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路过巴黎。当我顺着圣•米歇尔大道，鬼使神差走进了巴黎大学，天空中突然飘起雪来。一个月后，在一封申请就读巴黎大学的信件中，我对未来的导师有了这样一段表白：那个雪天，我走进索邦，站在楼内的小广场上，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雪花，激动不已。我想俯下身去，亲吻地上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所有着七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古老得让我心碎；因为它承载了现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断绝。

这样的措辞，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过于浪漫了。不过，到过巴黎的人，多半是会惊叹这座城市的古老的。东张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旧的道路、屋舍、桥梁甚至包括城中墓园，都会给你一种穿越千年的时间感。这座城市，虽然也发生过法国大革命，虽然也拆掉了巴士底狱，但是从整体上说，任凭国王、总统走马灯似地更换，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本土的历史文化依旧保存完好。

社会比国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国家破碎了，政府倒台了，但是社会还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国的时候，为了使巴黎这“文明的现场”免于战火，巴黎人选择了妥协，使之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种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了，然而你又无法将之简单归类于“投降主义”。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会苛责当年“弃城”的巴黎人。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即使国家破碎，只要社会还在，历史还在，终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经感慨唐朝的衰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这“山河”是社会，事情恐怕还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毕竟任何国家也都是建立于“山河”（社会）之上的。相较而言，最可怕的情形恐怕还是“国破山河破”和“国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体现在异族入侵之时。这方面，中国的历史茶几上已经摆放了足够多的“杯具”。最惨烈者莫过于两军交战时的屠城之祸；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余万人随末代皇帝在广东投海，仓皇之间上演了一场“社会为国家殉葬”的历史大悲剧。在前现代国家，由于国家与社会捆在一起，纠缠不清，又无合法更换政府的途径，社会像一窝鸟蛋一样装在一个鸟巢里。所谓“覆巢无完卵”，当国家分崩离析，社会难免随之彻底破碎。

至于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权初立之时，乌托邦理想还在，为了开辟新生活，革命者往往会重新计算时间，笼统地将此前的社会定义为“旧社会”并加以彻底否定。也就是说，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社会”，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并展现革命的成果。这种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已经表露无遗。激进的革命党人肆无忌惮地否定自己的传统，以至于像爱德蒙•柏克这样的思想者忍不住奋笔疾书，在英伦写出《法国革命论》这样的长篇大论，责备同时代的法国人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既然你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你这个民族就只好从此白手起家了。

回想新中国六十年沉浮、两个三十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国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边界，也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在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几乎陷于绝地的新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将由此应运而生。

唐德刚说，中国需要两百年穿越“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中国就像一艘夜航船，过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围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现在呢，船上开始有了照明，船舱里还有人开party、上网、恋爱、大声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过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围还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时，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虽已灯火通明，中国向何处去？而正在崛起的社会，能否把握这艘中国航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