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表明，聊天有益于身心健康，它能帮助人排遣郁闷的情绪，还有益于脑部的血液循环。只是尚没有研究表明，如果患了某种病，是否能通过聊天来康复。即便如此，这也是我听到的对于聊天的最正面的评价。

聊天一般是指三两个人之间的交谈，这种交谈并没有明确的方向，既不是想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也不是交谈的一方要取得某种结果，只是交谈的双方或多方随机地交谈，可以家长里短，也可以海阔天空。但是都没有实用目的，所以聊天也被称作闲谈或闲话，至于聊天的聊是否含有无聊的意思，聊天的“天”，是不是同“今天天气哈哈哈⋯⋯”相关，打由言不及义而来，还需要仔细考查。不过既然聊的是“天”（这里暂且把它看成是动宾结构），所聊的内容当然不会十分急迫和严肃，近年来人们也把聊天称作侃大山，山虽然比天离我们要近一些，但是同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没有密切关系，当然侃大山更可能是平原地区或城里人的说法，山民们或许是不侃山的。有的地方也把聊天叫作“吹牛”，这吹牛不是说大话的意思，而是指说空话说闲话，说了也白说的意思，可见其道德方面的评价不怎么肯定。

在电话产生之前，聊天是面对面的交谈活动，追溯聊天的历史一直可以到人类的起源，肯定比当年那句著名的语录“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的历史还要早。可惜在人类的漫长的历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这类聊天的记录。原始人之间的聊天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记录（我们推想他们当初比比画画，一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只是雪泥鸿爪经不起时间的磨砺）。就是有了文字之后，仍然没有这方面的文献和资料，想想，那时记录一些东西多不容易，又是龟甲，又是青铜，刀刻火攻，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即便是摆弄竹简，也挺费事的，要劈竹子，要找编竹子的皮绳，又要磨快刀具什么的，等到这些东西全备齐了，哪还有聊天的兴致。再说，天人人都聊，字可不是人人都能认，那时没有希望工程，受得起教育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即贵族或富家子弟。而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有教无类，平民百姓的子弟稍许交些束脩就能上学认字。不过即便他老人家弟子三千，广施教化，社会上文盲还是大多数，这大多数人聊的无论是家长里短，还是怪力乱神，都不可能留下任何相关记录，因此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注定会湮没无闻。

孔子也聊天

不过说到孔子的有教无类，就会想起他的那部《论语》。《论语》或许可以看成是一部聊天性质的著作，这是孔子的徒子徒孙们记录的老师的或祖师爷的言论，这些言论可能是独白，可能是课堂讲义的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是亲切的交谈和对答，这种师徒间的交谈、对答，当然也是聊天，也是侃大山。但是深究起来，这和一般的闲聊不同，《论语》中的许多言论是教诲之言，虽然也是日常的聊天形式，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又如，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孔子和弟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闲聊，否则学生们为什么费劲巴力地把它记载下来？我们可以设想孔子是以各种灵活的方式，包括通过随意的聊天来教授弟子，要不为什么把孔子尊为杰出的教育家呢？不过，由此我们很难将聊天从其他的谈话中严格地区分出来，虽然可以从谈话的内容是否严肃或者有无深刻意义来区分，但是像孔子这样的圣人或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哲人即便是闲聊也包含着微言大义，该怎么来分辨？难道圣人或伟人就不能像寻常百姓那般聊聊天，非得像柏拉图似的，拟出一大堆深刻的对话来才罢休？

不过有时事情就是这样，一旦成为圣人，就没有了聊天的权利，不是说圣人不能聊天或不可以聊天，而是他的聊天也会被神化为至理名言或洞察先见的预言，他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必须慢慢消化和理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都知道，那时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最最厉害的时候“一句顶一万句”。

也就是说，聊天往往难以在身份不平等的人群之间展开，如孔子，他的地位比学生高，学识比学生要丰富，人生经验也比学生深厚，所以聊着聊着就成了教诲。如果他和老子交谈，又没有记录下来，那就是聊天了。据说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如果真有那么档子事儿，我想除了切磋学问，他们一定会聊得挺开心的，你想古时候这样的机会多么难得啊，没有现在这样便利的通讯和交通工具，可以说千载难逢。假如正巧有秘书或记者在场，又作了详细的笔录，也就成为今天在各类杂志上发表的名人“对话”，那就又变味了。

所以聊天得分对象，如果是同类人、同学、同事等，同气相求，同声相应，那就聊得起来，否则父子之间、师生之间或上下级之间，即便聊，也是比较勉强的。当然身份的界限不是绝对的，是因时、因地、因具体的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昨天在公司办公室、在会议桌上是老板，今天在旅途、度假村里是同伴，但是身份意识会影响到聊天的质量。另外场合也非常有讲究，在客厅、在酒吧、在旅途、在山林和田野是各自不同的，只要无拘无束，就聊得起来，聊得入神。

倘若三两人聊天，一旁有人笔记，有人录音，有人摄像，还要面向一大堆观众，那就是在做谈话节目，虽然仍是聊天的架势。

聊天无定义

当然，本书并不想给聊天下一个本质论式的定义，例如聊天是交谈双方或各方的无功利、平等的对话，或聊天是专指言不及义的和无聊的交谈，再或者聊天是人类情感宣泄的主要渠道什么的，因为一个简单的定义无法界说人类复杂多变的情感和心理活动，特别是这些活动又是以言谈的方式——人类交往的最最基本也是最最原始的方式来进行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聊天是最被忽视的日常活动，这是同它的无效性和无意义性相关联的。聊天不产生任何效益，也没有严肃的意义，或者说任何有效益的交谈、有意义的话题都不被划入聊天的范围。无论是会谈、晤面、磋商、讨论、交流、商榷、促膝谈心⋯⋯都比聊天有价值，讲政治、谈生意、切磋学问等等更是意义重大。另外，所有严肃的、有意义的交谈也都不归聊天管。所以尽管聊天的内容范围最广，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可是认真落实起来，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域，因此一旦某人表示自己所谈的话无啥大意义时，就自谦为“随便聊聊”，也就是说，只有聊聊是无足轻重的，可以被忽略的。

聊天的被忽略还可以从电话传播研究的不被关注得到印证。按照美国著名传播学家罗杰斯的说法，从1945年到1982年，世界范围内电话用户的数量从4100万增加到4.94亿（增加了1200%），“而这一媒体的效果却被忽略了”。也就是说聊天或者说通过电话聊天，不在传播学研究的范围之中，当初传播学学者所概括的传播模式是单向的，由一方向另一方传播，如拉斯韦尔的5W（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了何种效果），在传播学界几乎家喻户晓，人们想到了各种传播手段和方式，广播、报纸、电影、广告、演讲、舆论、标语和传单等等，然而对于电话这样一个交互性的媒体，居然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罗杰斯给出的解释是：在传播学开始之前，电话已在美国家庭中广泛地普及，所以有关电话的研究就被忽略了。由于司空见惯的缘故，再或者电话只涉及两个人之间的私密性谈话，和“传播学的效果模式是不相吻合”的，电话传播就被研究者遗忘了。

在美国学者洛厄里和德弗勒1995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一书中，共树立了14座里程碑：分别有20年代的电影对少年儿童影响的研究；30年代的“火星人入侵地球”广播造成美国人恐慌的社会心理研究；40年代的政治选举中大众媒体的影响以及意见领袖作用的研究，对日间广播连续剧听众的调查研究，社会学家对杂交玉米种子推广过程的考察所反映的“创新—采纳”的传播过程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中用电影来鼓舞盟军士气的研究；40—60年代的各种说服效果的系统的心理实验研究；50年代的对传单和标语的传播效果方面的研究；50—60年代的电视对儿童生活影响的研究；70年代的大众媒体（如报刊等）的“议程设置功能”研究；60—70年代的媒介中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率的关系研究；70—80年代的电视社会化功能及其对各种社会行为影响的效果研究；等等。这14个里程碑设及了大众媒体的方方面面，就是对电话媒体视而不见。电话太普通了，传播方式基本上是一对一的，难有大作为，它只是使得人们交谈方便而已，而日常的交谈和闲聊显然没有什么重要的研究价值。

聊天史上的里程碑

电话研究不入大众传播学之主流，但是，电话的出现无疑是聊天史上的重大里程碑，自从贝尔发明了电话，人们的聊天空间有了很大的拓展，电话使人不受空间条件的限制，跨越距离的障碍，既能隔山相聊越海而谈，也能地对空、空对地或空对空地神侃（当然是借助无线电话）。

电话的发明不是为了聊天的便利，正像留声机的发明当初不是为了听音乐，据说是为了雇员们能更加准确地记录老板的指示而制造。但是有了电话，首先带来的是聊天的机会，增加了聊天的频率。除了前面提及的跨越空间障碍，在时间上也自由了许多，交谈双方不必一定腾出一段专门的时间来聊天，可零敲碎打地聊，见缝插针地聊，断断续续地聊，边处理手头的事情边聊，黑夜当白天地聊（由于这，广播电台也就有了“午夜热线”这类节目），等等。当然这一自由，还会扩展时间以外的方面，如姿态、穿戴等等。姿态是没有任何讲究的，也是最丰富多彩的，可以坐着聊，可以站着聊，也可以躺着聊，歪着聊，跪着聊、半跪半坐地聊，还有趴着聊和蹲着聊等，如果同时在练什么功，金鸡独立或拿着大顶，只要功夫到，单手或两指夹话筒，仍可照聊不误。

既然姿态无所谓，连带着穿戴也没什么讲究了，从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到背心内裤随便怎样就怎样，说得不雅一点，一丝不挂躺在浴缸里也不妨碍聊严肃的或无聊的话题，一些外国电影的惊险或凶杀情节往往从洗手间和浴缸里聊天的女性开始。

其实电话在传播各种消息上，特别是小道消息方面有神奇的不可小觑的威力，只是其私密性使之不便进入传媒研究的大雅之堂，而它的日常聊天功能又将其他功能掩盖了（至于电话的其他社会功能，如交换信息和解决各种事务的功能，也很有研究价值，特别是在政治或经济决策及其密谋中的重大作用，军事政变中的关键效能等应该另案研究，如果把这方面的可以搜集到的材料加以排比归类整理，一定很有价值，更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就聊天领域而言，电话媒体的巨大作用是史无前例的，喜欢喝粥又喜欢闲聊的南方老广们为此专门发明了一个词——“煲电话粥”，用来形容这一情形。煲粥需要时间、温度、火候还有作料等，这些在聊天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在情感上多大程度上依赖电话，可以从喜欢不喜欢聊天上找到答案。

里程碑当然不会只有孤零零的一块，电话之后，网络聊天是人类聊天史上的又一里程碑，无论是QQ，还是MSN，它们开辟了人类聊天的新天地。网络聊天有两大特点，一是书面聊天，聊天的内容记录在案，有点像供堂的证词。书面是相对于口头而言的，其实网络聊天的书写相当口语化，随意、跳跃，颠三倒四，句子不一定完整，逻辑也不严谨，一切看当时的语境而定。当然口语化又绝对不是口语，说得夸张一些，网络聊天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用语，它混杂了英语、数字、字母、图像标志，频繁使用同音借代、谐音、无厘头的表述方式，这在平时的书面语和口语会话中是比较罕见的。与这种用语相关联的是网络聊天的第二大特点，即陌生人之间的聊天。

网络聊天某种意义上是为交友的聊天。电话聊天基本上发生在熟人之间，而网络聊天往往在陌生人之间风行，它是年轻的陌生人之间的最佳联络方式。年轻人热衷于网络聊天是出于交友的渴求，网络提供的无限可能性落实下来，最便利的就是聊天，网聊为他或她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用的是某种通行语言，先在最表层的用语层面上有某种沟通，然后才有进一步的交谈，最后成为网友（更上一层楼的交往也由此前进）。

聊天能够在原先看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之间展开，是一种奇迹。不需中间人介绍，不需寒暄，不作其他方面的铺垫，没有高高低低的门槛，连音容笑貌都无缘一瞥，居然聊得十分投机，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的网络上，难怪习惯煲电话粥的大人们警惕同样喜欢聊天的孩子，怕他们失足，身陷其中，被网络上的坏人带入歧途。他们知道网络自有它的魔力，魔力附着在聊天这等寻常小事上，也能兴风作浪。

说网络聊天翻开聊天史新的一页，是聊天吸引眼球的缘故。这里不是想说网络聊天需要盯着屏幕，而是说聊天真正为人们所关注，甚至成为投资的对象，挣钱的工具。尽管人类的历史有多长，聊天的历史就有多久，但是以往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这码子事，聊天几与无聊等同。现在人们渐渐发现了聊天中“有聊”的成分，聊天中潜藏着的商机。日常的、分散的、异质的聊天集中在某些聊天软件上，结成庞大的社会现象，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曾经，大众媒体上五花八门的话题是人们聊天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例如18世纪初的英国绅士办了一份《闲话报》，内容包括新闻报道，文学艺术，社交娱乐、小品随感等等，就是为当时伦敦上千家咖啡馆和俱乐部的常客们提供谈资的），现在反过来，聊天本身成为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的报道对象，直接嵌入“聊天”字样的新闻标题在各大报刊和网站上比比皆是，如：

《舞蹈家周洁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新浪娱乐，2004.7.6）

《刘德凯、牛青峰、王菁华聊天：惧内是一种美德》（新浪娱乐，2004.7.5）

《侯耀华今日来聊天》（生活报，2004.7.3）

《与高考状元聊聊天》（华商报，华商网，2004.6.29）

《多国朋友和你聊天，双休日中山公园免费开放说外语》（青岛新闻网，2004.6.25）

《聊天聊出一段“网恋”——花甲老人陷入“两难网恋”》（东方网，2004.6.29）

《环卫女工路边聊天遇车祸》（大众网，生活日报，2004.7.3）

《年轻男女网络相遇聊天，亲密相处两小时被控强暴》（东方网，上海青年报，2004.6.30）

《网上泄家事被骗9000元，警方提醒上网聊天要设防》（大众网，2004.6.22）

《新员工原是“聊天狂”，聊掉千元话费开溜》（齐鲁晚报，2004.7.7）

《夏令热线邀你聊天》（新闻晚报，2004.7.2）

《司机一路聊天，车子一路抢客》（深圳晚报，2004.6.29）

《幻灵游侠 聊天“心”感受》（新浪游戏，2004.6.29）

⋯⋯

这里的“聊天”大多是指网络聊天和电话热线。以往的聊天，即面对面聊天或电话聊天似乎不是新闻的对象，只有网络聊天和名人热线是一件新鲜事儿，有点“人咬狗”的意思。所以，如果平时你恋爱上当、传销受骗、购物挨宰，那是你自己马虎的缘故，本来社会就是复杂的，什么人都有，什么情况都存在，应当处处小心。现在的罪魁则是网络，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陷阱，大家千万要警惕，社会和媒体有责任大声呼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网络聊天既充当新闻对象，又成为罪恶渊薮，直到新的替罪羊——又一种媒介手段——出现。

衣食住行聊

今天，在衣食住行之外，还应加上一个“聊”字。

早在几年前，年轻的一代见面时的寒暄已经不是父辈的“你吃了吗？”而改成“你聊了吗？”聊是新一代人的标志，是他们学习生活，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这里，尽管还是一个聊字，从前面的新闻标题中，人们能察觉到事情有点潜移默化，聊天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如前文的《舞蹈家周洁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一类，基本是采访或访谈；《与高考状元聊聊天》有访谈兼交流学习经验的意思；《夏令热线邀你聊天》是市民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多国朋友和你聊天》是指练习口语的机会。总之，在聊天的能指下，掩盖着一连串所指链。

经验告诉我们，在日常的聊天中，聊着聊着也会聊到严肃的话题，一场聊天可能演变成生意经或者学术讨论，反过来，认真的交谈也会演变成松懈的、愉快的闲聊。所以聊天同有意义、有功利目的的交谈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实在一干精神分析医师那里，聊天就已经不是言不及义的无聊谈话，而是治疗病人的一种积极手段，想当初，它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医生们开创的一门技术活儿。这一技术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更是有用武之地，因为今天的心理问题更加严重，不过这个话题放到后面一点再谈）。

当然界限是由人设立的，模糊的可以变清晰。现在的问题是随着聊天软件的推广和运用，任何一次严肃的采访、访谈或学术交流都可能归在聊天的名目之下，所以给聊天下定义的做法简直是胶柱鼓瑟。聊天软件的功能覆盖了人们平常关于聊天含义的各种理解，特别是一些网站聊天室的开通，使得私密的聊天成为一种公众行为。现在网上聚会和网上追星都属于聊天行为，进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颇重要的组成部分。

于是类似《你聊出新花样了吗？》（见《文汇报》，2004年2月23日）这样的专栏文章应运而生，专门介绍聊天软件的某些新功能或者有关聊天趣闻。而文中所提及的“新花样”包括表情图像的运用，字体的更换、聊天头像的选择、隐身聊天的方法等等，很有一番讲究。虽然这些花哨的功能只是起辅助的作用，有点像用餐时的作料，但是在开拓聊天的疆域时功不可没。

聊天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它不是像衣食住行那样与我们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而是同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相关。虽然，人们知道后者十分重要，但是在一般人的设想中，精神生活是指那些规范的领域：如宗教、哲学、艺术、学术交流、科学探索等等，聊天是被排斥在这些领域之外的。没有人能规范庞大的、杂乱的聊天活动，换句话说，所有聊天中无法归类的对象，就被归入聊天。就像文学中的散文，本来散文的领域无限宽广，只要不是韵文就是散文。慢慢地，寓言从中跑了出来，因为它是寓言，言近旨远。小说也要独门独户，它是虚构的、讲故事的，况且很有市场，财大气粗。自然，专门讲道理的理论文章更应该分家过日子，虽然穷酸。再后来，笔记、杂文、新闻等等，也自成一家，统统都独立出来了。散文的领域日渐缩小，但是，它倒并不枯竭，仍然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因为所有面目不清的文字都先投奔它，不到时机成熟是不会揭竿起义的，再说，不管有多少种文体举旗独立，分疆裂土，都无损散文一根毫毛。

聊天似乎有着相似命运，在言不及义的领域中扩展着自身，并且充满着活力。尽管任何有意义的交谈都不在聊天之列，并且眼看着弗洛伊德一干人把最正宗的聊（家长里短）变成了治疗手段，依然故我，只要生活在变化和发展，就永远有可聊的对象，只要无聊就会有“聊”。更厉害的是只等聊天软件一到，立马大片收复失地，几乎将所有的言谈活动统统收归聊天名下。

网络延伸了聊天

这里不能不谈谈网络聊天的技术手段。聊天在短短几年工夫成为年轻人的乐园，就是因为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

聊天是心理需要，但是，心理和精神生活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物质生活和技术手段的，心理活动的复杂程度是与社会生活的各种条件相依存的，是同社会的教育、意识形态、信息获得方式互动的。当初心理学家们将心理活动同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作为独立的领域来研究时，未必会注意信息获得方式，心理活动似与媒介手段无关。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加拿大人，叫麦克卢汉，他提出“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在20世纪的60年代有点石破天惊。他认为，各种媒介都是感觉器官的延伸，例如拼音文字是眼睛的延伸，广播是耳朵的延伸，车轮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这似乎有点牵强），等等，因此不同的媒介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重塑着人们的感官的比例，并将新的尺度引入到人类的事务之中，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内容。当然依据这些，心理学专家们还可以分得更细，如视觉心理、听觉心理、味觉心理等等，生理器官的不同功能肯定会对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然而媒介方式的变化，不是仅仅依从某一感觉器官特点的，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与信息获得方式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因此产生的感觉变化也是多方面的。就以车轮媒介为例，由缓慢的手推的木轮发展到飞速的钢铁轮子是由运载便利、增进效率的欲求和技术进步来推动的，结果它不仅改变了我们腿脚的速度，缩短了距离和时间，也使得人们的视觉和其他的感知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关时空的心理也随之改变。由此，可以说所谓心理活动是在一定的媒介环境中产生的。难怪麦克卢汉在解读俄国神经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反射学说时特地强调了这一说法，认为不是具体的刺激信号产生了条件反射，而是有效的环境控制产生了预定的实验效果，如果把动物从没有声音的，并且温度和其他条件都适宜的实验室移到普通的环境中，这一实验就行不通，这里“真正的调节器实际上是环境，而不是刺激和环境的内容”。

网络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媒介环境，这一媒介环境改变了当代人的许多生活内容，包括刺激了人们的聊天需求，增加了人们的聊天时间，扩大了聊天的人际圈子。这扩大的人际圈子不一定是，或者一定不是周围朝夕相处的亲人和朋友，而是相知的陌生人，这些人全都隐身在屏幕背后，既神秘又寻常。神秘是他（她）的性别？来自何方？年龄几许？他自己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可靠吗？仿佛是参加盛大的假面舞会，期待着在假面底下的奇迹：白马王子、窈窕淑女或天外来客。寻常，是凭交谈的直觉，能感觉到对方大致是同类人。

网络技术的发明就其初衷是用于军事目的，但是一旦它带来了新的媒介环境，就由不得最初的发明者来规定其用途。

聊天功能是网络媒体的短短的历史中相对晚近才开发出来的功能，几年工夫就如火如荼，这是它开拓了新的人生空间的缘故，它不仅符合年轻人的心理和交友的欲求，而且有几分神奇，手指所触，密码所解，一扇无形的大门豁然开启，仿佛走进一千零一夜的神话故事，既灿烂无比，又充满奇异的憧憬。

当然聊天者最关心的不是聊天工具，而是聊天过程的快感和躲在荧屏背后的那个对话人，但是要延续这样的快感和荧屏背后的神奇，就得利用和发展网络技术，否则，一切就会凝固，就会老套和乏味。正是这内在的动力，促使社会开发出更加便捷的聊天软件，于是聊天手段花样百出，语言更加丰富，表述方式更加多样化，辅助聊天的符号、图像、色彩，乃至音频和视频一齐出动，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也许可以设想一个网络聊天的高手，混迹在各个聊天室之间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电话聊天或日常聊天中则显得讷言，或腼腆，似换了一个人，不是性格变异，因为媒介环境变了。

聊天游戏

聊天是一种游戏。这首先是指心灵的自由而言。游戏就是把人从案牍劳形中解脱出来，将七七八八的世俗关系统统抛到一边。德国的席勒在两百多年前说过：“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这好像就是对今天小青年的网络聊天的嘉许。

游戏有智力游戏和体力游戏之分，最上乘的是两者的结合。网络聊天属于智力游戏，特别有助于训练以下的心理和品质：警惕、机敏、幽默、调侃能力⋯⋯这些也是游戏可能给予游戏者的品行。

网络聊天中没有多少束缚，轻轻松松，充分的表达自由（话不投机另当别论）是其诱人的魅力所在。自由的表达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说些在其他场合没有机会说的话（包括宣泄），二是模仿聊天者所假扮的身份说话，以取得某种效果或获取特定的快感。在后一种自由表达中游戏的成分更多一些，或可称之为网络假面舞会。

当然，无论是哪一种自由表达，都与其登录时可能戴的面具构成特定的关系，聊天者的自由往往是以面具的保护为前提的，裸露着上阵恐怕不行，当年猛张飞赤膊上阵与马超大战三百回合，勇气可嘉，到底是莽撞了一些。自由表达居然要戴上面具，似乎是一种悖论，其实祛除内心的焦虑和束缚，情绪要得到宣泄，正需要一副假面。往往，一定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下意识地阻碍着人们的自由表达，“说话要注意分寸”等日常生活训戒也起着“把关”作用，倘若有了假面，一切就完全不同了，有形的面具解除了无形的束缚，内心的隐秘和唯恐不登大雅之堂的表现欲望会涌动蹿升，往往表现欲望会诱导人说出某些平时意想不到的话来，装疯卖傻乃至于扮各种角色，拟定不同的身份，纯粹是为了表达的自由和游戏的快感。

聊天的对象无论是老朋友还是陌生人，幽默、调侃、诙谐、双关等等是常用的腔调，这简直是上网的通行证。当今电话普及，通讯手段发达，如果是严肃的交谈和事情的交代，完全不必进入聊天室。网络聊天既然是自由表达的游戏，必然是语言能指的游戏，讲究修辞的快感。调侃、幽默、诙谐等的运用是扩展语言能指功能的最有效途径，也是聊天得以进行的条件。没有生动的语言，没有哗众取宠，甚至没有装疯卖傻，两个素未谋面的人是难以交流的。首先是语言上的默契，使得能指游戏能够开展起来，至于建立相互间的信任是第二步的事情。

网恋是网络聊天的产物，某种意义上网恋也是游戏，它不同于恋人在网上聊天。在网恋中，双方所获得的信息与以往的自由恋爱有很大区别。在以往的恋爱中，无论是由中间人介绍，还是一见钟情，“见”是双方恋爱得以谈下去的前提，各种信息在见面的过程中慢慢汇聚在一起，并且在一次又一次“见”面时得到考察、检验和核准。在网恋中，聊是一切的前提，在聊的过程中，获取信息或判别信息的真伪。这是一项有点复杂的游戏，没有其他中介，背景也虚虚实实，有虚与委蛇也有直截了当，有机智的辩驳，也有坦诚的告白，一切都相机行事，包括游戏规则也在游戏中摸索和制定。

法国著名批评家罗兰·巴特的大作《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又译作《恋人絮语》），发表时尚未有网络聊天这码事，1977年面世时风靡西方文坛，成为“罕见的畅销书”，据说是因为其“文体独特”，因为其“发散性”的“零度写作”。换了今天，或许罗兰巴特会羞于出版此书的，网络聊天的各种文体和游戏之词无所不有，无奇不有，批评家的薄薄的解构主义文本比起网恋聊天的大文本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

当然网恋得再投机，总有意犹未尽之感，关键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网恋之所以有“见光死”一说，是指最后的见面破坏了在网络聊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好印象，“见”成了游戏的终点，这也表明聊天游戏一旦走向实用目的，就玩完！

（载《媒介批评》2005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