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监禁》（The keeper）这部影片。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克雷布斯是镇上德高望重的警察，在“追星族”眼里，他道德、勇敢、善良、守法。然而，谁也想不到，正是这个“完美男人”借办案之便将舞女吉娜•莫尔囚禁在自家的地下室里。一切源自克雷布斯幼年时的心理创伤——他的舞女母亲被父亲杀害。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憎恶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并试图用监禁或谋杀等手段来拯救那些沦落风尘的女子的身体与灵魂。

克雷布斯把吉娜•莫尔带进自己的林间小屋的地下室，里面有间铁栅栏囚室，紧挨着厨房。连接囚室与外界的是一扇小窗，由于关在铁栅栏内，吉娜只能远远地望着窗子。从早到晚，渴望被营救的她不得不像看电视的人一样观望近在咫尺遥不可及的外面的世界。这是一间经过隔音处理的地下室，所以即使吉娜看见窗户外面有人走动，也不可能发出哪怕一丁点求救的信息。她似乎注定只能通过向克雷布斯妥协以获得自救的机会。

影片中，克雷布斯有着极其复杂的性格，他暴虐却又不乏同情心。这间被他用来实施非法拘禁的地下室，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帮他实现人间正义的“思想改造所”。

和其他许多逃狱片相比，《监禁》的情节结构简单，乏善可陈。意味深长的是片中克雷布斯创造的“赚分”游戏。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寓言，它向观众展示了所有统治者实施统治与操纵的密码，尽管许多人也许并不理解。

第二天一早，克雷布斯像仁慈的狱卒一样将早餐递给吉娜，隔着铁栅栏开门见山地希望吉娜能够接受他的改造——因为他是这里绝对的主宰者，“不要试图破坏地下室内的物品以制造响声，引起别人注意”。显然，吉娜并不在乎这一切。她扔掉了饭盒，痛骂这位终日身穿警服的绑架者。就在这时候，克雷布斯公布自己的游戏规则——每个人（囚犯）都应该努力为自己“赚分”。根据这个规则，由于吉娜第一天没有好好吃饭，所以失去了五分，而且这天她将不会再得到任何分数。

对于绑架者而言，这种所谓的激励与奖赏机制是一种实用而有效的控制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这种奖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责任转移。即，在承认现状的条件下，被绑架者生活是否过得如意，并不完全取决于绑架者，同样取决于被绑架者是否自觉自律，是否遵守绑架者制定的行为准则。如果吉娜因为抗拒这些规则而受到惩罚，那也只是“自作自受”。

熬过几餐后，吉娜终于选择了屈服，她和颜悦色地接受克雷布斯的教导，不再和克雷布斯发生直接冲突。绑架者的逻辑是“我是为你好”。所以，当吉娜表现得如一只温顺的绵羊在铁牢里等着克雷布斯的施舍时，后者总会用“恭喜你”一类的口头禅来开始他们之间的谈话，或者说是克雷布斯对吉娜进行思想工作。

尽管克雷布斯为了申明自己的权威，偶尔会隔着铁栅栏开枪，像是猎杀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鸡，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每天温文尔雅地对吉娜说早安。他甚至会在情人节给吉娜送上鲜花。如果吉娜配合，赚得一些分数，克雷布斯还会给她兑换成钱数。比如，吉娜赚到二百分时，克雷布斯给了她三百五十英镑，甚至给她买衣服与电视机。通过一次貌似真诚的谈话，吉娜曾经得到过十英镑。

现在摆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荒诞的场面：绑架者诚心诚意地希望人质在铁笼里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别无选择且毫无保障的生活，任何以屈服换取的“舒适”都是不牢靠的。毕竟，对于人质来说获得自由才是真正体面的事。不幸的是，每当吉娜试图逃跑时，最后都会被克雷布斯抓回来，重新扔进地下室。

对于绑架者来说，奖赏是他们赠予人质的“天鹅绒监狱”。如果说铁牢笼是为了囚住人质的肉体，那么“天鹅绒监狱”所瞄准的则是囚徒的内心，是对人质斗志的驯服和瓦解。久而久之，人质被“体制化”，逐渐认同并参与种种奖励规则，为自己的生活“赚分”，任劳任怨。正因为此，当吉娜终于无法忍受身上的肮脏时，她甚至会在深夜对克雷布斯高喊：“赚多少分能洗澡？”在这个封闭的条件下，侮辱与被侮辱者进入某种平衡的状态。

讨论并没有因此结束。对于《监禁》这部影片而言，轻描淡写的“奖励”游戏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细节。由于人质只有吉娜一人，因此不能完整反映奖励给“人质社会”所带来的颠覆性作用。接下来不妨将这一模式放大，假设地下室里被关的是一百位妓女，看看上述奖励措施与责任转移将带来怎样危险的后果。和前面不同的是，现在有了群体的概念，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将受到群体的影响。

一、一百位妓女被囚禁，起初都会试图反抗。她们咒骂、尖叫、怒砸铁栅栏。

二、无动于衷的铁栅栏与枪击事件使，反抗开始减弱。部分人陷入绝望，和吉娜一样，在别无选择时由着自己趋利避害的本性，至少表面上开始臣服于警察，以求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部分人继续反抗。

三、奖励的设立进一步确定了绑架者的权威，使警察与妓女的关系由“监禁—反抗”的对抗模式过渡到“监禁—协商”模式。由于个体回应奖励的差异性，被奖励妓女之间的狱中福利出现不平等，并由此导致反抗成本的差异化。

四、奖励在效果上的差异性使反对绑架者的道德共同体渐渐瓦解，继续反抗者不仅会面对警察的扣分与惩罚，还可能导致其他“做稳了囚徒”的人的反感。有时甚至会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指责抗拒者不能安分守己。反抗被继续削弱。（此一阶段，可以参考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遭遇。每逢绝境，便会有人主张“好死不如赖活着”，责骂摩西胡作非为，过去的生活虽然卑贱平庸，好歹还有“面包和马戏”。）

五、如果时间久远，奖励将使内部出现类似科层制的结构。绑架者让其中几位囚徒负责管理和改造其他妓女，从妓女中发展出“权力的头牌”，并且给予与之相称的更多福利。她们成为连接警察与其她妓女的中间阶层，具有囚徒与看守的双重身份。一部分妓女对另一部分妓女的管理开始被合法化。狱中的妓女管理者同时成为警察与妓女的缓冲地带。如果妓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冲突加剧，后者甚至会视警察为解救者。

六、被囚妓女渐渐忘记所从何来，她们的生活目标不再是逃出去，而是如何从妓女变成看守，接近管理核心。能与警察共进早餐或者在院子里散步变成一种荣耀。新的道德共同体逐渐形成。既然改变无望，曾经继续反抗的人“恍然大悟”，开始加入这种“赚分”游戏，并监督其他反抗者。反抗变得没有意义，反抗可能削减其他人的福利，并且影响自己的升迁。

自此，狱中控制全部实现。在暴力的支持下，警察通过赚分游戏成功地改造出一个“地下室社会”。人质失去自由的过程，因此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步，分别是拒绝奴役、自愿奴役和习惯奴役。如果进展顺利的话，还会有第四步，那就是赞美奴设。

奖励如何让人欲罢不能，如何毁坏人生，使一个人逐渐失去做人的底线，参与作恶，这在泰国电影《13骇人游戏》中同样有精彩演绎。

阿奇是一个亚美混血儿，母亲是泰国人，父亲是美国白人。他三十二岁，是一位音乐器材的推销员。因为生活落魄，无能力支撑目前他的家族。正在他为这些压力一筹莫展时，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恭喜你从众多人选中脱颖而出，欢迎参加‘13’，这是一个超级大奖游戏，你将有机会得到一亿泰铢。”就这样，抱着试试看态度的阿奇由浅入深，从打苍蝇开始，直至慢慢接受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任务。十三关具体任务如下：

第一关：用地上的报纸打死一只苍蝇（奖金一万元）；

第二关：将打死的苍蝇吞掉（奖金五万元）；

第三关：弄哭幼儿园里的三个小孩（奖金十万元）；

第四关：抢走乞丐的钱（累积奖金二十万元）；

第五关：在高级中式餐厅里吃光一盘人的大便（累积奖金五十万元）；

第六关：把手机交给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然后撂倒公车上的无赖，抢走他的电话（累积奖金一百万元）；

第七关：在十分钟内，将困在井底的一人救起来，并通知其家人来收尸（累积奖金两百万元）；

第八关：用标示八号的铁椅，打昏穿着八号外套的人（阿奇前女友的现任男友）；

第九关：找出医院中的关系人（一个在805号房的老太婆，也是片头过马路的老太婆），并逃出警察的追捕；

第十关：老太婆需要什么就照做（造成了“晒衣绳杀人事件”，一群飙车族因急速赛车而来不及刹车被晒衣绳划掉半个头颅而死）；

第十一关：拿起尸体堆中的武士刀，有两种选择：杀了绊脚石，或者杀了绊脚石的狗警告她不要妨碍游戏（阿奇选择了后者）；

第十二关：杀死牛，并且用嘴巴取出牛肠里的钥匙；

第十三关：杀死房间中坐在轮椅上的人（累积奖金一亿元）。

相关奖励规则是阿奇欲罢不能的重要原因。根据规则，每过一关都会有数额更多的奖励，但与此同时，如果他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关并且胜出，任何中途失败或退出的行为都将导致前面自动到账的奖金全部作废。所以，当阿奇还算轻松地过了前面几关，账户上开始有了些钱，并意识到自己必须作恶而想放弃时，他已经身不由己了。他还没有真正得到他所想要的。为了获得奖励，他只能是越陷越深，恶越作越多（晒衣绳杀人事件可视作集体屠杀的隐喻）。

而且，每次阿奇只有在过了前一关后才知道后面一关自己需要做些什么。对未来的无知只能让他得过且过，永远心存侥幸，永远忠于游戏，永远前途未卜。虽然努力打拼，但命运似乎已经不在他手里。一方面，一亿元的奖金在那里等着他；另一方面，如果他中途退出，那他在前面吃人大便等付出全部付诸东流，对此，他肯定心有不甘。事实上，这种欲罢不能的补偿心理正是许多人一旦陷入官场，就变得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退出官场可能使他从前的忍辱负重和广泛积累的人脉变得一钱不值。

影片描写了社会的残酷以及人性的光辉如何被奖励所掩埋。阿奇坚持到了最后一关。不幸的是，当他放弃杀害同为参赛者的父亲之后，却被后者所杀。人性的一点可怜的残存竟然成了阿奇的墓志铭。

“方块A政治”

乔恩•图泰尔泰博执导的影片《本能反应》里同样有有关奖励与控制的细节。在“和谐港”监狱，监狱管理者为了更好地控制囚犯，每天都进行一场分发方块A的扑克游戏。这个游戏规定由狱卒随机分发给每位囚犯一张扑克牌。作为奖励，获得方块A的囚犯可以得到半小时放风的权利。由于这是一种随机分发的游戏，理论上每个囚犯都可能抓到方块A。

这只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是明规则。潜规则是，狱卒可以随意抽出方块A把它直接扔给任何一个囚犯，并鼓励那些骠悍的犯人从弱者口袋中抢走这项权利。原本是人人都可以平等享受的权利，因此变成一种专有的、唯有通过掠夺方可以获得的权利。而管理者正是通过这种不人道的“扑克的统治”，实现了对全体囚犯的操纵，使这个以“和谐港”命名的监狱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强者抢夺弱者，弱者憎恨强者”的仇恨世界。正因为此，在影片结尾，受尽权力愚弄与操纵的犯人们纷纷撕掉手中扑克的场面才会如此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1949年的一天，我被捕了，第一天敌人用苦肉计，我没招；第二天敌人给我灌辣椒水，我还是没招；第三天敌人用美人计，我招了！第四天我还想招，可他妈的解放了！”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毛泽东当年不怕国民党的军队，却怕糖衣炮弹，也是因为奖励比惩罚可能更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自古以来，人们便意识到通过“奖励”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更能实现对个人与群体的间接操纵。关于这一点，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极好的证明。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婚礼时，邀请了所有的神，唯独遗漏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出于报复，厄里斯在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写着“给最美丽的女人”。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为“谁最美丽”争夺起来。正是这场“金苹果之争”，使爱琴海岸的凡人卷入了神的赌局，继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

如果我们放宽视界，不难发现，奖励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一直广泛地存在于历史生活之中。举例说，那些考了一辈子的老童生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做了科举制度的“人质”。他们皓首穷经，只为得到皇帝老儿预言的奖赏。如果说上述“和谐港”里放风是一项普世的人权，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读书受到社会合理的报偿更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当读书人别无选择、完全被纳入皇权考评体系时，其本质上是旧时的才子被制度绑架了青春。可怜其中许多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旧制度的人质”，不断地在旧制度中被激励、被驯服、被体制化，以致除了考试与服从，便什么也不会做了。

“自己的人生，别人说了算”，这无疑是一种荒诞的困境。回望那些年深月久的时光，我之所见，不过是无数遭受不合理制度与“奖励”双重绑架了的人生。所以，当有人声称“这是我的祖国，我必让它自由”时，我更要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