性游客关于她们与当地男人的性行为，他发现就是在和当地男性发生一夜情的女性之中，若需要付给那些男人现金的话，就没有人会有兴趣为了做爱买单。
在桑切斯•泰勒的调查中，31%的受访女性承认在她们旅行期间至少有过一次性行为，过半数的人承认有过几个性伴侣，甚至有少部分人不好意思地表示同时期和五个以上的男人有性关系。
有当地性伴侣的女性，60%承认会给她们的爱侣现金或者非现金礼物，这种关系的经济属性被低估了，其价值仅仅是吃顿饭和洗个热水澡，或者小额现金，在本身就是由于经济特权造成的非正确的估值。而且由于信息都是在她们度假期间收集的，这就忽略了男性需要等到假期结束的可能性，甚至于在开口要钱之前女性就已经回到自己家乡了。
难道没有为中老年女性开设的妓院吗？
当要求她们描述在当地的性行为时，只有两个人说她们是单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超过20%的人把这种性关系定义为“真爱”。即使是在一夜情之后支付给男性现金的女性，也会将这种性行为描述为“假期罗曼史”。
很显然，女性也有性交易，但是这些女性会真的在自己的家乡去妓院买春吗？大概不会：25%的人表示当她们结束假期后，这种用金钱换取性行为的交易也就随之结束了，没有人会再接受这种交易。
女性游客可以买到价格低廉的性服务，这仅限于发展中（和薪酬）的经济体制：浪漫主义情怀。如果真的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开设妓院提供该项服务，而且价格还非常公道，那么女性会真的买账吗？
在第六章中我说过，通过观察性爱玩具销售量可以预测经济衰退；在经济艰难时期，当人们需要一种廉价的方式来愉悦自己时，就会把更多钱花在性爱玩具上。同理，润滑剂也是一种经济萧条的指示剂；另外还有一种市场可以指示经济的发展——隆胸术和其他整形外科手术市场。
一份由美国整形外科学会（ASPS）发布的2011年新闻稿显示，为了追求自信，或者我该说是为了保持青春靓丽，尝试整形手术的人次持续增加，包括面部整形（增长9%），胸部整形（增长3%），下体整形（增长9%），上臂整形（增长5%），腿部整形（增长8%）。
ASPS宣布这些增长的需求表明消费者的信心增加了（因此丰胸手术可以有效地指示经济增长），而且在这些增加的需求中部分来自于往年经济动荡中被压抑的需求。
丰胸术预示着经济的活跃
当然我们还有另外的解释可以参考：随着部分劳动力步入老龄化，他们审视着自己遥远而不乐观的退休金前景，觉得尚需要花费一些年时间才能确定，而且无法避免地要面临持续变化的复杂劳动力市场。于是他们不得不绷起每一根神经，去小心地维持他们在市场上的地位，而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市场更喜欢年轻富有活力的外表。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这就不是消费者的信心导致整形手术需求的增长。事实上，这更像是缺乏自信心直接导致对整形手术的需求增加，而不是任何其他理由。
多年以前，一位真正有创造力（并且勇敢）的名为雨果•米亚隆的研究员搜集了六千名男女的数据，并总结出了关于他们的性高潮的经济学故事。不过，他并不想谈论多巴胺带来的愉悦感，米亚隆只想弄清楚为什么女性以及男性（我也非常吃惊！）规律性的假装性高潮。
大约26%的男性在他们目前的恋情中假装过性高潮，而女性比例则是72%。男性没有那么频繁地假装性高潮，但之所以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强烈地感觉到如果不这么做就没办法脱身。没有人会愿意被他/她的伴侣逮个正着，也就是说被抓住痛脚的可能性是有期望成本的，而男性假装高潮的成本也就远远高于女性。
这项研究展示出一个问题：当一位女性在假装高潮时，谁才是受骗的一方呢？真的是男方，因为女方在欺骗他？或者说是女方，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得不这么做？
调查中的大部分男性（55%）表示他们才没有被自己的伴侣愚弄过，对方是真的高潮了。从统计学角度来说，这些男士中至少有半数人的伴侣是假装高潮。与此同时，仅有24%的女性表示她们可以告诉对方自己是在假装（这个比例中也包括宣称自己是真的高潮的女性）。这种统计学上的矛盾只有一个解释：那些相信自己女人没有假装高潮的男性，实际上是被欺骗了；而认为不能告诉男人自己在假装的女性，实际上是可以说实话的。
真正的“尽情尽性”
如果男性知道自己的伴侣在假装高潮的话，他们能否接受呢？也许吧，但是性健康促进中心的数据显示，85%的男性表示在最近一次做爱结束时，自己的伴侣有过性高潮；而仅有64%的女性表示在她们最近的性行为中真正做到“性福满满”。
通过这种方式，想知道谁才是最虚伪的人吗？中老年男性要比年轻男性更加频繁地假装性高潮，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性能力不复当年，此外，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和女性比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和女性更加频繁地假装高潮。
雨果•米亚隆推断教育水平高的人不是善于撒谎就是演技足够好，才能够这样“做戏”而从未被“抓包”。我的学生们则认为，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达到“尽情尽性”。这不禁让我好奇，如果代价是毕生忙碌到都没有时间去享受这20秒钟的狂喜，他们何苦要投资颇多去接受教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