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作为新的公共领域的崛起，引起了舆论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显然，互联网出现的短短十来年就改变了舆论的走向，人们无法视而不见。本文强调新媒介环境不仅仅是指互联网，同时也指互联网和电视、广播、传统纸媒所构成的新的传播环境和舆论生态。

以往的传播学研究表明，舆论作为公众意见的集合体，不是个人意见的简单相加，它或者是由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所诱导，或者是由意见领袖所引领的，并由二级传播（甚至多级传播）的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产生的，因此舆论的自发性是有条件的，即在某种意义上，舆论的形成和流布是与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有着密切联系的。

今天新媒介环境极大地，或者说是根本上改变了舆论（意见）的形成模式、传播方式和扩散的速度。因此研究当下的舆论状况，必须先解析今天的媒介环境。本文就电子传媒和网络环境中舆论的生成机制和走向，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首先要认清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特殊性和两重性，因为它既是公共领域，似乎又是舆论载体和舆论本身。作为公共领域，网络上有讨论，有争辩，有意见的交换、交流和汇集，也有意见的排斥、批驳和冲突。亦即网络有着最大的公共性、包容性和未经加工的原生态性（相对于传统纸媒而言），在网络上，各种意见都能有表达的权利，进入网络的门槛如此之低，使得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如果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有些夸张的话，“网络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一种多大的奢望。另外网络的匿名性，加大了网络表达的勇气（这里不是指谩骂、诬陷等不良和违法行为），可以帮助某些人克服“人微言轻”的卑微心理。网络同时又是一种舆论媒体，人们上网搜索、浏览，就如同阅读报刊，网络上的意见和议论似乎直接构成了舆论或舆论的组成部分。包括许多问卷调查，不再是通过调查人员的挨个访问，整理和统计等制作而成，而是直接在网上获得，它本身就是舆论或者舆论的补充。网络既作为公共领域，又作为舆论阵地的双重特性，使得舆论的范围扩展到以前难以涉及的领域。

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有专章讨论了“公众舆论概念”，他认为，公众舆论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政治交往领域：一个是非正式的、个人的、非公共的意见系统，另一个是正式的、机制化的权威意见系统。哈贝马斯的这种两分法也许适用于传统纸媒，他的这一划分也容易为那个时代的读者所认可。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一正式和非正式的区分的界限很快就被冲破。我们倒是能从另一个角度——媒介偏向的角度来探讨舆论。

网络舆论或网络意见，是有媒介偏向的，即偏向于经常使用网络的人群。这类人群，我们一般理解是年轻的网民，其实，今天的四亿网民中，什么年龄、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媒介偏向是指善于使用网络发表意见的人群。这里有个人的习性和偏好，也有文化和技术素养在起作用。当然媒介偏向还有更紧要一层的含义，即表现在内容的传播或扩散上的偏向。

舆论研究最初发端于新闻学，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所涉及的“要闻”和“事件”，往往会成为舆论的中心“议题”。所谓“要闻”原本是指重大的政治事件、经济事件或灾难报道等等，然而，在网络时代，关于重大议题的设置，不仅有作为把关人的新闻机构，同时也有不同身份的网民，他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部分地，甚至深刻地左右着网络舆论，在此种情形下，往往娱乐报道和媒介文化会成为每天的要闻和议题，这些传统视野中的花边新闻、明星轶事、娱乐事件等，在电子传媒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眼里就是大事件，就是重要议题。另外，以往只能在报纸的副刊上出现的娱乐性、消遣性内容，从排序上讲，是在要闻和各类新闻之后的，有某种等级次序在。而网络排序则与纸媒不同，往往由点击率决定，这也使要闻的概念发生了改变，即在报道的排序上，某些固定的秩序被打破。要闻的内容是视具体情形和社会影响力而定，视对眼球的吸引力而定，原有的报道板块被重构了。

传统意义上的重大事件不是天天都有的，然而“要闻”是天天应该要有的，如果没有，也必须使其有。当媒介文化摆上了议事日程，要闻就有了媒介文化的偏向，舆论也就有了媒介文化的偏向。也就是说，社会舆论的关注点更多地偏向于媒介热门事件。这是社会价值偏向所致，这一现象我曾称之为“媒介价值观”，即这一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不同，更多是受社会趋同心理影响，受制于媒体报道，认为媒体报道的事件就是大家关心的事件，而大家关注的事件就是自己值得关注的。这一心理，反过来又推进了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深度和频率。而某些舆论就在这种氛围中诞生。

当然这里的氛围也就是舆论环境，各种媒体之间的相互关注、相互转载和相互竞争，就是一种舆论环境。就是这样的环境，缩短了舆论的酝酿期，使“起于青萍之末”的网络个人意见，仅几天工夫就成为呈燎原之势的社会舆论，更遑论某些社会性事件。如三年前的周老虎事件、最近的唐骏门等，就是在网络、纸媒和电视的相互引用和转述中成为重大“要闻”的，尽管在报纸的要闻版，在电视报道中，这类事件很少占有显赫的版面，但是它们是真正的要闻，是舆论中心。

这里还可以足球运动为例。足球比赛风靡世界与电视录播技术的发展直接相关，多机位的电视录播和日臻完善的剪切、编辑技术，使得电视在足球转播方面占尽优势。然而，网络和纸媒并不甘落后，尽管它们没有动感的画面和绚丽的色彩（如纸媒），没有高质量的视屏（如网络转播），但就是不能缺席。缺席意味着无视公众，缺席意味着罔顾民意。特别是世界杯赛期间，足球占据了第一要闻的位置，是人们言谈的重要话题，也是舆论的中心。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体统统上阵，形成了合围之势，其结果是促使人们凌晨两点半起床，看一场冗长乏味的零比零的小组赛，就因为它是世界杯。正如八年前媒体人说的：“世界杯来了！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耽误一点别的事，连上帝都会原谅！”真够煽情的！但如果不看世界杯呢？就不幸福吗？⋯⋯且慢，问题是怎么能不看呢？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世界杯，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世界杯。世界杯不只是奖杯，还是巨大的漩涡，它将所有的一切统统吸附到其中。当然，真正的漩涡来自大众传媒，来自形成合围之势的新媒介环境。

由此，对舆论的关注和研究，必须从新闻学视角进入到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或媒介学的视角，即我们不仅要关注舆论本身，更要关注电子社区、网络议题、社会心理、新生代媒介素养、媒介文化等等发展变化的情形，因为这些都是新的舆论环境的组成部分，舆论的形成、扩散、变化甚至逆转，是与以上各种构成要素息息相关的。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