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失陷后的三个月里，中国政府和人民表明了自己长期抗战的决心。政府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任何“和平”倡议。军队表现出有能力粉碎日本最高统率部的总计划。人民，特别是敌人后方的人民，开始积极参加抗战；游击队的活动日益扩大，对军事行动的进程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3月初，日本人决定放弃次要战线的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集中兵力夺取徐州。他们要把南北两条战线连成一片，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的精华，把从山海关到杭州的整个海岸线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建立一个“全中国”的傀儡政府，占据控制通向汉口道路的战略要地。南京的沦陷并没有使中国的抗战陷于瘫痪。但是如果在徐州大败，中国政府就会在它仍然控制华南和长江中游的时候求和。给中国以“致命的一击”，仍然是日军的野心。当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在许多战线同时进行的时候，究竟在何处下手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是有点儿难以确定的。在比较分散的几个地点进行试验后，日本人选中了徐州。在这里集结了三十万中国精锐部队。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像一把巨大的钳子一样，在城西的陇海铁路线上收拢，就可以把这支力量聚而歼之。这的确将是致命的一击，使中国永远不可复原。“在徐州打一场坦嫩贝格战役”，这已成为日军的座右铭。①
然而，在徐州并没有出现坦嫩贝格那样的情况。进攻一个月后，日本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他们强大“钳子”的北部一翼几乎被打散。这个“钳子”只是5月下半月才合拢，然而他们未能包围任何东西，因为中国军队已经撤走了。与此同时，日本则吃了两次大败仗，其中一次震动全世界。在日本进入平津时夹着尾巴溜走的、被人瞧不起的北方军队在临沂消灭了四千名日军。另一支主要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其周围消灭了七千名日军。日本人不是在徐州，而是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坦嫩贝格战役。但是被围歼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日本军队。
3月初，主要战场是在晋南豫北沿黄河北岸一带。迅速推进的日军遭到了中国激烈的抵抗。蒋介石亲自在黄河南岸平汉路上的郑州坐镇。企图渡河的日军在这里和晋西被击退。八路军在晋西把企图进入陕西的日军打退了。
3月第二周，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分别沿着黄河两岸向东直奔津浦路上的主要战场。了解战局的每个人都清楚，争夺徐州之战即将开始。
3月15日，日本人开始沿着津浦路北段长驱直入，在以前几周这一带没有什么战斗。他们分三路进军。中路沿着铁路线直扑徐州以北大约五十英里处的峄县，右路在铁路以西沿着运河北岸行进，左路在铁路以东进攻临沂（沂州）。左路的目的是切断徐州、连云港之间东西向的陇海路而攻打徐州侧翼。
① 1914年8月24日至26日在坦嫩贝格，兴登堡包围击溃了俄国第二集团军，打死打伤十万人，俘虏九万六千人。当时俄军深入东普鲁士，德国第二十集团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第一后备军团和第十七军团则从侧翼包抄，形成钳形攻势。
整个战线的中国军队是由广西领导人李宗仁统率的。他和广西另一位领导人白崇禧使该省成为重要的军事根据地。白崇禧将军现在担任中国军队的参谋长，此刻也在徐州。他们共同制定了击溃并消灭敌人先锋部队的计划。他们正确地预计到，日军中路不会直接进攻徐州，而是企图通过穿越平原跟陇海路连在一起的铁路支线逼近城下。他们打算让日本人沿着这条铁路前进到徐州以北30英里处的台儿庄，与此同时，他们控制侧翼。当敌人到达台儿庄时，他们从两侧包围，孤立并消灭了日本军队凸出的部队。
制订计划是一回事，执行计划是另一回事。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只在平型关打了一次大的胜仗，当时八路军在山西北部的峡谷里消灭了板垣第五师的三千人。① 事实证明，中国士兵是能打仗的，而且打得很好。但是，中国将领在复杂的战役中不善于协调不同训练、不同指挥的省级军队的行动。而台儿庄战役计划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台儿庄大捷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师团之一竟是迄今为止一直软弱无能、老吃败仗的第二十九军，而那个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师，并非由职业兵组成，而全是些从城乡招募来的战时新兵。最后，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
临沂的胜利为台儿庄大捷准备了条件。来自青岛的日本板垣师团
① 发生在1937年9月23日至28日的这次战役是林彪的第一一五师打胜的。
和矶谷师团于3月15日到达该城郊区。中国最高当局认为时机已到，便下令遏制日军左翼的前进。面对着开到临沂的两万名日军和伪军① ，他们投入了数目相等的华北军，由庞炳勋和张自忠② 指挥。守军让日本人进入城里后，便把周围的村子放火烧了。接着，他们把日本人赶出城外。由于村庄被毁，日本人无处安身，便又一次攻打临沂。从3月15日至19日，临沂三次易手。当庞炳勋把敌人拖在临沂城周围时，张自忠向北袭击敌人的左翼。日本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后撤十英里，退到汤头镇。他们损失了四千人，包括三名团长，即大佐、中村和中野。中国俘获了六百名战俘和大批战利品，包括一些野战炮和装甲车。虽然中国军队也遭受了同等的伤亡，但他们穷追不舍，收复了日本人安身的汤头镇。这次胜利使日军左翼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毫无进展。张自忠将军被官方宽恕了他在北平投降中所起的作用，并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表彰。而日本板垣将军则赢得了败得最惨的日本将军的“名声”。
我当时采访的一位中国战略家说：“这还说不上像坦嫩贝格和马恩那样的大战役，但它将作为我们抗战中的大战役载入史册。这是我军表明不仅能抵抗，而且能在不利条件下进攻的第一次战役；不仅是进攻，而且是穷追不舍。在临沂击溃敌人后，我们追击了一整天，在汤头镇又大败日军。在上海进行阵地战时，我们表明我们坚持得住。而现在进行运动战时，我们可以准确地执行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实施成功的反击。同时要记得，在临沂作战的师团并非我军最好的部队，
① 土匪头子李桂堂指挥的伪军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他们充当日本人的先锋，在主力军被歼以前就被打得一败涂地。
② 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张自忠担任天津市市长。他之前的行为帮日本人占领北平，但他后来逃出重围，向中央政府自首。近几个月来，他已将功赎罪。他的军队没有佩带师徽，而是挂着“打倒日本”的臂章。
而板垣和矶谷则被认为是日本顶好的将领。”
临沂的胜利是各条战线共同努力赢得的。在三天的战斗里，在峄县和济宁的日军中路和右翼正忙于对付中国的反攻。河南的中国军队紧紧咬住日军，使之无法去山东增援；他们还渡过黄河，收复了一些村镇。在河北，游击队进攻了日本大后方的平汉、平津、津浦等铁路线。在绥远、内蒙古，勇猛的东北老英雄马占山率领一支骑兵旅，收复了陶县。在晋西北，八路军消灭了河曲的日军。由于日本人处处挨打，他们无法对主战场派更多的援军。这大大减轻了徐州中国军队的压力。
这为下一个战役——在台儿庄包围日军，准备了条件。3月23日，日军开进该城，上了中国人的钩。中国最高统率部紧张地等待着反攻的结果。
为了目睹台儿庄的战况，我于3月下半月离开汉口，前往徐州。
汉口一直紧张不安，因为它担心日本人渡过黄河。现在，它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徐州周围地区严峻的准备工作。到前线时，我更感不安。行驰在陇海铁路线上，这个感觉一直存在。黄河南岸的郑州一个月以前遭到狂轰滥炸，现在仍然是一片废墟。河南省会开封的防御工事遭到日本的炮轰。火车穿过河南贫瘠的平原，黄土弥漫，旅客不安地注视着有无敌机。对面来的火车满载伤员。成千名难民扒在车厢上面和旁边。
当火车开到徐州的时候，可以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前线离这里只有三十里远。站台上躺着许多奄奄一息的士兵。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运到这个车站，已不能再运了。他们大概只能再活几小时，所以也没有往拥挤的医院送。他们全都昏迷不醒了。车站是荒凉的。
但出乎意外的是，市内却充满生机。所有的商店都照常营业。墙上贴满生动的爱国招贴画。街道上熙熙攘攘，士兵、民兵和民众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报童们叫喊着卖报纸。广告员身上挂着戏剧海报。妇女和儿童们在市内的两个公园悠闲地散步和玩耍。穿着整齐的蓝色制服的男女中学生散发着传单。他们擎着第五战区的旗帜。郑州遭受了一次猛烈的轰炸后，人心惶惶不安，笼罩着一片失望的情绪。徐州遭到的轰炸比郑州多，更靠近敌人，如果敌人突破台儿庄，徐州在一两天之内就可能陷落。然而这里的气氛比郑州更有生气、更鼓舞人心，它比遥远的汉口更使人有信心。这种鲜明的对比，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在汉口，人们希望日本人不会突破。而在徐州，人们正准备粉碎大胆的敌人，因为敌人离城里十分近，三十里以外就是前线，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吃败仗的打算。
当我采访李宗仁将军时，别的人已经先我而到了总部。三个农民赶着一群肥大的黑猪，走过咧嘴笑着的岗哨，径直进入统率着三十万大军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院子。“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陪同我的年轻军官。“农民给军队送慰劳品来了，”他说，“他们走后，你就可以见到司令长官了。”
李宗仁将军出身于农民家庭，个子不高，肩宽腰粗，圆圆的脸庞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已是中年人了，短而硬的头发梢开始泛白。但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蔼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
“保卫徐州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问他。
他说：“徐州是第二阶段军事行动的关键。它关系着陇海路、平汉路的安危，因而也是汉口安危之所系。在这个阶段，我们战区① 是
① 李宗仁将军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这个战区包括山东和江苏两省、长江以北安徽省的部分地区和河南东南部。
最为重要的。日本人将集中全力打通津浦路。现在他们用来对付我们的兵力算不了什么。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才行。即使他们把我们赶出这个城市，那也不算完了。这个战区的军队誓死与战区共存亡。这并不是说，我们集结在一起，让人家屠杀。我们将分散开来，在广大的地区机动灵活地作战。我们正在动员群众。一俟时机到来，我们将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付敌人。”
我对他说，徐州的气氛使我感到吃惊。
“你感到神秘不解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平常的。当我来这个战区的时候，敌人前进得很快，人民陷入悲观失望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答案可以在对前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判决书中找到。你大概记得，他被处决的罪状包括：擅自撤退、榨取民财、没收乡村居民自卫的武器。但在过去两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向老百姓表明，我们的军队是能够抵挡敌人的。我们还证明了：对我们来说，军民合作并不是一味让老百姓出这出那，而军队则什么也拿不出来。”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我问李将军。
“我们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由民众、军队和政府三方面的代表组成。我发布了七道命令，规定了军民共同承担的任务，公布于众。不经总司令部的特别许可，本战区的军政官员都无权向群众索要物资、食品或劳力。征兵的原则是：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或以其他方式对防务做出贡献的义务。这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任何违法行为，如进行贿赂使富人免服兵役等，都将按军事管制法严惩。征兵服兵役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军政机关不得没收群众用于自卫的武器。另一方面，地方当局有责任组织和训练武装起来的群众，给他们派教官，教会他们以最好的方法保卫自己的村庄。总动员委员会负责发展和协调群众的活动，纠正以前的缺点和错误。为了促进这项工作，全战区的人民，除反对抗战的汉奸外，都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请愿的自由。军政官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这种自由。我还下令，当军队需要征调补给品时，应当取之于乡镇的绅士和富裕人家，而不要向贫困的农民索取。必须让服劳役的农民，像部队战士一样，吃好住好。严禁强迫服劳役。
“徐州人民之所以充满信心，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正在做些什么，而且他们自己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如果他们有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可以向上级提出建议。他们自己也可以放手主动做一些加强防务的事情。在军事上，日本人比我们强一些。他们武器好，坚决顽强。他们用野蛮残酷的办法使人们不敢抵抗。当人民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情况的确如此。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必须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像钢铁一样坚强。只要我们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帮助和鼓舞人民，只要人民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们增强军力，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眼下前方的形势如何？”
“在临沂，日本人在人员和武器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敌后游击队的活动使敌人难以增援新的人力物力。台儿庄的日军已被包围。他们还有一些弹药，但不多了。有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被孤立起来，他们像笼子中的老虎。他们的机械化装备大部分被我们缴获，所以他们没法突围。我认为，即使派增援部队来，也救不了他们。”
4月2日夜，我们一行人前往台儿庄。① 火车走得很慢，没有开灯，周围一片黢黑。大炮的隆隆声越来越近。我们刚离开徐州时，只见天际一束火光，几小时以后，那片火变得越来越大，成为地平线上
① 同车者有伊文斯和费诺，他们是在完成《西班牙大地》这部大型纪录片后前来中国的；还有著名的摄影家卡巴，他陪同他们从西班牙来中国；还有美国助理海军武官卡尔森，以及许多中国官员。
的熊熊烈焰。“那就是台儿庄，”陪同我们的副官说，“大火已经烧了三天。”在这座被包围的城市以南十英里处火车停住，我们下车，徒步走向司令部。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在麦田里跌跌撞撞地走了两个小时。给我们当向导的是一个农民。副官说：“没有农民，我们就无法在这个地区自由地活动。我们部队来这里刚两个星期，这里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很容易弄混，每个村庄的样子彼此都差不多。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给我们当向导，刺探敌情，照顾我们的伤员。甚至在敌人的炮火下他们也不离开部队，其中许多人拣起死者的枪支，参加了战斗。”这位农民上岁数了，身上长着瘤子，抽着烟袋，走在我们的前头。
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农村仓库的麦秸里。早晨，旭日东升，是一个响晴天，隆隆的炮声划破了北国春天的静谧。我们住的村庄呈正方形，房子都不高。村子周围筑有城墙，瞭望楼像用灰砖砌成的坚固立方体一样矗立在城墙的四角。鲁南的村庄和瞭望楼，外形颇有点儿法国诺曼底的味道，以简朴、坚固、圆拱为特征。其中许多是由西藏的旗人建筑的，他们一度作为世袭驻军在这个省安家落户，把他们高原故乡那种直线形的结实的建筑风格也带到这里。
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将军在一个阳光照耀的院子里请我们吃早餐，那里有一个农家妇女赶着蒙着眼睛的毛驴拉磨，磨是用两块圆而平的石块做成，用这个原始的方法磨面。① 孙将军体格魁梧结实，声音有点儿沙哑，眼睛由于过度疲倦而充满血丝。他向我们扼要地讲述了这个城市的重要，它是用来诱敌深入上钩的：
“台儿庄控制着从铁路、从运河通向徐州的交通要冲。我们知道
① 当这里建立中国军队的司令部时，村里的农民并没有被赶走。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中国各地出现的新精神。
敌人企图占领它，想以此为基地，进而攻，退而守。我们也需要它，丢不得，我们要在这里挫败敌人对徐州的进攻。而且我们还要以此为基地进行反攻。
“我们没有考虑被动的防守。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心。游击队切断了他们的运输线，使他们无法派增援部队。日本人的野蛮行径使得人人仇恨他们，各地的农民都拿起了武器。河北、山东十分之八的领土仍然飘扬着我们的国旗。”
传令兵拿来一摞文件。
孙将军转身到村里的庙里去，那里是他的司令部。“当人民都动员起来时，”他说，“军队怎能满足于消极的战术呢？光抵抗是不够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是挡住敌人，而是必须消灭他们。”
在这里，像在徐州一样，人们的信心很高。在日本大炮的射程以内，甚至在双方炮兵对峙的中间地带，身材高大的农民照样在富饶的绿色麦田里耕作。在我们村庄前面，其他数以百计的村庄都像它一样，军队的教官正在教给成队的穿着蓝色服装的农村青年操作步枪和机枪。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村民都参加了自卫团。在距两军对峙的前线只有三四英里的后方，这些农民战士在起伏不平的山地里打着模拟战。一批新的村长任命了，他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学生，他们把村长、民兵司令、小学校长三种职能集于一身。小学校成了成人教育、爱国宣传和群众组织的活动中心。村里古老的墙上贴满了宣传画和标语。长长的民兵队伍把食品和补给品送往前线，再把那里的伤员运回来。在田间耕作的农民随身携带着步枪。
中国军队的参谋长对我说：“要控制台儿庄，关键在于夺取周围的村庄。只要这些村庄掌握在我们手里，城里的日本人就会局促不安，手足无措。我们以这些村庄为基地，一等时机成熟，就发动进攻，消灭敌人。”
两个星期以来，双方一直在争夺这个小小的铁路城镇。3月23日，板垣将军指挥的日本第五师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出动了两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和几十辆坦克与装甲车。中国第三十一师年轻的师长池峰城奉命把敌人遏制在城内。这个师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在河北省的房山、冬季又在山西省娘子关同板垣的军队交过火。在这两次战斗中，它损失了原来兵力的百分之七十；现在它主要是由新兵组成，他们不是职业兵，而是来自田间的农民、来自工厂的工人、来自大城市商店的店员和仓库管理员。日本人隔着台儿庄的街垒对第三十一师的士兵喊话：“你们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听说你们在山西全被我们消灭了。”中国战士回话说：“我们的人足以消灭你们！”
3月23日是激战的一天。第一批二十辆坦克向着台儿庄北城墙开来。中方在城外只有四十名战士和一辆装有反坦克炮的装甲车。中国士兵低低地趴在战壕里，装甲车严阵以待。当坦克开到几百码远的时候，中国装甲车开到它们前进的路上，向它们一一开火。战壕里的士兵等坦克开到跟前时，突然跳出去，把一束束手榴弹塞到履带下面和它们的炮眼里。四辆坦克被反坦克炮准确地命中，打了个稀巴烂。另外九辆坦克也损坏了。坦克后面的日本兵转头就跑。中国军队出城追击，缴获两门野战炮、五门山炮和几门反坦克炮。日本的第六十三团遭到严重伤亡，团长丧生。在城市上空，一架日机被击落。在这次交战后，日本坦克再也不敢贸然接近中国的防线，它们停在老远的野地里，充当机枪阵地。中国战士不怕坦克了，知道如何对付这种怪物。
台儿庄的第二次战役始于3月26日，持续了三天，穿过周围的村庄，在田野激战。双方都增加了兵力。日本的第十师，中国的第二十七、第三十两个师在这个城市的周围摆开阵势。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展开了猛烈的炮战。日本人有四十门一百五十六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五十六门八十八毫米、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中国人拥有的大炮只有日本人的一半，口径为一百五十五毫米和七十五毫米。日本人不停地打炮，中国人只是在发现明确的目标时才打炮。中国士兵高兴地发现，敌人三成以上的炮弹是哑弹。① 他们把这些哑弹称作“日奸”。“我们的朋友——日本工人在帮助我们。”
日本人猛烈的炮轰把台儿庄的城墙打开了一个缺口。28日和29日，他们通过这个缺口发动进攻，企图占领这个城市。但是，中国的第三十一师挖壕固守。日本人落入了圈套，想出也出不来了。
30日，日本人在台儿庄获得了一个立足点，逐渐扩大，慢慢控制了城区三分之二的地盘。日本大炮轰击中国占领的那部分城区，中国也炮轰被日本人夺去的那部分城区。双方的飞机不间断地轰炸城里对方的地盘。双方的士兵拿着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展开了巷战。每隔十码或二十码就有一个街垒。每个街垒旁都堆满了尸体。
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二十七、第三十两个师准备分别包抄敌人的侧翼。白天，由于日本人不停地打炮，运动是很困难，中国人不得不趴在地上。他们知道，敌人的运输线不久将被切断。让敌人尽量射击吧，当最后反攻来到时，他们剩的弹药就不多了。第二十七师在吸引敌人火力方面有绝招。他们把农村抽水机上的卷扬机卸下来，四个一组，插到地里，远远望去颇像野战炮群。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在每个木制炮群的后面都有一门真正的野战炮，它迅速地向敌人的阵地发射几发炮弹后，赶快撤离。日本的指挥官拿着望远镜搜索一番。嘿，中国人多么愚蠢啊！他们的大炮竟完全暴露在外。日本七十五毫
① 据外国军事观察家说，在上海战场上，日本人也有这么多哑弹。
米口径的大炮行动了，一股脑儿打了几百发炮弹。中国人没有回击。“好！”日本指挥官想，“我们把他们打哑了。”然而半小时以后，真正的野战炮又拉出来了，那一行行的伪装物开始显示其生命力。日本人倒是满郑重其事，又打炮了，比前一次更厉害。他们白白浪费了数千发炮弹。“他们甚至连一台卷扬机都没有打中，”中国的一位炮兵指挥官后来对我说。讲起此事，他大笑不止。
“黑夜是我们的机会，”中国的军官总是这样重复说。白天，日本的飞机大炮主宰了战场。但夜幕降临以后，大炮就看不见了，中国人对其侧翼不断发动进攻。他们分成小批出动，神出鬼没，胆大心细。下一次从哪儿打，日本人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日本人只是一个劲儿地从他们所有的阵地上打机关枪，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打。但这也无济于事。每天早上一看，总有一段战线又落入中国人的手里。
4月1日夜，第27师袭击了设在台儿庄以北的一个日本团的总部。他们击毙了团长，缴了许多文件。在文件中发现了一名日本军官写的一首诗：
四小时占领天津，
六小时拿下济南。
为何区区台儿庄，
久攻不克如此难！
从这个团部，中国人还拿到了一个普通传令兵的日记。“我们为何而战？”这个日本兵写道，“中国人民面临着魔鬼的折磨。我们也经常受苦受难而死。天晓得我们的尸骨扔在哪里，谁来收。”
4月2日，台儿庄城里再次发生激战。日本人增加了城里的兵力，一次又一次地想把中国军队赶出城，赶到运河那边去。在巷战中，第三十一师的战士胜过敌人。在敌人的飞机大炮最猛烈的轰击中，他们躲在沙袋掩体的后面和他们沿着城墙挖的地洞里。甚至燃烧弹也对他们没有办法。池峰城将军对我讲了其中奥妙。“当敌人扔下燃烧弹时，”他说，“日本人像我们一样，也必须撤出附近的地方，因为弹片温度高达两千摄氏度，靠近它的任何东西都会燃烧起来。当日机离开的时候，日本人要等火势退下去才出来。而我们的战士在燃烧弹还冒烟的时候就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上，许多人被严重地烧伤。我们总是抢在他们前头。日本人使用这种武器，得不偿失。”也是在4月2日，日本人还使用了催泪瓦斯和喷嚏瓦斯，后者使鼻黏膜充血，打喷嚏不止，痛苦异常。但这一手也没有赶走中国守兵。
中国战士从他们自身价值同日本武器对比的丰富经验中得出了一句顺口溜：“日本飞机的炸弹不如他们的大炮可怕，他们的大炮不如机关枪有效，但是他们的机关枪比不上咱们的手榴弹。对咱们来说，最好的还是大刀。”第三十一师的战士想尽办法靠近敌人，好使用他们的拿手武器。在他们越过最讨厌的障碍物——机关枪以后，他们就得心应手了。在巷战中，他们发现迫击炮大有用场。他们用迫击炮把日本人从最坚固的街垒后面炸出来。“迫击炮可以打开所有的大门”，中国战士说。
4月3日是最艰巨的日子。当时日本人控制了城里五分之四的地方。他们的正面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与此同时，他们企图包抄精疲力竭的第三十一师的侧翼，切断它同城外中国军队联系的交通线。城里一片废墟，没有一处完整的建筑物。许多地方成为火海，滚滚浓烟遮住了视线。第三十一师伤亡过半。但是这些第一次品尝战士生涯艰辛危险的新兵不仅坚守阵地，而且屡屡出击。穿着皮夹克和便装的三十四岁的师长池峰城在士兵中间来回走动，他不像一位将领，倒像一个大学生。师里的老兵，现在大部分提升为军官，教给新兵如何打仗。第三十一师死伤连长二十四人，年轻军官的死亡率高于普通战士。只有领导带头冲锋陷阵，最英勇善战的战斗部队才会如此。
日本人无法保持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压力，因为中国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在增援部队的支持下发动了新的进攻，使日本人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其侧翼。他们不断调整力量，哪里受到的威胁最大，就赶忙去那里增援，以保住阵地。
在以后两天的激烈炮战中，我同进攻日军右翼的中国炮兵待在一起。4日，日本的炮火仍很猛烈，炮弹落在中方阵地一百码以内的地方，中国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是从一座围着灰色城墙的村子后面打炮的。日本人发射的炮弹为中国人的五倍。但在那天，中国的大炮打得比日军的更准些。我通过潜望镜，看见台儿庄外面公路上的一块地盘，一队行进的军队正向那里围去。
5日晨，我在一座不高的山上坐在中国轻野战炮阵地的附近。远处重野战炮射出的炮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在远处爆炸。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无人区像一个巨大的棋盘，褐色的休耕地和长满旺盛庄稼的绿色田垄构成它的方格子；公路两侧低矮方正的灰色村庄就是主要的棋子；周围长满高大树木和绿色丛林的、阴森森的墓地更像守门的卒子。这些村庄掩护了炮兵。在浓密的树荫下行驶着运弹药的卡车和运兵的汽车，使敌人无法发现。每座草屋、每堆干草都保护人们避免死亡。我所在的那座山到处是弹片。昨天，一阵炮击把一侧的绿色植物全给扫光了，留下了累累褐色弹痕。今天，炮火减少了。在对垒的两军之间，农民耕着田地，因为他们知道炮弹只是从头上飞过，不会落下来的。在一度是河床而现在则长满草的山谷里，妇女们比较安全地放牧着牲口。沿山谷而下，有一个难民营。年轻的妈妈给孩子喂奶。老爷爷坐在一摞铺盖上抽着烟。茶壶在火上开着。难民们倾听着远处的战斗声。战局如何发展，决定着他们的去向：或者是回自己的村里，或者是沿着逃难的道路继续向前，品尝有家归不得的、疲乏、艰苦的滋味。
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难民们蜷缩在山谷里。我们也去找隐蔽处，二十二架银光闪闪的轰炸机飞到我们头顶上。中国同伴一把抓住我，他指着机翼上的标志说：“我们的飞机。”
这些飞机是去轰炸台儿庄的，炸城北日本的阵地。在台儿庄，只见一道闪光，接着是爆炸声，一股巨大的烟柱升腾而起。后来才听说，日本的军火库被击中了。这使日军惊慌失措，不得不撤出一大片城区。
在敌人阵地的上空，有一架中国飞机摇曳着，似乎出了毛病。当它的同伴消失在远处的时候，它降低了高度，向地面滑翔。它会安全着陆吗？降落在哪里，降落在战线的哪一边？
这架飞机滑翔到距我们山头半里远的一个村庄的后面，降落在一块休耕地上。战士和农民都奔向它。我们也爬下山去看个究竟。
十分钟以后，我们赶到了现场。飞行员是个身体结实的小胖子，他被吓得脸色苍白，站在飞机旁。在他的吩咐下，一百个战士用稻草和高粱杆把飞机盖起来，经过伪装，它已认不出来了。飞行员靠在飞机的翅膀上，给最近的司令部写了一个报告。
这架飞机降落的地点处于日本大炮的射程之内。日本人肯定看见了它的降落。虽然它立即被伪装得严严实实的。但日本人有的是炮弹，他们一定在寻找它的降落地。
我们村里的野战炮已停止射击。他们不想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但是别的村子继续打炮。我们倾听着。一个中国炮兵组打了一阵子排炮。日本人并不像往常那样，以十倍的力量进行还击，他们只打了两发炮。中国炮兵又打了一阵。日本人无动静。
过去的半个小时里，一百名战士一直注意这架飞机。现在，他们彼此相视，不约而同地说：“他们没有炮弹了，他们在撤大炮。”
当我们返回驻扎司令部的村子时，我们发现只剩下农民了。参谋人员、野战电话机、哨兵以及我们的行李，全都不见了。只有一个战士从我们住的农舍中走出来说：“司令部前进了六里路，我奉命在这里给你们引路。”
我们上路时，天已黑了。军队、大炮、补给品等都在向前移动。士兵带的番号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云南来的。他们从缅甸、安南边界，跋山涉水，乘火车和步行，迢迢三千里，来到这里。省级军队过去从来没有走这么远的路程来打民族敌人。他们边行军边唱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山东农民给他们当向导。
到了司令部，一片欢欣鼓舞。“我们切断了他们的运输线，迫使他们不得不退却，”迎接我们的副官说，“台儿庄东北角的八百名日军被我们完全包围了，今晚我们将干掉他们。”刚参加完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参谋官会议回来的年轻的参谋长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分析敌我力量对比。他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司令长官准许你们进城，我来陪你们，明天一早就动身。”
那天晚上，英雄的第三十一师活下来的人把城里的日军残部消灭了。次日晨6时，台儿庄一个日本人也没有了。与此同时，其他部队收复了北面的三个村镇——山立庄、袁庄和刘家湖。刘家湖曾是日本司令部的所在地。在右翼，第二十七师克复了柳庄、插花庙和平庄。
昨天刚开来的新军队拿下了通往峄县的主要公路上的三个据点——南洛、北洛和獐山。日军撤退时溃不成军，仓皇而逃。拂晓，台儿庄十英里范围内已无日军。只有第二十七师仍在追击敌人，其他部队已追不上拔腿逃命的日军了。
6日晨，我们动身去台儿庄。当我们离开司令部时，看见天上有一架飞机。那是前天迫降的年轻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当士兵和农民在田野里前进的时候，他整夜都在修理飞机。他花了两个小时试图从松软的土地上起飞，掀起滚滚尘土，几乎弄翻了飞机，但他终于成功了。
台儿庄仍在燃烧。街上一片废墟，偶尔有几堵断壁残垣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光秃秃的，全烧焦了。到处都是尸体、未爆炸的炮弹和手榴弹。有一处地方，老爷爷在风景如画的小溪旁栽了一排垂柳。现在，小河里全是尸体，机枪的子弹整齐地把柳树枝全给扫了下来。第三十一师的战士，衣服破破烂烂，满身泥土，他们在街上给司令部运送战利品：几十挺机关枪、数百支步枪和刺刀、防毒面具、大量旗帜、文件和罐头。在烧得又焦又黑的墙上，我们看到宣传品——白纸片上写着标语、绘着漫画：“赶走敌人！”“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城里的大多数中国士兵都戴着缴获来的敌人钢盔，他们把上面的日本黄色星星① 换成国民党的太阳标志。不值勤的士兵在吃饭、睡觉或洗衣服。他们躺在地上，享受着休息的幸福。许多人脱掉了满是泥土和血迹的制服。他们脱去上衣，沐浴着阳光，把脚伸进运河里戏水。第三十一师的战士非常年轻，好动，闲不住。不知在哪里搞到一个排球，他们投掷着，互相追逐，笑着。
① 日本军队的钢盔和帽子上用的不是红太阳标志，而是一个黄色的五角星。
从城里的一角传来几百人喊口号的声音。我们朝那里走去，小心翼翼地踩着凌晨战斗留下来的残物。台儿庄北面被大炮打坏了的城墙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在国旗下，站着一个穿着制服的女大学生，她向站在周围的一群士兵慷慨激昂地发表讲演。这个姑娘身体健壮，红红的脸蛋，充满活力。她说几句话，就把那满头蓬松的黑发朝后甩一下，否则发梢会扎进眼睛里。“第三十一师的同志们，”她的声音清脆、响亮，而且富有感情，“我们第三次对日本鬼子进行激烈的战斗；第二次伤亡过半；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
“同志们，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打败他们，我们已经把他们赶出台儿庄。我们要继续战斗，直到把他们赶出济南，赶出华北，赶出东北，赶出全中国。
“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士兵们一齐高呼。
“赶走敌人！”
“赶走敌人！”
“国民政府万岁！”
“国民政府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几百只拳头伸向天空。
在城里破破烂烂的中国司令部里，我们找到了师长池峰城。他坐在一间堆满战利品的房间里。在他周围有许多中国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他们都很年轻，腰间挎着手枪，在昨晚的战斗中他们一直在城里。其中包括经费最充足的中国大报《大公报》的年轻有为的记者范长江、共产党《新华日报》的记者陆诒以及中央政治部电影制片厂的一些摄影师。池将军把手放在早晨发表演说的那个女学生的肩上，大家谈笑风生。
“你们师有许多女学生吗？”我问池将军。
他对身边的姑娘一笑。“是的，在师、旅、团各级的政治部里共有九十名学生，六十名男生，三十名女生。他们是去年8月我们在房山打日本人的时候来到我这里的。他们说：‘别的部队都退了，只有你们在打，所以我们来你这儿。给我们点儿工作干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打发不了他们，所以我给他们发了制服和口粮，让他们待了下来。”
“你很高兴让他们留下来吗？”
“现在我可离不开他们了。他们组织军民联合行动，演戏，搞娱乐，教战士唱歌、读书、写字，了解民族斗争的道理，鼓动民众支援军队。他们什么也不怕。有一些学生，包括一位女生受了伤，但他们仍然在前线工作。”
“政工人员在师里有什么军衔？”
“学生们可以随意同师里的任何人谈话和交往，从管行李的勤杂人员到师长，都可交谈。不过，我们正根据总部规定的条例来改组政治部。将来，政工人员会有正规的军衔和军饷。但他们的职能不会变。”
他向我介绍了政治部的一些工作成绩。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把伤员运出城，给战士们拿来食品和水。村里的青年拿起阵亡战士的步枪，参加了战斗。敌人一有动静，农民就向师部报告。在打内战时，运输、供应和情报都很困难；而在抗日战争中，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因为军队成为觉醒了的人民的拳头。而对敌人来说，这些问题则一天比一天困难。”
有一个农家妇女，”池将军说，“每天进出城里。她从日本人把守的一个城门进去，她带着蔬菜和鸡蛋，所以他们欢迎她，然后她出来，沿着战线走到我们把守的城门那里，把日本人的调动和部署情况一一告诉我们。在最后一天，她报告说，城里东北角的日本人在哭泣，互相拥抱和写信。我们知道他们士气低落，立即发动进攻。她又去看看还有什么情况。今晨我们发现她死在城墙外。显然，他们发现她是在刺探军情，朝她扔了一颗手榴弹。”
为第三十一师暗中做好事的，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子。三天以前，当进行最激烈的炮战时，他哭着来到师部。日本人派他出来侦察中国大炮的位置，他果然找到了中国大炮的阵地。“我是一个中国人，”男孩子对第三十一师的军官说，“我怎么能对他们讲真话？所以，我在东边看到了大炮，就对他们说在西边；在西边看到的，就说在东边。”那天，日本人朝空空的田野上白白发射了一万发炮弹，这使守兵感到很奇怪。于是，日本人又派这个小男孩出去。他们不晓得，究竟是这个孩子撒谎，还是阵地转移了。他们威胁孩子说：“如果你讲假话，我们就杀了你。”他来到了师部，他不能再回日本人那里去了，如果他们第二次受骗，肯定会枪毙他。他不安地向军官们讲了他的处境。他们留下了他。现在，他神气地戴着发给他的制服帽和绑腿，在师部走来走去。
下午，我们出城，向北沿着日本人撤退的路线走走。台儿庄北城墙外，整齐地排列着四辆坦克。它们是在行进时，被中国炮弹打穿的，今天停在那里，动弹不得。这些坦克，中等重量，可坐两个人，一个司机、一个炮手，司机同时操作一挺机枪；炮手站着操纵旋转炮塔里的一门五十毫米口径的大炮和另一挺机枪。
在城北两里的邵庄，我们看到二十辆重型卡车、一些履带牵引车和三百匹死马，全毁于中国的大炮。周围的情况表明，日本人是匆忙撤退的。数百具赤裸裸的尸体躺在村庄附近的坟地里。中尉以上的军官尸体前放着一堆小木牌，共有四五十堆。日本人死后通常要举行火化仪式，他们已来不及这么做了，但从部分被烧的尸体来看，这个工作已经开始。到处是未爆炸的炮弹和数千枚铮亮的铜弹壳。日本缺金属，所以打完的炮弹壳要严加保存，以便重新装炸药。现在随地乱扔着数不清的弹壳，说明日本人是多么匆忙逃走的。在日本人丢弃的战壕里，我找到一些日本报纸，上面有不少漫画，恶毒地丑化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一个日本兵逃走时或者死亡时还留下了一本附有插图的《如何跳探戈》，这是一本邮购的指导书，主人翻阅时很注意爱护。
回台儿庄时，我们碰到了一个掉队的日本兵，他藏在炮弹洞里。他一被发现，就向我们开枪。我们的卫兵一枪打死了他。在他的身上，我们搜出了一本机关枪训练手册和他在战地储蓄银行存款的存折。有一个星期他存了一个日元，后来一周只存了五十分。他是个穷人。来台儿庄以前的两周，他存了二十日元。也许他抢了中国老百姓吧。他似乎对投降一事毫无概念，认为一旦被俘，肯定被枪毙。日本军队从来是不饶中国士兵的。“如果我们懂一些日本话，我们也许可以让他投降，”我们中间的一个军人说，“城里的日本人也是这样，硬是不投降。”
傍晚时，我们回到了台儿庄。望不到头的队伍正在通过运河的浮桥。我们观看了好几个小时，战士和军需品连绵不断，像蛇一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第四十二军过去了，接着是第三十师、第二十一师、第三十二军的炮兵。两个星期来，台儿庄成了地狱，人们在这里战斗、死亡。直到今天早晨，才响完了最后的一枪。战斗总算结束了。台儿庄是后方的一个据点，战士从这里去追击敌人。
军队的司令部又迁移了，它现在距离城里约一英里路。我们返回驻地时，又饥又乏，但却听到了好消息。
在这里以北二十英里的洪山镇，汤恩伯将军的第十三军俘虏了几百名日本人并激获了许多野战炮。
在德州和济南之间的日本大后方，刘汝明指挥的骑兵师切断了津浦路。这就是为什么敌人无法增援台儿庄的原因。敌后各地的游击队同中国中央总司令部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不断拆毁铁轨，破坏公路。孙桐萱和曹福林的游击队曾经闯入济南。在曲阜和胶济铁路沿线都有战事。
在上海、南京一带，机动队伍收复了泗泾。
4月5日，上海西郊可以听到机关枪的声音。在沪杭铁路沿线，游击队很活跃。
在华北，晋察冀边区的游击队不时进攻平绥铁路线上的南口、怀来和宣化。他们拖住了日本的两师兵力，分散了他们的力量。
哪里的日本人减少了驻军去增援主战场，中国政府的军队和人民就像洪水冲破闸门一样冲向那里。
台儿庄大捷，是全中国一致奋战的结果。
次日，台儿庄人民开始返回城里。他们从废墟里挖出自己的东西，把自家藏在街垒里的金银首饰匣子取回来，在一片瓦砾中清扫一块睡觉的地方。邮局和电报局在断壁残垣的办公处重新开张。一列火车开进了被打得一塌糊涂的北站。到现在，仍可隐约听到遥远的炮声。
我们回到了徐州。
徐州，像汉口、重庆、广州和中国所有的其他城市一样，也在庆祝这次大捷。徐州的气氛比过去更有生机、更有信心了。军人和老百姓都昂首阔步，为自己能为这次胜利出一把力而感到自豪。
总动员委员会向它的组织、宣传人员发出如下的指示① ：
“向民众解释这次战斗的意义。告诉他们，我们已粉碎了对徐州的进攻，为反攻奠定了基础。强调在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我们加强自己的方法。告诉他们，其他战线的军队帮助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反过来对他们也有帮助。告诉他们，我们的抗战精神日益坚强，而在日本人民中间反战情绪则日益扩展。
“把战斗的情况告诉民众。取得胜利的主观原因是：从消极防守战术改变为积极进攻战术，从正面抵抗改变为围而歼之的战略，李宗仁将军指挥有方，各条战线的军队互相配合，军民合作。宣传由于团结一致的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激发了军队的牺牲精神和人民的钢铁意志。告诉民众：我们的技术装备不断改进。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机械化部队给敌人以重创。
“把我们取得胜利的客观原因告诉民众。敌人处于财政困难之中。他们企图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节省人力物力。敌人的运输线是不牢固的。我军炸掉了黄河大桥。我们游击队不断骚扰敌人的铁路线，切断了济（南）临（清）线。我们的策略是让敌人消耗其物资。这样的策略使敌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日本人民是厌战的。他们认识到，战争使他们受苦受难，而使少数人得益。把缴获的日本人的日记读给民众听。
“要告诉民众，台儿庄大捷只是第一步，为了这一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我们应该庆祝胜利，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这个胜利是九个月艰苦奋斗的结果。我们必须更加艰苦奋斗，
① 根据总动员委员会4月8日在徐州发布的《关于庆祝前线胜利的宣传提纲》浓缩而成。我保存着原件。
作出更大的牺牲，然后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认识到军民合作的重要性。为了继续保卫我们的战区，我们必须动员全战区的人民。告诉民众，妨碍军民充分团结的一切障碍必须扫除。”
全城散发了传单，号召民众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同胞们！敌人的大炮轰击了我们的大门。我们已击退了敌人，但他们还会再来。时不待人。立即组织起来，到前线做救护工作；组织运输队，给前线运送补给品；组织起来，保护电话网、公路和铁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最重要的是，穿起军装，组织自卫队。如果敌人来，就教训他们一顿。宁可战斗而死，决不束手待毙。团结起来，打击日寇。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①
我搭乘军政部第五号救护列车返回汉口。这趟列车以前曾是宁沪线上最好的快车。战争初期，它改装成为救护车。它运行于许多战线，在六个月内遭受了三十多次轰炸。它的窗户被炸碎了，它的两侧箍着五颜六色的板条。台儿庄战役打响后，它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又遭到轰炸，两个乘务员殉职。全车固定编制为：一个军官车长、五名医护人员、一名药剂师、一名副官、一名军需官、三十名工作人员。自列车改组以来，这班人马一直在车上工作。有些人员光荣殉职。实际上，所有的人员都在不同的时候被弹片炸伤过。这个列车预定运载三百名伤员，但实际上装了九百人。六百人没有卧铺，只好躺在座位上、行李架上和二十二节车厢的地板上。
中国士兵的忍耐精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重伤员默默地忍着痛，默默地死去，从不呻吟。一路上死了大约三十名伤员。轻伤员趴着，
① 总动员委员会的公告是：《致战区人民书》。
给自己的床铺垫上稻草，从来不对乘务员提出什么要求。我整夜坐着，同伤员们攀谈。他们打遍了全国，都相信中国有能力收拾日本人。他们诅咒日本的重武器，至于肉搏战，日本人可不行。他们全都知道战争第二阶段的战略战术。他们问道，为什么国际联盟没有给中国以有效的援助，为什么美国给日本运去许多废铁？“如果所有的国家都给我们提供装备，像俄国给我们提供飞机那样，”他们说，“我们就可以很快地赶走日本人。不管怎么说，反正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武器像敌人的一样好，我们就能更快地取得胜利。”
除了运输紧急增援部队和弹药的列车外，其他所有的列车都给救护车让路。每过几小时，我们的车就停下来，给伤员换药。在大站，有人民团体、红十字会、外国教会医院的代表拿着茶水、食品、担架和新的绷带等待救护列车的进站。他们掌握火车的运行时间表，总是提前到站，有时要等好几个小时。在开封，他们在站台搭了大约二十个草棚包扎站。日本飞机炸坏了这些草棚，群众又修建起来。伤兵不断得到所需要的照顾。我们在开封停留时，九百名伤员的换药工作在三个小时以内就完成了。
在徐州，军医处主任罗积德（译音）对我说：在前线有八列这样的救护列车。在徐州、开封、郑州、信阳和汉口都设有包扎站和护理站。在徐州，有两部流动外科手术汽车，各有两个手术组，配备有必要的手术器械、X光透视器以及小型的汽油动力装置。所有这一切都是战争爆发以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医疗组织英勇无畏地做了大量工作，但设备严重不足，难以应付数目众多的伤员。医疗人员和医药都缺乏。群众自愿组织起来，把伤员运送到火车站。在铁路沿线受伤的战士比较幸运。别的地方的伤员来得较晚，伤势严重。“伤员从火线运到包扎站所需的时间越长，感染的可能性越大”，罗医生对我说。治疗不及时，往往使许多人丧生或者不得不截肢。他说：“当伤兵运到后方时，火线上进行的草率包扎不是脱落就是松动了。肢体坏死，不得不切除，其实，原来的伤势不一定需要截肢。往往发生坏疽。”
已经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在小村镇完成的，那里原先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医疗组织，连本地人的看病都无法解决。这些医生工作的地点不是欧洲，而是在遭受战争破坏的落后的中国内地，这里通常是这个贫穷国家的“萧条地区”。人人都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同我谈话的每个医护人员都认为他们做得还很不够。“我们必须做更多、更多的工作”，这就是他们的口号。他们讲述了许多极其令人寒心的肮脏、无知的故事，这倒不是为了原谅他们的无效率，而是为了说明他们必须克服多少困难。不仅同强大的敌人作战的前线战士确信必能取得最后胜利，不仅在前线开始产生结果，而且后方的人们也是如此。
我回到汉口时，那里也由于这次大捷而喜气洋洋。
在我离开汉口的这段时间，国民党举行了非常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重申政府继续抗战的决心。它的宣言说：“在抗战中，我们还必须加倍努力来完成民族复兴的任务。”在抗战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要扩大生产，而且要开发新的资源。通过这次战争，中国要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最后胜利的取得，将不仅保证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将使它获得自由，平等地立于国际大家庭之中。”蒋介石被选为党的总裁。
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正式承认中国民主政治的诞生。它规定组织国民参政会，这是一个代表各阶层民众的民意机构。诚然，参政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而非立法机关。不过，它的建立毕竟是在从一党独裁向各党派民主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代表大会确定了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外交上，它决定“团结世界上一切友好之人民……和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
中国士兵不是拿枪的机器人，而是为祖国解放斗争的自觉战士。为此，代表大会决定“加强军队的政治训练”。它表示相信人民抵抗侵略者的能力。反映这一点的是，它决定“加强人民的战斗力……以便他们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敌后游击队活动的成功得到承认，并构成它的另一个决议的基础，即决定“在敌后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前方将士作战的信心更大了。代表大会决定：“抗战将士的家属可以享受特殊的优待。”① 官员们滥用职权的情况将予以纠正，政府将对“一切腐化的官吏严惩不贷”。
代表大会承认人民有权享受战时工业发展的成果。它决定“重建军事工业，同时适当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这远远没有实现孙中山的理想，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特别强调土地改革和工业民主。然而这个决议毕竟是向前迈进的一步，是国民党比较进步分子的胜利。为了列入这些内容，党内曾有过斗争。党内的反动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失败主义者坚决认为，在抗战期间，不可能谈论改善人民的生活。“战争是牺牲，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含着眼泪，夸夸其谈地说，“每一个中国人不仅应当放弃所有的经济利益，而且应当献出自己的生命。”代表大会不顾这些先生们的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国家应当照顾那些真正为国捐躯的人，而不是那些讲漂亮话的人。代表大会不顾汪精卫之流的悲观论调和精神上的破坏，没有认为中国的抗战是一种美丽、高尚的无用之举，而强调指出了抗战的建
① 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我是转引自邹韬奋在汉口《抗战》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成果》（1937年5月《太平洋文摘》摘译）。对这次代表大会成果的估计是我结合当时我采访各政党、各群众团体领导人的谈话作出的。
设性，它会使中华民族得到新生，恢复尊严。
这样，中国的执政党就明确地正式承认了客观上需要建设性的抗战。它认可了战争爆发九个月来的革命性发展。它的纲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战争中所要求的和实行的许多改革。各阶层民众都欢呼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认为它们大大加强了全民的抵抗力量。
国民党以外的各个政党的存在得到了认可。4月20日，中国国家社会党得到了承认。4月27日，中国青年党也得到承认。这样，一党独裁的原则就从中国政坛消失，让位于支持抗战、支持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重建中国的一切党派之间的自由合作。
为了加强国家的财力，五亿元的新的救国公债于4月22日发行了。①
台儿庄大捷激励了人民群众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使他们更具有了必定取得最后胜利的深刻信念。
汪精卫仍然希望把中国拉入反共产国际列强的营垒里。国民党内奄奄一息的亲德派、亲意派在其精神领袖汪精卫的庇护下，继续担任政府的许多要职，不过，他们完全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肯定了中国必须在外交上同世界上所有的友好国家和力量合作。但是，它没有把日本的法西斯盟邦和民主国家区分开来。它只能在互利的基础上得到这些民主国家的支援。这是汪精卫及其附庸进行活动的结果。他们否认中国的斗争是世界自由国家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从而给自己提供了反对在国内发展民主的理论根据，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强大的动力把中国拖入反共产国际集团。他们说：“中国的战争本质上是民族性的，同别的地方的冲突没有关系。”他们希望从这个立场出发，进而破坏统一战线、疏远苏
① 第一次救国公债发行于1937年8月26日。
联，最后同日本“结盟”。
由于他们还没有公开暴露其汉奸的面貌，由于整个国民党还没有认识到抗战的更广泛的意义，所以汪精卫集团在党内仍然窃踞了许多重要职务。汪精卫作为“革命元老”和国民党的老资格政治家，甚至担任党的副总裁职务，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在南京失守后，这些失败主义者和汉奸们悲叹，中国太弱了，无法打仗，必须“议和”。而现在，他又开始窃窃私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让我们要求停战吧。”但是，甚至1月的动摇分子现在也谴责这一小撮“革命元老”的破坏活动。台儿庄大捷不仅是对日本军队的沉重打击，而且也使中国的投降派遭受决定性的挫折，日本把中国投降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们身上。
台儿庄胜利大煞日本军队不可一世的气焰。早在上海战役时，外国观察家就出乎意外，认识到他们往往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军队的力量。南京大屠杀使全世界知道了日本军队是无纪律可言的。台儿庄和临沂的胜利证明，不仅中国的正规军可以战胜日本军队，而且入伍不久的新兵、即使按照中国标准来衡量也是装备很差的省级军队也可以打败日本兵。这是因为中国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这对中国、对日本、对全世界都上了一堂课。①
台儿庄胜利后，中国军队继续向北追击日本人。他们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运输能力和组织，无法尽快地调动军队去最后歼灭敌人。这使日本人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在沂县稳住了阵
① 起初，日本人对台儿庄的失败一笑置之，说什么根本没有这回事。直到4月14日，他们仍顽固地坚持台儿庄仍在他们手里。同一天，当外国记者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时，在上海的日本发言人才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也许中国人进了台儿庄。”紧接着，他又大出洋相说：“反正，徐州从来不是日军的目标！”
脚。日军把它失败的怒火倾泻到这个不幸的县城，数以百计的无辜百姓被杀，他们的房屋被烧。
尽管日本人很需要尽快收复自己的阵地，洗刷自己损兵折将的耻辱，但整整十二天时间里他们无力重新发动进攻。在此期间，他们用其他方法在中国的大后方来显示他们的“力量”。4月10日，日本派飞机去长沙，轰炸了湖南大学，许多男女学生星期日下午正在山麓下风景如画的校园内尽情玩耍，不幸死于非命。在广州，日机向正在庆祝中国胜利的一群市民中间扔了一颗炸弹。在敌后，中国人回击了日本人。4月11日，游击队活跃于天津周围。在上海附近的闵行，七千名游击队同日本驻军发生了激战，在市内都可以听到枪声。南京附近长江一带，由于游击队拔掉了日本人的一些哨所，日军大肆烧杀，进行野蛮的报复。① 在绥远和内蒙古，马占山的骠悍的东北骑兵收复了和林、凉城和清水河三城。在北平以南四十英里处，游击队切断了平汉铁路，炸毁了琉璃河铁桥。游击队神出鬼没、昼夜不停的骚扰，弄得侵略军手忙脚乱。
到了4月19日，日本人准备再次攻打临沂。在鲁南这块不大的地区，他们竟集结了二十万兵力，包括第二、五、六、七、八、十、十三、十四、一〇一、一〇五师十个师。为了集中这么多的人马，他们实际上把一些占领区的兵力抽空了。中国人利用这个机会，在长江以南的浙江、黄河以北的河南和山西各地收复了许多城镇。徐州以北，双方在五十英里长的战线上酣战。飞机、大炮的轰击，使许多村
① 4月14日，在上海的外国人看到14卡车日本伤兵运到杨树浦。江阴的一个美国传教士查尔斯·沃思说，那里的日本人不敢出城，只有大批人拿着机枪才敢出去。日本人的野蛮屠杀已使江阴的人口从六万人减少到五千人。4月19日，两千五百名日军从日本抵达上海，以便镇压游击队，这个例子说明，战斗的人民已迫使日本人放弃了既定政策，即节约人力物力，除已在华的日军外，不再增派兵力。
镇成为废墟。来自边远省份云南的战士表现了高度的英雄气概。他们在一次反攻中突破了台儿庄东北的日军防线。流动纵队在临沂周围破坏了敌人的运输线。5月4日，“不可战胜的”日军的新攻势又被遏制住了。5月5日，游击队打了最漂亮的一仗。战争的发源地卢沟桥和日本人第一次出动轰炸机的宛平都被他们收复了。赵侗的游击队占领了北平以北二十二英里处的、位于平绥线上的昌平。此举使日军无法出入山西。别的游击队切断了天津以南九英里处的津浦路，使日本无法向徐州战场派增援部队。
5月10日，日本海军占领了华南福建沿海的几乎没有什么防御工事的厦门市。日本报纸把这作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大事宣传，用以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日军在徐州的缓慢进展。
最后，在五月份的第三周，日本的钳形攻势开始认真地合拢。徐州以南发动了新的攻势。日本的多谋善战、诡计多端的土肥原将军在徐州西北部渡过了黄河。徐州遭到了野蛮的轰炸，一天之内就有三千零四座房屋被夷为平地。在这次最激烈的战斗中，日军切断了陇海路，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越过尘土滚滚的河南平原向前挺进。
5月19日，徐州陷落了。日本人分三路纵队横跨通向这个城市的道路，他们原指望用他们的强大军火围歼数十万中国军队，不料却是一座空城，中国军队早就走了，只剩下数百名伤员，他们用刺刀野蛮地一一刺死。① 中国军队从徐州撤退时只伤亡了一两千人。汤恩伯将军
① 《日本时报》5月20日报道说：“当我们军队打到徐州的城墙跟前时，只有一千名中国士兵进行抵抗，日本人民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大吃一惊。”“徐州的城墙”纯属虚构。日本的报道描写了在城墙上的激战。在北平的日本发言人甚至拿出了一张图，说明城墙上下的厚度。实际上，徐州并没有城墙。古城墙早在二十年前就被夷为平地了。一位记者写道：“正像耶利哥的城墙一样，徐州的城墙在发言人一开口时就已经倒塌了。”新西兰作家威尔金森在徐州陷落时没有来得及逃走，她目睹了伤员被屠杀的情况，作了报道。
的第十三军于3月18日越过津浦路，撤到安徽省的东北部。幸而当时大雾，又有暴风雨，使日本人无法发现中国部队的行踪，免遭敌人的轰炸。孙连仲将军的第二集团军，由第三十一、三十、二十一、二十二师几个师组成，他们也在台儿庄打了胜仗，他们在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向西南方向安全转移。李宗仁、白崇禧将军带领广西军队的许多师也冲出了包围圈。不仅步兵平安地转移，而且机械化部队和重武器也都安全撤离。① 韩德勤等将领统率的四个师从徐州向东撤向海边。这是根据第五战区的长期抗战计划部署的。今天，他们仍然控制着敌后的苏北地区。他们同李明扬领导的强大的游击队密切合作。李明扬曾担任徐州总动员委员会主席。第五战区动员人民的工作结出了硕果。在这个地区，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仅仅能控制公路。广大腹地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
5月20日，正当日本报纸大肆渲染“中国军队被摧毁”的时候，中国的飞机第一次出现在日本城市的上空。它们不是去丢炸弹，而是去散发传单，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种种假话。
被包围和被击溃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土肥原的第十四师。日军大胆地冲到了陇海路上的兰封，但立即被从南方赶来的广州军队三面包围。第四面是黄河。中国的飞机不停地轰炸了土肥原军队企图渡过黄河的浮桥。日本在北平的发言人正式承认，土肥原的两万人正在拼命奋战，以免被消灭。他们在遭受了重大伤亡后，勉强逃脱。
在第二阶段军事行动结束时，中国人在山西收复的土地面积大于
① 5月23日，日本在上海的一位发言人部分地承认日本企图在徐州围歼中国军队的计划失败了。他说：“日本人在徐州东南部包围了中国军队，但是中国的三、四个师成功地从日本封锁线的一个缺口溜走了。”这个“封锁线”竟有一个缺口，四个师及其装备可以从这里溜走。这纯属捏造，非常类似“徐州的城墙”那样的谎言。
他们在山东失去的土地面积。日军在山西大大减少了兵力，以增援徐州战场。日本在山西省控制交通线的军队，彼此隔绝，已不能再进行联系。他们的防线已缩小成为几个据点。他们的食品和弹药全靠飞机供应。中国军队有计划地逐个收拾日军守军。这些日本人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日军给驻守临汾的日本第二十师下达的命令，被日本飞机误投到中国防线。命令说：“今后每周用飞机送一次弹药，望节约使用。何时何地去袭击敌人，你们自行决定。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增援。”3月7日至5月10日，中国军队在山西收复了三十四个县。据他们讲，该省的四个半日本师伤亡两万七千七百八十人① 。中国发言人高兴地说：“山西省实际上又是我们的了。”在山西活动的军队分别由阎锡山（山西省军队）、卫立煌（中央政府的军队）和朱德（八路军）统率。他们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互相合作。共产党的军队接受阎锡山的统一指挥。阎锡山和卫立煌把他们的九个师借给朱德，由他指挥，去执行他的战略计划。
在战争第二阶段结束时，日本在中国有三十一个师，战争初期只有十五个师，日本原想用这十五个师征服中国。从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总共有一百多万军队在中国登陆。其中死伤二十五万人。每日的情况表明，剩下的七十五万人是难以完成守卫占领区和在前线同中国军队打仗这两大任务的。这证明，中国把运动战和广泛的游击战同保卫固定的阵地结合起来这一战略是成功的。
日本想用政治手段征服中国的这条心已经死了。汉口的投降派已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他们简直不敢声张了。在东京，近卫首相声称，日本军队将继续战斗，“直到蒋介石政权被推翻为止”。“直
① 据各地军队报告汇总。
到”两字是漫长的，值得怀疑的。除了撤出，它别无选择。日本的军事预算已高达40亿日元。日本外相广田在国会叫喊说：“即使蒋介石政权不偿付，日本也要从中国获得赔偿。”“即使”两字完全不必要，“获得”两字含混不清。战争已经打了九个月，日本从“被征服的”领土上榨取不到任何补偿，因为它们并不真正掌握在他们手里。
南京沦陷后，日本通过德国人提出“和平条件”。德国起初在战争中两面讨好，耍两面派。但在2月，希特勒已经从讨好中国，转而公开支持日本的冒险。徐州战役后，德国完全撕掉了面具。5月21日，德国的军事顾问根据柏林的命令从中国撤走，他们曾帮助蒋介石建立军队，同中国共产党打内战。现在，中国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独立自主了。
在花了极大力量的徐州战役后，基础受到动摇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日本政府。改组内阁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强制性动员全国力量从事战争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在中国，民主自由日益发展。人民群众的主动性是中国取得新力量的灵魂。在日本，则采取了“政治管制”的新措施。
并没有出现什么“致命的打击”。日本离胜利更远了，还不如战争初期。
这就是徐州战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