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将是全民皆战，”在平津陷入极度失望之中的那些日子里，我的一位大学生朋友充满信心地说，“到处都将是前线。”
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他是对的。在这两个城市陷落十二天后，日军的主力和中国中央政府的精锐部队在北平西北三十英里的长城边的南口打起来了。不到两个星期，保卫上海的大战开始了。这次历时3个月的英勇无畏的战斗为中国赢得了举世的同情和钦佩。
对日本人来说，上海事件是卢沟桥事变和日本以前的全部政策的必然结果。当威胁和政治压力未能使他们控制华北时，他们便动武了。南京中央政府对日本的武力威胁表示藐视并做好应战准备，而不像以前那样屈膝妥协，因此，日本人便决定进攻他们认为是中国政府实力主要堡垒的上海了。
如果夺取了上海，日本人就可以使中国政府受到严重的打击。在工业上和财政上，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富庶的基地。作为一个港口，上海是中国通向西方的主要门户。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部分是通过上海进行的。在军事上，上海控制着通往南京的水路和铁路要冲。
上海还是英、法、美三国在中国的势力中心。这三国在上海有大量投资和贸易利益，在某些地方（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们还享有行政权。英国在上海的利益特别大，在英帝国以外投资最多的就是上海了。在夺取上海以后，日本人希望不仅可以左右南京，而且可以左右其在中国的主要经济对手。他们完全预料到，英国会支持中国尽力避免上海遭到进攻。但他们也相信，一旦这个大城市被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就可以提高谈判条件；他们可以利用英国对中国政府的巨大影响来迫使中国迅速接受休战。1932年第一次“上海之战”后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当时，主要是英国的利益促使中国接受了屈膝投降的“休战”，从而结束了英勇奋战三个月的十九路军的抵抗。
结束第一次上海之战的这次休战使日本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所以他们发动第二次战争，毫不怀疑他们有能力迅速占领这个城市。根据条约，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这个地区，只留下三千名“保安队”驻守，像在天津一样。而日本人则有权在以虹口为界的中国领土内的“越界公路”上自由行动。虹口是外国人管辖的公共租界的一部分，早被他们当作住宅区。1932年，防御得最好的中国工事就位于这些公路上。由于这些阵地坚固，侵略者费了很大劲，死伤多人才攻下来。现在，这里建筑了一个绝对难攻的堡垒，布满了大炮，能够抵御大炮和飞机的袭击，这就是江湾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新建的钢筋混凝土兵营。
像在天津一样，西方列强在其帝国主义扩张时期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给侵略者造成了最有利的形势。在天津，根据庚子条约，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这个城市。在上海，日本可以在公共租界内建立一个强大的基地。像在华北一样，对日本的抵抗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政府在妥协年代里作出的种种让步的阻挠。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了。
日本在上海的据点，不光是海军陆战队兵营。在公共租界具有战
略意义的街道上，日本公民们多年来建筑了许多用最坚固的材料建造的现代化小“房屋”，房顶盖了一些厚厚的水泥板。日本子女的学校、日本人拥有的工厂，甚至在外面道路上建筑的“科学实验站”（友好的中国政府怎么好意思不让人家盖呢）都是选择有利的地形，用坚固的材料建造的。在这些建筑物的宽敞的地下室里，日本人早已储备好了枪炮、弹药和食品，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呢。① 打仗一个月之后，当这些一度平安宁静的街道上的大部分建筑毀于战火时，日本建筑师根据日本战术家的计划建造的那些低矮结实的房屋则依然存在，即使最没有经验的人，也一眼就看出了它们的用场。那时，它们坚固的房顶上架起了大炮，牢固的墙壁后面伸出了机关枪，瞄准所有的地方。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将来可能交火的地方多次举行了演习。他们当时驻守上海，有五千人，而中国的武装警察只有三千人。由于这些演习是在凌晨3时至5时进行的，只要把街道封锁起来，甚至某些准备好的据点也可以使用。日本历次驻防军大都参加过占领上海的演习，一旦真的打起来，他们都可以作为增援部队返回来，把他们的经验用于实战中。但这些精心策划的演习并不像他们预计的那么有用，因为中国的抵抗意想不到地猛烈，打乱了日本的计划。
如果日本在华北得手，它就会在上海制造事端，这一点任何人都不怀疑。铭记着1932年的教训，当卢沟桥的小冲突可能导致大的敌对行动时，上海人民在7月份就做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中国政府也开始进行战备，以防上海走北平和天津的老路。但当时并没有违反1932年停战协定。虽然市内的保安队开始建筑防御工事，但正规军尚
① 在西方国家的许多城市里，法西斯先生们（在专家的帮助下）大概也同样建造了许多房屋，储备物资，等待着他们的“日子”吧。
未开进市内。后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调动和增援部队的开来才表明，进攻即将开始。
早在7月24日，上海就感到惊慌不安，因为当时发生的一个事件非常类似导致卢沟桥发生冲突的那个事件。日本海军突然宣布，一个穿蓝色上衣的、名叫藏本的日本士兵被人绑架了，如果不立即把他放回来，日军就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日本派巡逻队进入中国领土来寻找他，形势紧张起来。原来这个日本士兵跳长江自杀，被镇江的一个中国船夫救上，交给有关当局。一场虚惊结束了。在讯问时，这个士兵供认，他没有按照规定去日军的专用妓院，而是去了别的妓院，从而违反了纪律；他的行动被长官看见了，因害怕受惩罚而逃跑。甚至日本海军也无法借口这个事件而开战，何况华北的谈判正在进行，中日冲突的未来趋势尚不明朗。
8月，日本要在上海采取行动的迹象已变得十分明显，准确无误。他们的内河船队从汉口和其他长江口岸撤走了日本侨民，这些船只集中在上海，没有返回原地。8月9日，即这支船队到达的同一天，上海发生了一件日本帝国式的真正的挑衅。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水兵斋藤要藏贡献了他们的生命，以便制造一个借口——这是神圣的护符，日本人每逢采取行动总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民族，总是事先把一切安排好。他们开车驶入中国虹桥军用机场，当哨兵拦阻时，他们便开枪打死一人。其他哨兵迅速反击日本人。两天以后，由五艘巡洋舰、九艘驱击舰、九艘炮艇、一艘航空母舰和许多运输船组成的一支舰队开进上海。在日本商船公司拥有的码头上，他们卸下了枪支弹药、补给品、卡车、坦克、兵力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远征军所需要的全部装备。不用说，这样一支部队是不可能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集合起来，渡过日本海的，即使大发雷霆的天皇
下命令，也做不到。
日本大使馆仍然在南京照常办公。在这支舰队抵达上海的那一天，它要求中国政府从上海撤走保安队。日本想不战而胜，唾手夺得这座城市。中国政府没有理会日本，而是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它公开宣布了所采取的自卫措施，它不仅没有撤出保安队，反而赶忙派正规军——精锐的第八十八师去支援它。
8月13日，第一批炮声在上海隆隆响起。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斗，像一颗炸弹一样，扔在这个大都市的心脏。那里有四百万人在生活和工作。一天之内，就有大批难民源源不断地拥入法国租界和公共租界里的非日本区，成片的房屋、商店和工厂成了战场。在闸北和江湾，日本舰队的大炮把炮弹无休止地倾泻下来，中国士兵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在这条灰色的长街上打开拉锯战，死伤者数以千计。不久，双方动用了所有的武器。日本海军飞机对中国防线狂轰滥炸，中国空军的歼击机和轰炸机，在它成立以来第一次起飞迎战外来之敌。①
8月13日标志着华北事变、上海事变和所有其他事变的结束。从今以后，再也不可能谈论敌对行动的“地方化”了。尽管中日两国仍然维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它们之间已经开始一场全面战争了。上海战事爆发两天后，日本飞机对“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进行了首次轰炸。
① 这次飞行出现了两个悲剧。8月14日，中国的炸弹不幸在公共租界的街道上炸死了大约两千名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一颗炸弹本来是要轰炸停泊在附近的日本巡洋舰的，却不幸落在华懋饭店。另一颗炸弹是从中国飞机损坏了的炸弹架上落下的，据官方调查，那是被日本的高射炮击中的。必须指出的是，日本的巡洋舰和其他船只停泊在德国、苏联、英国领事馆附近。据所有中立人士的意见，危及租界安全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人，他们不应该利用租界作为基地。在对租界市政当局提出的抗议中，俞鸿钧市长指出，日本的高射炮架在日本银行的屋顶上，甚至架在非战区的其他建筑物上。
7月，卢沟桥的英勇保卫战使全中国感到骄傲和自信，促使政府起来领导抗日的人民。从那时以后，北平和天津几乎是兵不血刃就陷入敌人之手。而今天在上海，中国军队在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同武器精良的日军决一死战，这条战线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日本海军的数百门大炮瞄准。中国军队是坚决抵抗这种进攻呢，还是屈膝，把中国这座最大的城市拱手交给日本？
中国军队没有屈服。8月和以后的两个月，它继续坚守上海。针对日本人疯狂的猛烈轰击，它筑起了一座新的血肉长城，像聂耳所唱的那样。它以其劣势的武器装备，击退敌人，给他们以重创。在这方面，它得到空军的有力支援，青年飞行员参加了上海战役，成功地击退了日本对南京和杭州的空袭。在第一周结束时，三十架日本飞机被击落，一部分是首都有效的地面防空设施击落的，另一部分是中国的年轻飞行员用机枪击落的。
当时的空战，中国明显占了上风。最初的几次胜利是极为重要的，怎么说都不会过头，特别是对后方的民心尤为重要。在人民居住的城市上空，敌机一来空袭，人们就看到它们冒着浓烟被击落，以后他们也就不怎么害怕它们了。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政府第一次勇敢地反对日本人鲸吞华北的企图。而在上海事变以后，它更是对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切野心给予打击。
当两国军队在上海和南口激战的时候，南京则紧张地进行政治、外交活动，清楚地表明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口号是认真的。而日本人则企图不战而胜，统治中国。
中央政府的军队在两条战线上战斗着。
他们尽一切力量使地方军队的领导人转向南京。
现在，全国各地的司令们都云集南京，表示愿意领导他们的军队反对共同的敌人。他们坐飞机来自最遥远的、以前曾是人迹罕至的省份和地区。其中许多人对中央政府只是口头表示拥护，有些人，如云南省主席龙云，是第一次访问首都。在那些表示愿意充分合作，共同进行民族战争的人士中，最杰出的要算是除中央政府自己的由德国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外中国另外两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领袖，他们就是多年来一直实行自治的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南京军队十年来一直围剿的红军领袖。1932年曾经英勇保卫上海，但后来由于反对政府的投降政策而解甲的、著名的十九路军司令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也回到南京，表示愿意为国效劳。
在妥协投降的时代各奔前程的各党各派，在日本进攻的面前重新团结起来。蒋介石在围剿红军和巩固其在西部省份的权力的过程中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漫长的公路。现在，数十万军队沿着这些公路开赴抗日前线。广西的将军们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主要是为了对付蒋介石。现在，他们勇敢的士兵们已经置身于上海和山东的战壕里。红军在同装备精良的政府军作战时，锻炼出了一种几乎是传奇式的灵活机动、出其不意的战术。用不了很久，它就表现出，这种战术对付日本人同样是有效的。
日本人千方百计地设法离间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东京不断要求中国恪守“反共产国际”公约，其基础就是希望一旦发生苏日战争，中国给日本以援助，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在战争爆发以前，它也可以从离间中苏关系中得到好处。日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中苏边界无阻挠地进行挑衅，任意蚕食“友好的”中国领土。
8月21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① 这个条约没有军事意义，同苏联与其他邻邦签订的类似条约没有什么不同。它以前之所以没有签订，是因为日本一直想把南京纳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南京虽然谢绝了这个“荣誉”，却也不愿做出公开激怒日本的事情。在1937年8月的情况下，签订中苏互不侵犯协定，同卢沟桥的抗日行动、蒋介石牯岭讲话和在上海坚决抵抗日本的进攻，是完全一致的。这意味着，从今以后，中国将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利益。如果日本针对中国政府政策上的这种剧变，竟企图消灭中国政府，那么，中国将起来迎接这种挑战。
日本最害怕的是中国人民举国一致的革命性团结。20年来它的政策的实质，就是阻挠这种团结。在中国软弱妥协的时代，它不断施压国民政府去镇压抗日的民众运动和加强对红军的进攻，因为红军早就把收复失地作为它的主要目标之一。更有甚者，它表示愿意把它的军队借给南京去对苏区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南京接受这个建议，日本军队就可以找借口，去中国的任何地方。在西安事变期间，日本又提出这个建议，日军表示很想去把蒋介石从绑架者手中“救”出来。
然而，日本的步步进逼不仅没有使中国分裂，反而促成了它的团结。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奠定了正式结盟的基础，以取代西安事变以后达成的停战。这种联盟的条件是：
（1）在普选和民主原则的基础上西北苏维埃政府改组为边区政府；提出官员名单由中央政府任命；
（2）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3）共产党宣布和国民党真诚合作，共赴国难；
① 8月29日，南京和莫斯科正式宣布。
（4）蒋介石则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①
红军的改组是在9月10日公布的（实际上8月22日已经完成）。十二天以后，这最后两条也正式公布了。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写道：“唯有内部团结一致，才能够击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现在的主要目标有三个：（1）全力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收复失地。（2）实现民主的改革。（3）改良人民生活状况。这政策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那曾是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革命联合的基础，而现在也代表着今日中国的需要。”
共产党宣布，为了联合抗日，它放弃以前的推翻国民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没收地主财产的政策。它说，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已经在按照牯岭商定的方针进行改组。红军现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管辖。
委员长的答复逐点承认了共产党的宣言。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行动是“民族感情超过其他一切考虑的典范”。接着，他提出中央政府对其以前的政敌采取的态度。他写道：“任何国民，凡是信仰三民主义者，不管他以前行为和信仰怎样，国民政府都宽容之。……同样，国民政府也乐于接受任何党派的支持，只要他们愿意在国家生存的斗争中接受国民党的领导。”
政治犯被释放了。先是在南京和上海，然后遍及全国。不仅党与党之间的裂痕。而且多年来在中国人民与其政府之间形成的巨大鸿沟终于缩小了。在上海前线，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代表已在抗敌战地工作团中工作着，给抵御敌人进攻的中国军队以莫大的支援。国共两党的和解大大振奋了民心，举国上下，一致对敌。
① 这是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林伯渠（林祖涵）在《边区政府年度报告》中提出的。我把他的三点分为四点。
第一个欢迎国共合作的，是国民党的缔造者、中国国民革命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她写道：“孙先生一生致力于共同奋斗救中国。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国民党和共产党应当合作。共产党是代表产业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党。孙先生明白，如果没有这些阶级的支持和合作，那么，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是不容易实现的。假使孙先生所主张的国共合作一直继续到现在，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强国了。往事是一个良好的教训。在此非常时期，以前的一切嫌隙都应置之脑后。全国要联合起来，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多年来，中华苏维埃的存在，不仅对于西方，而且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神秘莫测的。在官方的报刊上，人们读到“匪徒被消灭”、朱德和毛泽东多次被杀的消息，可是，他们总是又活了。人们普遍不相信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苏维埃政府和一支十万多人的红军。检察官们所允许的“解释”，五花八门，从政府的所谓“共匪”，到假理论家的所谓“自发的、无组织的农民运动”①，无奇不有，都是些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和诽谤。对来自苏区的确凿有据的消息和来自国外共产主义运动的报道，那些敌对的宣传家和不负责任的笔棍们大肆挞伐，表示“不相信”和“怀疑”。
史沫特莱的著作被认为是轻率的虚构。而斯诺实地考察、亲眼目睹的报道虽然被认为无可置疑地是第一手材料，却也被投以怀疑的目光。
现在，随着两党的和解，又出现了新的神话。有人说，共产党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现在“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原则”。有人说，共
① 托派观点。
产党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参加统一战线，是为了用狡猾曲折的方法破坏国民政府。还有人说，中华苏维埃“终于决定完全消灭他们的运动了，到1936年夏天他们对其最初的原则已经背离得很远，以至他们对地主、资本家的友好程度实际上超过了国民党”。事实上，他们都是反动派。这最后一个说法是极端恶劣的汪精卫先生的热心追随者炮制出来的。①
9月初，我设法在南京找到了两位八路军代表，谨慎的宣传官员仍然把他们的地址保密，不让好打听的记者知道。这些宣传官员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是缓慢的，他们把统一战线看作一种秘密安排，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有经过他们精心的加工才能透露到外界去。我很幸运，能够向美国读者报道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阶段作出的权威解释。这个新阶段就是，中国最大的两个政党用合作取代了它们之间的斗争。同时，我也完成了合众社的任务，它很高兴，我是在首都采访秘密的共产党谈判代表的第一个外国记者。
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以前是绝对不公开活动的。虽然我从小生活在中国，然而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员。现在，我就要看到传奇般的红军领导人了，心中不免激动而又好奇。我坐在代表团的整洁的会客室，墙上挂着孙中山、毛泽东、
① 《中国共产主义实况》，由汤良礼（译音）作序，从文风来判断，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他是汪精卫的主要宣传家，一度担任《每日先驱报》的中国记者。这本小册子的了不起的作者还说：“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像他们的德国和意大利同志那样被吸收到政治团体里去。德国以前有过一个工会运动，它仅次于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的工会运动；共产党的力量仅次于俄国共产党；它的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劳工党。……德国的所有这些强有力的、活跃的政治党派、团体完全被吸收在纳粹体制中。当中国不再有外来的威胁时，人们将发现，改良后的共产党将同样诚恳地、有效地同国民党合作……如果德国政府了解新的共产党纲领的话，它就不会轻易地同日本签署反共产国际公约了。”这个杰作写于1938年4月，即希特勒承认满洲国之后。幸运的是，汪精卫先生已不再能够在重庆发挥这些观点了，而他的坚决的追随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第五纵队”的成员们也不再写中国的对外宣传材料了。
蒋介石、朱德的画像，他们组合在一起似乎有点儿奇特，叫人不敢相信。我心中想象着老资格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些经历过十年残酷斗争和传奇般长征的人大概是不苟言笑、难以接近、带点狂热吧。
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人，一位是穿学生蓝制服的知识分子，他身材瘦长，戴着眼镜，会讲英语；另一位是身穿黄卡其服的军官，笑容可掬，仪表堂堂。他们同我热烈握手，态度坦诚直率，使我的紧张感顿消。在两个小时中，我们谈了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和党的新方针。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们都给以坦率的回答。我们相谈到一半时，空袭的警报响了，我们停止谈话，蜷缩在一个尚未完工的、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那里挤了许多人，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束电线上挂着一个昏暗的电灯泡。
我十分喜欢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我感到意外的是，在他们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架子。但我失望的是，仅仅见到了两个“机关工作人员”和他们的部下，而没有见到我渴望要见的满身战争疮疤的英雄。在他们那充满阳光的庭院里有许多穿蓝色制服的、性格开朗的青年男女。我离开的时候，询问了他们的姓名。那位军官自我介绍说：“叶剑英，以前当过红军的参谋长。”那位高个子的“大学生”说：“秦邦宪（博古），以前是西北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他们以及站在周围给我倒茶的年轻战士们，都是红军的钢铁汉，他们击败过许多强大的敌人，忍饥挨饿，渡急流，爬雪山。他们就是八路军的指战员，在中国抗日斗争史上要写下许多光辉的篇章，在度过另一个年头后，将继续他们的“长征”，向失去的东北挺进。
那次采访我记的笔记，在南京陷落时丢失了。但我仍然保留着关于共产党立场的一篇不长的译稿，后来我据此给合众社写了报道。这篇译稿对当时世界舆论热烈讨论的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说明：中国共产党驳斥了所谓该党“向国民党投降”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本身要求在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建国时期同他们曾经与之打过仗的政府进行最充分的合作。
他们认为，抗日的民族战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两种民族主义区分开来：一种是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另一种是被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他们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此外，共产党认为，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将使每个中国人懂得，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同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参与在政治上形成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共产党鼓吹在人民的这种新觉悟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
这种观点使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斗争作为其活动和宣传鼓动的基础。考虑到在这个关头由于社会斗争加剧，有产阶级既可以置身于和平阵营，也可以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主张所有阶级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抗战。他们既然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就把所有反对这种合作的人斥之为汉奸。他们认为，利用革命口号和传统来制造分裂以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乃是一种最卑劣的政治伎俩。凡是用这种方法来破坏他们所主张的由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组成的民族战线的人，都被他们谴责为托派。①
共产党领导人告诉我：他们的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解散。他们的党员之所以把一切都献给抗日斗争，不是因为他们“改组了”，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共产党员，他们有责任这样做。
①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阻挠群众改善生活的努力。相反，他们一直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主张减轻人民的负担，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所提出的土地改革和减租纲领，并支持群众要求让富人承担战争的物质负担。
在上海，中国军队向侵略者和全世界表明它是能打的。南京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了它斗争的目的。现在的战斗不是决定：究竟是让日本的侵略得寸进尺，直到中国被征服为止呢，还是在它已经巩固的地盘上止步。这是1932年的问题。而1937年，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的觉醒。甚至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前，中国政府就已经采取谨慎的行动，力图把主动权从日军手中夺过来。现在，中国的外交和政治攻势正在全面展开。日本大陆政策的整个结构都受到挑战。
日本人受阻于上海，全世界都看到了他们的受挫。他们原打算先对中国进行恫吓，然后给以打击，使之屈膝，没想到中国不吃这一套，反而团结起来了。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便诉诸轰炸平民百姓的一手。早在8月26日，日本外相广田向全世界广播说：“日本现在唯一的方针是给中国以打击，使之屈膝，不再有战斗的精神。”他说这番话后，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并没有取得胜利，倒是日本的空军露了一手，它在同一天飞到中国首都的贫民区北府塘炸毁了六所学校、一座医院，炸死了两百名尚在床上睡觉的工人。日本在上海的发言人大言不惭地说，日本空军将“摧毁南京”，以惩罚中国政府桀骜不驯的态度。
他们给了南京两天的“警告”。妇女儿童从城里撤走了。那些必须工作的人依然照常上班。西班牙已经证明过，中国现在又一次证明，法西斯想压服整个民族的做法是不能得逞的。不仅中国人，而且在南京工作的外国国民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当美国大使奉华盛顿之命撤到河上的一艘炮艇时，他的做法被南京所有的人视为临阵脱逃。
居住在南京的所有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权离开明显的军事目标躲在安全的地方。保卫这种权利的唯一办法就是原地不动，照常工作，一旦发生什么事，其责任完全在日本人身上。根据一个破坏条约的入侵者（它并不是美国的交战国）的吩咐，华盛顿居然命令它的大使撤出挂着美国国旗的大使馆，这种默许无异于直接纵容日本用空袭的办法摧毁一个大都市的疯狂的罪恶计划。在中国的首都，一天之内，美国成了仅次于日本的最不受欢迎的国家。作为合众社的记者，我看到我的消息来源枯竭了。中国朋友不再来我的办公室，因为它暂时设在美国大使馆内。
居住在南京的美国公民纷纷拿着谴责美国政府政策的署名声明来到大使馆。美国驻华海军舰队总司令雅纳尔海军上将手中拿着法律宣布，美国驻扎南京的炮舰“吕宋号”绝不因载大使或者其他任何原因而离开南京。人们认为，国务院肯定明确地知道它的这道不幸的命令会产生什么后果。不管怎么样，在日本的大轰炸实际进行以前，詹森先生回到了大使馆，再也没有离开过。
这就是日本“警告”前后的情况。1937年9月的最后一周，日本向惊慌的世人表明了轰炸的含义。9月22日，六十五架日机空袭了南京，轰炸了三十个地方。在人口稠密的南城死了许多人。住在河畔一个难民营的一百名从上海逃出来的人，被一颗炸弹一扫而光。与此同时，日本人事先没有警告过的广州也在劫难逃，十二小时内遭到四次空袭，两千多男女老少死于非命。路透社记者的报道说：“外国观察家对日本轰炸的目标感到不解，因为政府机关或军事设施都没有挨炸。”日本飞行员是心中有数的。他们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恐怖气氛，所以他们专找广州拥挤的街道去炸平民百姓。在原先以为日机不会去的汉口，9月24日有八百名市民被炸死，三百六十座房屋被夷为平地。
幸而南京既不是广州，也不是汉口，它是一座新兴都市，有宽阔的马路和广大的空间，否则，在日机狂轰滥炸下，难免不死数万人。尽管国际上纷纷表示愤怒的抗议，日本一队队的飞机还是连续五天空袭了中国首都。单是9月25日一天，就有九十六架飞机参与轰炸。除了别的地方外，他们还轰炸了红十字会的一座大医院，那里住着许多从上海前线退下来的伤员。
但是，抵抗依旧，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照常进行。高射炮猛轰空中强盗，不时看到敌机坠落，有的油箱起火，像彗星一样拖着一条长长的火光和冒着浓烟的尾巴栽到地面上，有的被它自载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千百块碎片飘落下来。每当出现这种情况，万众欢腾，成群结队地涌向敌机的残骸，顾不得会有什么危险。在这座现代化的都市里有一座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夫子庙，那个地区巷道狭窄，有一天我随着人流穿过小巷子，不期而遇蒋介石的夫人，她正爬上一架坠毁的、还隐隐冒烟的敌机残骸上。她是航空委员会的秘书，每次空袭后，她都要亲自视察一下实地情况。
在上海已经出现了许多群众性的战地服务团体，它们在以后的一年里成为中国生活中的显著特点之一。但是在首都，几个月过去了，它们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南京是一个军政都市，有着宏伟的建筑和崭新的林荫大道。那里的一切都是周密规划的，有着一切必要的军事应急措施。当敌机来袭时，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察和宪兵以及经过严格训练的、有纪律的急救单位知道该做什么事。几分钟内，就把街道清理完毕。自爆发战争以来，修建了大量防空洞，一遇空袭，人们就钻到里面。至于汽车和卡车则伪装起来，停在马路两边浓密的树荫下。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什么也不缺。乍看起来，新南京有一件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事。那里不仅没有群众组织，而且似乎也没有基本居民。卖肉的、烤面包的、制蜡烛的、工人、手艺人以及那无所不在的乞丐，都哪里去了呢？难道他们不住在那里，或者是市政当局用某种神秘的命令把他们支开了？
解释很简单，原来有两个南京。一个是气派非凡的新首都，另一个是作为它的基础的破烂不堪的旧城。旧城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受洗劫，尚未恢复过来，那次灾难使它原先的建筑只留下十分之一，原来的居民只剩下四分之一。当制定首都的平面规划时，这残余的部分又被铲除，新的林荫大道无情地切除了许多房屋和商店。南京变成了一个大卫戍城，威武的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着镶金边的匕首；官员们佩带徽章，穿着时髦的翻毛皮领上衣；无忧无虑的年轻飞行员们手拉着手在大街上扬长而过；神气活现的商人穿着美国的衣服。原来的居民们只能在拥挤不堪的南城安稳度日。在别的地方，他们不是被赶走，就是栖身于桥下或空地上的披屋中，那些空地离雄伟的政府大厦后门只有几步之遥，隔着街道被周密地围挡起来。首都的大马路都是用沥青铺成的，官员们的小汽车沿着这些光亮的柏油路疾驰而过。老百姓在两边的土路上蹒跚而行，或者在田野里平静地耕作着，或者在这个大城市的空隙草场放牧牛羊。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建筑物之间的间隔距离非常之远，仿佛是一只巨手随心所欲地把它们撒在这里。
现在，当严峻的考验来临时，这个多少带点儿普鲁士色彩的官府新南京以其精心组织起来的设施对付来自空中的敌人。在中国的所有城市中，只有南京甚至在战前就做好了防空准备。在它的街道上张贴防空的宣传品已经好几年了。钢筋水泥做成的大炸弹模型矗立在一些主要广场上，“以教育人民”。南京有很好的高射炮、训练有素的炮手和强度的探照灯。日机每次袭击南京都吃苦头，总有一些飞机被打下来。
对南京的贫苦大众，也提供了数百处新的公共防空洞。他们也的确需要防空洞。从西班牙到中国，法西斯的炸弹特别照顾穷人。他们瞄准矗立在空旷地方的部委大楼，然而却总是炸不中目标。从巴塞罗那的贫民窟到南京的破烂棚户区，每一颗落在穷人中间的炸弹都造成巨大的灾难。凡是大楼和棚户并存的地方，炸弹总是落在后者的身上。在空袭以前，穷人的南京同作为官府的巍峨南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现在，由于空旷的地方很多，倒救了不少人的命。防空洞使人们免遭炸弹碎片的伤害。以前，外国的贵宾们前来南京观光游览，宪兵们总是驱赶穷人，以免有碍观瞻；而今天，则是告诉他们如何防备空袭。新南京的高射炮手们每打落一架飞机，首先是劳苦大众的胜利，因为他们是日本空袭的主要受害者。在南京，像在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抗日斗争使所有的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民族敌人。一个阶级的胜利就是所有阶级的胜利。
在南京有成千上万名流浪的学生，他们是挤在火车上和船上从北平和天津远道而来的。他们热切地要求发挥自己的力量。他们抱怨政府没有一个关于在抗日战争中如何使用他们的计划。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八路军的办事处，要求让他们进入著名的抗日大学，那所在延安黄土坡上办的大学，在窑洞教室里把知识分子培养成为战士。抗大只接收了为数不多的人，因为名额已满。戴眼镜的博古每天对几十名前来报名的青年说：“到处都有战斗。发挥作用，不能全靠能否进入抗大。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不论在哪里，你们都应该自己找到一个地方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
9月18日，日本占领东北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南京第一次出现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北方来的一些学生在街头发表演说，在南京庄严的墙壁上贴出一些招贴画——不是在首都的一些大门和广场上已经有的许多引人注目的精美宣传品，而是精心画在廉价纸上的、充满热情的招贴画。在南京的一个大戏院，举办了上海画家的招贴画展览会，这些画技巧纯熟，内容充满激情。他们有几百人，在战争的形势下迸发出了惊人的创作力。仅仅几个月前，这种战斗的抗日绘画还是被禁止的。而现在，这些画家们可以向全国倾诉他们的心里话了。
9月18日，我第一次听到首都广播电台播放的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过去在南京一直遭到禁止。我上次听到它，是在日本人统治的华北。而今天，全中国都在唱它了。
一两天以后，我在南京一所中学的礼堂观看了北平天津学生联合会主持的戏剧演出。这个学联的剧团准备下乡演出，因此，道具因陋就简，在农村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这些独幕剧有强烈的感染力。有一幕话剧，名叫《北平的一个晚上》，演的是一群学生在被敌人占领的这个中国文化古都英勇无畏地经营一个地下印刷厂。另一幕剧叫《保卫卢沟桥》，生动地再现了战争爆发时的情景。这些学生演员熟悉他们演出的对象。他们都亲身参加过或亲眼目睹过当时的战斗。正当一个学生表演如何用农民们喜闻乐见的“大鼓”调来宣传抗日时，日本飞机来空袭了。敌机俯冲的尖叫声、炸弹爆炸声、高射炮的咯咯声，吓得听众惊慌地站起来准备跑。但演出并没有停止。一个学生歌手继续表演，他唱道：“在卢沟桥，我们听到了敌人的大炮。”这时，一颗炸弹在离礼堂两百码远的地方爆炸了。“但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回击着小日本的每一个袭击。”又一颗炸弹扔下来了。“现在我们可以听到敌人的炸弹了，”学生们一齐唱道，“但我们不会停止战斗，直到把敌人赶到大海。”现在，听众们聆听着歌手的声音而不理会炸弹声了。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半小时以后，空袭结束了。这位青年学生停止了他的大鼓词，放下打拍子的钗钹，才露出十
分疲倦的样子。听众狂热地欢呼起来。
中国的新戏剧艺术是如何发展的，它在战火中如何试验用可以进一步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新方法来演出，从而鼓舞人民的斗志，大致情况就是上面介绍的。
那天的听众中，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首都的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其中包括：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和新生活运动秘书长阎宝航。他们的小汽车就停在外面，随时可以把他们送进钢筋水泥的坚固防空洞里。然而他们也坚守自己的座位，倾听着学生歌手质朴有力、打动人心的演唱。学生用歌声进行着民族战斗，他理解作为一个战士的职责，那就是：当敌人进攻时，绝不能放下手中的武器，而是要握得更紧。大鼓词受到农民和手艺人的喜爱，有文化的人则不大欣赏。而现在，一个大学生竟全力以赴地掌握这种“粗野的”艺术，换上他自己的新词，不仅能够激发起老百姓的战斗共鸣，而且使高雅的学者和达官贵人也有同样的感受。这就是当时的时代、当时的环境。
在我离开以前，歌手递给我一张名片和他的电话号码。他说以后要拜访我。几天以后，我在流浪学生住的那所学校里去找他。一个女学生对我说：“你在宪兵总部可以找到他。”宪兵发现北平天津学生联合会没有注册，因而拘留它的领导人。一星期以后，他们才获释。
这就是敌机轰炸下的南京：藐视日本；政治上团结一致；统一战线有坚实的基础；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开始发展壮大，使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都认识到这种团结一致可以产生斗争的力量。与此同时，仍然保留着原有的警察式的统治体制，一方面，承认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非官方成立的团体总是受到怀疑，原先的镇压机制随时自行启动。然而，群众毕竟开始觉醒。在妥协屈服时代用以压制人民群众那一套老的镇压手法渐渐行不通了。一年以前，抗日的学生不是长期监禁，就是完全失踪。而今天，在宪兵长官“慈父般的开导训话”后，几天之内这些学生就被释放了。
日本用对广州、汉口和南京进行狂轰滥炸的办法威胁中国政府和人民，结果夺去了几千中国公民的生命，但它想要摧毁全民抗日的意志这一目的则完全没有达到。9月25日，即九十六架敌机向首都倾泻了几吨重的高度爆炸物，屠杀了六百名居民的那一天，蒋介石接见了外国记者。他呼吁各国支持中国的斗争，并直率地说，凡是在九国公约和国际公约上签字的国家都不能保持中立。他宣布：
“日本的空袭南京，并不影响军事地位。
“日本封锁我们海岸线① ，也不能停止我们的战争，这是对列强商业上的打击，因为他们未能阻止远东的侵略者。这里的和别的城市的人民被屠杀是否使我们屈服，你们可以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去判断。这些所作所为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充分认识到日本的野蛮。我们的抵抗是不会屈服的。不论这场战争持续多久，中国将坚持到底，因为它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资源。”
正像7月17日以来在所有的场合一样，蒋介石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里话，他们要求列强履行条约义务；他表达了中国人民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中华民族“无穷无尽的力量和资源”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但是，这些话倒是有预言性的。在华北山西北部山区里的平型关，这个预言已经变为现实。9月25日，就在蒋介石向记者发表谈话的那一天，八路军采用游击战术，消灭了日本板垣师团的三千人。但这个胜利并不是八路军单独取得的。在战斗的前夕，它的政工人员召集了当地数千名农民，向他们分发枪
① 8月26日，日本海军发言人在上海宣布，对中国的海岸线从秦皇岛到北海全部加以封锁。
支。这些人参加了战斗，帮助取得了胜利。平型关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军队在东线之所以能遏制日本军队，是因为拥有南京多年来建设现代化军队所积累起来的军事装备，而平型关之战则活生生地证明了中国人民的“无穷力量”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它的潜在力量已经在发挥出来，这使侵略者感到不安。
当我用电话向合众社上海办事处传送蒋介石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以及后来传送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时，我的上海同事们可以听到震撼着中国首都的空袭炸弹和高射炮反击交织在一起的轰鸣声。而我这一头也可以从电话里清晰地听到日本大炮轰击上海坚不可摧的中国防线的轰响。
到9月底，上海之战进入了第二阶段。8月13日以后的两个星期里，战斗集中在这个城市心脏地区的三英里长的战线上。每一寸土地都成为激战的目标。日本海军的大炮把闸北和江湾这两个城郊轰击得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在这条用顽强的血和肉筑成的短短防线上，不但动用了大炮、机关机、步枪、手榴弹，而且也使用了飞机。双方还使用了巷战中最有效的武器——火把。敌人阵地前沿的整个街区被放火烧掉，浓烟滚滚，形成了一道道火墙，以防备侧翼的进攻。当火势还没有减弱时，中国的战士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员就冲上去，拼死厮杀，争夺留在他们后面的还冒着烟的一堆废墟。中国战士欢迎这种短兵相接的交手战。在上海，他们发现，打肉搏战，日本人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多次危及敌人的阵地，深入虹口的日区。但是日本人凭借其武器优势，从远处猛打，才使中国军队未能扩大战果。
8月27日，日本陆军前来增援海军。海军做了一场独揽占领上海之功的美梦，结果落空了。日本陆军在长江和黄浦江汇合处登陆，想接应城里的海军陆战队。但是中国军队对这两支日军形成了杯形包围圈，使它们长期无法联系起来。
日本人一个月来一直想建立一块较大的地盘，以便能够让大量兵力登陆，发展成一条正规的战线。它的这个想法直到9月15日才实现。那一天，中国人把防线从江边移开，撤出了日本海军的火力圈。取代两个杯形包围圈的，是一条连续的四十英里长的战线。这对城中的形势并无影响。中国的防线围绕一个固定的轴心，就好像一扇门在枢纽上旋转一样。这个轴心就是上海的北站。城中心的战斗仍在继续。这仍然是居于优势的武器装备同坚决顽强的血肉之躯的搏斗。海军的大炮仍然可以打到中国的整个防线。所不同的是，9月15日以前，他们用不着费神去瞄准目标，因为他们可以看见每一个阵地，知道其准确方位，不管白天黑夜，他们可以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准能打死中国士兵。现在，他们则必须找到中国的防线，才能确保炮击的效果。
上海的中国军队是在敌优我劣的不利形势下作战的，但是，作为其后盾的有上海三百万同胞和积极的同情者。军民合作的口号在上海并没有充分实现，比不上此后一年中在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的游击区建立起来的那种军民合作、亲密无间的关系。不过，从上海之战一开始，各阶层民众就尽其所能，多方支援军队。舞厅、戏院、饭店都变成了收容伤员的医院。成千上万的妇女自愿当护士。童子军白天深入战场，抢运伤兵。商会、工会和各种社会团体募捐大批款项，购买必要的补给品和慰劳品。一个战时工作总会（上海抗敌后援会）承担义务，向军队供应它所需的一切东西。有一个战区总部急需八千条装沙子的麻袋。总会得到通知后，通过电话、海报和广播电台发出呼吁，不到三小时就收集了八千条以上的麻袋。儿童们收集了香烟锡箔和空罐头筒，装上金属碎片，做成简易的手榴弹。各种团体募捐了数十万件香皂、毛巾、背心、铅笔、纸张、图书杂志等，以方便前线战士的生活，并派代表亲自送去。数万人同战壕里的战士建立了定期通信关系。他们为伤员和康复人员安排了各种娱乐节目和讲课班。中小学生到医院替文盲战士写家信。
在战时工作总会中最活跃的是以前的救亡协会，现在改名为文化工作者全国抗敌联合会。这个协会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它诞生于1935年北平学生大游行以后，在战争爆发以前一直是一个半合法的组织。在它的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是，联合各阶层人士支持在西安事变几个月前爆发的纺纱工人抗日大罢工。这个行动导致“七君子”的被捕，他们第一次被控以“危害民国”的大罪。经过几次议而不决的审判，他们被关了几个月。上海战争爆发前不久，曾组织了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委员会来争取他们的获释。过后不久，政府主动把他们释放。这个新的委员会便投入紧张的支援战争的工作，“七君子”中的几位人士也积极参与。
不到一个月，这个联合会就在全市建立了几百个分会，会员总数超过十万人。全上海的爱国人士都被组织到区、街、里弄的单位里。它们的工作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指导。中央委员会负责同在上海前线作战的所有部队的办事处进行联系，询问它们需要什么东西。每周它发表一系列指示，确定今后一周的具体工作计划。下面的所有单位都努力完成计划。例如，当需要背心的时候，各个单位就征询全体居民的意见，在本区组织生产。各个街道的富户出物出钱，租来缝纫机，由工人的家属缝制。御寒的冬服是动员各家各户提供的。几万套棉衣从这个大都市的数不清的里弄源源不断地运给部队。当总部号召给战士写信时，慰问信便雪花般地飞来。如需要什么志愿人员，全市就会立即响应。
民族危机各个阶段的情况，从中日资源的对比到游击战的战术。作家、教师、新闻记者一方面坚持本职工作，另一方面每天晚上承担讲课任务。部队经常要求给他们派宣教人员。于是成立了许多团体，它们后来成了所在部队的政治部。上海沦陷后，郊区涌现了许多游击队，它们也在那里从事政治工作。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做好这项工作。宣传员紧靠火线工作，昼夜出没于那里。钱亦石是这方面最积极、最受人爱戴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二十个青年在浦东帮助张发奎的军队。他拼命工作，积劳成疾，几个星期就死去了。在军人、伤员、难民、男女老少中间都有宣传员在工作。
当时成立的宣传队，有些在许多战线上一直坚持工作，闻名全国。胡兰畦女士的妇女剧团，主要是由纺织女工组成，她们一直在长江一带的游击队中工作。由剧作家洪深领导的另一个剧团后来在汉口和重庆成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戏剧处的核心。在上海沦陷后，还有两个剧团去西北找八路军，成为丁玲的有名的战时服务团的一部分。一批海关职工南下广东，去农民和渔民中间工作。曾经教会数百万人歌唱的刘良模带领二十名青年人去了苏州、南京和长沙。上海文化界组成了一支战斗队，帮助保卫这个城市。上海陷落后，这支队伍分成若干小分队，散布全国各地，成为振兴中国文化的主力军。上海的许多教授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执教。杜重远是上海著名的《生活周刊》的发行人，他曾由于攻击日本人而蹲了两年监狱，后来带领救国会的许多成员到遥远的新疆编辑了一些报纸，开办了一些学校。
虽然许多印刷厂被毁，纸张的库存很少，但上海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却使他们的出版物增加了十倍。必须尽快地教育军队和人民适应这场伟大的斗争，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参加这场斗争的人充分理解目前面临的问题。工人、战士和学生踊跃到礼堂听报告，他们要求新内容
的教材和读物，以前这些书由于抗日著作遭到禁止而不能出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版了一些报纸和期刊。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郭沫若，流亡国外十年，刚刚回国。他创办了《救国日报》，这份报纸后来成为文化工作者协会的机关报。上海沦陷后，郭沫若担任了汉口和重庆政治部宣传厅长的职务。他的报纸，由高尔基著作的译者夏衍担任主编，先是搬到广州，后来迁至桂林。许多小的期刊合并到战时联合出版社。“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主编的三日刊《抗战》，其发行量达到十万册。它还出版了汉口版，其纸型由飞机运送。另外一些老的进步刊物《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和《人民周刊》也改进了内容，销量大增。所有这些出版物在全国其他地方都可以见到。
救国会的生活书店出版了两万册四卷本的《战时教科书》，专供文盲和半文盲使用，每册售价两三分钱。从战争爆发到上海沦陷，《救国丛书》出版了六种书，其中包括《蒋介石言论集》、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和胡愈之的《战争与外交》。八路军代表潘汉年的《全面抗战论》、最近获释的另一个领袖李公朴的《在北方前线两月》以及中国代表钱俊瑞的《布鲁塞尔青年会议》等在上海一版再版，很受读者欢迎。群众文库出版了一些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等发行了数千册。它还以小册子形式翻译出版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哲学、形式逻辑、历史学、社会形态等条目。帕姆·杜德的《世界政治》在几个月之内发行了两版，共三千册。《大公报》的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介绍红军政治工作的一本文集和记述北方游击战的《游击生活素描》都多次再版，发行数万册。《黑白丛书》（从东北的黑河黑龙江到长白山）描写了东北失地的抗日斗争。
版画艺术也得到蓬勃发展。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斗争史上，招贴
画、木刻和漫画构成了一条战线。这条战线的发展经历了空前的艰难困苦、迫害镇压和无休止的斗争。一个画家即使可以售出自己的作品，所得报酬也是微乎其微，为了糊口，不得不一两天就拿出一件成品。但是，用笔为群众运动服务的画家很少出卖自己的作品。他们白天干些重活，以维持生计，晚上才偷偷地作画。他们不得不把画具藏起来，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他们往往把以前的木刻毁掉。多年来，他们遭受迫害和逮捕。难怪战争一爆发，束缚这种艺术发展的枷锁一松开，它就立即以成熟的技艺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对面前的工作充满决心。新的艺术家人才辈出。他们不断探讨技艺，精益求精。从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版画艺术就完全投身于斗争。每一份爱国报纸都刊登了丰富的漫画，每一座大城市都贴了招贴画，每本宣传小册子都有许多生动的木刻。在上海，艺术家们出版了《漫画》，这是一份刊登各种绘画艺术的战斗性周刊。
人们多年来一直认为，只有走抗日的道路，中国才能觉醒，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战争头几个月的情况充分说明了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没有灭亡，反而得到新生，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为了保卫自己的独立，给敌人以打击。战火中的上海，短短三个月文化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以往的三年。
上海人民不仅照顾伤员，给军队提供补给品，教育自己自觉地参与民族战争，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给军队以军事援助，甚至亲自参加战斗。
在工人、手艺人和商店店员中间，中央政府的代表组织了一个射击和特务团，负责狙击敌人和侦察敌人的动向。这个团包括日本人雇用的苦力和公共租界的市政职工，他们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出入于日本占领区。在上海战役期间，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招募了三千名
这样的人。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由于汉奸的告密，其中五百人死于日本的一颗炸弹。他们是在一座建筑物里被炸死的，他们白天藏在那里，一到夜幕降临，便出来分散活动。日本人轰炸了那里，连屋带人一起炸平了。
自动参加斗争的事例，数以百计。其中有些感人事迹，闻名遐迩。
战争初期，中国第八十八师的战士穿过日本人的防线，迫近汇山码头。在这次成功的袭击中，为军队带路的是一批虹口工人。当这些工人前来部队，建议他们进行这次袭击时，军官们将信将疑，不敢贸然从事。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这些工人亲自袭击了敌人的哨所，回来报告自己的胜利，并表示愿意把他们缴获的两百支步枪交给师部。最后，师部下决心进行这次突然袭击时，工人们手持步枪参加了战斗。
杨树浦是上海的一个大工业区，处在交战区域内。许多工厂关闭了，数千职工闲着没事干。他们组成了志愿劳工队，帮助军队运输物品和挖战壕。
当日本人首次在隔黄浦江与上海市区相望的浦东登陆时，集中在江中的数千只舢板船上的船夫给中国军队想出了一个对付日军的主意。当他们的计策被接受时，他们同数千名战士换了衣服，这些战士照常划着船，在敌人的背后登陆，日军丝毫也没有觉察有什么问题。中国战士在几小时之内就把浦东的日军全部消灭了。
在浦东还发生了一件感人的事情，一个日本工人给中国军队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他是日华纱厂的一名老仓库保管员。在战事爆发前，日军在他看管的仓库里隐藏了大批武器弹药。10月初，老人去浦东张发奎总部报告了这件事，表示愿意带领中国人去军火隐藏的地方。他说，从战事一开始，他就同情中国，早就想办这件事。但事关重大，他思想上反复斗争了很久。几天以前，他听说他的刚服兵役的
孙子在上海牺牲了。从一开始，他就认为孙子是死于残酷的、毫无意义的军事冒险中，这使他下定了决心。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浪费着祖国青年的鲜血，他有责任回击他们。这位日本老人留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当中国军队撤离浦东时，他随军同行。
日军的进攻在市区受阻，于是，它改变战术，想在右翼形成一个广大的包围圈，其中包括在黄浦江和长江登陆的陆军。这个运动是缓慢而艰难的，花了两个月时间才占领了十英里的地方。每走一步，它都遇到中国部队的激烈抵抗。中国战士创造了以英勇精神战胜优势装备的奇迹。宝山守军的故事最能说明中国战士坚强不屈的精神，在那里整整一营人打后卫战，结果全部被歼，只剩一人活着，他讲了被围的情况。
中国军队在9月15日建立的防线一直维持到10月初。在僵持不下的三个星期中，保卫者不仅顶住了日本人的进攻，而且收复了在战斗初期被敌人夺去的一些阵地。例如，市政中心就一度落入中国人之手，这个地方是在欧洲人和日本人控制的公共租界之外建立一个大上海的宏伟计划的核心。但在10月中旬以前，总的战局无大变化。双方都忙于增加兵力来进行一次大的交锋，以便决定整个上海战役的结果。
10月19日，在上海前线集结了十五万人的日军开始了他们早就吹嘘的“总进攻”，其目的是最后包围这个城市。这个新的总进攻的眼前目标是占领大场。大场是上海西北大约六英里处的一个小市镇，素以“鸡村”闻名，因为它是向上海供应禽类的主要地方。“鸡村”成了这场史诗般斗争的角逐之地。这场斗争将决定上海的命运；日本人认为，它也将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在占领上海的军事行动中，他们原想一下子就粉碎中国军队的力量，而且要在布鲁塞尔九国会议召开之前尽快做到这一点。九国会议是要研究西方列强对日本非法侵华的态度，它的召开已经迟了。日本希望用战场上的既成事实，使欧洲那些高谈阔论的人住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集结了大批步兵、七百门大炮、一百五十架轰炸机，以便猛攻他们和大场之间的那块8英里长的中国防区。10月24日，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全都集中在这个小镇上空，进行军事史上最野蛮的轰炸，超过了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任何轰炸。到10月26日，经过七天无休止的战斗，他们的右翼向前推进了大约五英里。10月27日，大场落入日本人之手。他们原想完全包围中国阵地，把五万名中国军队消灭在上海之内，这一点未能做到。中国军队开始有秩序地撤退。10月30日，中国战士离开了上海北部和一直作为其防线枢纽的火车站。留在他们身后的是一条八英里长的火墙，闸北成为一片火海，这肯定是世界史上最壮观的大火；还有四百名著名的勇士在一座钢筋水泥的仓库里孤军奋战四整天，顶住了这个港口城市全部日军大炮的轰击。四百名勇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一位青年女郎献旗的故事闻名全世界。那位姑娘穿过弹痕累累的无人区，把一面中国国旗献给勇士们，在闸北沦陷后，这面国旗依然迎风飘扬。
中国军队井然有序地撤离上海，他们在西郊打了一场掩护战，坚持一个多星期，使日本人未能完全包围上海。要完全清除上海地区的保卫者，日本人就必须在杭州湾北岸靠近乍浦的金山卫登陆。这次登陆实际上没有遇到抵抗。到11月8日，日本人从这个方向推进，对中国军队的右翼构成威胁，因而中方必须撤离。
中国的一个人口最多、工业最发达的主要港口城市上海终于落入敌手。在占领上海后，日本人便开始推行他们多年来力图让中国政府接受的政策信条。
经济合作？日本军队抢劫了占领区内仍未倒塌的每一幢建筑物。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日本轰炸机特别注意炸毁工厂，从而消灭中国的独立工业。现在，他们砸碎了所有的机器，作为废弃金属运往日本。日本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并不想损害资本家的利益，而只是要改变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路线。如果这些大老板对此存有幻想的话，那么，日军占据上海后，像豺狼一般在他们一手制造的废墟中抢劫掳掠的行为该很快打消人们的这种幻想吧？
反共？任何人，只要反对日本人，就是“共产党”。这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而且包括中国的统治阶级。中国的统治阶级，经过多次动摇后，终于拒绝给东京的军国主义们充当买办和警察。
使亚洲人民从白人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日本对外国列强唱着不同的调子。它坚持说，它是在保卫所有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反对“排外的”中国政府。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即使那些相信日本的人也不会苟同这个论调。日本此举，旨在争夺地盘，这一点是任何狡辩都无法掩盖的。日本此举，旨在用暴力和恫吓使中国沦为被奴役的农业国，成为日本工业的附属品；用威胁和讹诈把西方列强的势力从中国挤出去，因为这些西方国家正忙于欧洲事务，来不及保卫其在华利益。这就是日本同其反共产国际公约盟国、欧洲法西斯强盗国家狼狈为奸，重新瓜分世界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军队从上海撤离后很快发生的许多“事件”具体地说明了日本政策的每个阶段，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甚至最不敏感的观察家也看得很清楚。
日本占领上海后，实际上全市的所有居民都待在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内，他们在战斗初期就到那里逃难。虽然这些租界是在外国的管辖下，但这些地区现在已成为战斗着的中国的“孤岛”，同中国的主体隔离开来。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依照正式中立的原则，英法当局逐步取缔中国人的一切爱国活动。上海各大报纸，除了得到外国保护者外，都关闭了。官方的中央社停止了活动。但是，全市三百万中国人的统一战线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人民抵抗网是摧毁不了的。它继续千方百计地在民族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政府和前方将士募捐的活动继续进行。年轻人迁移到内地，作为游击队员、宣传人员、中国新工业的工人和工程师，继续进行斗争。当日本人在租界的街道上举行“胜利游行”时，他们挨了炸弹。卖身投靠日本的汉奸遭到爱国分子的暗杀，后者总是能够逃走脱身，因为他们得到居民的同情和租界警察中的中国人的暗助。抗日著作继续秘密地大量出版和发行。直到今天，上海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抗日政治、文化中心。
上海的英勇保卫战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及其军队的崭新的一面，使人们看到日本军事力量的脆弱性，它在非常有利的战略形势下竟用了三个月才占领上海。从政治上来说，上海之战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它甚至使国内的动摇分子也有了信心，认识到本国的力量。如果在上海也像华北那样屈服退让的话，他们怎么会有信心呢。上海之战赢得了时间来巩固由于战争而引起的内部变化，并使大批后备人员得到了训练。从国际上来说，上海之战使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欧洲之行中借到了大笔贷款来购买武器。① 他10月回国。上海之战使外国列强认识到，一旦日本胜利，它们的在华利益是得不到保障的；中国也并非是一匹扶不起的弱马。虽然它们没有采取具体的援助措施，但它们通过国联、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和罗斯福总统的强有力的声明，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正式的谴责。上海之战还帮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他们充分了解中日战争第一个大战役的情况，因为这场战争是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在一个国际性大港口进行的。
① 孔祥熙借到的贷款数目如下（中国元）：从英国借到一亿三千五百万元；从瑞士和荷兰财团借到两千三百万元；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工厂借到五千万元。
不过，从军事上来说，上海保卫战所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南京一些最精锐的部队，如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以及久经训练、装备精良的盐税征稽队都被完全消灭了。中国军队总共牺牲了三十多万人。中国的战略家起初认为日本人在上海打仗，有助于分散他们的兵力，使他们更难于在北方推进。但是，随着战争的进展，中国也不得不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来补充它遭受的严重损失。10月，日本恢复了对华北的攻势。11月8日，即中国军队完全撤出上海的那一天，板垣将军的军队开进山西省会太原。太原是华北几省的天然堡垒。
中国军队把所有的兵力全都集结在上海不长的战线上，结果使得日本人较容易地在杭州湾登陆。他们的登陆使中国军队出乎预料地加速撤退。日本军队会合在一起后，在飞机密集空袭的配合下穷追不舍，不让撤退的中国军队有片刻的喘息时间，后者在泥泞的稻田里拖着军需品吃力地走着，天又下起雨来，处境相当艰难。一位疲倦的军官在南京曾对我说：“人家是在天上飞，我们是在泥里爬。”让这样一些疲惫不堪的部队来把守有着坚固工事的苏州—昆山之间的所谓“兴登堡”防线，是不可能的。为了让他们到后方休息，另行调派了新的军队，但由于撤退的速度太快，他们来不及进入阵地，就拔腿跑了。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坚持下南京建造的一系列坚固堡垒实际上不战而撤。哪些地方有空当，哪些据点守兵薄弱，间谍早就一清二楚地告诉日本人了。到11月中旬，敌人和首都之间只有一支慌张撤退的中国军队，迅速丧失了战斗力。中国政府认识到南京受到直接的威胁，眼下已无可能阻止日军的前进，便把军事总部移到汉口，把政府迁到遥远的重庆。
对日本人来说，这倒是令人不安的。他们原以为中国人会承认失败，留在南京议和。不过，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当
他们扑向中国的首都时，中国由于较长时间固守上海而得到的自信心就会丧失。日本在上海的进展十分缓慢，给外国政府留下深刻印象；出现目前这样的结局，它们也没有精神准备。欧美报刊一方面赞扬中国在上海作出的巨大努力，但同时又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已耗尽了全部力量，现在别无他法，只有求得一个“体面的和平”。
这就是第二次上海之战的结局吗？中国斗争的力量已经耗尽了吗？南京政府仍然像过去六年来一样用威胁就可以使之屈服吗？它开始抵抗的时候抱有很大的信心，但现在它的军队却在溃逃。它将努力保住第二次上海停战留下的一切，并改变过去一年的政局发展吗？
东京政府及其反共产国际盟国显然是这么想的。当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向南京挺进的时候，他们展开了第一次政治大攻势，谋求实现“东亚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