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带着我在哈尔滨虽然只住了三四年（1917—1920），但这座城市当时的面貌仍然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里——我现在已经年过87了。
哈尔滨那时的气氛是俄国味道的——特别是西伯利亚味道的。不像其他许多中国城市，它没有古老的历史，而是在20年间一下子兴旺起来的。直到19世纪末期，它还只是在松花江畔的一个渔村。据说哈尔滨这个名字来自满语，意思是“晒网之地”。
后来，快速的铁路建设使一座新兴城市在这里诞生。这条铁路是为了沙俄——当时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强国之一——的需要而兴建的。
我们所住的房子就是俄国式的，木结构，房间外有带檐的走廊。房子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院中大树参天，成群的乌鸦在这里栖息、喧闹。城里街道的名字都是俄文的①1 。我们的房子位于“邮车街”和“炮队街”（现名“通江街”）的交叉路口，前一个路名来自铁路兴建以前这一地区的交通工具，后一个路名则反映了近期沙俄的军事占领。还有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路名，如“哥萨克街”“警署街”等。
① [译者注] 本章中关于哈尔滨地名及俄国历史中人名的翻译承哈尔滨医科大学薛民表教授惠予协助，谨此致谢。

在哈尔滨，如同在当时的东部西伯利亚，多数道路在夏天都泥泞不堪。有一种俄国式的敞篷四轮马车，由鬃毛长长的老马拉着，供人雇用。到了冬天，路上积雪被压得结结实实，公共交通工具变成了马拉的雪橇，它的底部装有很大的弧形铁滑板。
离我家不远处就是树木葱茏的“市立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公园里的主要建筑是一座有着洋葱头式屋顶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此外还有一些木板搭建成的商亭，出售茶水或冷饮（有一种饮料叫“格瓦斯”，泡沫很多，是用黑面包发酵制成的）。我在公园里玩时，常常碰到一座由人做成的公园“建筑物”——一位肥胖的、满脸通红的俄国老妇人，穿着无数条裙子，因为肚子里的伏特加酒太多而站立不稳，不是靠着大树坐着，就是趴在地上打呼噜。如果大人把她吵醒了，她就嘟嘟囔囔地骂人，对小孩子们，特别是当我们叫她“老奶奶”时，她就醉眼蒙眬地对我们微笑。
我那时交谈、理解和思维都是通过俄语。学英语是以后的事。尽管我们在种族上不是俄国人而是犹太人（我们以此为荣），而且我们的居住地是立陶宛和波兰（在沙皇统治下，很少有犹太人能住在俄国本土），但在我父母这一代，俄语和俄国学校教育仍然是使我们能摆脱犹太人圈子的束缚、接触外部世界进步思想的途径。我们不但通过俄语书籍读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也从俄文译本读到了卢梭、伏尔泰、左拉、雨果、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通过俄语，我们同俄国的反沙皇运动建立了联系。
在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中文译本接触到先进思想的，而且由于他们所熟悉的外语以英语为主，所以他们正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来获得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统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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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这座城市同俄国动荡的现代政治史（包括帝制末年的革命活动）有关联。它是中东铁路的枢纽——这条铁路是沙皇建造的，通过中国的东北（当时称“满洲”），使联结俄国东西两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有了一条捷径。在铁路沿线两侧，是一个特殊的地区，由俄国管理和警卫，很像巴拿马运河区由美国管辖一样。前者早于后者若干年，据说是后者的榜样，这一情况现在已无人记得了。
同巴拿马运河区十分不同的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也起了剧烈的变化，驻守的俄军仿效俄国国内许多旧军队的榜样，很快就升起了红旗。不到两星期，根据列宁的直接指示，1917年11月21日在哈尔滨成立了一个地方苏维埃，由中东铁路工人、职员及驻军士兵组成。12月12日，它取代了原有的行政机构。但到12月26日，在西方和日本的压力下，中国的军阀政府解除了起义部队的武装并把他们遣送出境。
在以后西伯利亚内战时期，白军在美国、日本和中国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下，控制了这个地区。在哈尔滨，原中东铁路总管霍伐斯将军和高尔察克海军元帅（他得到西方的支持，自封为“全俄最高行政长官”）制造出了第一个宣称全国性的、合法的白色政权。对白党来说，哈尔滨成了物资和人力供应的基地；在他们被苏维埃政权击败之后，则变成了他们集体的避难所。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已模模糊糊地懂得上述这些事件，特别是我父母的政治观点和经历。
1917年2月沙皇被推翻之后，也就是十月革命发生前半年，当时在日本神户工作的父亲赶回俄国以迎接那里的新秩序。母亲按照父亲的嘱咐带着我来到哈尔滨，准备坐火车回去。但父亲到哈尔滨来接我们时，西伯利亚的内战切断了铁路交通。几年后铁路恢复通车，这时父亲所属的“犹太劳动同盟”同处于胜利者地位的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则越来越坏，因此我们只好都留居中国。

据我所知，“犹太劳动同盟”的立场比孟什维克左，比布尔什维克右，既不属于“第二（社会主义）国际”，也不属于新成立的“第三（共产主义）国际”。父亲自己对“第二国际”有很多责备，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国的党都站在本国资本主义政府一边；在战后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唆使镇压左翼“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并杀害其领袖人物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都是父亲所敬仰的。对“第三国际”，他无法接受它对所属党的某些纪律约束。因此，有一段时期，他倾向于那个被称为“第二半国际”的、短命的由维也纳领导的中间派。俄国的白党认为他是“赤党”，而“赤党”又认为他“赤”得不够。
我在幼儿时期常常闹病，被关在家里，所以常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对他们所说的政治词汇也听惯了。所以在我的字母卡片上，“B”字就注明是“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的“B”，“M”是“Menshevik”（孟什维克）的“M”，所画的图像也不是平常幼儿园里常画的那些形象。
尽管那么小，我也不能不感受到哈尔滨外侨中政治风波的汹涌。有一次在市政厅内举办儿童联欢会，我认识了一个二十多岁的俄国犹太人新闻记者，名叫亚历山大·切尔尼亚夫斯基，在他父亲所办的左倾自由主义报纸《生活新闻》工作。他说话十分幽默风趣，在我小小的心田里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但几天之后，这个瘦削的年轻人就成了一具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白俄军官们发现他在采访他们的公开聚会，就把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杀害了。
这是我听那些到我们家（我家只有一间屋子）来的目击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的。我还听说，那些哥萨克白军在日本支持的“首领”谢米诺夫的率领下，在俄中边境的格罗杰科沃、波格拉尼奇内等火车站上，把犹太人或“赤党”嫌疑分子从车上拉下来，剥光衣服拷打，然后用刺刀或开枪杀死。
我还听到过关于“疯狂的贵族”温琴·施特恩贝格的极端残忍的暴行。他也是日本支持的“白党”，一度占领了当时称为“外蒙古”的地方，以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自居。在蒙古主要城市乌迦（现在的乌兰巴托），他下令对亲苏维埃嫌疑分子、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当然还有犹太人，均须处死——处死的方法使他们越痛苦越好。他最喜欢用的一种刑罚是把要处死的人放进一个木箱子里边，箱子的大小使他们既不能躺下，也不能站立或坐下，只开一个小孔，供他们伸出手来取食。这在蒙古是一种最残酷的传统刑罚。他的手下又想出一种新花样，供他们消遣。这些行刑者把食物放在“犯人”手臂够不着的地方。在蒙古，冬季的寒冷仅次于北极，“犯人”手臂伸出的时间一长就会冻僵，只要拿棍子一敲，就会在“犯人”的哀号和行刑者的狞笑中断成两截。
几十年之后，1956年，我参加了一个由中苏两国提供技术修建的新铁路的通车仪式，途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位苏联新闻工作者告诉了我关于温琴·施特恩贝格末日的情况。1921年他被红军抓获后，在西伯利亚赤塔受到公审。那时这位苏联新闻工作者还是个少年，目睹这个“疯狂的贵族”在被告席上已完全失去了骄横之气。他被判处枪决，比受他折磨的人死得容易多了。
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父母那个圈子里的人，谈起这样的暴行和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时，都表现出愤怒和悲哀，但没有恐惧。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一种注定要被历史灭亡的旧秩序的最后挣扎。他们虽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在内战中，他们是完全站在红军一边的。
在西伯利亚的最东部，曾经建立过一个由苏维埃政权支持的临时性缓冲国家——“远东共和国”，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执政，利用日本和美国干涉军之间的矛盾，挫败日本支持的白军。我父亲曾被邀请在这个国家担任一个部长级的职位，管理经济工作。他虽然拒绝了这一邀请，但去过一趟海参崴，秘密会晤了红军游击队领袖谢尔盖·拉佐。拉佐后来死难的情状十分惨烈。他被日本人抓获后落在给日本人充当走狗的哥萨克人手中。他被一点一点地塞进火车机车炉膛内活活烧死。他成了我幼年时崇拜的英雄之一。
关于哈尔滨的经济方面情况，我们是通过父亲的会计工作和我家的房东皮尔勃拉耶这个犹太人家庭了解到的。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犹太人家庭的年迈家长是做大豆生意的，中国东北当时是全世界生产大豆最多的地方。他经常说的是大豆的价钱、装运大豆用的麻袋以及作为饲料出口的豆饼。但他的子女以及他们那些常到家里来的朋友却瞧不起商人，满脑子政治。女儿娜佳是个高个子，拖着两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后来在苏联当工程师。娜佳的女同学吉达·苏勃特尼克后来去了美国，同欧文·波塔西结了婚，波塔西是左派的“皮革工人工会”领导人，富有战斗精神，又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虽然哈尔滨是在中国，但我童年记忆中能表现出这一点的只是逢年过节时中国人的踩高跷表演，以及伴随着的民间乐器声和爆竹声。我那时还只是个四岁的孩子，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们绑在高跷上的两腿。东北人本来就长得高大，表演者穿上大袍子，更显得十分魁梧，在众人头顶上走来走去，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巨人。为了看这场表演，我们必须到哈尔滨的“中国城”傅家甸去。一个在中国的“中国城”！在中国遭受殖民侵略的那个世纪里，这样的奇异景象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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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我父母在我面前谈起过当时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些事件的。1919年5月4日开始的学生运动开启了一场知识界的革命，并使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要促成“民族自决”，但在《凡尔赛和约》中，名义上是协约国之一的中国却未能实现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被占领土及权利的期望——这些领土和权利被转让给日本了。当然，也没有一个成为胜利者的“强国”，像中国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样，自动放弃它们在中国所侵占的利益以及令中国蒙羞的“领事裁判权”，只有新生的苏联这样做了，归还了旧俄在中国各地的“租界”及相关特权。由此，中国人民在对西方民主国家失望和愤怒之余，对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关注迅速增长，导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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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哈尔滨发展成了三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在松花江畔的“码头”商业区（现为“道里区”）；另一个是称为“新城”的行政区（现为“南岗区”），这里有宽阔的马路和军政机关的高楼大厦，中东铁路局也在这里；最后一个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傅家甸”（现为“道外区”），是本地居民区，房屋破旧，地位低微，这里的居民见了俄国人，不管是谁，都恭而敬之地称呼“甲必丹”（Kapitan）（“长官”“老总”之意）。
在建筑风格上，这三个区域也不相同。“新城”是一座有纪念碑意义的堡垒，表现出扩张主义者的能量。正是运用这种能量，沙俄建设了横贯西伯利亚的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并且在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架起了参与肢解中国的跳板——大连港和旅顺海军基地。但沙俄帝国这两处前哨阵地并没能保持多久，因为这个帝国本身已走到了灭亡的边缘。1905年，日本击败了沙俄的陆军，击沉了它的主力舰队。同年，俄国国内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历史已经证明，它是1917年埋葬沙皇制度的革命的一次彩排。
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的高潮中，新的、革命的俄罗斯宣布废止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地位，这些本来是帝俄同其他列强所共同享有的。
在中俄边境的俄国一边，以及在俄国欧洲部分的领土上，中国工人组成的队伍本着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精神，同红军一道英勇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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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我接受了一生中仅有的一点俄语教育。我所在的那个幼儿园是由革命诗人谢尔盖·阿里莫夫（这位诗人为远东的红军游击队所写的歌词享有盛誉）的前妻创办的。在园长和母亲的教导下，我学会了俄语字母并且很早就开始看书，从而使我保持并扩充了关于俄语的知识，尽管后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所受的学校教育都是用英语。
俄国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么多。犹太方面如何呢？在宗教上没有任何影响，我的父母虽然都出生在虔诚信教的家庭，但他们很早就已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了。我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第一次进入一个犹太人会堂（哈尔滨有几处，但我从未去过）。我也从未学过希伯来文。
我父母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希伯来教徒，但他们喜爱依地语。这种语言当时已成为散居东欧各地的普通犹太人的大众语言，并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产生出有生命力的依地语文学和依地语报纸。但因为我们家住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所以他们始终未能教会我说依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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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早在希特勒出现之前。那时全世界犹太人中间正在兴起的政治倾向有三种：占少数的有钱人大部分主张同化于其他民族；工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数尚少。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正逐步让位于这三种倾向。
1920年，我们家从哈尔滨迁往天津——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
（沈苏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