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伦送来他的自选集《观念的艺术与技术的艺术》，嘱我作序。接连几天，一直在阅读。他的著作分为四辑：文化批评、媒介神话解析、空间与文化、诗学研究。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写文学批评文章，文笔既有具体的逻辑，又文采斐然，生动可读，品味不尽。
一晃之间，几十年过去。蒋原伦也从一家报纸编辑成为了大学老教授。他的著作除了保持年轻时期的优点之外，学术功力大大增加，文字间流露出学术的厚重感。无论是文化批评，还是媒体理论，都充满了渊博的知识、翔实的资料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读来十分可喜。
蒋原伦的“文化批评”眼界开阔，论儒道，谈文物，论图像，谈民俗，涉及方方面面。值得称道的是，他笔下所论不是空谈，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入精微而致广大”，给人诸多启发。《去势的儒学与信仰》一篇从媒体的变化来谈儒学的兴衰。他从当前的情况出发，认为“媒介手段的变化会改变文化的形态”。他的解释是，“由于孔子处于中华文明的源头，注定了其形象被不断描摹、添彩、涂抹、修改的命运。当然对孔子及其学说下任何断言，对其历史命运作不刊之论的推测，不过是管窥蠡测而已”。其结论是：“文化传承是复杂而多变的，仅仅由于新媒体和新文化的产生而给某种古老的甚至稍早的文化形态下死亡判决书是轻率的。”这种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来看一种学说或一种文化是可取的。《文物与宝物》一篇也写得很有分量，他说：“这是很悖谬的事情，王圆箓和斯坦因造就了敦煌学，却同时背负了罪名。”对此，文章细致展开了对悖谬事实的深入的解读和分析，揭示了其中的文化涵义，有力而又有趣。特别是对“文物”与“宝物”互转等问题，做出辩证分析，道人所未道，真可谓“好驴马不逐队行”（王夫之）。
人到中年，蒋原伦的写作开始由当代文学批评向媒介学“转型”，对新的理论媒介学作了深入的研究，长期在媒介学中浸润，媒介学理论成为他的一个研究目标。我读这一部分论文的时候，对其中的说法和理论不甚了解，找原伦来谈，对电子媒介及其功能才稍稍有些明白。譬如，现在我们经常听到和说到明星。按照我原来的理解，明星就是依靠着自己的才能及其表演一夜成名的人：影星，依靠在电影中扮演角色，一时间被大家认识，即一夜成名；歌星，凭着自己的歌喉，在电视台唱首令人赞赏的歌，一夜成名；球星，在某次电视直播中，依靠在足球场上踢进一个很特别的球或很关键的球，一夜成名⋯⋯这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在过去的传统的舞台或球场表演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可是现在这种“明星”神话就在我们面前。那么这种“明星”神话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原伦说：“当然，明星更可以归于神话学的范畴，这是大规模的文化工业、现代传媒、金融资本这三者合谋生产的现代神话，在这一神话中，‘明星制是它们制造出来的第一批产品’。”“金融资本”意味着要花大钱。“文化工业和现代传媒”意味着规模化的电子工业和产生文化工业的诸种条件，正是这三者结合创造了明星。但为什么过去的一般的舞台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创造明星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引用了亚历山大·沃克的一段话：“在摄影机贴近到足以摄下表演者的个人特征之前，电影明星一直不能从舞台演员群体中脱颖而出，而特写镜头正是摆脱的第一步⋯⋯它把表演者和周围隔离开来，把观众的目光集中于表演者的容貌和个人特征，而且有时候几乎同他或她的表演才华毫无关系。这应该是突破舞台传统的决定性的一步，是构建艺人独创性的最有潜势的手段，也是观众和电影演员两者的情感在心理上互相交流的开始。”原伦引的这段话，让他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媒介学立场”，并认为正是这特写镜头创造了电影明星。我认为“媒介学立场”一语，很好地揭示了“特写镜头”的实质，也揭示了媒介在改变传统文化中所起的那种使其脱胎换骨的作用。“特写镜头”的确在传统的影视中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有时候那“特写”可以写出人脸的每一个毛孔，让观众看到的人脸比真的人脸还真，观众的这种感觉改变了传统的镜头留给人的印象，凸显了生活中似乎不可观察到的神妙部分。实际上，那人脸没有变，变的是“特写镜头”产生的效果。就如现今的武打片，比过去的显得真，也似乎显得功夫更了得，实际上不是，武打动作还是过去的武打动作，功夫甚至比过去的还差，但为何让观众觉得更真，那功夫更好，那是电子媒体处理的结果。原伦以下一段话给我很多启发：“⋯⋯明星是社会流行趣味的代表，这种流行趣味不是由哪一位才趣卓著的人物独自创作出来的，不是由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伊丽莎白·泰勒、玛丽莲·梦露或球星马拉多纳、迈克尔·乔丹等仅仅依靠自身的才华酿成的，而是由商业文明和大众文化合谋并通过明星自觉不自觉的配合，共同创造的。”由此我感到，在电子媒介如此发展之前，对于我们老一代而言，看到电子产品会大惊小怪，觉得这不是正常的文化；对于我们的后辈而言，他们一生下来就落入电子媒介的网络中，觉得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的，这是正常的文化。这就是电子媒介给文化给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
我历来认为，新的事物的涌现必然会带来新的理论。新媒体必然会有自己的学问，甚至有一天远超那些历史悠久的学问也未可知。蒋原伦教授以他的学术勇气，接受新事物，研究新学问，在媒介学上有了自己的成系统的阐释，熔古今于一炉而自成面貌，这是很了不起的。
论集最后一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演变》等数篇论文，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以深入的分析为中心，以观念的改变为目标，说明了原伦从一个文学评论者转变为一个问题研究家。见解新鲜，解释到位，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我为他能写出如此有深度的论文感到由衷的高兴。
原伦身体好，学术潜力足，正是做学问的好时候，希望他能集中一两个单元（假定一个单元10年），抓住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用力去做，必能获得更加巨大的学术成果。
2014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