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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完结

作者:熊培云

整理完文稿,再配上我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拍的照片,一切接近尾声。从数以万计的照片中挑出这些照片,并非易事。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本书翻开后的第一幅图片是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拍的。画面背景是意大利“贫穷艺术”[1]重要代表乔凡尼·安塞尔莫(Giovanni Anselmo)的一幅作品。当我将手伸进取景框时,整个画面有了新的意义。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控制意义”。

无论摄影还是写作,从本质上说都是控制意义,而非生产真理。这是一种开放的控制。借着这些意义品,我希望能给读者的,不只有世界的幻象或诗意的审美,更有关于爱欲、正义、媒介与人的命运的深沉思考。这也正是我给部分诗添加解读性注释的原因。有些诗歌可说是“诗哲学”或者“诗评论”。在形式上我无法准确分类,也不需要。诸位只当它们是我文字上的一种拓展,即可。

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罗纳德·托马斯对诗歌的理解。句法是词的诡计,用来约束精神,而诗的韵律只遵循生命的律动。既然如此,对文体进行过度的区分也是对思想的一种禁锢。这也是我近年来一直推崇跨文体写作的原因,我希望借着它完成并丰富我的思考。

我承认,当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书架上很多年来都没有新添一本诗集时,我为此感到羞愧并立即着手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一些改变。过去被我忽略了的欧美诗歌重新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辛波斯卡、特朗斯特罗姆、托马斯⋯⋯在他们那里,包括在我这里,标榜无意义、庆祝无意义的写作永远是荒诞的和不可能的,因为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

这几年,又因为在各地做讲座的缘故,我每次在飞机上除了整理隔天的演讲文稿外,通常还会信手写一首诗。这也算是另一种“诗歌加论文”的生活吧。

诗人叶芝曾经说过,人们在与别人的争吵中创造了辩论术,而在与自己的争吵中创造了诗。我不是这样的。我写评论的时候只与自己争吵,不与别人争吵;而我在写诗的时候,只负责倾听自己的声音,不与自己争吵。理由是:理性重事实,越辩越明;心灵重意义,最要紧的是跟随。或者说,理性重“NO”,心灵重“YES”。

此外,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诗是平时走路或醒来后记在手机里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我甚至觉得,未完成也是诗歌的一种形式。

比如下面这些:

 

蝴蝶落在窗台上

 

分明是梦在我的脑海里

却说什么

是我在梦里?

——《梦蝶》

 

一个好人,为了算计同类

走关系,走到了地下

又走到了天上

——《求神》

我只与笔争吵

它想要更多自由,我说

你等等

它想休息,我说

我们动身吧

——《笔战》

 

我积累了不少类似的残篇断简,它们都是我思想的火花,是我未完成的诗。

偶尔我还会填词。不过,除了几首自己还算满意,大多半途而废。相较而言,我更喜欢诗经体的古文,觉得它们有节奏感,时而深情款款,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像小篆,时而像魏碑。有一年我坐飞机路过天山,只写了十六个字——“云海茫茫,天山苍苍。如削如凿,念念不忘。”或许这也算是一首未完成的诗,但汉语独一无二的精致让它不需要再完成了。我读宋教仁日记,无比疼惜和怀念他,当晚在自己日记里也只写了十六个字:“悠悠苍天,世之君子。隔世以望,我心永伤。”

其实在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想写一部和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样壮阔的抒情史诗,当时坚持写了几十页稿纸,可惜后来都遗失了。时至今日,我能想起的也只有描写游子离别家园时的一句话——“早雾浓重,渐将故园消隐”。

即使这样,我还是学会了安慰自己。我们这一生迎来送往,说了多少话,写了多少字,真正能记得住的又有多少?所幸还有诗歌为我们留下只言片语,尽管少得可怜。就算连这点言语的遗产也没有,我还是要感谢诗歌——感谢它至少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回忆起自己某年某月在写诗。更何况,我们的生命不也是和丢失的诗歌一样,将来会不知所踪吗?

还有一些努力,并不为世人所知,只有三两朋友知道。去年我写过一篇长诗,最后还是放弃收录在我的文集里。一来风格有些不统一,二来在一个流行各种禁忌与马赛克的时代,难免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最后能够见诸于世的,也只剩下一些片段了:

 

我梦想有道德的人不以暴力推行道德,让道德从暴力的伤害中复原。

我梦想有爱的人不以占有代替爱,让爱从占有的伤害中复原。

我梦想赞美真理的人不垄断真理,让真理从垄断的伤害中复原。

我梦想读书人继续保有书生气,让启蒙从暴力的伤害中复原。

⋯⋯

我梦想农民收回祖先的田地,可以安心地把种子埋进泥里。

我梦想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盖起了房屋,它不仅能帮我挡风挡雨,而且能挡民主和君王。

我梦想房前屋后有古树,年富力强的时候,我在树下读书击剑、宴饮宾朋。当我垂垂老矣,不会有人胆敢来挖树拆墙,哪怕那时我已经挥不动一根拐杖。

⋯⋯

这些年,从农村到城市,我路过一些地方,得遇一些良人,见证了一些美好的事物,也时常黯然神伤。

虽不知生从何来,死将何往,我时时盼望自己全心全意,紧随理想的召唤。事实上,亲爱的读者,除了墓地与正直的生活,命运不会将我带向其他任何地方。

关于这一点,或许你我都一样。

——《梦想与光荣》

 

这是另一种未完成的诗,与灵感无关,只是无法完整发表而已。但因为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也因此显得别有一番意味。相信聪明的读者能够借着我这些并不完整的诗与梦,读懂一个抱残守缺的时代;读懂我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也在努力保持内心的完整。

准备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回到江西永修我参与建设的图书馆。由于特殊原因,如今这个图书馆暂停了给学生们的服务。

我很遗憾这几年我所见证的时代似乎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在心里,我时常听到一个声音——我能承受时代之苦难,却不能承受时代之不美。我对审美的要求让我越来越厌倦目前的生活,正如厌倦漫天的雾霾。有时候更会觉得进退两难。我们做一些自以为美好的事情,一旦半路夭折,似乎又是徒增怨气。如狄金森诗中所说:

我本可以容忍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

成为更新的荒凉[2]

当然,我并不气馁。生命中总还有些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比如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谱写诗歌,创造雕塑,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前面谈到,这本书虽然收录了我的部分诗稿,但我并不想简单地将它归为诗集,就像我甚至不愿将雪莱、纪伯伦、里尔克简单归为诗人一样。在我看来,他们首先是思考者,是关注人类命运的温柔的同情者。他们的作品,形式上是诗歌,却不是诗歌这个词可以概括的。

我这样评价一本书并非断言自己将和先贤们走得一样远,我只是强调我们之间有着一种精神共通的意义世界。正是这些共通的精神为我的人生带来了无尽慰藉,伴我走过许多漫长黑暗的岁月。

这首先是一本关于意义与人生的书。其中不少篇章谈到天命,如《Being present》、《孤星》、《虚度》、《天命昭昭》等。借着这篇后记,我想就此做一些补充。

我在大学教书,每年都会看到一些学生惶惶不可终日。为找工作,有的人甚至会投上几百份简历。一方面,见到学生们如此劳碌,争夺机会,我真觉他们辛苦;另一方面,我也在想,倘若你什么机会都想要,什么行业都胜任,是否意味着你至今未知天命,对于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十分茫然呢?

我庆幸自己在十几岁时便知道自己的天命,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思想和文字,并且为之努力。这或许是我未皈依任何宗教或政治团体的原因,因为我有自己的信仰。寻得自己的天命是美好的。做一件事,不为成功,只管自己好好做;爱一个人,不为占有,只管自己好好爱。我十分享受这种内心的纯粹。

我们喜爱一个人,或一种人生,不是因为要从中得到什么,而是因为这种价值或意义上的赋予,让我们的人生开始变得美好起来。

可叹世间多少人,明明为贪欲所苦,却说是为情所困,为事业所累。当他们为“失去爱人”或“失去事业”而哭泣的时候,就像孩子哭橱窗里的玩具,猎人哭逃掉的小鹿。

我赞美天命,还因天命也是我唯一可能自我完成的东西。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总结自己一生“文学上心想事成,政治上一败涂地”,原因是前者决定于自己,而后者决定于别人。

其实世俗的爱情也一样,当你将幸福寄托于别人对你的感情,这无疑是一种冒险。而如果你将爱一个人或一件事当作自己的天命,一切就变得简单了。我这样说,不是要读者做无谓的付出,而是强调即使世界沉沦,爱人离别或老去,你仍可以保持一颗赤子的初心。

天命是我的上帝,是我赋予自我意义的最高形式,它不同于命运。天命本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你相信什么。人难免会受到一些东西的引诱,总想拥有些什么。《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是在旅行中彻底明白这个道理的。每当我出门远行,离开平时熟悉和拥有的一切,我会真切感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个健康清醒的状态而已。甚至,以前觉得非有不可的书房也不那么重要了。每日每夜,我路过的城市、住过的旅舍、跨过的河流,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然而,世界又是仁慈的,正是这些并不属于我们的人和物,构成了属于我们个人的情感和经验。所谓天命,说到底还是守护好自己的意义世界吧。

我有个朋友,曾经非常喜欢写东西,也写得很好。最近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聊天,她说每次看完别人写的好小说,便免不了心生怯意。“我越来越不敢动笔。世界上那么多好小说,就像闪亮的珍珠,不缺我这一颗差的。”我说别人写的那些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不去写,就是你天命的盒子里,没有一颗属于你自己的珍珠。

我不想在此展开长篇大论,接下来说一些感谢的话。

感谢陈卓兄,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敬业,在这国家,仍是稀罕物。

感谢里尔克。在他的诗歌面前,我的长篇大论时常归于虚无。我恢复对诗歌写作的热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沉重的时刻》和《秋日》两首诗。前者让我看到了人的慈悲和无望,后者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的超脱之美。

我相信,因为美努力活着的人,既会因为美彻底绝望,也会因为美终得解脱。

感谢我的同学小田,中学时我们曾经一起讨论诗歌,时光虽然短暂,却是终生难忘。感谢我的学生小烨,她差不多完整见证了这本书的从无到有,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很庆幸有这样的读者和监工。作为“师父”,我更希望她能在文字方面找到自己的天命,并持之以恒。感谢小梅和小汉,两个从《未央歌》[3]里走出来的孩子,同样给了我许多温情与鼓励。毕业后他们先后回到南方,让我《未央歌》里的生活若有所缺。

感谢我的女儿,她的写作天赋给了我莫大安慰与信心。感谢我爱与爱我的人,感谢一生中所有热情和痛苦的过往。

最后,我还要感谢那个天上的我,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是他让我坚强,让我明白欢乐要与人分享,痛苦却从来就是一个人的担当。当你渴望得到安慰的时候,也意味着你把自己放到最脆弱的地方——有些时候,这也算是对自己的雪上加霜与落井下石吧。感谢天上的我告诉地上的我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即使厄运来临,你唯一要考虑的也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是在飞机上写完这篇后记的。随身带了两本诗集,一是立人图书馆自编的诗歌读本,二是永修一中几个高中生编印的《青苇》。在这些文字里, 我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八十年代的气息。就在读它们的时候,飞机遇到了强大的气流,抖动剧烈。对于这些身外的动荡,我总是无动于衷,因为我的人生已经沉浸于另一种状态。万一遇到事情,我想我也会面带微笑地对自己说我是在读一首诗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

亲爱的读者,我想说的是,虽然世界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仍在积极生活。而这一切,皆在于我的心里至今还装着年少时的那一粒天命的种子。也是这个原因,我宁愿相信,真正有希望的世界是这样的——

即使每况愈下,人心仍在向上走。

 

2014年10月29日

完稿于南昌—天津飞机上



①贫穷艺术是流行于意大利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后现代艺术流派。当时一批年轻的意大利艺术家把一些日常的或被忽视的材料融入创作,赋予新的意义,以区别传统的“高雅艺术”。

 

①艾米丽·狄金森:《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①鹿桥完成于1945年的小说。《未央歌》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背景,描写了伍宝笙、余孟勤、蔺燕梅、童孝贤等学生的大学生活。虽然身处乱世,学生们依然保留着纯朴的友情与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