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在1937年7月7日袭击卢沟桥呢？

所有中立的观察家只能作出一个回答。日本人是要试探一下去年政治变动以后中国的本质和力量。华北行政当局曾经接到日本的书面要求，它也作出了书面的拒绝。它的后盾是南京。当这种要求伴以武力威胁时，南京还会支持它吗？

日本正是要弄清楚中国政局的这个根本性秘密。这个秘密，间谍是无法搞到的，只有周密策划的挑衅，才能摸清底细。早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前，东京就知道了挑衅的好处。至少是当对方软弱和不愿摊牌的时候，是如此。通过挑衅，它取得了东北，建立了一些“非军事区”、一个“自治省”以及遍布全中国的许多得到承认的日本“特殊利益”。最近两次采用同样的伎俩，结果却不怎么美妙。北平一万学生的游行示威粉碎了它想使整个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管辖的美好计划。当它不可能进行鲸吞时，就采取蚕食的办法。它从绥远的抵抗中发现，它会比蚕食取得更多的东西。很好，这次它要真的炫耀一下武力了。

当时在华北驻扎的日军大约有一万人，大大超过了庚子条约允许的水平。7月初，日军出来进行大演习。根据庚子条约，某些列强被允许在平奉路沿线驻军，可是，日军不是在平奉路一带进行演习，而是选择了卢沟桥畔和宛平城区。该城是他们“假想”进攻的目标。虽然整个安排显然是违法的，但中国当局并没有提出抗议，因为怕激怒日本人。其实，最近的事态表明，日本人是决心要制造事端的，不管发生什么事。

卢沟桥不仅由于它同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有联系而具有历史意义，由于有许多大理石狮子和30座精美的拱廊而在建筑上别具一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位于平汉铁路线上，一旦北平有事，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只有通过这条铁路才能直达这个城市。在昔日帝王时代，有三条铁路线在北平交会，当客货车从一条线路转轨到另一条线路上时，声音嘈杂，使“天子”脆弱的神经不得安宁，因而遭到反对，所以又建了一条环形线，把平奉线和平汉线连接起来，把市内铁路交通转到市郊。环形线的一个终点站即在卢沟桥。①

如果占领了卢沟桥，那么，日本不仅可以阻止中国的国军前来增援北平市，而且掌握了一条通道，可以使日军从东北直接进攻华中。

对日军的夏季演习来说，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确是一个选择得非常好的假想目标。为了使参加模拟战争的日军从这次战术演习中获益，这次演习的条件要尽可能接近实战。1936年夏季，日军在华北的演习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演习在日本非常垂涎的别国领土上进行，他们是认真的。

7月7日夜间，大炮的轰鸣声惊醒了北平人。次日清晨，人们走出家门，发现全市实行戒严，有几处城门关闭了，街上筑起了沙袋路障。

①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大部分材料，我参阅了许树希先生（译音）的《远东战争是如何开始的》一书。

发生了什么事？又一次“事件”，典型的日本式的“事件”。据说，参加演习的一支日本部队发现他们的一个士兵失踪了。他们要求让他们进入卢沟桥另一端的宛平城，逐户搜查，直到找到这个日本兵为止。值勤的中国军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日本人强行过桥。于是发生了战斗。日军退回去，用大炮瞄准宛平城，连续打了五个小时。到清晨的时候，宛平死伤200人。但是，中国守兵坚守阵地，卢沟桥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

失踪的士兵后来回来了。他叫什么名字，是如何回到部队的，究竟有没有这个人，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一直秘而不宣，牢牢保管在日本军方的档案库里。他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无名战士”。

中日双方的高级官员赶到现场，达成了“停战协定”——双方从桥上撤走。但是，日本人不仅没有撤走，反而增加了人。冲突又发生了，中国军队寸土不让，以牙还牙。十一列日本军车奉命从沈阳开到天津。两列军车于7月10日开到。在以后的三周中，每天有数列军车不断开来，源源不断运来大兵、武器和给养。在此期间，中国地方当局接受调解条件，规定中国人卑躬屈膝地进行道歉，彻底镇压爱国活动，中国军队撤离卢沟桥，“因为他们太靠近驻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容易引起事端”。这是日方的正式文本。

7月15日，日本人宣布，他们坚决要求第二十九路军撤离平津地区。这是驻扎在那里的唯一的中国军队。

事态的发展显然越出了“地方事件”的界限。南京中央政府宣布，它不再授权华北当局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为了支持它的声明，它开始派军队沿平汉路北上。不过，为了表示谈判的大门还没有关闭，这些部队集结在北平以南一百英里的地方。

日本人以最粗暴无理的言辞作出回答，这是一国政府对另一个它继续保持关系的国家政府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对外国记者宣布：他们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对华北“地方”事务的“干涉”。他们对南京实际上发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停止其挑衅性行动。”中国外交部曾经建议，在中日双方军队撤离后，通过外交途径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日本人未作答复。

全中国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卢沟桥中国守军虽然装备很差，却胜利地顶住了日本的多次进攻。全国会不会支持他们呢？中国人民异口同声地说：不要再撤退，不要再干丧权辱国的事，不要再屈服于讹诈。每一个意识到民族危机的中国人都希望并要求自己的政府采取坚决果敢的立场。

7月17日，蒋介石在牯岭宣布了政府的决定：采取这样立场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他说：“有许多人幻想卢沟桥事件是偶然的，并没有准备的。但是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可以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要避免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外国军队自由无限制地在我们领土内来去，而我们自己军队的行动仍为限制所束缚。我们要让别人向我们军队开火而不回击他们。没有一个自尊的国家能忍受如此的侮辱。

“东北四省已经失去六年了，然后又是塘沽协定。现在的冲突点是卢沟桥——北平的门户。

“假使我们让该桥为武力占领，那么，有五百年历史的古都，华北政治、文化及战略中心的城市也将失去。北平将成为沈阳第二，河北及察哈尔省将与东北同命运。假使北平成了沈阳第二，那又怎能阻止南京变为北平第二？”

日本人想要知道，南京对华北是否态度“坚决”。蒋的讲话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谈判仍在华北进行，蒋介石并没有排除妥协的可能性。但这种妥协必须不含有对中国的侮辱，否则，中国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他说：“任何调解都不能侵犯我国的领土及主权；中央政府所规定的冀察政委会（地方行政机关）的现状，我们不允许有任何不合法的变动。我们不同意借外力更动中央政府所指定的地方官吏。我们不允许对现在第二十九路军所保有的地位加以任何限制。”

假使日本人不接受这些条件，中国只有一条出路。

“我们是弱国。但是假如我们被迫到忍无可忍，我们只有一件事好做——为国家的生存而斗争到底。一旦这样做了，时间及环境都不允许我们半途停下来求和。我们应当认识，一旦交战，若再求和，就等于接受使我们种族屈服及我们国家灭亡的条件。我们人民也要认识在斗争中的牺牲。但是我们要忍受一切，作战到底，求得最后胜利。假如我们犹豫，枉图苟安，我们将永远毁灭。”

这样的斗争是否会强加在中国的头上，其决定权在日军手里。

7月22日，华北达成了另一项妥协，并得到南京的批准。7月26日，日本人占领了平津铁路的中途站廊坊。

中央政府不再“示弱”。7月28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谈话说：

“忍耐已到极限。政府有防守国家领土与主权及保卫人民之责。它现在能做的唯一的事是……领导全国斗争到底。我相信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七年来，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听任侵略者得寸进尺地攫取中国领土和资源的自杀性政策。在那些年代里，中国走了一条丧权辱国的道路，引起全国最优秀儿女的强烈抗议。除了政府的官员外，政府实际上同一切阶层人民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但现在政府首脑说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

“抗战到底！”

“用一切力量斗争！”

“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牯岭谈话里的这些话在整个抗战期间成为人民大众的口号。它们出现在宣传画上和出征军队的旗帜上，甚至挑战性地写在敌占区的墙壁上，故意刺激敌人。

它们代表着一种政策，对此，无人反对，只有支持。

在华北谈判破裂后，蒋介石以前最大的敌人立即同他商谈采取共同的抗日措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休战已经数月了，现在更进一步成为战斗的同盟者，其条件不久便公布于众。这些条件是蒋介石和陕甘宁苏区主席林伯渠在牯岭会谈达成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从遥远的西南来了，他们是在1925—1927年革命战役中表现出众的军事领袖。他们在多山的广西省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式的“国中之国”。他们统率的军队是中国最骁勇善战的军队之一。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果真名不虚传。

※ ※  ※

在此期间，7月28日和29日，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两座城市。

中央军从未到达北平和天津。第二十九路军的装备不足以抵抗。它没有大炮，对于如何防御现代化武器一无所知。由于它的一举一动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它在谈判期间出于谨慎，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什么防线和防务。当时的天津市市长、第二十九军三个师中的一个师长张自忠将军表现了妥协与退让，因此北平的行政权

落入敌手。后来他又积极参加抗战。

不过，在北平警备队驻扎的南苑，二十九路军却固守阵地。在那里展开了一场血战，日本人出动了坦克、飞机和大炮，造成数千人的死亡。实际上，一三二师全师覆没，师长赵登禹阵亡。二十九路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也以身殉职。在南苑，学生同战士并肩作战。他们夏天在二十九路军的军营里接受了三个月的军事训练。学生和战士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战士同他们的学生战友们共同打击了敌人。

在北平，各行各业的人迅速组织起来援助中国军队。妇女们收集绷带，男女青年把食品送到战场，把伤员运回来。在南苑作战的中国人英勇无畏，十分感人，甚至居住在北平的欧洲人也冒着生命的危险，驱车到战地抢救伤员，汽车顶、挡泥板，只要能够载人的地方，全都挤满伤员。一些欧洲人亲眼看到，日军步兵到了只剩下死伤人员的战场时，把躺着的中国伤员活活踢死。

当南苑人战斗着的时候，北平却已落入敌人之手。张自忠将军是二十九路军第三十八师的师长。他是个能干的军人，1933年曾在长城一带同日军作战。当二十九路军调到富饶的平津地区担任警备任务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天津市市长。对一个穷师长来说，这是个肥缺，许多人捧着礼品请求他照顾。日本人送给他的礼品最丰厚。张将军是带着抗日将领的名声荣任市长之职的。不久，他又担任了日本人成立的航空公司总裁的职务。这个航空公司的目的是让日本人插手华北和内蒙古的客运业务（还有军用飞机）。此后，他作为政府的贵宾访问日本。他住在最豪华的旅馆里，享受着美酒佳肴。他喜欢这些吗？接着，他被领着参观了日本的军事实力，重型武器、空袭炸弹、毒瓦斯等杀人武器都展示给他看，让他信服。或许是这些，他更喜欢吧？当日本人对他做工作时，他的亲善的东道主便对他这个质朴的军人不断

灌输言之凿凿的“中日合作”的理论了。

使张将军感到震惊和意外的是，他的师不愿跟着他走，谴责了他，选拔了一个新的师长，继续同二十九路军站在一起。①

北平沦陷一天前，天津落入敌人手里。

天津的处境如何呢？天津有条河，日本的驱逐舰和炮艇可以自由航行。那里有铁路，日本的军用列车整天不断地开来，车站经常挤满了日本军队。日本人有一块很大的租界地。他们有两个兵营，一个在租界内，另一个在城外。兵营建筑得像要塞，围有铁丝网和碉堡。7月28日，天津大约有三千日军。

中国军队不准进入天津。根据庚子条约，他们不得走进该市20英里以内的地方。天津市内的中国武装力量是由几百名警察组成的。② 在天津地区，中国控制的地盘还不到一半。英、法、日、意等国的租界散布在中国当局管辖的区域内。德、俄、奥、比等国的租界已经归还中国，但是在每一块租界里都有外国的财产，被一些列强视为既得利益。此外，日、英、法、美、意等国在天津拥有警卫队。一旦发生什么“麻烦事”，它们便各自保卫自己的租界。美国没有租界，但它在以前德国的租界内建立了兵营，因为那里有许多美国人居住，遇有紧急情况，美国军队便巡逻。美国军队还保卫着以前比利时租界内的

① 不过，张自忠将军后来回到了他的师里。在北平沦陷几周前，他化妆成农民，骑着自行车一人偷偷溜出北平城，找到中国军队的哨所后，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在次年早春时节，外国记者在津浦铁路前线见到了他，当时他统率着前线最好的一个师。他对他们坦率地谈到了他在北平扮演的角色，并表示要将功赎罪。3月，他帮助中国军队在临沂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而为4月初台儿庄大捷铺平了道路。最近几个月，张自忠两次受到褒奖。他被认是中国军队中最勇敢、最成功的战地司令之一。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来自前线的新闻报道中。1940年5月在襄河南岸南瓜店前线作战中壮烈牺牲。

② 有一般的交通警察和“和平维持队”，即保安队，他们拥有步枪和机枪，履行着警卫队的职能。同日本人作战的人属于这个系统。

美孚石油公司的设备。

在天津，六百名保安队员同三千名日军打了三十六个小时。他们只拥有步枪和机枪，但却割断了一个兵营的日军同另一个兵营的日军之间的联系，把据守车站的日军完全孤立起来。日本的大炮和飞机进行轰炸，也未能赶走他们，甚至未能击退他们的进攻。针对敌人的轰炸，他们派了一支人马去进攻日本的飞机场，摧毀那里的飞机。他们打到了离目标只有几百英尺远的地方，后来由于机枪的密集扫射，才被迫后撤，死了一半人。当他们集结的队伍被打散的时候，他们化整为零，三四人一组，据守在建筑物里，小心地等待日军进入他们的火力圈。这六百人英勇无畏，沉着冷静，打得日本人心惊胆战。日军的新闻发言人、来自东京的年轻军官脸色苍白地对外国记者说：“今晚我们可能全被他们杀死。”

这六百名穿着卡其服的保安警察打得敌人狼狈不堪。这时，倒霉的三十八师正群龙无首地游荡在天津附近。如果他们利用这个形势，赶到现场参战的话，日军的处境肯定会更加悲惨。

7月28日晨，听到清脆的枪声，所有天津人都喜形于色，寄以希望。多年来，日本人在天津俨然以主子自居，大摇大摆。从上到下，天津人都感受到了日本人越来越强化的铁蹄统治。日本人偷偷运进他们的便宜货，搞垮当地的纺织业，然后进而收购纱厂。天津市大多数产业工人是在日本人手下干活，他们所挣的工资比以前减少了。日本人使这个城市充满了鸦片和海洛因。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吸毒的，他们并不指责日本人。倒是小商贩恨日本人走私，压价销售；知识分子则恨日本人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从东北来的成千上万的人、在东北或冀东地区有亲戚的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失地”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天津人民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们关于国耻会给个人带来什么样的苦

难。三年来，他们一步步慢慢陷入被奴役的陷阱里，没有任何人来保护他们；只有地方当局为了阻止日本人而玩弄一些政治抵制的把戏，北平学生发出勇敢呼声以及在全中国引起广泛的反响，还有他们自己怀着满腔愤怒。

而现在，中央政府宣布了抗战的意志。天津又打响了第一批枪声。三年来走在被奴役边缘的这个城市第一次起来自卫了。7月28日清晨在天津，没有任何中国人谈及过去几周以来从这个城市隆隆驶过的几十列日本军车。没有任何中国人谈及天津附近缺少对付敌人的中国军事基地。但是那天早上在街上碰到中国人，他们无不兴高采烈地大声说：“你听见枪声没有？我们开始打了！”

在这个妥协惯了的国土上，这种感情是十分新鲜、十分突然的，以致人们期望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就发生变化。最初是步枪声，接着是炮声，表明大规模的战斗开始了。是三十八师进城了吗？是中央军奇迹般地来到了？

六百个警察在同日军作战。他们的长官李文田将军把他们召集起来说：“日本人计划占领这个城市。我们的政府宣布了作战的决定。因此，我们的任务也是作战。”

中国警察和民团置身于被日本人部分控制的领域内，任何人都没有像他们这样处境悲惨。任何一个强硬的日本人都可以随意粗暴地对待他们，但他们却不能动武。日本和朝鲜的“浪人”可以用海洛因毒害人民，殴打他们，抢走妇女，警察不能干涉。他们的任务是确保中国人不要作出过分的反应，以免引起事端。有时警察被派到天津城外的海关，去监视走私者。上级明确指示他们：如果走私的是日本人，他们愿意让检查，就去看看；如果人家态度强硬，就别惹他们。如果日本人要打海关人员，警察要保护他们，站在中间，挡一下。但绝不

能伤害日本人。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使用手中的枪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打得那么勇猛。

到中午时分，日本人猛烈轰炸中国政府所在地。政府大楼旁边的一些民房被炸毁了。警察袭击了日本的飞机场，遭到还击，损失不小。但他们毕竟成功地把该城的日军分割开来，孤立成三部分。

天津人斗志高涨，群情激昂。当日本飞机出现时，全城各处都从窗口射击。拥有武器的每个中国人都朝日机打去，尽管不一定打得中。有一次，一架日机摇摇晃晃下坠，似乎出了什么毛病。大批群众欢呼着，向日机可能坠落的地方跑去。全城和租界内，家家户户都飘扬起中国的国旗。

这六百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全市欢欣若狂的情景表明，群众的力量一旦爆发出来，是何等强大。此情此景令人难忘。这六百人肯定有巨大的力量做后盾。继如此勇敢的抗日行动之后肯定会迅速地出现更加勇敢的打击，至于来自何方，人们也许意想不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期望着。在他们激昂情绪的感染下，欧洲人议论纷纷，猜测着由这六百人打前锋的中国反攻的总计划。日本人惊慌失措，他们的发言人说：“今晚我们可能全部被杀掉。”日本的发言人从来还没有在这里说过这样的话。

傍晚的时候，日本人力攻这六百人的主力。他们想穿过法国租界。法国人不答应。日本人想起了罗马—柏林—东京轴心。意大利当局让他们搭一座浮桥通到他们的租界，逼向中国人的后方。后来，当一些中国警察沿着租界后撤时，意大利的哨兵向他们开了枪。他们解释说，他们走得太靠近了，危及租界的中立地位。两个法国士兵同被包围的日本兵一起困在车站。日本人打伤了一个法国兵的肩膀，对另一个法国兵进行威胁。法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是谈不上什么友爱的。

次日整夜，全市无一人睡觉。大家都倾听着激烈的枪声，那也许预示着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攻吧，六百勇士的坚守已经铺平了道路。当时的紧张气氛，是空前绝后的。不时传来一阵机枪声。或许那就是反攻吧？大炮响了。……现在，……？然而一切复归平静。那夜过去了，并没有出现反攻。

六百勇士不间断地战斗了三十六个小时。现在，剩下不到一半人了。整个上午，日本人像疯狂的野兽一样追捕他们。大约三十人进入法租界，束手就擒。他们背着枪，大模大样地走来。那些牺牲的勇士的尸体故意放在被日本人打死的地方，在8月的骄阳下躺了好多天，任其腐烂发臭。

下午，一片寂静。外国记者又被请到日本的新闻发布会议室。“先生们，”那位在英国受过训练的，衣冠楚楚的日本上尉说，“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然而一天前，他还谈到他可能被杀呢。

南开大学是华北最好的大学之一。它有一个非常优美的校园。它的经费部分依靠美国的捐款。它的经济学院出版了一批中国最早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工业的著作。不幸的是，南开的学生是爱国的，因此，日本人不喜欢南开大学。

“为什么？”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问。

“先生们，这是因为暴乱的中国人在那里保持着军队。”所谓“暴乱的中国人”，并非用词不当，这是日本新闻发言人惯用的一个词，用来指中国军队。

“不，”一位记者说，“今天早上我曾在那里，并没有看到有任何军队。”

“但那里的建筑很坚固，非常适于防守，中国人将利用它们。”

“你怎么知道？”记者们是冒失无礼的。

“如果我是中国司令官，我会利用它们。”日本上尉满不在乎地说。

“但是，有什么理由轰炸一所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

“先生们，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们就要一律摧毁。”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南开学生抗日拥共，他们老是给我们制造麻烦。”

“但是，上尉，现在校园内并没有学生，目前正放暑假，空无一人。”

上尉真的发怒了。他说：“先生们，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各位，今天我们要炸毀南开大学，因为它是一个抗日基地。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是抗日基地。”

“那么，日本军队将要轰炸中国所有的大学？”

“请原谅我。”

日本人轰炸了南开大学。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弹放在校园。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和内部藏书，连同其他建筑毁于一旦。轰炸以后，日本士兵拿着稻草和汽油赶到现场，把没有炸掉的东西全都放火烧掉。这就是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报复。

昨天，所有天津人亲眼看到了六百勇士的战斗。今天，全城目睹了日本对高等学府的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一天前兴高采烈的情绪，现在一变而为沉甸甸的悲伤。人们低着头，谁也不看谁。在南开扔下的炸弹，不时爆炸，像闷雷一般。战士的尸体在太阳的照射下腐烂着。

在一个朋友的办公室，有一位中国青年。他来自冀东的农村，刚到天津时，只认得几百个大字。他起初搞清洁卫生工作。他一贯积极，永不满足于已有的知识水平。他发现一个夜校，便从他每月挣的八元钱中拿出一元交学费去学习。他学会了读和写，又攻读英语。他现在成为一个英文打字员。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两年的刻苦努力取得的。

在战斗的那天，他不见了。现在他又坐在他的办公桌后，两手抱着头。

他转向我们说：“我们的飞机在哪里呢？我们的军队在哪里呢？”

“它们没法这么快地赶来。”我们说。

“那么，我们呢？”他大声说，“今天上午，日本人在以前的德国租界拿走了三千支步枪。六百勇士为什么要打日本人呢？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一支枪？那不就成了六百零一人吗？把这三千支枪发给三千人。那不就有了三千六百人吗？你们认为我们不会打枪吗？每个人都会的。谁在村里没有打过土匪呀。即便不会，学也不难嘛。昨天，你们看到我们的人民吧。人多得很呢，都想打。那些步枪放在那里，是干什么用呀？”

“昨天你到那里去了？”我们问。

他望着我们说：“我在夜校交了两个朋友，他们在电灯厂工作。昨天，我们三人想出去参加战斗。我们想我们可以弄到一些枪。但是人家不让我们出法国租界。”他懊恼地咬着嘴唇。

日本人进行“扫荡”了。他们在昨天发生战斗的地区，追捕和射击年轻人。他们尤其注意“剃光头的学生”。他们认为，在夏天接受军事训练的学生都像士兵一样剃光了头。我在火车站附近，看到他们抓的一批俘虏被他们捆在一起。有几个是警察，有一些是平民百姓，有一个显然是“剃光头的学生”。日本人升起了太阳旗，踢这些俘虏，让他们跪在日本国旗前。这些俘虏挣扎着。日本人用枪托把他们打倒在地，然后又把他们踢起来，带到数百码远的一堵墙那里，开枪打死。

※ ※ ※

当六百勇士在天津战斗时，日本的傀儡“冀东政府”的首府通州也发生了战斗。这个政府是1933年根据塘沽协定成立的非军事区的产物。它的头头是汉奸殷汝耕。

冀东有一支由日本训练的三万名反共“保安队”。“冀东政府”的岁入是两千五百万美元，主要来自走私和贩毒。走私进行得很巧妙。殷汝耕实行“自治”，不承认中央政府的关税。凡在他控制的海岸登陆的日本货，只需付正规关税的四分之一。中央政府不承认殷的“自治”，无法在其境内建立海关。如果只要给殷一些好处，走私便成为半合法的了。

日本人认为冀东是他们将来统治华北的模型。这里是“东亚和平”的缩影。不错，这是充满鸦片味的和平。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在写给国际联盟的报告中说，她在冀东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城市（唐山）发现了五百七十个烟窟。这是非常赚钱的行业。

人们是“幸福的”，学校铲除了民族主义观念。抗日思想被彻底根除。建立了一支绝对“忠于”太阳旗的中国武装力量。

然而，7月28日晨，冀东乱起来了。在通州总共有四百名日本军政人员，他们经过几小时的抵抗后，全部被消灭了。动手消灭他们的，是他们用五年时间精心建立起来的“忠实”部队。带头造反的是这支部队的精华——亲日的“反共军官训练团”。他们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日军的“特务团”，它是冀东政府的精神支柱和保护者，是间谍、压制和阴谋活动的中心。“特务团”无一人幸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冀东，像在华北其他地方一样，事物的表里是不一致的。虽然这个离北平不到九英里的地区被日本人完全控制着，但八百名中国驻军被允许继续待在通州，他们属于二十九路军三十九独立旅。他们的驻扎可以这样来解释：通州不属于“非军事区”的范围。如果让中国军队撤离该城，那会引起事端。在那个时候，日本人不希望出事。所以中国军队就留了下来。中国人也不希望出事，所以他们允许五百名日军非法驻扎在通州和建立冀东政府。双方都装作好像对方根本不存在一样。

7月27日，日本人决定把他们的五百人军队调往别处。天津正在沸腾中，北平南苑之战隐隐逼近。

但是，他们不让中国军队留在他们的后方。因此，在“保安队”的帮助下，他们解除了二十九路军守兵的武装。当时似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日本人不满足于仅仅把中国驻军缴械了事。他们把中国士兵驱赶到城墙的一个角落，用机枪扫射这些赤手空拳的人，直到把他们全部打死为止。

“忠于”日本的冀东军的士兵们被强迫站在旁边，目睹他们的中国同胞被惨杀。仅仅几天以前，他们还同这些同胞一起散步、聊天和抽烟呢。

那天晚上，日本的部分驻军开进北平。他们离开通州，毫无顾虑。中国士兵已死。“保安队”将维持治安。

据日本官方的宣传小册子说：“不论其动机如何，通州保安队背叛了他们服务的政府和几个小时前他们还发誓与之友好的人。”

日本人对冀东式的东亚和平开始怀疑了。他们对随时随地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

“先生们，”那位小个子日本上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通州传来非常可怕的消息。暴乱的中国人屠杀了我们几百人。你们会亲眼看到的。日本军队将安排一架飞机。”

这位上尉表情严肃地说：“先生们，关于中国人多么野蛮残忍，无须我多说。我们日本人把死者视为神。我们将立即焚烧尸体。我们崇敬死者的精神。中国的死者，我们也崇敬，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崇敬。”

次日清晨，上尉打电话来，非常激动：“雨下得很大，飞机明天才能来。”

日本特务、朝鲜贩毒走私者以及同她们男人一起被通州造反军队打死的女人们的尸体躺在雨中，等待外国记者来看和拍照。至于被缴械后蓄意残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则早已匆忙运走了，大概是出于崇敬吧。

次晨又下雨。上尉答应“明天”。

明日复明日。

“被视为神的”死者躺在那里，等待着。那是8月，异常炎热。

第五个早晨，太阳出来了。但是机场太滑，难以起飞。上尉又许诺“明天”。

一周过去了，他终于放弃这个安排。

在天津火车站附近紧靠着日本兵营的公路上，躺着英勇战斗的警察的尸体。看起来并不雅观。在他们中间，偶尔可以看到一个鲜血淋漓的新尸体，大概是“剃光头的学生”吧。日本士兵和苍蝇围着尸体转，他们以此为背景互相拍照。时而有年轻士兵脸色苍白，捂着鼻子。

租界当局向日本人进行了非正式的交涉，是否可以移走这些尸体。它们被扔进了海河，顺流而下。几个月以前，给日本建成碉堡后被枪杀的中国劳工也是如此处理的。几天之内就有200具尸体漂流下来，都是强壮的青年的尸体。也有其他一些人的尸体漂来。在日本人的海洛因窟里，人们消瘦虚弱，慢慢死去。他们也被扔到河里。只要华北继续被奴役，海河就将继续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副产品运到海里去。

※ ※ ※

大批中国人移居天津外国租界。其中有数千名来自北平的大学生。有些人希望定居那里，但大多数人是设法去南方。海运公司门前排成了长队。每艘去上海的船超负荷两三倍。

我碰到一个在中国报界工作的朋友。“你准备干什么？”我问。他和其他一些人打算待下来。中国最好的报纸是在天津出版的。现在那里只有日本人的机关报。我的这位朋友想找欧美人支持，用他们的名义在租界出版一份报纸。只有这样，租界当局才会允许它出版。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不能让我们上百万的人民没有自己的报纸，”他说，“请看这。”

他递给我一份油印的报纸，名叫《广播新闻》。这是一份手抄的东西，写得密密麻麻，都是南京政府的官方新闻。但也有别的消息。有一则报道叙述了北平周围的游击队活动，最后向华北人民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呼吁。

“值得支持，是不是？”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广播新闻》成了天津人了解中国政府和军队情况的唯一来源，此外，当然还有外国报纸，但是看得懂的人不多。这份薄薄的报纸贴在各处的墙上。在别的地方也打进去了。甚至在全城出售的日本机关报中间也夹着它。

日本人提出了抗议，租界的警察把贴在墙上的《广播新闻》撕下来。它向读者发出呼吁：“有收音机的同胞们，当你们夜间收听祖国首都的广播时，把音量开得大大的，打开窗户，让所有的同胞都可以听到。”

租界的警察本来是要驱赶自动聚集起来的中国人群的，却驻足自己也听起中国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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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开始组织傀儡政府。为此，他们请出了退休的政客，有残疾的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腐化堕落分子。他们组织白俄“自卫军”。这批白俄在日本的一个少校军官的领导下，袭击了天津苏联领事馆。他们带着武器，大摇大摆地到处走动，对私人仇敌和不同情日本的其他白俄进行威胁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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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剃光头的学生”突然来看我。我是在北平认识他的，他是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他衣衫褴褛，显得十分疲倦。他对我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正在受军训，后来参加了南苑的战斗。他说：“三十个同志和我一起坐火车逃出来。我们化妆后，分散在许多车厢里，有十个女的。你能给我们在租界找个住的地方吗？”

我赶忙打电话联系。我们把学生分散在几个朋友家里。

“你了解去上海的轮船的情况吗？他们也要搜查吗？”

我望着他：“要逃走？”

我的朋友看起来不像个学生，倒像乡下佬。夏天在兵营里的几个月把皮肤晒得黑黑的，使他本来就显得黑红的皮肤更加健康了。现在他露出雪白的牙齿，咧着嘴笑。他摇摇我的肩膀说：“醒醒吧，你可别也认为，既然北平、天津已经沦陷，日本人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那就一切都结束了。你知道我们现在把这叫作什么——华北之殇。逃走？我们不会去美国。只要我们继续积极奋斗，不管我们到中国的什么地方，那里就是前线，因为现在全国都在抗战。假如我们去大后方，那是为了找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你不必为我们担心，我们打算做什么，是会告诉你的。我们有十个人去南京参军。五个人去延安参加抗大，学习游击战。女生中，有几个人去做护理工作，有两人也去延安。其余的人在河北省有家，将回自己的农村老家。在那里也许可以干点儿什么事。有朝一日，我们都要回来的。”

他笑了。“怎么样？凭你的良心，能找到我们可以乘坐的船吗？别忘记给你自己也弄一张船票。我认为你最好也‘逃走’。战争不仅没有过去，而且甚至还没有开始呢。你为什么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