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头两行。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之下产生的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产生于东北三省投降于日本时期暗无天日的现实。
《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是个天才；他在中国音乐界的出现，是一个预兆、一道闪光，显示着中国被压迫的底层大众中隐藏着巨大的天才。聂耳出生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早年就开始了中国工人的饥寒交迫、累断脊梁骨的劳动生涯。他先是当苦力，后来入伍当兵。1933年，他前往上海。他设法弄到了一个口琴，爱不释手，经过勤学苦练，居然完全掌握了这种不起眼的乐器。他的出色演技赢
得上海一位电影导演的赞赏和鼓励。在导演的帮助下，聂耳得到学习钢琴和小提琴的机会。他几乎是玩命地学习，几个月之后，他就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奏者。于是，他又学作曲。1934年，他写出了《大路歌》，即同名电影的主题歌。
《大路歌》是中国电影艺术现实主义方面的一个开拓性努力，它表现了聂耳所熟悉的人民群众的团结力量和战斗精神，因为聂耳本人就是来自人民。劳动者沿着公路齐声高唱：
“大家一齐流血汗！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背起重担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筑完。”
聂耳的才华使他成为一名歌手。他诚实正直的艺术品德、他对人民群众的固有忠诚，使他成为人民的歌手。他写出人民的抵抗之歌，那是合乎逻辑的。
但聂耳未能看到中国人民响应他的召唤。他未能听到为中国自由而斗争的千百万战士唱他的歌曲。这些战士终于“团结起来”了，可是，聂耳已经不在人世。
1934年，在官方严格的审查制度的压力下，现实主义的电影事业无法取得进一步的进展。聂耳便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希望在那里继续研究音乐。在日本待了几个月后，他打算去苏联研究该国的新音乐。在那些日子里，他非常乐观，写了很多作品。不幸的是，他在福冈海滨游泳时竟溺水而死。现场是不明不白的，验尸的结果表明，他可能
是先被击晕然后扔进水中的。他死时，年方二十四岁。
聂耳，人虽死，但精神常存，他的歌被千百万群众唱着。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出自田汉之手，他是中国新戏剧家中最富有活力、最有才华的一个。田汉由于早年鼓吹抵抗侵略而吃了苦头。他在南京被捕两年多，备受折磨。抗日战争爆发后，田汉获释，不久便在中国军队新建立的政治部任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其任务是，向士兵宣传为人民而战的道理，而对老百姓则宣传军队已回到人民的怀抱，不再是异己的力量了。眼下，田汉主持政治部艺术处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他所创建的新戏剧在抗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十个流动剧团把斗争的信息告诉军队和人民。他的部门还有一批画家，为中国创作了出色的抗日宣传画。
我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它仍被禁唱。那是战争爆发四个月前在华北的天津市听到的。这个城市虽然名义上在中国手里，但实际上已经被日本军队及其特务机关控制了。
我隐隐约约地听人说过，上海的全国救亡协会发起了一个“大众歌咏运动”。这个倡议有点儿新奇。因为除了苦力们的无词号子和人们用假嗓子唱的古老京戏外，中国人一般是不唱歌的。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曾经报道过，中国红军在传奇般的万里长征中是唱着歌前进的，但当时很少人知道这一点。这个歌咏运动的最积极的倡导者是青年会的年轻干事刘良模，他曾在上海一所教会大学里读书，后来出席过加利福尼亚的基督教会议。我想象，他可能是一位热心的传教青年，透过角质镶边的眼镜注视着日益高涨的人民抵抗运动，看看有无可能组织一些新的青年会歌咏俱乐部。
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刘从绥远来到天津。刘在绥远曾教部队唱歌，这支部队在冬季战役中使日军及其蒙古雇佣军受挫。那天下午，刘将在天津青年会的体育馆发起大众歌咏运动。我要去吗？
我还未到门口，就在街上听到了粗犷的、激昂的、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这种歌，只要听一次，就会永记不忘。它那慷慨激昂的歌词，就好像一位神情紧张、声音沙哑的司令官在发动攻击前夕向充满决心的士兵发表最后一分钟的战斗演说。大厅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四百个人站着唱歌。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大学生、小店员、工人、小学生、报童，甚至还有拉黄包车的，他们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不时望望外面停着的车子。他们表情严肃，重复着他们学到的歌词。然后，大家一起唱两句歌词，接着唱整节。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体现着他们全都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刘良模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中。他精神焕发、身体修长、仪表堂堂。他一边不停地歌唱，一边似乎倾听着每个人的唱法，进行个别纠正。他仿佛分身为两个人：既是歌唱者，像他的听众一样，吸口气，最后唱出每个中国人的“最后的吼声”；又是教歌者，训练有素，教导有方。
此人不仅是歌咏俱乐部的组织者，以歌唱的成功为乐，而且还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不单单是发展着自己的光辉思想，而且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其人民的潜在力量和觉醒。
在这个城市，日本驻扎着四千军队和同样多的、或许更多的间谍。在歌咏活动的第一天，他们就出现在这种“危险”活动的现场，那是毫不奇怪的。他们果然来了，他们是两个热心的日本侦探，这一点是不会弄错的。他们皮肤黝黑，宽肩膀，矮胖，大腹便便，接近中年。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仿佛是偶然闯入，他们的面部表情似乎是说：“这一切都是索然无味的，不过，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橡皮棒对付你们，那倒是蛮开心的。”在他们的周围，歌唱的声音开始动摇起来。附近的一些人先是望望大门，然后瞧瞧他们那宽阔的后背，估摸着是否有可能在一个特务转身的时候，靠近另一个特务。
刘也看到了他们，但却装着没有看见。他继续一句一句地领唱，大伙儿跟着唱。侦探周围的那些人，唱得不起劲了。他特别针对他们，用有力的手势，激励他们唱下去。这样，总算唱完了。他的视线从日本人那里移开，脸上的紧张表情消失了。他像随便聊天似的，对听众说：“大厅的门是敞开着的，对一切愿意学唱歌的人都表示欢迎。我想，任何一位走进来的朋友都是抱着这个目的的。如果有人不唱歌，他来这里一定另有意图，也许是要捣乱吧。请大家看看自己附近的人是否在唱歌。”他对日本人狠狠瞪了一眼，挺了挺身子，又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听众已经会唱了。
每个人都在检查周围的人，几分钟内全场四百人的目光都落在两个矮小肥胖的日本侦探身上，大家自豪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两个日本人满脸通红，局促不安，躲避着几百双眼睛的视线。最后，他们的嘴唇也动起来，勉强吐出中国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们赶忙朝着大门走去。
群情高涨，歌咏会又进行了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十个青年人向刘报名。他们在刘几小时的亲自指导下学会了唱歌，表示愿意组织和领导永久性歌咏队。
刘敞开怀，脸部和身体明显地露出疲倦的迹象，而刚才他在台上指挥唱歌的四小时中则毫无倦容。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茶，微笑着对我打开了话匣子：“对我们这里的工作来说，刚才可是个关键时刻。你知道，从文字上来说，我们并没有抗日的内容；我们没有唱有‘日本’字样的歌曲。正是由于这样，他们才能容忍我们。今天，如果我不吱声，人们就会散去。如果我们首次举行歌咏活动，就遭此失败，那将产生致命后果。群众不习惯任何的自由行动倒是学会了害怕小日本。如果出现怯懦或消沉的情绪，那么，我们歌曲所激发起来的大无畏精神就会化为乌有。一面高呼爱国的口号，一面却在敌人面前畏缩不前，那是不行的。另外，如果我把话说得太重，那就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公愤，起来把这两个日本人赶走。其结果是，成为一个‘事件’，造成群众被逮捕，蒙受新耻辱的后果。那也意味着，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无法再开展下去。这可不行，工作不能中断。
“工作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你不知道，一首很容易学会的歌曲可以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啊！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认得字。向他们发表演说，又会遭到逮捕。而歌曲则可以把抵抗的口号，通过群众的嘴传开。群众性歌咏活动，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一首歌曲的传播。要不了几天，这十个青年
就可以建立十个新的歌咏队。每个歌咏队将培养出新的积极分子，他们将建立自己的歌咏队。他们将懂得歌唱的内容和目的。”
他把我介绍给新的歌咏队队长，同他们一一认识。“这是一位大学生。那位将在青年会教歌。这位是铁路工人，那位是纺织工人。这是一个小商贩，那位是——”
当我离开的时候，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有朝一日，我的歌咏队将变成战斗队。”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刘先后在上海、福建、北平、天津工作过，后来又去了绥远战区。
刘离开后不几天，我在街头散步。一个工人边走，边摇晃着他的工具，嘴里哼着《义勇军进行曲》。几个星期过去了，唱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什么歌？”欧洲人问，“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唱。”
那两个矮胖的侦探和他们的上司对此干了些什么事，无从知道。但是用橡皮棒来对付，显然是太迟了。
※ ※ ※
随着歌咏运动的发展，新歌不断出现——为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妇女而写的歌曲，名目繁多。既有好歌，也有差劲的歌曲，但所有的歌曲都被人们唱着，需求量太大了，作曲家们供不应求。举国唱歌。
青年们离开华北那些被日本人控制的、令人窒息的大城市，拥向田野和山岭去野营和旅行。夏天，数以千计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内离开北平城，去附近的西山，爬上陡峭的山坡，举行集会，引吭高歌。几个月后，其中许多人成了游击战士，从那些山岭上突袭着分散的小股
日军。
在组织者无法渗入的数以百计的地方，新歌曲作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力量进行着战斗，激发了青年人的斗志，把他们的精力引向民族救亡的斗争。例如，青年会就是老瓶装新酒。
多年来，政府由于害怕“危险的思想”而禁止一切独立的青年组织。而青年会则受到鼓励、宠爱，得到各种方便。它的大门上写着：“不问政治”。中产阶级的青年，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被送到这里来，以便通过体育活动和各种安排，使他们的热血变冷一点。
中产阶级的青年，由于无处可去，便纷纷拥入青年会。紧跟着他们而来的是历史潮流和令人讨厌的“政治”。在别的地方受到盯梢和骚扰的男女青年，在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的大厅里则可以享受治外法权而受到绝对的尊敬。在这里，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和思考。这样一来，爱国的歌曲湮没了赞美诗，政治课程取代了基督教义的宣讲。年轻的社会工作者，通过青年会的教育，懂得了计划的重要性以及组织野营和俱乐部的细节，开始把他们的才能用于组织抵抗活动。
童子军和体育协会也是这样。它们的建立原本是要把青年管束起来，置于监督之下，使他们避免独立地思考民族问题。但是，统一战线是没有边界的。全民团结自救的必要性是如此迫切和明显，以致这些旨在招募忠实的信徒来捍卫少数富有阶层的经济、政治垄断权的组织也热心于被官方谴责为激进主义、甚至“叛国行为”的抵抗运动了。
但是，任何东西都无法蒙蔽这些中产阶级的青年——这些出身于官僚、商人、军官和专业人员家庭的青年，使他们看不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过去有一段时间，他们至少还有可能得到牢靠的工作，在政府系统内稳步上升。但是，现在呢？如果中国的工业被摧毀，全国沦为
日本剥削的对象，那么，一个初出茅庐的工程师会有什么前途呢？如果本国的军队节节后退，直到堕落为控制在日本手中的警察来与中国人民为敌——这是进一步投降的必然结果，那么，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呢？日本货不上关税，大批拥入中国市场，势必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未来的教师们难道能够心安理得地等待这样的前景：根据专门编写的教科书，来教学生们如何做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满洲和冀东处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一切阶级的悲惨处境，摆在所有人的面前。对中产阶级，以及对中国广大的劳动者来说，未来的抉择是：要么沉沦下去，要么奋起斗争。
在中国实现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几个月前，战斗的歌曲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
后来，刘良模给我讲了一件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发生卢沟桥事变几天前，”他说，“我正带领一批中学生去北平附近的西山野营三天。第一天，围着篝火，我叫每一个学生唱一支他喜爱的歌曲。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唱的歌反映了他们的阶级背景。官僚和外国留学的专家的子女们很聪明，他们哼着流行的美国最新电影插曲。北平小店主和店员的子女们唱着古老的爱情歌曲或爱国歌曲。接着，一个从东北流浪出来的学生站起来。他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充满悲伤情绪的《在松花江上》，歌中以丧失国土的满怀悲愤，描写了东北富饶壮丽的山川、原野和森林；第二首是流浪的东北人爱唱却被当局禁止的、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打回老家去》。
“他唱得富有感情，使一些学生热泪盈眶。我们的中学生是非常易动感情的，很容易流露情感。他唱完后，一片沉寂。接着一个学生站起来，他体格粗壮结实，来自苏北，是一个军官的儿子。他扯高嗓门儿说：‘这是一首反叛的歌曲。政府明令禁唱，不让进行收回东北的鼓动宣传。等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是要反击日本的。而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是要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仓促应战。他们的用心是要破坏我们的整个抵抗计划。我们知道，他们大唱‘民族危机’，是用来掩盖同政府作对的敌对势力的活动。你们东北人大谈打倒日本、收复失地。但你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绑架我们的领袖，把全国推向毁灭的边缘。’
“虽然他只不过是重复反动派镇压爱国运动时所使用的那些论调，但这些话是发自他的肺腑。他的反驳颇为有力，感染了一些学生，但却不能使他们信服，因为他们居住在北平，亲眼看到了中央军在日本威胁的面前退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不断向侵略者让步的后果。
“那个东北学生站起来了。他感到受了侮辱，气得发抖。他说：‘你说我们想回老家、为中国收回失去的省份，是反叛。如果你的家园被烧，你来到仍掌握在咱们手中的领土上，希望同其他同胞一起收复你的老家，你有何感想？如果我站起来对你说：“我们正在准备。如果敌人等十年再来这里进攻我们，那时我们就有力量回击他们。至于你的家园，它已经失去了。甚至歌唱一下对它的热爱，那也是反叛。”你将作何感想？如果我对你说这些话，你将泪流满面，怀恨在心。你将像我一样，觉得受到了侮辱。你将不仅憎恨敌人，也憎恨我。难道你想用这样的办法团结全国吗？不要认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请你看看我们伟大的文化中心北平吧。它也在走东北的路。如果一旦它沦陷了，难道人们怀念一下北平，就将是反叛吗？难道日本人侵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同胞认为自己作为爱国者，有责任收复失去的家园，连这样的思想也是反叛吗？你这种政策拋弃的不光是东北，而是整个祖国。’
“他坐下了。许多学生哭起来。其中的一个人站起来高呼：‘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六十个声音重复着这个口号。对他进行反驳的那个姓张的学生走回自己的帐篷。
“两天以后，小张来看我。他说：‘我左思右想，考虑了很久。现在，我认识到，他们是对的。我们可能丧失更多的土地而仍然活着。但如果我们禁止同胞记住往事并继续斗争，那我们就完蛋了。我们不能在打击敌人的问题上分成两派。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是喊喊口号。就我来说。我可以干些什么呢？’
“我要求他帮助我组织歌咏队。那天晚上，大家围着篝火，他站起来，提议唱一首歌——《打回老家去》。同学们深为感动。大家展开了讨论，我解释说：我们大家都希望在政府的领导下统一起来，但这种统一是在共同抵抗民族敌人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而取得的，而不是在国土沦丧、投降敌人的时候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勉强形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晚会。许多学生主动承担组织歌咏队的任务。
“在露营结束的那天晚上，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许多学生谈到了日本用武力夺取华北的用意所在。大家一致认为，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中国必须立即投入战斗。
“打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小张，但他经常写信给我。北平失陷几天前，他组织了三个歌咏队，不仅唱爱国歌曲，而且帮助第二十九路军。南苑战役时，他冒着枪林弹雨运输伤员。现在他回到了苏北，那里离上海一百英里，是抗日的大后方。在敌人进攻几个月以前，他组织了一些歌咏队。后来，他当了区长，还领导着一支人数很多的游击队。他虽然只有十九岁，可已经是区里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隔两三个月他就托人突破封锁线捎一封信来。他总是热情洋溢地详细讲述区里的民众运动不断加强的情况，还顺便提及那次篝火晚会。”
在北方组织歌咏活动的那些领导人，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在敌占区出版地下报刊，有的牺牲了，有的去南方参加人民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在斗争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消极退缩。
刘良模使许多城市和省份都投入唱爱国歌曲的火热活动中。歌曲不胫而走，日益传播开来。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要做。伤员的悲惨处境，亟须有人去照顾。在处境险恶的上海，在不断遭到轰炸的苏州，在毁于大火的长沙，刘领导着工人学生团体，哪里最危险、最困难，就往哪里冲。
田汉也在一片瓦砾的长沙工作着。这个城市毀于警备司令之手。此人曾是扼杀中国进步运动的刽子手之一，当敌人离这个城市还有100英里远的时候，他就吓破了胆，放火烧了自己的城市。他被处决了。田汉是处理三十万无家可归的人的善后工作负责人之一。
至于聂耳，他写的歌曲征服了全国。
“大家努力”，是他的《大路歌》的号召。现在，中国人民，大家努力，沿着民族解放的大路向前挺进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唱道。现在，千百万中国人，一队一队地唱着他的歌，奋起走向战斗。这支歌，像战斗的号令一样，唤醒了被压迫的、沉睡的民众。
任何人都不会说聂耳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是无所作为的，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