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年，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结束了。在三条战线上，日本人已达到他们地理上的目标而休整了。在北方战线上，他们已渡过黄河，占领了济南。在西部，他们夺取了内蒙古平原上的包头和崇山峻岭的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在华中东部，他们据有了以上海、南京、杭州为界的三角地带。根据军事教科书的原则来看，他们现在已控制了整个华北平原——他们长期垂涎的富饶的五省天堂。此外，他们占领了并且用别出心裁的恐怖手段惩罚了胆敢抵抗他们侵略行径的政府所在地。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中国的政治首都和原本要使首都固若金汤的“兴登堡防线”，全都落入侵略者的手中。

不过，这些征服来之不易。日本原来梦想速战速决，三个月之内使中国屈服。但是仅上海一处，它就被抵抗了三个月之久，尽管它投入了最大的力量。而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六个月。它原打算用十五个师的兵力就实现自己的目标。它的某些将领，如华北驻军总司令甚至在战前大言不惭地说，一个师就够了。但现在它已经向战场投入二十六个师共约五十万人① 的军队。不过，这是值得的。今天，日军洋洋自

① 汉口中立的军事观察家认为中国的估计是准确的。

得，敌人将会投降，日本注定要成为东亚无可争辩的霸主。

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投降。它失去了原来的争夺之地华北，又丧失了它的权力所在地南京；根据一切通例来说，它似乎应当求和了。然而，它打破了通例，继续向日本挑战。首都陷落一周后，蒋介石说道：“不管现在局势如何变化，我们决不投降，而要继续抗战。投降，将使民族遭受浩劫。”这些话败军总司令是说不出来的。

当然，更非战败国领袖的语言。普鲁士战略之父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无非是外交通过其他暴力手段的继续。”日本的外交早就企图用威胁恫吓的办法使中国成为它的恭顺的保护国，但它失败了。接着，它使用了“其他手段”，不仅没有使中国屈服，反而激起中国更大的抵抗。所以它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无情地采用这些手段。日本军队现在控制了中国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和两个现代化发展的大中心。但是中国仍不投降。“其他手段”也未能实现日本政策的目标。

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是因为它未能用代价较小的外交和挑衅手段使之屈服。中国被迫起来应战的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的力量日益壮大。日本也承认这种力量，所以它要在这种力量变得太大之前消灭之。东京外相广田曾经说：“我们必须现在把中国打得屈膝，直到它没有抵抗的勇气为止。”这话说得多痛快，但其全部含义是，过去日本用恫吓所能办到的，眼下则非用全部军事机器的威力不可了。

如果新中国仅仅是繁荣的大都市上海、沿海新兴的发达工业区和建筑雄伟的南京的话，日本便已经达到它的目的了。日本之所以对胜利充满自信，中国许多集体之所以动摇，大概就是由于以上这种错误的认识。日本和中国的失败主义者没有考虑到中国辽阔的疆土和四亿五千万人口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政治上的统一使中央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力量来进行全民抗战。今天，政府进行长期抗战的决心使人民满怀新的信心来支持它。自觉地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大军日益壮大，要求政府领导他们抗战，这使政府汲取了新的力量，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1938年初的汉口是一个自我批评和进步的城市，是一个检讨过去错误和制订未来新计划的城市。在新年的元旦，情况变得十分明朗了：日本的和平倡议被完全拒绝，德国进行调停的新努力注定要失败。中国宣布了政府的改组。蒋介石放弃了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军队的事务上。中国的交通实行了军事管制。国防委员会的成员由三十人增加到七十五人。在新的成员中有：救国会德高望重的老人沈钧儒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早就提出，中国要通过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总部清除了动摇分子，因而得到加强。前线和靠近前线的后方各省由军人担任省主席。

十天以后，在东京召开的帝国会议承认用武力迫使中国中央政府屈服的做法失败。1月16日，近卫首相宣读了下列决定：“日本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谈判的另一方，而要通过军事行动推翻那个政权，以期出现一个新的中国政权，作为这种谈判的一方。”中国政府针锋相对，重申长期抗战的决心。它公布了它在去年12月拒绝的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召回了驻日大使。在爆发战争的六个月期间，他一直待在东京，就大大小小的事件提出“强烈抗议”，例如外交豁免权受到侵犯，中国一个副领事的行李在日本的一个港口被扣留。两国“正常关系”残留的一点儿遗迹最后消除了。这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也具有实际意义，是一种战斗的姿态。中国大使继续待在东京，不仅是一种过分拘泥礼仪的做法，不仅是含羞忍辱地苟且度日，明明是日本对中国动武打仗，却偏偏说成是“事件”，中国还得赔礼道歉，作出让步。在那里保留一个“外交解决”的形式，还反映了中国的优柔寡断，仍然相信谈判的可能性。现在，既然明确认识到这种“解决”只能意味着投降，而中国无意这样做，所以这最后一个同日本政府直接接触的渠道终于撤掉了，这正是中国人民长期要求的。①

在国内，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赞成长期抗战的派别，更加迅速地实现了真正的团结。国民党政府表现出了继续抗战的决心。通过六个月的战争，共产党和八路军向全国表明，只要全心全意地认真贯彻“抗战第一”的口号，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过去的仇恨和互相怀疑让位于新的认识。大家越来越体会到，充分发挥各党派的主动性，是开展全面有效抗战的首要条件。

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各党派共同参加了改组政府时新成立的军事总部政治部的工作。政治部的建立使中国可以充分利用抗战的革命性。每一个诚实正直的中国人都支持抗战。政治部的任务是把群众的这股力量组织起来，发挥其作用。通过军、师、团各级的政治部，对中国军人进行教育，让他们认识抗战的目的。在后方，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人都组织到各种支援抗战的全国性协会里。全世界所有正直的进步人士都同情中国的抗战，憎恨日本的侵略。人们建议扩大和改进中国的国际宣传。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和台湾，人心思变。日本人民对战争并不感兴趣，对他们也要进行宣传。

领导政治部的是军政部次长陈诚将军，他以前曾是围剿红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的助手是国民党的著名政治家张厉生和一度被国民政府禁止的“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成员黄琪翔。宣传厅由中国著名的左翼作家郭沫若领导，他曾流亡日本十年。在1925—1927年的大革

① 不过，仍留下一个工作人员，照管中国在东京的大使馆房产，直到1938年7月，战争爆发一年后才撤走。

命时期，他曾领导整个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参加政治部工作的有许多名流。《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田汉是宣传厅艺术处的处长。剧作家洪深主持爱国戏剧的创作。活跃的中国现代漫画学校的校长叶浅予负责宣传画工作。曾长期侨居日本的唯美主义作家郁达夫主持对敌宣传科的工作。中国年轻的电影事业的最优秀演员、导演和摄影师在政治部的电影制片厂工作，制作了许多唤醒民众参加抗日的影片。

1月9日，我参加了汉口第一家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的开业典礼。虽然这家报纸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报，但是发言的人包括许多非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人士。社会各界代表欢迎这份报纸的出版问世。六十岁的法学家沈钧儒说：“我们希望它批评政府的缺点，向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来推进抗战。”沈钧儒是救亡运动的“七君子”之一，头年曾被捕入狱，现在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广西大学教授邓初民博士说：“我们希望贵报宣传抗战的社会意义，揭露任何投降倾向。”立法院的官员张海门（译音）说：“我是老国民党员，我要坦率地说，我们没有贯彻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今天，我们需要共产党帮助恢复1925年的国民革命精神。共产党懂得如何组织民众。如果说不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就不可能打败北洋军阀的话，那么，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多么需要他们的帮助啊！”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一度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的王明（陈绍禹）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这份机关报的性质和宗旨：“我们的主编潘梓年同志是共产党员。我们希望他在各个方面都遵循党的路线。但任何人都不必为此担心。今天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中国人民的路线。它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这份报纸将讨论同组织起来进行抗战有关的一切困难问题。它将坦率地揭露缺点和对中国有危害的趋势。虽然已经建立了中国人民的全国统一战线，但是不容否认，组成这个战线的各个党派之间的摩擦仍然存在。本报将通过坦率的讨论消除误解，加强各党派之间的团结，为建立一个新生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新华日报》的诞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以后的岁月里，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多次成为两党机关报之间的论战。自由讨论取代了武装斗争和警察恐怖。被雇用的流氓企图破坏《新华日报》的办公处，结果遭到全国舆论的普遍谴责。

中国还谈不上民主。政治部长期辩论工作方法和工作分工问题，结果束缚了大家的积极性，妨碍工作的开展。新的出版自由仍受到攻击。但是，重要的是，在动员民众方面毕竟有了一个开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出版自由也是以前所没有过的。统一战线遇到了重重困难。那是因为它已经从纸上谈兵变成了一种有血有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妨碍它的东西自然会变得很具体。但是，中国人民团结的力量胜过企图破坏它的人。1月似乎是一个起伏变化莫测的月份。不过，从一年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前进是势不可挡的。

后方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多党走向自由合作；前方也在统一的指挥下，各个部队之间加强了合作。在战争的头六个月，由于各个将领们各自为政，独立行动，结果丧失了许多阵地。现在，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强制服从命令，消灭军阀“自治”的残余。早在去年12月，李服膺将军就在山西被枪决，因为他从奉命防守的阵地上撤退。现在公布了命令，奖励有功将领，惩罚失职的文武官员。有不少人被处死或监禁。十三名师长由于不称职而被革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长期处于日本人和中央政府之间半独立的缓冲地位。在妥协的时期，这倒也不失为权宜之计。但是现在，全民抗战了，他仍坚持这个立场。他自动撤出济南，让日本人不放一枪一炮，就占领了山东省会。他立即被逮捕，经过军事法庭审判，被处决了。

对韩复榘的公开判决书说，他犯了五条罪状：（1）他不服从上级命令；（2）他向人民贩卖鸦片；（3）他使用武力向该省居民横征暴敛；（4）以公财济私用；（5）没收人民自卫的武器。换句话说，韩复榘是一个典型的省级老式军阀。他是现代中国第一个以上述罪名被审判处死的将军。两年以前，他的所作所为可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有许多人像他一样。但是当全中国为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时候，他继续我行我素，因而犯了错误。处决他的枪声标志着军阀时代的结束。它强调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甚至省里的老军阀也不例外。如果他们尽自己作为军人、作为中国人的义务，他们将第一次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他们不履行这种义务，韩复榘的下场是个警告。当中国人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时，过去的事不算旧账，既往不咎。但是如果有人胆敢破坏这种斗争，那就不客气了，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命运。

军事上的统一不仅仅是惩罚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的确需要强制执行，然而也有一些情况，通过自愿合作就做到了，而且取得了重要的结果。在上海和山西打仗的军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千里迢迢，开赴前线，从来没有发生不服从命令的事。军阀组织的地方税务征稽队和专卖保卫队离开地方，到前线同民族敌人英勇作战。在山西，太原失守后，中央军、省里的军队、八路军和武装群众，通力合作，实际上阻止了日军的前进。① 在民族战争中，人人有用武之地，大家齐心合作。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充满了倒戈出卖的事情。而在抗日战争中，从来没有一个军官带着部队投奔敌人。一些老的骑墙派，如曾经同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的石友三和对平津的失守负部分责任的张自

① 山西省的军队和整个西战区由阎锡山将军指挥，他多年统治山西。中央军由卫立煌指挥，八路军由朱德统率。

忠，现在都对日本人作战，而且打得很好。日本人亲自训练出来的伪满军，一有机会，就逃到中国方面。

现有军队的统一仅仅是创建一支新的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一个方面。1月，通过了一项在中央的控制下在全国征兵的决定。全国分为九个征兵区，实行了抽签征兵制。省级军队通常采用的强迫农民当兵的做法被严格禁止。① 在民政方面，行政院颁布命令，责成全国各县成立抚恤委员会，负责照顾前方将士的家属。将士家属可以免交附加税，免服劳役。他们家庭生活困难或生病，可以申请救济，遇有丧葬可申请抚恤金。阵亡将士或残废军人的家属有特殊福利照顾。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普遍贯彻。即使照办了，救济款的数额也是很不够的。中国的前方战士应该得到政府更多的照顾。不过，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当后方进行改组的时候，前方则正在准备军事行动的新阶段。日本人占领济南后，沿津浦路南下，另一支日军则从铁路的另一端南京北上，日本人想使这两支军队在徐州会师，然后联合起来沿陇海路西进，大致是顺着黄河南岸进军。在潼关，他们希望同在晋南作战的日军会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战略包围圈，把在黄河以北活动的全部中国军队，包括不好对付的八路军，全部包围起来。

在徐州战役② 开始时，日本有四个目的。第一，它想把南北两条战线联结起来。第二，它想消灭黄河以北的军队。第三，通过入侵华南切断中国从海上进口武器的通路。第四，西进切断中苏公路。除了第一个目的外，它的所有计划都落空了。至于其他方面，又过了九个

① 这个禁令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实行了，但是在四川等边远省份仍然流行拉夫的方法。拉夫是中国农民最害怕的。来自这些地区的军队最不可靠、最糟糕，直到后来纠正这种做法，情况才有改变。

② 这里所说的“徐州战役”不仅指夺取该城的战役，而且包括以徐州之战为中心的整个作战阶段。

月，它才进攻广州。中国的西部供应线有多条通道，到1939年4月为止，没有一条被切断。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黄河以北的中国军队是绝对消灭不了的。中国的新的作战方法在这方面起了作用。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在政治方面的新生。现在来谈谈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挫败日本的新战术。

1月15日，蒋介石视察了华北前线。在洛阳，他会晤了八路军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八路军是在山西活动的。在所有的战线中，山西第一个在过去两个月显示了，被打败的军队如何重整旗鼓来遏制和反击侵略者。在南京地区，日本人安然无事。津浦路沿线，韩复榘的腐败军队很少进行抵抗。但是在山西，日本人已经处于守势，他们最初占领的地盘大部分已经丧失。八路军并不认为这全是他们的功劳。太原失守以后，在山西作战的三支军队的将领们开会发誓，决不过黄河，要留在山西骚扰和反击侵略者。他们忠诚合作。正是由于他们共同努力，日本人前进的势头被遏制了。他们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这正是以前红军采取的战术。八路军首先显示了如何最好地运用这种战术。

蒋介石同红军这个大敌打了十年仗。现在，通过六个月的全民抗战，他认识到八路军在抗日方面是一个忠实可靠的盟友。在十年内战期间，红军面对着武器好、人数多的敌人，不仅维持下来，而且加强了力量。现在，整个中国军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谁能比八路军更有资格提出正确的战术呢？红军之所以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不论它在哪里活动，都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在全民抗日战争中，整个中国军队都是为人民而战。它必须学会争取人民的支持。在这方面，八路军的经验也是很有价值的。

洛阳晤谈肯定对1月最后一周在武昌举行的参谋会议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蒋委员长确信，为了保证国军各部队之间协调行动，必须提高参谋的权威，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为此，他们参加了训练班，研究徐州战役问题。

武昌会议对以前的错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成熟的估计，并确定了中国军队的新任务。它表明，民族解放战争既发挥了中国士兵的战斗力，也提高了中国军官的思想水平。

会上，大家充分认识到，这场战争必须打到底。中日两国互相较量的不仅是军事力量，而且是两国的国力。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政治上，它拥有打一场民族革命战争的巨大优势，政府可以得到各阶层民众的支持。但在工业上和军事上，在拥有优越的打击力量方面，日本大大超过中国。它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中国的资源虽然“无穷无尽”（蒋介石的话），但基本上是潜在的，尚未开发出来。日本把六十年工业发展的成果投入了战争。但日本的发展主要是以同期积累起来的进口原料为基础，它无法再生产。日本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至少可以很快地有效控制新的资源，从而补充它消耗掉的，它付出的代价才是值得的。否则，它非垮不可。

政治上，日本也需要速胜。打这样一场战争的必要性，它的人民是一点儿也不清楚的。战争已降低了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十万多个父亲、丈夫、儿子在战场上丧生。日本人民以前享受的为数不多的半民主政治权利也丧失了。而中国人民则充分认识到，他们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战争带给他们的牺牲和苦难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造成的。虽然他们还在战斗，但在自己政府的领导下，他们已经得到一些好处。中国的军队以前曾经肆虐乡里，现在则显然保护老百姓不受日本人的祸害和剥削。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从路过的难民口中听到日本人烧杀抢掠的详细情况。中国士兵对待群众比以前好了。在日本，最后残留的一点儿自由也消失了，而中国人民则得到了他们长期得不到的言论、出版、结社等方面的自由。像在以前的苏区一样，在华北收复的失地中，人民群众成为民主政权的基础，他们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

战略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日本优越的工业力量的反映是，它的军国主义者相信能够给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它的资源匮乏的反映是，他们不得不拼命设法以尽可能小的代价速战速决。日本人民对战争不感兴趣。因此，在国内，军国主义者向人民进行侵略主义的宣传，同时无情地压制他们的任何独立思考的表现。当他们穿上军装，被征入伍的时候，则鼓励他们不要考虑战争的最后目的，只管在烧杀、掳掠、奸淫中寻欢作乐和发财吧。在军队中发牢骚，是要受到严惩的。不过，那些比较勇敢的、思想开阔的人还是进行了反战宣传。士兵中间集体自杀的“流行病”揭穿了日军官方所谓的每一个军人都对日本的神圣使命充满热情这一说法的虚伪性。

中国总参谋部掌握的确凿证据表明，日本人原先打算用五十个师的兵力打败两个假想的敌人——中国和苏联。对中国，他们认为用十五个师就够了。剩下的三十五个师用来对付苏联。

战争爆发时，日本有二十五个常备师。其中十六个师被派到中国参加上海和山西战役。这已经超过了原来的计划。但上海战役之后，发现这支军队也少得可怜了。所以日本不得不动员十五个师的预备役人员，其中十个师被派到前方。这就是第一阶段军事行动结束时的情况。日本超过计划多派出了十一个师。这就是说，在它计划的对假想敌人联合力量的“胜利”中，从战争一开始，就多拿出了十一个师的兵力。此外，它已遭受十五万人的伤亡。①

从军事角度来说，日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其主要原因是，它傲慢地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力量。当中国动员全部力量来进行抵抗时，日本决定放弃只打华北的计划，对长江下游、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也给予打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分散了日本的兵力，迫使它不得不向中国派出比原计划更多的兵力，使它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第一等军事强国的地位下降到第二等。中国知道日本资源有限，诱使它作出更大的消耗。日本为了节约兵源，在派出必要的增援力量时是很抠门儿的。这样一来，日军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足以消灭任何中国军队。由于兵力不足，日本人只好采取侧翼战术，结果只能迫使中国人放弃阵地，却无法包围和消灭他们。在蹩脚的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者手里，坎尼、色当和坦嫩贝格消灭敌人的典型战术只不过成了赶走敌人的方法。

在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中国犯了错误，使日本可以充分利用其优势。在参谋会议上，大家坦率地谈到了这些错误。蒋介石在他的讲话中也概述了这些错误：

第一，中国长期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认为它们关于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会遏制日本。因此，中国的军队只限于采取防御战术。对一个装备很差的军队来说，防守一条固定的防线是致命的错误。这使装备较好的军队可以寻找弱点，以优势武器猛烈轰击。由于需要大批人力在防线的各个据点上保持足够的力量以抵抗进攻，处于守势的军队就不得不放弃主动权，无法进行反击。它固守一处，等着挨炮击和轰炸，上海的中国军队就是如此。中国的步兵非常希望

① 这是中国方面对日军死伤的估计。

同敌人交锋，他们比日本的步兵善于肉搏战。但是在上海的条件下，他们只好消极等待，而敌人则充分利用了他们飞机大炮的优势。

中国的第二个错误是缺乏协调。当日本进攻上海时，其他战线基本上消极观望。他们明显的任务本应是起来反攻，吸引和牵制尽可能多的敌人兵力，从而减轻上海战线所受到的压力，因为上海的中国军队是根据严重错误的战术拼命的。

中国的第三个错误是缺乏统一指挥的结果，韩复榘的出卖，正确战术普遍性的误用。诱敌深入、扩大其战线、增加其脆弱性，这本来是中国的好战术。但是津浦路上的中国军队没有把守防线上的据点，使敌人的前进付出巨大代价，并集结兵力于敌人的侧翼进行反攻，而是在许多情况下不打而退。这不是战术，而是军无斗志，望敌而逃。

第四个错误是最重要的一个错误。中国军队没有充分利用人民的支持。它没有动员人民的力量，这本来是它最重要的助力。群众的支持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的无价之宝，最大的军事优势，因为这种优势是侵略军不可能复制的，也无法加以抵消的。然而正是在这方面，中国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有在山西战场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结果搞得日本人寸步难行。

中国政府军队战前所接受的战术训练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和在军官学校执教的退休白俄将军教授的。这种战术适合于警察和镇压人民的军队，而不适合于从事民族解放战争的军队。聚集在武昌的军官有许多旧观念需要改变，但是大多数人开始理解新形势的需要，并且勇敢地去做。

一位参加武昌会议的军官后来告诉我，会议为中国军队制定了新的战术，这就是：把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结合起来。

“什么是游击战呢？”他说，“游击战就是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打击敌人。游击战最好是由武装的群众进行，部队专门拨出一批正规军加强他们的力量。游击战要处处打击敌人，使敌人不敢离开基地，哪里薄弱就把敌人消灭在哪里，打击敌人的交通线，阻挠其供应，并切断敌人的退路。敌人越深入我们的领土，他们的交通线就越长，我们就越容易用游击战术打击他们。如果他们在某一据点只有少数人把守，游击队就消灭他们。他们是无法加强所有据点的。为了有效地保护他们的交通线，他们不得不从前线抽调军队，这样一来，他们的打击力量就减弱了。”

游击队经常骚扰敌人，使之寝食不安，每天使他们遭受损失，这里死一百人，那里死两百人，这里一辆坦克被炸，那里一座桥被毁，一辆火车出轨。蒋介石曾说：“最后，我们将积小胜为大胜。”

八路军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当时对记者发表谈话时，曾指出日本人所处的困境。他说：“日本在华北的兵力是十个师。如果他们在每个城镇派驻一百人的一个连，那就用完了他们所有的兵力。但这样的守兵，我们是很容易消灭他们的。如果日本人在每个城镇驻一个营，他们将需要三十个师。”

游击战虽然很重要，但毕竟只是中国主力军的助手。在敌对行动的第一阶段，日本并未能消灭或大大削弱中国的主力军。中国军队用运动战代替阵地战，以此作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它的战术也从防御转入进攻。

一位军官说：“当我们固守一条防线时，敌人可用飞机、大炮突破一点。我们只能等着挨打。这在战术上和心理上都是不利的。一个人老是防守，而不是出击，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进攻能力，因为他只看到敌人的强点，而看不到敌人的弱点。如果我们在不断的运动中打击敌人，经常害怕的就是敌人，而不是我们了。因为我们准确地知道何时何地出击，而敌人却不知道。”

这并不是说，阵地战就完全放弃了。为了在某个地方阻止敌人的前进，也要用阵地战，同时让流动的军队打击其侧翼。这样，主要的地盘就会得到保卫。这位军官说：“例如徐州，它是两条重要铁路的交会点。因此，我们必须保卫它。但它不同于上海，上海是举世瞩目的中心，保卫它在政治上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始终记住，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保卫徐州，而是不让敌人的兵力会合起来。因此，如果我们失去了徐州，但是通过在别处的反击，阻挠了敌人的会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当我们被迫放弃一个阵地时，我们将在周围的地区留下足够的力量骚扰敌人，使他们在占领那个据点后不得安宁。我们可以丧失许多城市，但决不会放弃任何一片国土。即使在敌人的大后方，也要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武装力量的压力。”

中国决定让他们的所有军官和战士学习新的战术，了解其意义。每一个战士都懂得，中国现在才开始发挥自己的力量。中国战士对中国的事业有了信心。他们确信中国在军事上有能力粉碎敌人的阴谋。

“每个人都懂得了为什么要抗日。我们之所以要抗击日本人，是因为我们的家园受到了破坏的威胁，我们的妇女要受侮辱，我们中华民族要受奴役。没有必要告诉我们去战斗，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去反击敌人。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如何才能打得最有效。”

对此，武昌会议作出了回答。

参加这次会议的参谋们，不仅带着新的观念，而且带着新的权力，回到了中国军队的两百零二个师。他们不直接对自己的指挥官负责，而是对全国的总参谋部负责。他们的战术决策对拥有执行权的指挥官也具有约束力。

为了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三支新军受命组建了。一支是以江浙皖三省边区日本占领的地区为基地，以红军向西北长征时留在长江以南的共产党游击队为核心组成的。这支军队后来成了著名的新四军。第二支以苏鲁豫三省边区为根据地。第三支由八路军、国军和地方军组成，负责阻止日军在冀豫晋三省山地的进攻。① 这些军队是人民战争的产儿。它们是统一战线的军队，其任务是采用以群众的团结一致和战斗主动性为基础的新战术去发动反攻。

在晋察冀边区，一支人数众多的新的游击队成长壮大起来。它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了四十多个县，使它们重新由中国人控制。1月10日，在国民政府的批准下，它在收复的地区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地区性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这是中国首次尝试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府。它是全国赶走了侵略者时建立新中国的模型。

在此期间，后方群众的团结和主动精神在继续高涨。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动员委员会，其任务是：招募和训练保卫地方的民兵，进行战时宣传，募捐款项，协调各县的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前方需要的物品。在全国的许多地方，这些委员会刚刚出现，但在山西、广东和湖南，它们已经开始实施普遍的军训。

当局不仅采取措施来救济从长江下游拥向华中的数十万难民，而且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力量。在鄂西实施了一项吸收五万难民的屯垦计划。他们实行了军事训练。其中的熟练工人被雇用到生产企业里。学生宣传员被派去给他们宣讲国难的意义，宣传只有斗争才能收复失去的家园。

1月15日，二十多个国民教育团体的代表在汉口开会，建立了“战

① 建立许多“边区”的原因是，中国的省份通常都是依照自然边界（大多数为山区）来划分的。因此，这些边界都在人迹罕到的山区，易于防守，对周围平原居高临下，具有战略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边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时国民教育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制定战时教育的课程，以便推荐给全国学校使用。与此同时，流亡学生被送到大后方甘肃、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去继续学习。①

在长沙开办临时大学的平津师生奉命前往云南，因为该市面临敌人轰炸和入侵的威胁。其中五百人拒绝离开。他们说：“战时教育不是不断向后方转移。我们的责任是留下来，准备同来犯的敌人斗。”他们继续在湖南组织群众和进行宣传。同意撤离的同学跋涉千余里，迁到新的地方。他们能吃苦耐劳，是新中国的好青年。

冷清的汉口商业区换了容颜。在它那拥挤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为中国的解放而积极斗争的人们，他们来自上海、南京和华北沦陷的省份。在它的墙壁上张贴了数不清的宣传画、墙报和宣言。其内容天天变换，反映了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展。只要一有投降或出卖的谣言出现，马上就有许多标语，重申人民抗战的决心。当中国空军取得胜利时，很快就贴出生动的招贴画。当希特勒为日本张目时，墙上立刻出现他的凶相毕露的漫画。当澳大利亚的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装运钢铁时，汉口海员联合会签署公告，表示感谢。中国著名的作家也为“文化人抗敌同盟”的墙报写稿，它的墙报张贴在全城许多地方，每三天换一次，总是吸引一大群忠实的读者。中国最优秀的画家画出极有分量的宣传画，贴在大街小巷。

2月初，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支持国际和平运动的伦敦会议。2月7日，数千名妇女打着旗帜在街上游行。其中有中国领导人的夫人、纺纱厂的女工、新培训出来的红十字会护士，还有腰挎手枪的前线服务团的女战士。

① 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被日本人炸毁的天津南开大学如今在四川开学。北平的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在昆明开学。其他许多著名的学府也都西迁。

2月8日是青年日。五千名男女青年在中山公园举行群众大会。正当他们开会时，日本飞机来了。会议领导人井然有序地把他们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当敌机走后，会议重新开始。他们振臂高呼：“法西斯侵略是全世界青年的公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空军万岁”！

2月9日是工人日。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游行，其中包括为保卫中国生产武器的钢铁工人和军械工人、纺织工人、海员、邮政人员、卡车司机和铁路工人。这些运输战线的工人沿着中国不充分的运输网络，克服几乎不可想象的重重困难，在日本飞机无休止的疯狂轰炸下，把军队和补给品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前方。他们的口号是：“外国的工人兄弟们，我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制止侵略者”、“帮助我们抗日”、“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2月12日，文化工作者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人破坏学校和大学。专门为这一天写的戏剧上演了。招贴画和传单宣传了必须抗战和中国必胜的道理。

动员中国人民的工作开始了。统一战线在这个新领域每天不断具体化。但是仍然有许多团体不理解统一战线的实质和充分发展各种力量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统一战线内部竞争激烈，往往仍然是争权夺利，而不是通过为国为民的有效工作来表现自己的领导才能。普遍认为必须搞一次强有力的群众运动。但问题是，人们往往不是考虑“如何开展它”，而是考虑“如何控制它”。那些以这种态度对待群众运动的人自食恶果。为党派角逐而努力的人失败了。真心实意为抗日而发展群众组织的活动日益兴旺。

当时汉口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人们普遍对八路军的活动、政策和领导人感兴趣。该军在山西的表现是人所共知的。以前的苏区成为以民主方式动员群众的成功范例。延安以前原是陕北山区一个沉睡的县城，自从成为八路军的首府以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名青年在那里的抗日大学、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汉口的每一家书店都摆着数百种研究八路军、共产党和特区的历史与成就的书籍。其中一些著作和小册子对自己的专题作出了很好的阐述和分析。但是也有一些由文痞草成的不学无术的作品。凡是关于八路军的出版物都很畅销，书店要求多提供这方面的书，于是蹩脚文人为了赚钱而连夜粗制滥造一些新东西。

读者要求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并不意味着八路军要牺牲国民党的利益来收买人心，或者人们读了这些书就会“变成共产党员”。十年来没有公开出版过任何东西来介绍中国现代史上这一极其重要而引人注目的阶段、中国现代政治思潮中的这一极其重要的流派。过去在这个禁区周围筑起的高墙现在拆除了。人人都在读关于八路军的书，正如同西方研究东方问题的人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

这一情况以及民主觉醒的其他事例使国民党的一些集团不禁怀念过去对“危险思想”进行警察镇压的日子。统一战线的敌人，从臭名远扬的汪精卫到托派（中国也有托派），都对共产党发动了新攻势。

1月17日，一批全副武装的人捣毁了《新华日报》的办公处。出售这份报纸的报童被打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他们回来讲述了如何挨打、报纸被抢走的经过。以后几天，国民党报刊上再次出现了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及其出版物的文章。有一篇社论把德国纳粹说成中国最好的朋友，把第三帝国捧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榜样。另一篇社论要求恢复一党独裁和“思想统制”。他们说，在苏联只有一个党，报刊只反映它的观点。那么，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理由反对国民党在中国实行政治垄断呢？既然中国共产党要求出版自由，它为什么不去要求苏联修改出版法呢？

2月10日，《新华日报》针对这些攻击，以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的形式做了回答。毛泽东在对记者的谈话中指出，苏联经过工人的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在苏联只有一个阶级——劳动人民，只有一个党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在中国却不止一个阶级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党专政就会成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专政。为了各阶级合作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民族统一战线计，唯一可实行的政治基础是拥护抗战的所有党派实行民主合作。

关于思想管制，他说：“管制的原则，在中国已历史地证明为错误。”这个原则曾被试过。它引起了十年内战，使日本人有机会发动侵略。

毛泽东说：“而统一战线的原则，已团结了的全国与侵略者作战。”他谴责报界反对《新华日报》的运动是企图推翻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破坏统一战线。他说，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而且破坏全国抗日战争。

此外，也发动了对八路军的攻击。反对统一战线的人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他们指责说，拨给它的军事开支被用来进行宣传。在回答这些诬蔑时，朱德总司令报告了八路军在战争头五个月的战绩，包括七次大的战役和在广大地区开展的游击战，从而在敌人后方的一个省重新建立了中国的政权。报告没有提及这些攻击。报告的标题是：“抗战六月来八路军所得的经验和教训”。只是在最后一段，他写道：

“最后，我要指出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在山西省东北前线各方的团结，已粉碎了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这无疑是重大的政治成就。必须认识到，如不普遍地实现团结并坚决加以维护，敌人仍能找出破绽来尝试分裂我们的战斗队伍的诡计。民族的团结统一，先从军队的团结统一做起，这是胜利的秘密。”

这种明确的声明揭露了攻击者，使他们哑口无言了。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对他们的活动表示不满。他没有理由对共产党的忠诚合作不满意。此外，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八路军打了多少仗。他最清楚中央政府拨给八路军的款项是多么少。据说，他曾大发雷霆：“我不管他们是怎么使用这些钱的。我拨给别人的钱比这多十倍，可是他们完成的工作比八路军要少得多。”

对统一战线的攻击来自国民党内仍然主张同德国、意大利友好的集团。日本希望这些集团要求接受它多次提出的投降条件。2月18日，不是毛泽东、朱德，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希特勒给予这些集团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一蹶不振。那一天，希特勒宣布德国承认“满洲国”，并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发表侮辱性讲话说：“我认为中国在精神上或物质上都没有强大到足以顶住布尔什维主义的入侵。”中国全体舆论界对这种言论表示万分愤慨。进步人士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但是，不单他们作出了最强烈的反应，而且那些或多或少比较保守的集团也反应十分强烈。工厂被日本人占领的资本家、成功地保持了中国货币稳定的银行家、多年来围剿红军的军官们，开始懂得了法西斯的反共行为对中国的抗战有着什么真正的含义。

中山研究会是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团体，其宗旨是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政策性问题。它也发表声明，呼吁在民族战争中进一步加强团结。它说：“我们必须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必须制定一项共同的救国纲领。凡愿服从这一纲领者，不论属于何党何派，都应给以工作。必须开展群众运动。所有的国民党员、所有的真诚抗日人士都必须动员起来从事群众工作。”

不断动员中国人民的工作仍在进行，统一战线继续发挥影响。先后举行了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和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

3月1日是朝鲜革命纪念日，汉口的墙上贴满了要求让朝鲜人民独立的标语。在中国的朝鲜革命者发表宣言，表示要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同中国合作。3月27日，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日本作家鹿地亘在欢呼声中走上了讲台。他和他的夫人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参加反对他们国家军国主义者的斗争。过了几天，他在讲演中说：“1925—1927年，当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发展时，日本人民既惊又喜。他们组织了不干涉中国同盟，反对日本军务省干涉中国的运动。……在发生东北事变和第一次上海战役时，日本人民愤怒地高喊：‘离开东北’、‘离开上海’！你们中国人听到了这些呼声吗？日本法西斯分子害怕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进行接触。……他们想用挑动两国人民相斗的办法来达到压迫两国人民的目的。”

鹿地亘谈到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日本一个重工业中心和东京郊区被征入伍的工人2月举行的暴动。他还谈到某地农民和矿工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血腥镇压以及神户码头工人遭到枪杀。

不久，鹿地亘在政治部任职，负责撰写对日军进行宣传的材料和给日本俘虏讲课的材料。抗日统一战线不单单是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朝鲜人民、台湾地区人民① 和日本受压迫群众的解放战争。

在军事上，1月和2月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空军的改编得到加强

① 战争初期，台湾革命同盟就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

后，作战活动增加了。1月5日，中国的轰炸机袭击了芜湖，炸毁停在机场的日机多架。1月11日，他们再次飞往芜湖，轰炸了停泊在长江的日本军舰。1月15日官方的战报说，中国空军在1月份十四次空袭中击毁了二十四架日本飞机，击沉了十四艘军舰。1月26日，中国空军轰炸了南京机场。2月中国空军又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2月3日，中国轰炸机中队第一次配合地面反攻部队，轰炸了津浦线上蚌埠的日军阵地。18日，中国空军同轰炸汉口的日本轰炸机展开了激战，十八架日机被击落了十二架。全市人民都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空战。2月23日，中国飞机第一次袭击日本的后方根据地。在对台湾的突然袭击中，他们摧毁了一座发电厂和停在机场的许多飞机。下述事实证实了这座发电厂所遭受的损失：香港有三天无法同台湾的国际无线电站通信。2月以后，中国飞机参与了华北前线的许多战斗。

在韩复榘不战而逃后，津浦路前线处于瘫痪状态。到1月底，李宗仁将军统率的十多万广西军队去那里增援。这支军队像坚固的楔子一样，挡住了日本从南北两个方向朝这里会合的道路。日本的这两支部队本来是从容不迫地挺进，现在突然受阻。韩复榘的部队在新领导人的统率下恢复了信心，作战非常英勇，他们反攻了有着坚实城墙的济宁，挫败了日本人想沿着陇海路南下归德的计划。在南部战线上，广西军队英勇地保卫了淮河防线，日军打了整整三个月都未能突破。中国飞机首次在安徽支援了地面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根据新的战术，在东线杭州、西线平汉路和山西开始反攻。日本人想消灭八路军的企图彻底破产了。游击战遍及全国。阎锡山将军从山西报道说，山西省的一百零五个县，日本人只占领了十二个。1月13日游击队发动奇袭，收复了冀南的曲周、永年、肥乡和广平。1月17日，离上海二十英里的浦东川沙被收复了。2月2日，山西的游击队夺回了太原东北七十英里处的定襄。

2月7日，日本人打算在广州建立一个“独立政权”的阴谋被揭露了。中国警察轻而易举地把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原来日本人收买了一个广东老军阀李福林将军，让他领导这次阴谋活动，向他提供20万元。李将军确实当过封建军阀，但他也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该怎么办呢？”他给国民政府打电报请示。“收下这笔钱，我们需要它”，政府回电说。所以李福林收下了钱，继续同阴谋分子保持联系。当他收集了他们阴谋活动的充分证据后，中国警察一举粉碎了这个阴谋。珠江被封锁了，实行了戒严。日舰齐集虎门炮台附近，准备到广州进行庆祝胜利的巡游，却不料其整个阴谋败露破产。这就是日本想要夺取华南的第一个阴谋的下场。

2月初，日本的一支强大的纵队沿平汉路逼近陇海路以北40英里处的新乡和黄河。中国军队采用新的战术，阻挡了他们的前进。中国人拆毁了日本进军路上的三十英里铁轨，并在晋豫边区的太行山上派驻了大批部队，经常从那里进攻日军的侧翼。

2月10日，林彪统率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回了冀中保定和石家庄之间的四个车站，切断了平汉路上日军的后方。它缴获了五百支步枪、三十挺轻机枪和一百多匹马。在定县，三百名日本人丧生。在新乐，一列辎重火车出轨。游击队拆毁了铁路路轨，割断了电话线。

平汉路上的日军为了赶走威胁其侧翼的中国军队，向西进入晋南。在豫晋边区的灵石，打了一场重要的战役。敌人突破中国的防线后，夺取了山西的临时省会临汾。中国军队留在敌人的侧翼，伺机反攻。在以后的两个月里，他们包围了日军的先头部队，收复了该省的大部分地区。

但目前，日本人暂时达到了目的。他们在巩固侧翼后，把注意力迅速转向津浦路，在那里，对峙的军队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决战。他们希望在这里消灭中国的主力军，取得胜利。但事实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