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出版后，几年间加印了三十余次。读者之中，有的青春年少，有的白发苍苍；有的久居故土，有的远渡重洋。对作者而言，一本小书能够受此礼遇，不去妄想有何功德，至少是苦有所值，让我感恩了。

考虑到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本次修订特别增加了“历史与心灵”一辑，同时对自由与责任、中国人的自由传统等内容作了补充。除此之外，借撰写修订版序言之机，我想就最近的一些思考向读者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一

近几年，除了在南开教书，我依旧忙于下乡和出国。国外的访问，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日本。

两次访问美国给了我不少收获。先是于2012年底受卡特中心邀请观摩美国大选，它让我具体入微地了解到美国选举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在选举总统的时候，各地还同时要选出验尸官，这是我以前一无所知的。但验尸官的确很重要，因为他是让法律成为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关键因素。回国两个月后，我又自费重返新大陆，这次是着重寻找美国社会变革中的精神资源，包括独立战争与制宪会议期间美国国父们的言行，以及近百年来美国非暴力社会运动中的思想资源。我还特意选择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孤身一人度过了自己四十岁的生日，算是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点纪念吧。相比占领华尔街等占街运动，我更欣赏的是发生于阿拉巴马州的这场黑人联合罢乘公交车运动。大规模的占街运动一旦旷日持久，就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民主诉求不伤害自由；二是何时结束，在什么条件下结束。而在1955年的蒙哥马利，每一位黑人都用脚投票，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没有谁强迫谁，也不必和谁讨价还价，而历史真的被这种“脚踏实地”改写了。

回想两次美国之行，让我触动最深的还是对富兰克林的了解。美国制宪会议被后世写成了英雄史诗，然而整个过程不可不谓风雨飘摇。1787年，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争辩后，各州代表因为各执己见几乎要分道扬镳，正是富兰克林的一番话在最后时刻打破僵局，凝聚人心——当时富兰克林白发飘飘，已有八十高龄，是唯一一位坐着轿子到费城来开会的，而华盛顿将军当时也不过五十多岁。

主席先生，首先我必须承认，对于这部宪法的部分内容，目前为止我并不尽然同意。可是我也不敢说，我永远都不会赞成，我的岁数这么大了，不乏原以为自己眼光正确，可是后来经过深入了解、周详考虑，却不得不改变看法的经验，甚至有许多我一度以为正确的重大事件，事后却发现大谬不然。因此，我的年纪越大，反而越不信任自己的判断，愈发看重别人的判断。就像许多宗教上的宗派一样，许多人总以为自己的一派拥有全部的真理，只要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样，就一定都是错的⋯⋯很多平民也老以为自己绝对无误，就像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宗派一定是对的一样⋯⋯

先生们，就是带着这些感悟，我愿意接受这部宪法，包括所有谬误在内——如果其中确有错误的话⋯⋯先生们，我之所以同意这部宪法，是因为我觉得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我愿意为了公众福祉，牺牲我认为宪法中存有错误的看法⋯⋯希望大会中每一位仍然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士，在此都能和我一起，对自己的绝对无误不要那么有把握——并为表明我们的意见一致，在这份文件上签上大名。① 

费城制宪会议有两个灵魂人物，一是华盛顿，整个会议他几乎一言不发——有人甚至想要拥立他做国王，但是他的存在稳住了那些对制宪会议将信将疑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件即将改天换地的大事。其次就是富兰克林，正是这位被后世誉为“从天空抓住闪电，从君主手中夺回民权”的时代巨子，让与会代表们学会互相妥协并通过宪法草案，而不是“在会场上割破彼此的喉咙”。富兰克林能有此觉悟和能力，和他追求真理的态度分不开。早年他在费城办了一个叫皮围裙俱乐部（JUNTO）的读书会。其中有一条章程是，如果你用肯定的语气说自己“绝对对”，或者别人“绝对错”，那么你就是在宣示自己真理在握。这样的时候，你就该缴纳罚款了。

我在最近两年的演讲中经常谈到富兰克林的这段经历，称其为“追求真理，但不强加于人”，或者说“我的真理以你不接受为边界”。而这种包容与自信，恰恰是中国人一直或缺的。回望这个时代的“真理病”，于官于民，于国家于社会，可谓等量齐观。人们只愿接受自己想看到和想听到的事情，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即使一个“韩寒事件”，也能将中国社会撕成两半，原因只是你和我对韩寒的态度不一样。具体到中国未来的走向，极左和极右都令我畏惧。两种激进主义在逻辑上最终必定走到一起，而中间意见阶层则成为两派共同的敌人。

最近几年，我常常遇到两种人，一种骂我不爱国，另一种骂我不爱自由。我想说的是，这两种东西，我都爱。如果你非要我爱你爱的国，我希望你也尊重我爱的国。如果你非要我爱你想要的自由，我希望你也尊重我想要的自由。国家和个人有边界，你和我也有边界。在公域，我们因互相妥协而保全社会；在私域，我们因互不干涉而保全自己。

二

上苍赐予我们眼睛，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彼此看见。但正如圣•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里所写的，有些东西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所以还要用心灵看。接下来，我想借着两种常常被人视而不见的动物——大象和大猩猩，来解释我们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

在英文里，“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指的是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类似的场面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实在太过熟悉。有的出于恐惧，有的出于羞愧。比如说今年年初，我曾在大学校园中看到两个醉醺醺的男人在餐馆里殴打一对情侣，餐馆半边的餐具都被砸烂，可是坐在另一边的几桌人还在安心地吃着饭。真的是大象进了瓷器店他们也看不到。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他们家的瓷器店，也不是他们家的大象。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义只在五米之内”① 。

除了房间里的大象，还有一种视而不见是“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它来自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进行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在哈佛大学的心理课上亦有精彩呈现。哈佛的试验者首先完成了一个一分钟的小短片。短片中有两队球员，分别穿着黑色和白色队服，所有球员都在不断移动并互相抛接篮球。短片拍好后，试验者开始在哈佛大学内招募志愿者。志愿者需要观看影片并计算白衣球员的传球次数（无论是空中传球还是击地传球都被算做传球），同时可以完全忽略黑衣球员的传球次数。一分钟后，志愿者被提问是否算清了传球次数。最后的答案大同小异，不过这不是试验者的目的。试验者接下来要问的是，刚才在舞台上走过一只大猩猩，大家是否注意到了。很不幸，有一半看过短片的人都忽略了这个细节。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房间里的大象，还要看见舞台上的大猩猩。

人们总是相信眼见为实，却忘了提取意义时存在的视觉盲区。心理学将上述实验所呈现的问题称为无意视盲。当人们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区域或物体时，他们会忽略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这个心理试验让我们看到了“专心致志”所具有的某种危险倾向。当我们带着某种观点和目的专注于讨论某个问题时，有几个人会注意到有一只大猩猩曾经走过，并且停下来和你挥手扮鬼脸呢？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我们带着百分之百的把握和别人说“刚才绝对没有大猩猩”，甚至还要动用蛮力，“再说有大猩猩我把你和你的思想抓起来”，这该是怎样的双重滑稽呢？

三

我在日本的旅行，两次相隔时间有三年之久。第一次只在早稻田大学做了个关于中国社会建设的演讲，然后就像普通中国游客一样走马观花。第二次则主要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和研究，除了偶尔授课、听课并与学生交流外，大多数的时间我都用于采访或接受采访，前者有百余人次。为了获取更多的观点样本和现场感，我也跑了从北海道到冲绳的不少地方，并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我将专著论述我在日本的所观所感，在此先只想与读者诸君说说天上的云。

2014年10月的一天，我在成田机场坐上飞机，但见窗外白云飘飘，每一朵云的边界都非常清晰。然而当飞机接近中国领空的时候，机身之外的云层却是模糊一片，真应了那句“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国迷失在雾霾里，你看不见人影，却能听到笑声，诸如“乡亲们，好消息，再坚持一下，据说风已经到张家口了”。多么可爱的“境外势力”的到来，多么哀婉的“APEC蓝”① 的离去，网上甚至还有“雾霾天摄影技巧”在流行。可叹这真是一个长于苦中作乐的民族。在这里，幽默是反抗的开始，也是反抗的结束。幽默完了，好像所有艰难苦楚就都过去了。中国人的自由，很多时候就是在不合理的环境下尽可能活得舒服点，是庖丁解牛式的技巧上的自如，而不是价值观上的自由。我本无意指责这种权宜之计——我也曾多次提到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民意无法表达，而是民意没有执行力。在此背景下，我似乎更应该相信自我安慰和解嘲已经无异于一种基本人权。

好像跑题了，以上不是重点。在此我想言明的是，借着对飞机一起一落的观察，我看到的是中日两国在国家、社会与个人等方面的不同。在日本，虽说人们重视集团生活，但整体上看，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权界是非常清晰的。人们各尽其职，做好分内之事，从不多占他人之财。在日本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人に迷惑をかけない）。我遇到的每个丢了钱包的人都和我说钱包没几天就找回来了。然而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样子。我不敢断定国家层面的中国是否有帝国主义倾向，但在中国的确盛行一种“个人帝国主义”。这不是健康的个人主义，而是只顾自己的“一个人主义”。许多人做事不守规矩，只图自己方便，不顾他人感受，说到底仍是权利的边界非常不清晰。

说点更具体的吧。

我去学校食堂吃饭，和往常一样，差不多每张餐桌上都会有一堆骨头。这样的时候，我总想对那些正要扬长而去的学生们说：“喂，同学，请把你的骨头带走。”你在这里吃完饭，就应该负责把你生产的垃圾带到指定的地方去。

我在宜家买东西，商场里有不少顾客躺在床上休息，有的甚至还盖上了被子。他们竟然能够旁若无人地将商场变成自己家的卧室。私域的边界在哪里？

走在大街上，汽车乱变道，行人乱穿马路。我还记得，前几年好不容易街上有游行的了，偏偏有人抄起家伙把人给砸死了，仿佛死者的脑袋里藏着一个钓鱼岛。爱国的边界在哪里？

在家中，小区派来的电工师傅给我检查电路，修完后说，开票一百，不开票五十。利益的边界在哪里？

打开电视，电视台的媒介审判正在进行。今日之电视台何只是僭越法院，它还要做教堂。在辩护律师缺席的情况下，那些失去自由的“罪犯”或符号，不仅要承认有罪，还要在电视法庭上表示忏悔。公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夜晚，我遵守秩序在街上不开远光灯，以至于没有看到马路中间突然出现的一个大土堆，结果车子飞了起来，我险些丧命。白天在这里干活的人，为什么连个标识也不设置？责任的边界在哪里？

⋯⋯

凡此种种，让我有时候难免感叹——每个人都在愤世疾俗，每个人又都在同流合污。而中国完成转型，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领域，都需要廓清自由的边界。没有众人遵守的秩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回想发生在中国的若干革命，我敢说许多从一开始就错了。真正伟大的革命，不在于解开奴隶身上的枷锁，让他们“翻身做主人”；而在于打破枷锁，让这个国家从此不再生产奴隶；在于每个人保有私民的基本权利，并做为自由担起责任的公民。

四

我们该如何面对生活，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跟读者介绍《自由在高处》出版后我遇到的两个年轻人，谈谈自由与天命。

去年某日，我收到一封来自河北唐山的电子邮件。邮件的主人是一位名叫陈曦的年轻女孩。在信中，陈曦和我谈到自己的人生志向，让我看了很感动。我敢说，那是我收到的一封最知书达礼的信件。后来我才知道，陈曦实际上是个非常不幸的人。由于出生时遭遇严重窒息，她的语言和行动机能受损，既不能正常说话和走路，双手也只有两个指头能够自由活动。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条件下，她也没有自暴自弃。学校的正规教育拒绝了她，但她靠着家教和自学，掌握了非常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在回信中我说她就像《潜水钟与蝴蝶》里的主人公① 。不同的是，陈曦的肉体不是“半途而废”的，而是从来就没有自由过。然而她又是极其幸运的，在精神上属于早早的知天命者。在信中，她对我说：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隐约的感觉，那就是“我与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我会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中”② ，可惜那时太小，我无以行动。⋯⋯迈入少年时代后，我找到了文字这根手杖，可惜那时我依然幼稚，所写的只是与个人有关的东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十八岁。十八岁对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我由少年变成了青年，青年这个角色让我意识到了自己所负有的责任，也明白履行责任的首选方式就是写作，所以开始涉及杂文，也发过一些文字。⋯⋯我祈望85后和90后是真正觉醒的一代，祈望看到更多的青年人换一个思路生活，变得自信而不是猥琐，勤学而不是懒惰，博爱而不是狭隘，自持而不是放纵。我祈望在大家平凡的生活中安静地潜伏，默默地看，点滴地记，朝着一个圣峰一般的地点前行⋯⋯

今年五月，在出国访问之前，我曾开车载着几个学生专程去唐山看望了这个年少即知天命的女孩。由于身体痉挛，即使在有人搀扶的情况下，她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陈曦说自己相信“自由在高处”，相信“虽然身陷囹圄，但是囹圄之上有蓝天”。此一蓝天，我想即是天命吧。仰望窗外精神的苍穹，陈曦在那里看到了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

我要介绍的另一个年轻人叫小毕，家在山东济南，一个月前和父母一起到南开来找我。小毕只有十六岁，在济南的一所高中读高一。我们曾经通过几次信，见面后我发现他稚嫩的长相和少年胡适有几分神似，也因此更多了些亲近感。小毕说自己虽然是保送上的高中，但对于严苛的高中生活极不适应，尤其对老师没收课外书的行为非常不满，又因为读了《自由在高处》和我的其他一些书，他决定辍学，愿意拜到我的门下求学。至于学位这样的东西，都不再考虑，只希望自己能够不浪费光阴，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人才。

我能感觉到小毕年轻生命的张力和非同凡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只要我稍加努力，三年之后必定会落个好的收场。可是我不喜欢胜利，因为每一个光鲜的胜利者背后都有无数失败的人失魂落魄。强食弱肉的不是强者，而是杀戮者。只有帮助弱者才是真的强者。⋯⋯选科不过是选择监狱的上下铺，只是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关键在于我如何越狱。⋯⋯整个校园充满全民皆兵的火药味，对于知识，所有人大多只看到了竞争，无限的竞争，而不是知识本身。⋯⋯没有一个指导的老师，精神的支柱，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不顾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您是我心中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我多希望您能接受我的请求，可以教导我，指引我，解决我常有的疑惑，让我有条不紊的前进。我不在乎学位，那不过是个空头衔。我也不在乎生活，能满足心灵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我不怕吃苦，为了自己所爱而吃苦，那种感觉正是我渴望和跃跃欲试的。⋯⋯自由在高处。我相信，至高处一定是心灵。以前我抬头仰望啊，可是天空阴沉沉的什么都看不到。如今我已经看到并感受到了它指引给我的方向。我需要避开拥挤的人群，独辟自己的幽径。即使高处不胜寒，我也会用自己的光和热让它变得温暖。

那天小毕和父母一起在南开听了我三节课，然后我们又在学校的咖啡厅里坐了很久。我了解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完全答应他。小毕让我想起自己十六岁第一次出远门的情景，以及后来对家庭责任的担负。我对他说，我从十六岁知道自己的天命，到后来辞职去法国读书，开始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其实走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家里需要你担负责任，不妨先担负起来。这不是为了忍受，而是因为担负责任也是一种自由。当然，学校为升学率不择手段，不让学生看课外书是卑劣的。如果可行，转学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校也未尝不可。

最后，我和他分享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一段话。高脱弗烈特舅舅说：“你得对这新来的日子抱着虔敬的心。⋯⋯对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诚的态度。得爱它，尊敬它，尤其不能侮辱它，妨害它的发荣滋长。便是像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你也得爱。⋯⋯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了。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像它那样有耐性就是了。”

那天，在夜色中看着一家三口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也近乎哀伤。几年来，我分明看到许多想到我名下读书的学生被应试教育卡在门外。假使我像古人一样有自己的私学之所，我是可以轻轻松松接纳他的，问题是我这里也只有我自己，而且常常漂泊四方。我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位远道而来的学生？这对我的确是个难题。眼下我能做到的，是保持我们的师生之谊，并在我每出一本书的时候，都第一时间寄给他。当然，如果小毕执意要把我当作他年少时代的瓦尔登湖① ，寻找一种梭罗意义上的可以试验的生活，我也愿意配合这种试验，并乐见其成。

五

《自由在高处》出版后，也有一些批评和误解。有的认真读过书中的内容，有的只是看了封面上的只言片语。譬如我在书中提到“改变不了大环境，就去改变小环境”，有读者据此断言我是维护现有不合理秩序的“帮凶”。我想说这只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其一，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在时代发生彻底改变之前，改变小环境的目的在于安顿具体的人。正如在时代发生彻底改变之后，仍然需要能改变小环境的具体的人。其二，做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也是最有效的。其三，大环境是小环境组成的，在此意义上，改变小环境也意味着局部改变大环境。我从未放弃对大环境的改变，只是在改变的方式上，多了些细节上的处理而已。在社会改造方面，这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

相较于他人的误解，我更在意的是自己近几年身体麻烦不断，以至于不得不停下来，少做了不少事情。印第安人有句古老的谚语，大意是“身体走太快，要坐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而我偏偏是灵魂走得太快，身体却跟不上了。这两年我开始重新审视生活本身。有生以来，我处处与人为善，唯独对自己像个暴君。时至今日，周身可谓烽烟四起，示威不断。我一直说要带领好自己，但在照顾自己的身体方面，完全是言而无信。看在死去了的上帝的份上，在身体没有彻底变得糟糕之前，我想还是尽快把公正还给自己，从今往后，我必须像照顾好我的灵魂一样照顾好我的身体。

说到身体和灵魂，其实这也是一个边界的问题。我的劳累在于我的灵魂超出了身体所能支撑的边界，使其不堪重负。一个想带领好自己的人，必须在自己能控制的情况下同时带领好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不同的是，前者完全成事在己，后者一半成事在天。当然，我不会因为身体出了点状况就想着养尊处优终日无所作为，我只期望自己能够带领好自己。伟大的加缪说过：“重要的不是医好伤痛，而是带着伤痛生活。”

济南的小毕来南开看我时曾和我说，他买了十本《自由在高处》送给同学。我问他看中了书里的什么内容，他说最打动他的是书中的自由和赤诚。也是因为这本书，他开始爱看书了。如果我不想让这个年轻人失望，我想我最应该保留的还是书中的自由和赤诚吧。

冬日已近，我愿所有寻得自己天命的人，能够呵护好内心的自由与赤诚。我的前半生，非常幸运地受了天命的指引，天命让我活得辛苦异常，但它于我终究是个好东西。借着近期《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一书的出版，我将其中一首《天命昭昭》引在这里，权当这篇新序的结尾。

余生摇摇，天命昭昭。

万念俱灰，一念永抱。

余生摇摇，天命昭昭。

无可限量，无可求告。

余生摇摇，天命昭昭。

子兮予兮，不负同牢。

灵魂是天空，身体是大地。灵魂和身体，同是我们拓展自由的基石，同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圣物。我愿我能和读者一样，在余下的生命里同时守卫好自己的灵魂与身体，守卫好一生的责任与自由。我愿岁月无负天地，我愿此生辽阔高远。

就此搁笔吧，亲爱的读者。今日早起，我在黑暗中点亮灯盏，伴着《潜水钟与蝴蝶》中的钢琴曲，度过了两个小时的写作时间。虽然这几年我在我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很少听到什么好消息，但我依旧保有内心的这一段甜蜜的旅程。拉开窗帘，不知不觉外面的天已经亮了。自然之母终究是仁慈的，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光明总还是在那里。正如我，未尽天命之前，依然会在这里。

完稿于2014年11月18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