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只谈“物欲症”。
与此论题相关的是,《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人们通常会为两件事忙碌,一为性欲,二为物欲。性欲不用学,物欲却是不断模仿出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凡事走到了极端,都难免成为毒药,或精尽而亡,或物极
必反。
美国人不太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正如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秉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美国人自我嘲讽:在中世纪,世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哪儿都不像哪儿,当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未来好像也被偷走了。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四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一百多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消费儿童。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们的时间。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
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笑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这已经是稀有的生活。
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内毫无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邻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龙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明白物欲症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蕾莎修女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半盘西化”的中国,正在感染“美国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当美国人开始自省贪婪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浮躁的年代,已经消耗了大量树木与纸浆的成功学,早已经失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昂扬与纯朴,成为一种祸害。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回想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兵营。而今天,从政治回归经济,当你到书店里随便走走,可能会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全民皆兵”。在那里,满眼都是成功学著作,诸如“像红军一样崛起”、“像八路军一样壮大”、“向解放军学习”等主题的管理类书籍,使创富变成了一场场战争。
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关于这一点,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且,美国人心知肚明——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那么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事实上,在全民创富、围着钱转的时代,因谋财而自害其命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也是德国青年卢安克十年如一日在中国支教,感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原因之所在。在卢安克看来,现代人大多过得可怜,因为他们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用钱买回一堆其实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生命长远,但若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带不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破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碎步徜徉于梭罗笔下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日奔波于风尘。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支起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