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政云者，减并官厅，减少官吏，减省政务，即减缩政治范围之谓也。此主义在欧洲及日本各国间，颇倡导之。盖欲矫繁复政治之弊，节政费以养民力，减政权以顺民情，一方面去人民依赖政府之心，以破除政府万能主义之迷误，一方面消人民嫉视政府之念，以防止无政府主义之蔓延，是固政治学上重要之论题也。我国数年以来，施行宪政，模拟他国之繁复政治，包举一切，而能力不足以副之，弊害以形，致反对之声，一时哄起。自此以往，又恐有因噎废食之举。与其事庞言杂，一时失坠于冥冥之中，复见阻于哓哓之口，不如采用减政主义，收束局面，以为持久之谋，专一精神，以赴目前之急。现在新官制将颁，大局方针，亟宜于此时考定，故揭此论题，愿与我国民共研究之。
欧洲及日本各国之倡导减政主义也，予得述其大意曰：“政治者，社会上一种之事务也。政府者，社会上之政治机关，亦一种之机关也。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社会之人，或习焉不察，讴歌于政府万能之下，至事事依赖政府而为之。营一业则请国库之补助，举一事则求官厅之保护。民间独立心之薄弱，实为当局者多年之干涉政略所养成，积之既久，遂不自觉其迷误。法国人收获葡萄之时节，向由政府告示，久之则以此告示为不可少。识者谓蒸饼之制造发卖，若向由官吏营之。则其人民亦必生一种迷误，以为此蒸饼苟为民间之私业，则必有不足供给之忧矣。令人之谓无学部则教育必衰，无农工商则实业不振，亦犹是焉。夫社会之事物，有自然法则管理之，此为政者之所不可不知者之也。社会之活力（才力财力结合之作用），有一定之制限，政府决不能创造之。有研究学术之活力，则教育自兴，有生产之活力，则实业自盛矣。社会之发展，有一定之秩序，政府亦不能揠助之。知能之竞争烈，则发展于教育；物质之需要增，则发展实业矣。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源泉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教育也，殖产也，政府惟司其关于政务者，不必自为教育家，自营农工商之业也。夫国家教育之兴，非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籍之谓；国民实业之盛非政府多营官有事业，多定检查方法之谓。总言之，国运之进步非政府强大之谓。不察此理，贸贸焉横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负担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试亲法国政府，官吏之数，多至六十万人，政费占国民生产力十分之三，长此不变，其能久乎？欧美之无政府党，所以主张无政府主义，且欲以暴行达其目的者，亦以欧美之民，对于繁重之政权，浩大之政费，久抱不平，于是设理想之社会，以谓政府非社会所必须，且认无政府为社会之真态。此种主义，在今日观之，适足以扰乱社会而已。然此危险不平之党，甘为安定秩序之敌者，实由好事喜功之政府，激之而成也。故欲图社会之进步，计政府之安全，非实行减政主义不可。”
夫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也，有统一之才能，有监督之方法；其官厅之治事也，敏捷而有调理，其官吏之服务也，精勤而有历练，其为国民谋福利也，盖无不周而且至；有识之士，犹窃窃焉忧之，以谓于社会无益而有害，其势且不可久。若夫我国，人才为贮，财力未充，政府虽有改弦易辙之心，官僚犹仍泄沓偷安之习，乃不自量力，尤而效之。规模不可不备也，于是乎增设若干之官厅，添置多数之官吏；而又不可无所事事也，于是乎编订种种之条例，设立种种之名目；新政之规模略具矣，而旧日之习惯，不可尽废也，于是乎有重规叠矩者，有纷歧错杂者，且有无关于政治而为赘瘤者。群流并进，新旧杂陈，当局以张皇粉饰其因循，朝士以奔走荒弃其职务，问其名则百废具举，按其实则百举具废。孟子曰：“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此之谓矣。持此以往，吾辈逆料其结果，殆不出两途：一曰迫于财政困乏，仅仅维持现状而不得，且敷衍益甚，而几等于削减；一曰不顾民力之竭蹶，益益进行现在之政策，则搜刮愈力，而终至于溃决。其尤不堪设想者，则一方面行其敷衍之策，而政治销灭于上；一方面尽其搜括之实，而经济溃决于下，大局遂不堪问矣。此吾之所以欲持减政主义以挽目下之颓风，而纾将来之实祸也。
或曰：“减政主义者，各国人民理想上之言论也，今各国政府不但无采用之倾向，且示反对之趋势，而乃欲采用之于吾国，其亦审察吾国社会上之情势，固适用乎否乎？夫吾国之社会，非欧美社会之比也。欧美之社会，有组织之能力，有秩序之观念，崇尚公德，热心公益，故政府即不为之谋，社会亦能起而自谋之，减政主义，犹或可行也。若我国之社会，离如散沙，杂如丛莽，道德之堕落，有江河日下之观，经济之困难，有杼轴其空之感，今若实行减政主义，一切听其自然，吾恐永无进化之期，终有陆沈之祸耳。”然予以为此社会悲观论，非真相也。我国国民独立性质之强，自治基础之固，正有未可自蔑者。若谓社会之进步，必仰政府之提携，不如反而言之，谓政府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较为确当。试以近事以正之，则宪政之实行，虽出于先皇之英断，而亦未始非社会鼓吹之力。他如禁烟之渐著成绩，游学之日见增加，虽由政府惩治之严，奖励之厚，平心而论，亦社会之倾向也耳。非然者，以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之政略，而效果不如今日者何也？以此观之，则吾社会之精神，亦讵逊于欧美，但急起直追勿自菲薄也可耳。抑吾更有进者，则以吾国之历史证之，知吾国社会之情势，实有不可不采用减政主义者。吾国古来，以恭己无为为至治，而以庸人自扰为至戒。观始皇一统以后，立强大之政府，繁苛之政令，其中亦非为人民永久之谋者，然率遭人民之反抗，不旋踵而破灭。汉室继之，乃一反其所为，崇尚宽大，萧曹相业，以清静定一称，遂开四百年长久之基。一成一败之间，情势已昭然可见。又如王荆公之厉行新政，其意岂不欲便民，卒以干涉太繁，反为民病，此亦我国政治家之殷鉴也。纪文达有言：“三代以下，以不扰民为治。”盖减政主义之先觉者也。
或曰：“减政主义者。消极之主义也，退化者也，非进化者也。由简单而至繁复，自然界之一大原则，不能逆其势而行。今者世界竞争，纷纭繁变，我国家唯有取进行之方略，决不能保退守之习惯。非然者，老成持重之政府，亦岂好为此铺张扬厉之举哉！诚以内忧外患，交起迭乘，鉴于大势之不可违，时机之不可待，不得已而为之耳。今若采用减政主义，则衮衮诸公，适得遂其妇人醇酒之私，养其缓带轻裘之度，而守旧之师儒，偷安之疆吏，正得藉法繁赋重为口实，以摧残宪政之萌芽，中国之亡，可立而待矣。”然此实误解减政主义之真意者也。孟子曰：“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减政主义者，即有所不为以期有为之意，乃以消极之手段，达积极之目的，似退而实进者也。若今日之政府，则以积极之面目，行其消极之志趣，似进而实退者也。吾亦知吾政府非好为此铺张扬厉之举者，诚不得已而为之；然此不得已云者，即今日政治上之病根，而铺张扬厉者，乃今日政治上之病态。减政主义，即对于此病之特效药耳。才力不充也，则去其旁骛之精神，财力不济也，则汰其繁杂之费用，推陷廓清而后，乃就当先之急务，立一定之范围，刻意励行，坚持勿懈。减政主义，岂无政府主义之谓哉！岂使政府伴食于朝堂，委蛇于寮属，而无所事事之谓哉！盖将以此揭宪政之外幕，以显其光荣，抉官僚之假面，以清其神气，一方面使政府有所资以措手，一方面使政府无所借以藏身。必涂泽之政治，既淘汰无遣，庶真正之政治，有发现之日，则减政主义之赐矣。
今姑持减政主义以观现在之政治，其不属于宪政范围内者，可置勿论。就属于宪政范围以内而言，而使吾人感其事之无益，觉其费之可省者，亦所在有之。就其重要者，略述一二。邮传部之靡费。农工商之虚设，论者啧啧，岂尽无因。若夫民政以警察之费为钜，然我国警察制度，摹拟他国，似未适合于我国之情势。盖各国人民，皆麇聚于都市，五方杂处，奸侩百出，又复车马喧阗，时虞危险，故有市街警察之制。我国一二都会繁盛之区，固可仿而行之，乃各府县之城治市集，亦复于数十武之内，植立武装之巡士，甚至乡村之间，亦间有之，其费甚繁，其益殊少。若改革之，使任司法警察等事以稍适于用，则全国之内，所节必多。（予非谓巡警可发也，惟不可使其终日植立，而无所事事耳。）至学部管理教育，事事必就绳墨，毕业奖励，综核尤严，各省学务公所及各县勤学所，以稽核名册，计算分数，费时殊甚。然此等繁密条例之结果，必碍学问之发达。兹不暇详说其理由，但思科举时代之学问所以不能发达者，非为功令所缚束乎？今学部之条例仿之科举而更甚矣，为教育前途计，实不可不大加减削者也。类此事实，势不能一一枚举。今者新官制将颁行，新内阁将成立，减政之方针，当于此时握定。立法于简，其后可繁，立法于繁，后虽减之，而款已糜，弊已甚矣。
今更持减政主义以论将来之官制。旧日之六部，今增为十二部矣。就行政之统系观之，则吏部可裁，归其一部分之事务于内阁；礼部可裁，归其一部分之事务于内务府，已为世论所公认。其他各部，以他国之繁复政治之形式比较之，似乎不可减少；然国家政治，在精神而不在形式，况宪政初行之日，形式何必求备乎？日本之持减政主义者，主张废止文部省，农商务省，警视厅及枢密院（参考日本《中央公论》二十二卷一号增田氏论文），我中国今日，亦可酌采其说。凡属内务行政，殆可合为一部；或将交通行政，分设一部，而其余之教育行政、农工商行政，不必另设专部。盖教育实业等事，全赖社会之自谋，国家仅任提倡检查之责，其直接自办之事本少也。如是，则国家行政，但分外交为一部，分军事为一部或二部，分财政为一部，分司法为一部，分内务为一部或二部，至藩属事务，今尚不得不设专部。以是计之，则设六部或八部足矣。其他中央官厅，除审计院、行政裁判所、大理院以外（内务府不在政治范围以内故不列入），一切皆可裁撤。至地方管制，各省设一行政官厅，置长官一人，分设数科，其下设厅。州县一级，置行政官一人，书记二人，足矣（除司法官外），一切司道府及同通佐杂，皆可裁撤。兵在精而不在多，官吏亦然。今日之政治所以纷烦纠杂者，就因官吏太多，彼此以文牍往还，以消日力，所谓“纸张天下”是也。此等事务，皆在官与官之间，与吾民无与。吾民之所须于国家者，除对外而求其捍卫国境，对内而求其缉除暴乱，此外则讼狱之事，不可不仰官厅裁判，赋税之款，不可不向官厅输纳而已，所谓刑名钱榖而已矣。吾望吾政府编订官制之时，勿仅存官多治事之见，而当虑及官多生事之害也。
总之减政主义者，各国社会上之新倾向也，我国政治上之旧经验也，实行宪政之前提也，救济财政之良法也。我邦人君子，勿以此反对新政者之常谈，则幸甚矣。
（《东方杂志》8卷1号，19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