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采访“哲学乌鸦”黎鸣老先生，他和我这样谈到四大名著：
中国人的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的“四大绝望”。《三国演义》说明了中国所有极权专制统治者的伪善、残忍、凶狠。以曹操的名言为证：“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是中国人普遍对极权专制统治者的深深的绝望。《水浒传》说明了中国所有的官僚无不贪赃枉法，在中国这个“人”的世界，竟然毫无真理、正义可言。唯一的生存之路只能是“打家劫舍”，唯一的快乐也只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这是中国人普遍对一切文武官僚的深深的绝望。《西游记》说明了极乐世界在西方，而在中土，代表百姓的精明的猴子却被埋在了“五指山”下，并不得不被戴上“紧箍咒”，让他们的“头脑”无法进行思维，逼迫他们遁入“空门”。这是中国人普遍对未来希望的深深的绝望。《红楼梦》说明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理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可笑，尽管这个所谓的“理想”是如此浅薄，如此低俗，如此缺乏智慧，但即使如此，它也只能是一场温柔的幻梦，一场“红楼梦”。这是中国人普遍对自己长期历史以来的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深深的绝望。
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黎鸣先生的具体表述，但是他将四大名著归为“四大绝望”的思路却不失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非常好的路径。而且，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四大名著也远不是哺育文明的经典。至少，它们不是我心目中的好书，《红楼梦》或可除外。
从《三十六计》到《三国演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经受了多少阴谋诡计！而这些阴谋诡计又通过书籍影响并教会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尽管有浩如烟海的典籍，但像《吕氏春秋》那样有思想有眼光的好书真是少得可怜，而在文学作品中，那些主人公的灵魂是多么粗糙啊！至于我自己所受的熏陶，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人生成长的初年，我在国内没有读到过一本堪称陶冶我心、助我成人的作品。所谓名著，概括特征不外乎八个字：“少儿不宜，成人没有。”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这本书让我在人生的危难之际脱胎换骨。
那么，是不是这些小说都不成气候便可以扔掉了呢？也不是。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我们还是可以由着整理国故，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完成文明的再造的。而这方面，胡适先生也做了些尝试。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就是改写《西游记》。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曾和鲁迅说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即书中第九十九回，未免太寒伧了，应该大改一下才能衬得住一部大书。不过，虽有此心，却因为无此闲暇，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934年，胡适终于腾出几天时间，努力写了六千余字，把《西游记》第八十一难重写了一遍，并将它发表在当年7月的《学文月刊》上。
胡适改写的《西游记》第九十九回是“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仅从题目中便可以得知，胡适改写的是唐僧如何割舍肉身以超度妖魔鬼怪的故事。短短一节，写尽了慈悲、宽恕和牺牲精神，为地藏菩萨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作下完美注解：
唐僧在半空中看了那几万个哀号的鬼魂，听了那惨惨凄凄的哭声，他的恐惧之心已完全化作慈悲不忍之心。他想到今天说过的白兔舍身的故事，想到佛家“无量慈悲”的教训，想到此身本是四磊偶然和合，原无足系念。他主意已定，便自定心神，在石磴上举起双手，要大众鬼魂安静下来。
唐僧徐徐开言道：“列位朋友！贫僧上西天取经，一路上听得纷纷传说：‘吃得唐僧一块肉，可以延寿长生。’非是贫僧舍不得这副臭皮囊，一来，贫僧实不敢相信这几根骨头，一包血肉，真个会有延年长命的神效；二来，贫僧奉命求经，经未求得，不敢轻易舍生。如今贫僧已求得大乘经典，有小徒三人可以赍送回大唐流布。今天难得列位朋友全在此地，这一副臭皮囊既承列位见爱，自当布施大众。惟愿各山洞主，各地魔王，各路冤魂，受此微薄布施，均得早早脱离地狱苦厄，超升天界，同登极乐！”
随后，唐僧给弟子们写了信，要他们把经带回，广度众生。然后取出戒刀，不断割身上的肉给群魔吃。群魔被唐僧的大慈悲感动了，相互之间非常礼让，每个只吃一小口，所以妖魔鬼怪虽众，却全都吃到了唐僧肉。最后唐僧把身上割得下的肉都割剔下来了，只剩得一个头颅，一只右手没有割。说也奇怪，唐僧看见这几万饿鬼吃得起劲，嚼得有味，他心里只觉得快活，毫不觉得痛苦。就在此时，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善哉！是真菩萨行也！”唐僧抬起头来，只见世界大放光明，一切鬼魂都不见了，唐僧此时也出定了。东方满天的红霞，太阳快起来了。他伸手摸腿上身上，全不见割剔的痕迹⋯⋯
关于改写《西游记》，我是相信胡适的判断的。就好像如果没有宽恕，《基督山伯爵》就只能是一部普通的侠盗小说；没有胡适的“唐僧割肉度群魔”这一节，《西游记》同样愧为经典。事实上，也正是对这种牺牲精神的推崇，胡适认为：“谋个人灵魂的超度，希冀天堂的快乐，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宗教。尽力于社会，谋人群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在胡适眼里，这些宗教只是谋求个人灵魂超度的自私自利者，因为他们只为了追求自我精神的圆满，而未能担当任何社会责任。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一生的目的只是为了死后能够进入天堂，那他这一生，也只是“不争人权争鬼权”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在我整理虚云老和尚的一些资料时，发现有一个说法，耶稣曾经隐匿三载，在印度学习佛法，受《阿弥陀经》的点化。先不论此说真伪，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精神相通，世界上大的宗教，都是要教人自救与救人的。若非如此，定然是丢失了根本。难怪李敖在其小说《上山•上山•爱》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这样的话：“真正的佛门信徒，当知真正的功德绝不在盖庙敛财等谋求小集团的利益上，正相反的，真正的功德乃在舍弃这些，以利苍生。⋯⋯今天的所谓佛教徒，他们不知真正的佛教不在盖庙建寺，而在大悲救世；真正的和尚不在古刹梵音，而在为生灵请命。”李敖在书中同时谈到，“那些自以为等到自己先成佛道再回头救人的人，其实是救不了人的，那些人啊，其实只是伪君子、假和尚、冒牌菩萨罢了。”我们常说不要绝望，其实“适度绝望”也未必都是一件坏事。一个人因为绝望于某些事情，无所欲求，反而能有所作为，这也并非无中生有。那些积极入世的宗教，主张“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业”，何尝不是“以绝望的心境，做有希望的事情”，或者说是“以解脱之心，谋解放之事”？
遗憾的是，中国出版界至今仍未出过一本胡适先生增补的《西游记》。而在互联网上，人们已经将孙悟空降妖伏魔的故事简化为一个定理——“没后台的妖精就地正法，有后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
胡适先生的努力足以让《西游记》成为经典。读者如果不嫌我小题大做，我也愿意追加一点尝试，为孙悟空横空出世提点建议：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是自己拿个锤子凿出来的，是一个将自己一点点铸造成器的“self-made man”。
如此一来，在这部小说里，从孙悟空到唐僧，成人与成佛的答案就都有了。这样的《西游记》怎可能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呢？舍此，《西游记》在我心目中仍不过是一部关于一个癞和尚和他的一群保镖的“西天历险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