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撤退是从11月15日开始的。新南京和老南京汇合成一股无可分辨的人流，沿着首都宽阔的马路，走向瓶口似的北门，直奔长江。漂亮的汽车；老牛拉着破车；官太太们携带着钢琴和高级家具；苦力们肩挑竹扁担，一头挂着铺盖，另一头挂着竹篮子，里面放着娃娃；他们全都急匆匆地离开这个受到威胁的城市。与这支人流逆向而行的是部队，一师一师的人马沿着长江开向前线，这是来自农民的战士，个个身体粗壮，宽脸，穿着草鞋，他们的钢盔上戴着斗笠，涂上浅黄和草绿的伪装色，他们结实的胸前挂着沉重的木柄手榴弹。士兵们在大的广场上安营扎寨。光亮的柏油马路挖成了战壕和坦克陷阱。在士兵中间，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穿着长袍、扛着步枪的人，那是新兵，未来的游击战士。

宏伟的政府办公大楼、新的“银行区”、一幢幢大饭店、耸立在紫金山上的蓝顶中山陵，全都丧失了当年那种引人注目的新气象，孤零零地，被人遗弃了，成为一些同周围不寻常的活动格格不入的东西。

数以万计的穷人宁愿留在城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们携带自己的日用品，你挤我，我挤你，搬到新的“安全区”，其实一点儿也不安全，日本人占领后，许多人被从那里拖出来，男人被枪杀，女人被强奸。

我乘坐的去汉口的船是政府租来撤运官员的。它的设计容量是数百人，实际载运了三千人。高级官员四五个人挤在两个床位的船舱里。办事员和勤杂人员则塞在低级船舱里或挤在甲板上。在驾驶室和货舱，伤兵横七竖八地躺着，大家挤得紧紧的，似乎挺安慰的，有的热烈地胡聊天，有的呻吟，有的冷冰冰的。在人堆中间，穿着白色衣服的服务员穿来穿去，像和平时期一样，托着盘子给官舱送去各种菜肴，把那些大官模样的人客气地称作“先生”。

我们可以不必害怕空袭。在四天的旅途中，长江上空一直乌云密布，淫雨连绵，虽然安全，却令人心烦，人们宁愿冒空袭的风险，也希望有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我睡在船上的一间狭小的邮室中。邮差颇爱好大自然。他的床铺上方挂着一溜鸟笼，里面放着六只金丝雀；许多罐子里放着蚕，蚕饿得要死，把桑叶全都吃光了；还有几只小格子编笼，蝈蝈在里头唧唧地叫个不停。

显然，他对老鼠是待之以上宾之礼的，夜间，数十只老鼠到处乱窜，有的居然在我的和我同伴的脸上跑过去。我的同伴有两个，一个是马达加斯加岛安塔那那利佛华侨中的国民党代表，他曾在海外部任职；另一个是船上厨师的小女儿，白天她总是兴高采烈地跑来跑去，扯大嗓门唱着到处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

当我们抵达汉口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从南京沿江而来的疏散人群挤满了长江的堤岸。同样的面孔，同样类型的混杂人群，同样的大包小包行李。找住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一所简易旅馆里弄到了一间仓库似的房间。这个旅馆与其说是临时搞起来安顿大家，毋宁说是抢劫蜂拥而至的人群，要价高得惊人。谢天谢地，我只住了一天，经理就来说服我，把这间仓库让给了一位官员。据这位官员说，他是来给汪精卫先生租房子的。

南京是达官贵人的象牙塔、一座新的紫禁城，高高在上，远离群众。由汉口、武昌和汉阳组成的武汉三镇既是华中的行政中心，也是工商业中心，它可没有南京那个派头。它脏乱拥挤，而又显得实实在在。在它的大街上，当地居民同成千上万的难民混在一起，这些难民从上海、南京和失去的华北汇集到武汉。这些难民中间，也有大批中国各行各业的积极的抗日战士，他们之所以来武汉，是因为他们希望它成为新的抗战中心。在南京，当官的可以在富丽堂皇的大楼里办公，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存在似的。而在汉口，他们却不得不在租来的房间、狭窄肮脏的走廊上临时隔起来的小房子以及其他犄角旮旯里工作。他们再也无法高居于人民之上，在这个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们显得矮了一截子。这个城市在今后十一个月里，将成为中国事实上的首都。

在南京，我们看到中央政府长期精心训练出来的精锐部队，他们穿得很漂亮，虽然重武器不够充分，但个人配备的武器可以同任何一支部队相媲美。这支部队慢慢减少了。在汉口街头，从凌晨4时开始，就可以听到长江中游的口音，齐声高喊：“一、二、三、四！”数以千计的人脚踏布鞋，发出沉闷的行走声。这声音、这脚步声，属于工人、商店店员和农民，他们身穿廉价的蓝布制服，肩扛步枪。这是中国一支新军队的战士，这些武装起来的公民不久就表明，他们可以像任何职业军人一样，打漂亮的仗。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未免太粗鲁了：“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但今天，在“抗战到底”的口号下，写标语的人在汉口的墙上用很大的字刷着：“好男必当兵”。

在南京，如果出现飞机，那总是敌人的。在汉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听到飞机的隆隆声。在美国工厂制造的快速柯蒂斯—霍克斯飞机从杭州飞到武昌，在长江上空的试验飞行中表演了令人屏息的飞行绝技。在那些日子里，全市居民都常常伸长脖子，瞅一眼在头上轰隆隆飞过去的四个发动机的灰色巨型空中堡垒或者箭一般飞逝的、长着一个奇特的短鼻子的歼击机。这些新的飞机来自苏联，在国际联盟中迄今为止只有它认真对待日内瓦协议，给抵抗侵略的中国以援助。

在汉口街头，人们可以看到外国志愿飞行员，他们是前来帮助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新的飞机的。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富翁趾高气扬地走着。还有一些人结伴而行，好像是从工厂出来的工人，他们体格健壮，头发乱蓬蓬的，穿着皮夹克。这是来自苏联的志愿人员——空中的无产阶级战士。当南京受到威胁时，苏联、美国、法国的志愿人员第一次参战。日本强盗确信力量大减的中国空军无力迎战，却不料碰到了一支新的、强有力的空中对手，死亡等待着他们。

※ ※ ※

在上海—南京前线日军取得了突破，中国的心脏汉口正准备进行新的抵抗，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共产国际集团发动了中日议和的宣传攻势。外国在中国发起“和平运动”，这并不是第一次。为了理解其含义，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西方列强对远东冲突的态度。中国的抗战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非常有趣。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对中国是极其重要的。当卢沟桥的事态咄咄逼人地发展成战争的序幕时，西方列强自动地采取了同1932年以来各自政策的发展相适应的态度。英国的政治战略长期以来不重视华北，它集中力量加强同中央政府的金融联系，在华南和长江一带进行巨额投资。它希望“和平”解决北方的冲突，只要随后的妥协是地方性的，不会搞什么全面的中日经济集团就行。美国官方的态度是泛泛地同情中国的，但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同我们无关。”

在上海遭到进攻后，情况有了变化。英国在那里投资一亿八千万英镑，其中一亿英镑投在公共租界的工业区杨树浦，它被日本当作根据地，从战争一开始，就成为战场的一部分。在三个月的上海之战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没有考虑英国的利益，决心迫使南京完全屈服，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发展中抛开西方国家。由于这个缘故，在中国的英国商界人士1932年本来是亲日的，而1937年则坚决亲华了。美国，从上海打响第一枪起，就重申它的孤立主义立场。在受到威胁的地区，美国人被要求撤出（他们愤怒地拒绝了），还谈论着把美国的全部军队从中国撤走（美国在天津的驻军最终是撤走了），命令詹森先生离开南京一举使美国的“中立”达到顶峰。罗斯福总统10月5日在芝加哥的演说预示着要改变这种政策。国务院次日就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侵略和破坏九国公约的行径。美国对华投资仅为英国的五分之一① 。但它一向坚持“门户开放”，表明它归根结蒂还是重视中国市场的。战争爆发前数月内中美贸易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看法。此外，同英国相比，它在本国领土以外实际上并没有承担什么军事义务，因此，一旦它采取一项政策，便可以用它的巨大实力作为后盾。

在欧洲的反共产国际列强中，德国在华利益最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受到中国历届政府的赏识，因为它们认为，同一个战

① 外国在华投资1935年为：英国十亿美元；日本五亿美元；美国两亿美元。英国的投资为日本的两倍，为美国的五倍。上海既是英国投资最多的地方，又是它的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

败的、军事上软弱的工业国建立经济联系，不存在帝国主义渗透的危险。德国公司向中国最偏远的省份提供机器，并在那里设立办事处。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横跨中国境内。德国军事顾问负责整编中国军队，充当德国装备的演示者和经销商，给在“剿共”军事行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军官打上了他们的思想烙印。墨索里尼在南昌有一个空军使团，并以个人名义送给蒋介石一架飞机。但意大利的活动（他们在中国多年，他们的飞机专家只组装了为数不多的飞机）和影响都不大，而德国在大战前则上升到了国民党中国主要“友邦”的地位。

日本对中国的进攻使德国感到烦恼。首先，它危及了德国在中国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是，它预见到，日本把大批军队投入中国，那么，日本作为其反苏盟国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这些缘故，德国认为它在这段时期可以这样说：它同日本的结盟完全是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指苏联），一点儿也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的“真诚”友邦。在投降派汪精卫以及其他派别中的反苏、反统一战线分子的帮助下，德国推行了三位一体的政策：离间中苏关系，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作为双方信赖的“真诚调停人”设法保全其日本盟邦的力量，以便用于罗马—柏林—东京轴心这一更大目标。

意大利的利益同日本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它希望远东的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从而把英国舰队的注意力从地中海转移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要使其舰队在苏伊士以东安全通过，它就必须在马雷诺斯特鲁姆作出巨大的让步。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年来共同努力，想拉蒋介石参加反共产国际集团，远东战争的爆发使它们的这个努力受到严重挫折。它破坏了它们以前的战略，使它们在中国政府内部的代言人不敢公开活动，促使东京和柏林之间发生严重矛盾。当它们达成了在远东共同行动的新基础时，致力于建立“和平”的主动权竟被英国抓过去，1938年10月促成了九国条约签字国的布鲁塞尔会议，这使它们很恼火。

在日内瓦，各国热烈地讨论了以何种形式就中日冲突问题进行国际磋商。苏联、法国和新西兰希望在国联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如果列强根据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磋商的话，那么，作出不利于日本的决定，势必要求国联成员国对侵略者进行制裁。这样的行动将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它已经正式谴责日本破坏条约。这是个合理的设想。

英国不希望惩罚日本。它的目的是，像它在上海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第三国的调解达成一项强制性的停战。如果它能使日本的军队留在华北，使中国作出不影响英国势力范围的让步，那就更使英国满意了。为了实现这样的和平，九国公约签字国之间进行磋商是可行的。磋商者的名单将不包括日本。如果包括日本，那就无法作出一致的决议。这次磋商将由美国来牵头，因为它作为九国公约的倡议国，将会努力使之成功。根据九国公约进行的磋商，它们没有要求采取任何具体针对侵略者的行动，而只是对双方进行调解。

后来扩大磋商的基础，也邀请苏联参加，于是，会议便开始了。日本和德国没有出席会议。中国断然表示，如果不能达成一项无条件恢复被占领土和充分尊重中国主权的和平协议，它将继续斗争下去。在上海陷落以后的令人沮丧的几周里，中国的决心也毫不动摇。关于这一点，顾维钧博士在布鲁塞尔、蒋介石委员长在南京多次强调过。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意大利一直为日本说话，在它的激烈反对下，会议只通过了一项软弱无力的、敦促“和平解决”的决议便休会了，名义上是休会一段时间。①

为了破坏关于远东战争的国际磋商和把“解决办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反共产国际列强进行了分工，东京、罗马和柏林各自作出最符合其利益和愿望的一份努力。一位敏锐的中国观察家对它们当时的活动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法西斯国家各有自己的任务；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意大利在九国会议上充当日本的喉舌；德国则将展开和平运动来抵消会议的效果。”②

事实就是如此。九国会议失败后，三个法西斯国家及其在中国的暗中代理人立即展开了猖狂的活动。谣言制造厂到全世界散布蒋介石即将投降的流言蜚语。日本军队加速向南京推进。在汉口平安度日的汪精卫发表失望的演说，描绘了在日本不可抗拒的侵略面前孤零零的中国人战斗到底的伤感情景。德国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拿着投降条件穿梭来往于两国之间。德国的新闻记者悄悄地对外国同行说：“请注意汪精卫，他可能是中国未来的人物。”他们以空前的热忱采访着汉口和南京每一位负责的中国官员，请他们谈论和平的可能性，用美好的词句掩盖议和的阴谋。

在德国大使陶德曼从汉口飞到被围困的南京向蒋介石本人提出日本的要求之前，既有记者们的试探，又有大棒的挥动，表现了典型的纳粹法西斯一不做二不休的特点。到11月底，已有十几名德国和意大利记者奔波于这两个城市，进行游说。12月1日，意大利的新闻界放了一声大炮，报道汪精卫最老的追随者之一陈公博到那里进行“亲善”

① 截至写本文为止（1939年4月），人们正在努力恢复九国会议。

② 银行家、救亡运动领袖章乃器在上海《申报》上发表的文章。（转引自《太平洋文摘》）

访问。① 米兰的《意大利人民报》发表了一篇用墨索里尼的华而不实的文体写成的文章，劝告中国求和。

12月2日，陶德曼博士从汉口飞抵首都转达了德国驻东京大使狄克逊先生传达的日本议和条件，为了中国和外国的天真的右翼人士而在当时抛出了烟幕。这些条件是：

（1）日方确保它在华北没有领土野心，而只是希望经济合作；

（2）中国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

（3）日本军队从中国领土撤出。②

十分奇怪的是，陶德曼博士未能说服蒋委员长接受这种显然十分宽大的条件，失望地返回汉口。蒋介石拒绝考虑这些条件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以致四天以后，连汪精卫也采取同一步调，在汉口宣布（又是向不屈不挠的海通社发表的），中国决无和平谈判的可能，而准备长期抗战。

中国政府在六周以后正式公布了日本的真正要求。这些要求是：在缔结和约以前，中国必须承认“满洲国”，镇压抗日运动和共产党，参加反共产国际集团，允许在必要的地方建立由傀儡统治的非军事区，同日本和“满洲国”缔结经济协定，对东京作出赔偿。至于日本撤军一事，只字未提。

日本继续向南京挺进。每前进几公里，东京就发出新的威胁，而在汉口的德国新闻记者一再试探投降的可能性。“中国将继续抗战吗？”“蒋委员长会辞职吗？”“在首都失陷后，中国还有希望继续

① 陈公博的欧洲之行，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度过的。人们认为，他作为政府的正式代表，可能是去劝说它们改变其对华态度。然而，实际上，在他去那里不久，墨索里尼就采取了坚决的亲日立场，罗马承认了“满渊国”，而东京则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1938年12月，他奉派去劝说汪精卫回国，不料他也跟着汪精卫出走了。

② 见《密勒氏评论报》刊登的《日本对华之战》

战斗吗？”对轴心国家来说，回答是不怎么令人满意的。各方都保证，在未来的斗争新阶段作出最大的努力。政府各部门加紧实行军事管制。全国都在动员年轻人接受军事训练。单单广东一省就公布征召30万人。

12月13日，日本军队打入南京。撤退的军队在强渡汹涌的长江时，遭受了成千上万的损失。有些人根本来不及撤退。南京厚厚的城墙本来是用于防御的，但是当一些城门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无法通过时，反而成了死人的陷阱，还有一些城门被堆积如山的卡车、马车、牲口和人的尸体堵得死死的。日本人进城以后，枪杀了成千上万的被缴械的战士，洗劫了难民区，奸淫、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实为现代史上所罕见。① 由于中国拒绝当亡国奴，日本人便把满腔的报复怒火一股脑儿倾泻在南京人民身上。他们向全世界暴露了一切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道德上的丑恶面目和他们军队的无纪律。

在南京被占领的同时，发生了“瓢虫号”和“潘纳号”事件：一艘英国军舰被击坏，一艘美国军舰被击沉。这些蓄意的挑衅向英美各界人士清楚地表明，在日本危及它们在华利益的面前软弱退让，必然产生这样的后果。

12月6日，蒋介石从他在武昌的新总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保证要继续抗战。他说：

“自从我们的抗战开始以来，我们在前线死伤的将士，总额已超过三十万。这一种损失在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①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外国目击者的翔实报道，请参阅田伯烈（H. J. Timperley）编著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一部好书，但书名不好）。所有的战争都意味着苦难。但只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日本的侵华战争，才意味着不分青红皂白的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像历史上一切反对压迫的战争一样，则没有这样的事。有许许多多的战争，有强盗的战争，有进步和发展的战争。

中国在长期抗战中，其最后胜利的基础，并不在南京，也不在各大都市，而是在全国的村落和人民坚决的信念中。在日本继续侵略之下，父亲们要教育他们的子女去抵抗，兄弟间要互相鼓励起来参战。假如全国民众都能准备反抗敌人，那么，敌人必然将归于消灭。

“我们决不可被暂时的胜利或挫折所影响。相反地，我们应当把握着抗战的真正意义，并坚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信念。

“在中国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武装抵抗日本是不可避免的。对外，中国需要独立。对内，它要有一个没有压迫的生存空间。所以我们的抗战是一个为民主的战争，正如总理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所阐明的。这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暴力的战争，一个为生存与自由的战争。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得到自由而不付出重大代价的。这种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不能拒绝的，假如一个国家要生存的话。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觉悟，要完成国民革命，中国非继续抗战到底不可。不论现在情况如何变化，我们决不可退缩，而只有向前迈进。继续抗战也许未必能得到迅速的胜利，但妥协却是灭亡。

“中国是为了国际和平与正义而战，”他最后说，“虽然制裁还没有充分发挥，但是国际舆论已公认日本为侵略者。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动，我们决不会喊出失望的。我们必须抛弃任何依赖他人的倾向。我们已接受了战争，而我们必须坚信战争的目标是不会成为泡影的。”

自从7月中国首次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出挑战以来，这是最关键的时刻，这是最重要的声明。在南京的军事溃退后，在九国会议令人失望的失败以后，在法西斯列强进行种种“媾和”阴谋诡计以后，这次重申中国的基本立场，就开始了一个自信的新时代，使中国人民的战斗力量重新振奋。正如同蒋介石7月的讲话一样，他的这次声明又一次激发全国各地纷纷表示支持。

国民政府的抗日使全中国团结起来。现在，它重申，要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不屈不挠地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就使全国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针对蒋介石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新的宣言。

宣言回顾了到南京沦陷为止的六个月战争的得失。它表示完全支持蒋介石坚持继续抗战，认为这同共产党对这场战争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在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它呼吁扩大国共两党统一行动的范围。

决定中国解放斗争最终结果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不是军力物力。决定性因素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强团结和他们对艰苦的长期抗战的毅力与信心”。危及中国人民生存的，不仅是日本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有促进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策略的种种倾向……“汉奸、敌特、托匪制造不和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特别是在这种团结还没有充分实现的时候”。

接着，宣言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声明：

“在此国难严重的时候，全民族抗日力量的进一步团结，是挽救局势所必需的主要因素。团结这些力量的基本方法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和扩大。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和扩大的基本条件是巩固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向全国同胞引以为喜讯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不仅实现了进一步团结的必需条件，并且决定继续他们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已不仅在战时和国民党握手救国，并且在获得最后胜利后，也决定和国民党和谐地合作建国。”

宣言最后建议：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力量共同合作，完成“六项急切和重要的工作”，动员全国的军事、文化、财政和物质力量，以完成长期抗战；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加强现有的军队，组建新的军队，统一纪律、装备、待遇和战术，接受统一的指挥；巩固和加强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让一切抗日分子都有民选代表参加，改善人事制度，肃清腐化分子；实行“国防经济政策”，首先建立充分的军事工业；动员和武装中国大后方和敌后的民众，肃清汉奸，动员华侨；扩大国际宣传，以取得友邦人民的更大援助。

宣传最后表示相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并得到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也受到日本人民的憎恨，并为外国所戒备。”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铁军”司令张发奎将军以及其他一度反对过南京的军事领袖们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主张最大限度地团结全民力量进行抗战，并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

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的军队开赴中国的许多前线。全国分为几个战区，由最能干的将军指挥。日本未能立即沿长江西进攻打汉口，战场上出现了令人高兴的沉寂。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炮火封锁了长江。新的工事正在构筑。东北战线仍然脆弱，日本人渡黄河，占领了济南。在东南，杭州落入敌手，他们重演了南京的暴行。但在山西和冀西，改编后的中国军队和八路军的游击队已经开始反攻。在所有的战线上，军队正在重新部署和加强，准备进行新的战役。

工业实行了军事管制。数十万人去修建一条把中国同苏联连接起来的新的军事公路。

立法院院长孙科博士前往苏联、英国和法国，争取它们支持中国长期抗战。

迄今为止对日本在华经济利益给予的一个最勇敢的直接打击是：中国军队在青岛炸毁了敌人拥有的一座价值三亿日元的工厂。

在抗战的新首都汉口，各种抗日政治派别的代表商讨联合行动的措施。这座商业城市变成了活跃的政治中心。它既有南京的重要行政职能，又有战时上海的紧张的文化生活。不论到哪里，基调是准备抗战。

中国经受了火的考验，它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它将继续抗战，它将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