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介绍边区和新四军，因为它们不仅仅树立了一个范例，而且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它们是中国伟大的游击运动的先锋和最有效的部分，它们的重要性并不限于今天。它们在敌后已经建立并在扩大未来民主中国的模式。
但是抗日的并不仅仅是未来中国的自觉的先锋队。中国人民之战和全国统一战线保证目前这次斗争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其意义和力量在于：没有任何中国，军队投降敌人。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没有默默接受侵略者的统治。分散活动的中国流动部队，或者同其他部队保持松散的联系，或者接受中央司令部的命令，不断骚扰日军的后方。在所有的敌占区，中国农民传统的秘密帮派、村镇的自卫组织或者新建立的武装力量都坚持抗日斗争，因为在日军的统治下是无法过正常生活的。
为什么日本人的进攻到处引起爱好和平居民如此强烈的仇恨和拼命的抵抗呢？只要读读田伯烈（Timperley）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和范士柏（Amleto Vespa）的《日本的间谍》这两本书，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这两部书生动地描述了侵略中国的日军到处烧杀奸淫的可怕兽行。滥杀和奸淫成为日军的普遍现象，这倒不是因为所有的日本士兵都是禽兽，而是他们接受帝国主义教育的必然结果，他们相信帝国主义对整个民族的奸淫是正义的，正如同纳粹分子残酷的大屠杀是德国法西斯制度的必然结果一样。
日本人的掠夺也不是偶然的。日本公然宣称，它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其头重脚轻的畸形经济寻找原料和销售市场。但它的经济十分脆弱，以致无法通过“正常的”帝国主义手段来占领这个国家，对它进行投资和加以发展。它必须从中国身上立即榨取利润来为其军事冒险提供资金。所以在它占领的城市中，日军不断掳掠废铁和一切可以变为现金的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在农村，它搜刮了农民最后一点点儿粮食。上行下效，日本军官和士兵则抢劫民财，中饱私囊。在日本军队中，抢劫不算罪过，而是他们打仗的目的。
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观察中日之战的每一个客观的人士都证实了这一点。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远征是成吉思汗式的掠夺性袭击，不过是用现代化的武器进行的而已。它不仅危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危及每一个中国人的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不管他是老式中国人，还是新派中国人，不管他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商人，还是军人。
有两个条件使中国人民有可能抵御日本人的可怕侵略。第一，日军的战线太长，他们手中现有的那点儿兵力不可能防守远离交通线的地方。第二，全中国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和武装起来了。像“红缨枪”之类的老式农民自卫组织仍然存在华中各地，仅湖南一省就有队员一百五十万人之多。多年的内战使枪支散布于全中国农村。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通过断断续续地在省级军队中服役，通过农村民团和土匪之间的不断冲突、农民和地主武装之间的阶级斗争，学会了使用武器。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的民兵组织把这些枪支和人员集中起来，实行了强化训练。主力军撤退时留在敌后的或为组织群众而专门留下的小股正规军人进一步加强了这支力量，使之成为各省游击队的中坚支柱。典型的游击队，甚至“红缨枪”游击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政治宣传员。几乎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家或漫画家，其实，只不过是老式说书人而已，用古老的说唱形式歌颂游击队的事迹。随着时光的流逝，比较现代化的政工人员设法找到经过早期的残酷斗争而幸存下来的游击队。也有一些游击队自己同有组织的中心建立了联系。
让我们概述一下全国的主要游击队组织、他们的实力和历史。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先从东北开始，穿过内蒙古，沿着黄河东南部到华中。我们也要谈到长江一带、上海附近和广州周围敌占区的游击队活动。
东 北
中国在东北的有组织的抵抗从1931年持续到1933年，直到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将军领导的军队最后不得不退到苏联境内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无数独立的游击队对侵略者进行了零星的战斗。这些游击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由地主和东北军老将领统率的；有的主要是由工人组成，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还有一些游击队，大部分是“红缨枪”“红胡子”帮会成员、武装的农民、东北传统的骑马边匪。日本人发动了许多次“剿匪战役”，但是，正如后来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只不过杀害了一些无辜百姓而已。为了巩固其对农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集体屠杀和无比残酷的行政措施，如在一个地区烧掉所有的村庄，强迫居民集中到一个村庄，由一支驻军看守。
然而游击队继续发展壮大。为了同自由中国的发展相适应，他们也在政治上采取统一战线的做法，实行统一指挥。在1934年至1936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由前东北军组成的“抗日联军”、地主谢文通（译音）领导其佃农抗日的“自卫军”、“铁血军”和“救国军”全都合并于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他的职务于1937年得到南京中央政府的确认。这支联军拥有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共达十五万之多，其中有中国人、蒙古人、东北人、朝鲜人、侨居东北抗日的白俄，甚至还有从日军投奔过来的人。最近，它分成十二个军，其中的一个军，即第二军，主要由朝鲜人组成。它的弹药给养，一部分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另一部分是由友好的“满洲国”军队秘密提供的。这些抗日军队依靠人民的同情和自己七年抗击数十万日军的经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它们都设有政治部，许多从城市逃亡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抗日联军的基本政策很简单，就是：收复失地、帮助中国军队抗日、没收日本人和伪政权人员的财产资助抗日活动。根据卢沟桥事变后一次联席会议的决定，这十二个军分别在四个战区作战。在这四个战区内，日军占领了大部分领土。第一战区由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管辖，包括辽宁省东部。第二战区包括哈尔滨以东的吉林省地区，由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管辖。吉林南部是第三战区，由第五军军长周保宗管辖。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负责黑龙江省北部的第四战区。①
赵侗在北京周围的游击活动，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以前领导的
① 孙云清领导的另一支巨大军事力量在热河省活动。据日本人士说，这支军队有四万人。
一支东北游击队目前在辽宁东部活动。它没有参加抗日联军，但同它保持合作。今天，它由赵侗的妻子领导。由于它采取的孤立政策，这支部队的人数和影响大大减少。
日本作者伊藤在东京的《世界导报》上写道：
“根据官方的战报，在东北事变以后的三年内，日军和义勇军作战共一千八百五十次。如果我们把报纸上报道的材料收集起来，从1935年至1938年战斗的次数一定会超过以前三年的战斗总数。”
东北义勇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在妥协的年代里，他们高举斗争的火炬，鼓舞了一代英雄的青年。在所有的中国军队中，东北义勇军最先实行统一战线，并巩固了这种做法。中国抗战的流行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日本人试图对东北实行铁的统治。他们让整个村庄的居民以自己的生命担保没有义勇军的活动。农村地区建筑了许多公路、铁路和堡垒。日本驻军达四十万人。“剿匪战役”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然而，甚至亲日的出版物也不得不承认，居民们是坚决爱国的，日本的权力中心不断遭到大无畏的中国人的严重打击。
米切尔在1938年8月《东方事务》杂志上写道：“东北人把中国其他地方叫做‘关内’。关内战争对东北的每个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懂得汉语的外国人在乡下旅行时，农民、商人、劳动人民、各个阶层的人士一见面，就询问关内战况。……当地人民明白，必须把自己称作‘满洲国’的臣民。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他们是完全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奇怪得很，我们在中国内地听到的那种团结精神同样传播到了东北中华儿女的身上。”
米切尔还谈到，日军承认1937年在东北的“剿匪”行动中死伤一千三百人。任何了解日本军事数学（请参阅范士柏的《日本的间谍》）的人都明白，这实际上意味着日军的死伤人数将比这个数字多许多倍。
还有一位作者在12月《东方事务》杂志上写道：“在沈阳，日军的冬季补给品、军服等被人放火烧掉，这无疑会影响满洲国实行的羊毛禁运政策。……”
东北人民群众也在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到1938年底，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色彩的历史性事件。
晋察冀边区的游击队和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越过长城，进入热河和辽宁，同那里的义勇军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开进东北失地。在白雪皑皑的山上和平原，响起了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坚强不屈的战士们欢笑着奔向对方。11月14日，冀热辽边区战区成立了。①
根据1939年初重庆中央政府发表的一项命令，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四省的省政府正式恢复建制。它们在日本入侵后曾一度中止活动。虽然大家认为这不过是一纸空文，但两股游击队铁流在边界（现在这个边界已不复存在）的会合毕竟为此奠定了基础。
内蒙古
田中奏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我的奋斗》。在这个臭名远扬的秘密文件中，日本一直把东北和内蒙古视为必须首先夺取的一块基地，
① 关于东北义勇军最近情况的这些简短介绍，取材于下列来源：《过去七年东北义勇军情况》，1938年9月18日《星岛日报》；《9·18与抗日联军》，李杜军长写于1938年9月18日；《东北联军的斗争》，《太平洋文摘》译自日本的一篇报道；《东北各省人民的抗日活动》，王一华文，发表于汉口《反攻》杂志；《东北、华北来信》，发表于《东方事务》杂志若干期，该刊是一家英国刊物，编辑方针具有强烈的反华亲日倾向。
然后才能进一步在亚洲大陆实现其野心。事实上，日本用武力占领东北几省后，便立即把它的触角伸向内蒙古的草原，正如同希特勒德国的魔爪慢慢伸向富饶的乌克兰一样。1931年东北事变后，1933年就轮到热河。接着，日本人就于1935年吞并了察哈尔南部六县而成立了所谓“自治的”蒙古走廊。1936年，日本人的“蚕食”遭到当头一棒，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大败日蒙“自治”政府的军队，使全中国为之振奋。
当中国管辖的内蒙古终于开始进行抵抗的时候，外蒙古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日本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阻挠着它建立一个蒙古帝国的美梦。蒙古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它的边界已经受到同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的保护，不受侵犯。当日军于1935年进犯它的领土时，新成立的蒙古军队在贝尔湖教训了他们一顿，对此，他们是不会很快就忘记的。
这样一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就只能去征服内蒙古了。早在战争初期，日军就打到了平绥铁路的终点站包头。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再也没有什么进展。马占山的骑兵游击队不断袭击日军的交通线，消灭驻军，收复一座座城镇。这位机智灵活、骁勇善战的将军在东北就曾使日本人大伤脑筋。
在百灵庙大捷的傅作义将军于1937年10月离开内蒙古开赴山西去保卫太原。他英勇保卫太原的精神，甚至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现在，他回来了。他的军队包围了日军的单薄的防线。来自边区以及陕北、陇东、宁夏南部以前苏区的八路军和与它有联系的游击队提供了自己的经验。参加这次战役的，不仅有中国战士，而且有大批蒙古军队，其中许多人接受过日军的训练。在日军包头阵地以西几英里处，驻扎着马鸿逵将军的半土耳其式的骑兵。
在介绍徐州战役的时候，我们曾指出，马占山的骑兵在敌后对日军的不断袭击，拖住了大批日军，延缓了他们进攻的速度。自那时以来，这种袭击从未间断过。这些勇敢的骑兵闯入包头和归化，夺取了日军的补给品和大炮，使日本在内蒙古的先头部队长期以来无法进一步前进，只能维持其岌岌可危的地位。如果日本人能用现有的兵力继续往前打，他们该多么高兴。下面两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西南不远的地方就是陕北及其中心城市延安。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都”，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所在地，它是一切进步事物的象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最仇恨的。通过宁夏往西去，就可以攻打来自苏联的军用物资的主要运输干线。然而，一年多过去了，日本人死死守着铁路线，没有前进一步。
在我们离开内蒙古草原以前，有一件重要的事实必须指出。经常向中国方面投诚的，不仅有“满洲国”的伪军，而且有日本人训练出来的蒙古军队。这种投诚在1938年11月达到高潮：张家口附近的一万名蒙古骑兵杀破日本军队，骑着马向西投奔马占山。日本人“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略不仅没有成功，而且也未能用蒙古人打中国人。蒙古人在过去中国军阀统治时代，无疑遭受民族压迫，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一度听信了日本人的花言巧语。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了。现实生活教育了内蒙古的部族、公主、喇嘛、平民百姓，使他们明白，只有全心全意地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他们的民族才能免于成为日本强权政治中的马前卒，每个人才能免于成为日本军人的奴隶。与此同时，在陕甘宁特区和晋察冀边区的代表机构中，一批蒙古族人体会到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将作为中华民族民主联合体的平等成员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他们还看到，正是在共同抗日的斗争中，这个未来的美景开始逐步形成。
山 西
山西省位于绥远以南、日军侵略内蒙古的西线。我们在以上章节中已经谈到在战争的头十八个月山西省进行的广泛斗争。山西的高原有着丰富的矿藏，是控制华北平原的咽喉，早为日本人所垂涎，然而却可望而不可即。正是在这里，中央军、省军和八路军共同采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打得日军晕头转向，显示出它不善于山地作战，对付不了游击战。所有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省份：那里的地租一年达百分之七十五，利息达百分之百，典型的金融机构是当铺，主要的财源是鸦片；军队吃得坏、装备差，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在内地省级军队中亦属下乘。这次战争爆发后，山西农民仍然一见中国军队来了，纷纷逃走，正像他们听到日军进村就赶快逃跑一样。而今天，军民关系则发生了变化。
太原陷落后，在山西统治了二十年的阎锡山将军认识到，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才能阻止日军巩固其地位。他批准在临汾开办了一所军政大学，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讲授抗战的政治理论，八路军的将领们则担任游击战术教官。学生们、政工人员和军官纷纷到这所学校进修。与此同时，向所有的县长发出了通告，要求那些没有能力积极领导民众抗日的县长立即辞职。还公布条例，规定了山西民众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这本是早就应该做的事。这些条例一方面号召民众同军队合作，另一方面明确禁止无偿征调、强行拉壮丁和强制驻扎民房。
临汾失守后，在山西省活动的军队并没有向黄河对岸撤退，而是沿山西省西部边界迂回到敌后，在日军侧翼建立阵地。山西最初分为七个游击区，后来增加到九个。我们已经介绍了晋东北、五台山政府所在地的情况。我们也已经了解留在晋南的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的多次进攻，阻挡了敌人在潼关渡黄河。在晋西北，贺龙领导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友军的配合下，挡住了敌人西犯陕西的行动。
在1939年1月至4月间，日军多次企图进攻西安，都遭到粉碎性打击，未能得逞。今天，“被征服的”山西不是日军的堡垒，而是中国人的堡垒。在太原失陷一年半后，日军只控制了山西省十分之一的领土，而且局限在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
太行山区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大学教授杨秀峰和他的学生游击队在晋豫边区太行山的活动情况。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已经发展为拥有几万人的队伍，同八路军和万福麟领导的东北军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关系。万福麟的部队以前驻扎在冀南。太行山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控制着豫北平汉铁路线整个地段和道清铁路线一带的丰富煤矿，中英合办的重要企业一度设在那里。游击队的任务是骚扰敌人的交通线和他们对这个矿区的开发。这一任务完成得很好。对铁路的破坏是由工人游击队中的熟练铁路工人进行的。煤矿工人不仅拒绝为敌人服务，而且效法井陉煤矿工人的做法，在矿井的巷道里同敌人捉迷藏。太行山对晋豫边区的重要性犹如五台山对晋察冀边区。游击队从这个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向河南平原进行突然袭击，等敌人强大的惩罚队一来，它又退回山里。在这里储存武器和补给品，万无一失。政治上，太行山也是一个中心。从各个方面来说，它都是中国军队未来总反攻的基地之一。
豫 北
河南到处都是游击队。这个干旱多尘的省份是中国的中心。中国的文明是从这里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发展起来的。这里也是古代中国和亚洲通商孔道的交会点，从北方的冻土带到草木茂盛的南方，从撒马尔罕的圆丘到碧波荡漾的太平洋，都必经这里。省里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回民。这里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本世纪初作为西欧的生意人来这里做买卖的。
在军事上，河南是中国的大战场。多少世纪以来，敌对的两军在河南平原摆开阵势，进行历史性大决战。居民饱尝内战之苦。他们历来有强大的自卫组织，光“红缨枪”就有一百五十万人。内战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是，有六十万支枪流散民间。
来自豫北的一个传教士向我讲述了日军占领后那里的情况：“居民们遭到屠杀掠夺以及日军的各种暴行。但是，当日军没收他们的粮食种子去喂日军炮兵的澳大利亚大马时，老百姓再也不能忍受了，因为这些种子决定着他们明年的口粮啊。‘他们奸淫妇女，拿种子喂牲口’，农村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话，农民们不得不起来造反了，日军每天都遭到袭击。在公路上，日军的运输车辆遭到伏击而被摧毁。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日本人就烧毁整个村庄，杀死所有的居民。但这也无济于事。还有政治密使到造反的农民中做工作。现在，游击运动遍及全省。”
多少世纪以来，河南匪患连年不息。本世纪内战频仍，使土匪人数大增。日本人来后，把这些土匪收罗起来，组成部队，对其头目授以军衔。日本人以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可以为他们效忠的中国军队。他们高兴地说这是“中国的佛朗哥”。然而，他们的美梦破灭了，华北的一位英国作家对此作了如下的描写：
“有许多事实表明，这些部队并不可靠。现政权（指北平伪政府）创建的一些准军事组织中，有一支部队提供了一个例子。公共安全部直接领导的反共第一军军长李复和8月初在北平视察部队返回时，在豫北的绥德镇被杀。袭击他的是参加他的军队的游击队。这种事情是很难防范的。……
“日本人原先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他在北平访问时，日本人正式承认了他的地位，他得意洋洋地进入豫北。在当地他以‘东方的佛朗哥’闻名。据说，一位意大利军官到河南，观看了李复和部队的演习，印象很深，给了他以上的绰号。”①
在河南，像在别处一样，汉奸逐渐消灭，而中国人民的抵抗则不断发展和加强。在日占区，“被日本人承认”就意味着死亡。在今天的中国，当佛朗哥的荣耀是长不了的，不管他是昂首阔步在占领区，还是阴谋策划于重庆；不管他处于河南，还是飞向河内；不管他的名字是李复和，还是汪精卫。
在黄河北岸我们介绍的最后一个游击区是重新建立起来的鲁西行政区。这里的游击队开始时同豫北差不多，但是，不久就大大加强，因为津浦铁路工会的工人战斗队和来自边区的大批政治组织者加入了它的行列。虽然日本人在名义上控制了全省，可是，省政府在沈鸿烈的领导下仍然存在。
据可靠消息，目前在黄河以北从事敌后活动的中国军队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超过六十万人。较大的正规军是八路军，有十万人；阎锡山和傅作义的军队在晋西和绥远有七万左右；卫立煌领导的由德国人训
① 潘奈尔《华北通讯》，载于1938年10月、11月《东方事务》杂志。
练出来的五万中央军活动在晋南；还有河南和东北军的几个师在太行山。在战争爆发以后发展起来的几支新军队中，最大的是边区的十万游击队。这些数字不包括小股游击队和地方自卫武装，而只是指由中央指挥和控制的部队，不过，他们也可以分散成小股部队，以便进行游击战。
这些军事力量粉碎了日伪政府企图在占领区确立其统治的阴谋。他们把日军的控制限制在铁路沿线极不牢固的阵地上。为了保持这些据点，日军在华北投入了十一个师、三十万兵力① ，每年耗费帝国巨额钱财，但却除了抢劫一点儿东西外，什么也捞不回来。在军事上，日本不能动用这些兵力来对中国或者苏联发动新进攻，反而大大削弱了日军的整体进攻力量。
豫 东
豫东黄河以南陇海铁路沿线的游击队是在徐州失守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在日军到来之前，这个地区已经做了大量组织群众的工作。在它的中心城市归德陷落后，这个地区的民兵于5月23日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同一日，在夏邑县长张某的领导下，他们袭击了日军，使两辆坦克报废。6月1日，虞城的蔡县长收复了被两百名日军占领的县城。这些胜利以及其他一些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促进在敌后建立新部队的工作。
当时正值夏初，庄稼在地里长得很高，掩护了游击队的活动，使
① 十一个师的估计是由叶剑英司令作出的，他是中国军队培训正规军官学习游击战术的学校的校长。
敌人的飞机发现不了。他们到处发动突然袭击。日军深感兵力不足，不得不采取老办法，在他们只有少量军队把守的村镇城墙上安放橡皮“哨兵”和橡皮“大炮”。这些玩意儿起初挺蒙人的，后来一个游击队员吃惊地发现一只狗拖了一门似乎很重的大炮，走近一看，原来是假的。另一个游击队员壮着胆子，用针戳了“哨兵”一下，便撒气了。这些鬼把戏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再加上日本兵绑架妇女引起群众强烈的愤慨，豫东人民纷纷起来造反。到9月底，有二十个县被收复了。“人民自卫军”发展到十万人，建立了司令部，并得到省政府的承认。这支军队的主要成员是地方民团，并有正规军人担任教官。
1938年冬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中央总司令部开始在河南派遣大批正规军到敌后活动。在河南的这块平原地带，一望无际，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坦克可以畅行无阻。最初派军队到这里渗透以及后来的活动受到极大的妨碍。不过，在河南，游击战也不断发展。到1939年4月，游击队和正规军加在一起，已有足够的兵力收复省会开封的火车站，甚至一度打到开封城里。①
安 徽
更加靠东的皖豫边区，地形完全不同。这里是个山区，主要是大别山脉。汉口会战中的最大战役是在这里打的。包括新四军在内的游击队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用武之地。在1938年9月的大战中以及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炸毁山上的公路，在那里是很
① 这个胜利是孙东宣将军（译音）的军队取得的。这支山东部队奉命在敌后活动，在台儿庄战役时，曾大胆地袭击过济南，并获得成功。
难进行修复工作的，不间断地袭击敌人的岗哨和交通线。他们科学地拦截伏击敌人的运输车队。他们成功地打乱了敌人的计划。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去年冬初，最北部的新四军一下子夺得了一百二十辆卡车。
皖北之所以成为敌后有效的抗日地区，不光是得地理之便。这方面的功劳应大部分归之于组织群众的运动。这项工作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已经开始，敌人来了以后，进一步加快了速度。
这项工作是由李宗仁将军的群众动员委员会开始的。李宗仁当时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兼任安徽省主席。在介绍台儿庄大捷的那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到这些委员会在保持徐州人民和鲁南前线的士气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在安徽也形成了这种自信和自力更生的气氛。
全省的中学毕业生都予以登记注册，从中抽调了两千人加以培训，然后担任村长、小学校长和民兵指挥官三种职务，像广西实行的那种制度一样。另有一千人编入群众动员小组，每个小组吸收十五岁到二十岁的男女青年参加，人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动员委员会发布的总指示的范围内，这项工作的具体部署由各单位以多数票民主决定。一旦作出决定，则以军事纪律保证其严格贯彻执行。小组成员月薪十二元，以此保证其饮食和其他一切开销。
合肥陷落后，这些小组遭受严重挫折，一些小组成员被敌人的骑兵抓住杀害了。但工作并没有停止，他们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形势。一些青年继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另一些人则自动地拿起武器，成为新的游击队的核心。
在凤阳附近活动的一个小组在该城沦陷后的几个星期内就组织了一支三千名“红缨枪”的队伍。在合肥附近活动的另一个小组的成员把自己的月薪从十二元减少到三点五元，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了武器，一有时机，就拿起枪杀敌。和县是美国巴纳号舰被击沉后的幸存者最初避难的地方，在那里，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书的一个学生跟他的同乡们一起组织了一支部队，用四十条旧式火枪击退了首次出现在该地的一批日军侦察兵。在六安，一位二十五岁的从陕北公学毕业的青年组织了一支“男青年联合服务队”，从日军手中收复了该城，发展成一支很大的游击队，从长江到大别山，转战该省各地。一个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组织的“女子服务队”跟随这个男青年服务队到敌后，去村里做宣传工作。
像其他以人民群众为主进行斗争的地方一样，在安徽省，统一战线也是很强大的。旧式正规军、新四军和许多游击队组织合作得很好。
中国青年非常佩服的三个人的名字同安徽的抗日斗争联系在一起。
章乃器先生是上海爱国的银行家，他是战前由于进行抗日活动而被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现在是安徽省的财政专员，负责筹措游击战经费。
胡兰畦女士是一位进步的青年作家，她在留学德国时，曾被捕入狱，熟悉纳粹监狱的内幕。她现在领导着一批上海女工。她们像丁玲在西北领导的一批人一样，把宣传、戏剧和流动学校结合在一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人类的五分之一》这部著作中，讲到这支队伍如何宣传军民合作。我在汉口见到胡兰畦时，她给我留下了极其鲜明生动的印象。她身材不高，长得很丰满，虎虎有生气，头戴钢盔，身穿军服。她满怀感情地向我描绘了她们初期工作的情况。当那些姑娘们第一次远远望见长江彼岸的抗日游击队员时，由于没有渡船，过不了江，她们便隔着广阔的江面，使劲地给他们唱歌。现在，她们同游击队员战斗在一起，什么江河也分不开他们了。
最后是方超尘（译音）老人。他是中国青年崇拜的英雄。他虽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却领导着一支很大的游击队。他在清朝时代曾得过功名，辛亥革命时曾在皖北指挥过一支起义的军队。日本侵华前，他早已退休了。凤阳和定远的人民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一声号召，人们便纷纷集合在他的旗帜下。他对他们说：“我们会使用武器，我们熟悉这里的山川河流。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家乡当亡国奴呢？”当四千多人参加他的队伍后，方先生领导他们对重要的铁路枢纽蚌埠发动了一次反攻。这支游击队还在其他地方多次同日军交火，重创敌人，有一次它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
在汉口沦陷以前，方先生的家属住在该城的一个难民营里。政府打算特别照顾一下他们，但这位老将军甚至连给军属的一点儿微薄的补助都不要。他的战士吃的和装备都很差，受伤以后，得不到治疗。他看到，必须让政府给游击队的抵抗活动提供更多的经费，便特地去汉口提出要求。当政府给他的家属补助时，他说：“我希望你们把这些钱用来给我们的游击队队员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和军需补给品。”
这就是凤阳和定远的游击队的白发斑斑的老领导人、安徽伟大的老人的精神。
江 苏
江苏这个沿海省份包括上海和南京，它一直延伸到徐州。除了许多铁路沿线的城市外，全省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苏北的整个地区为陇海路的东段所横贯，直到海边的海城。这一地区自徐州失守后，由六万正规军防守。苏南是顾祝同将军领导的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在这一带活动的许多游击队，包括新四军，对沦陷的首都和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构成经常的威胁。
韩德勤将军是保卫徐州的主力向西撤退后留下来的师长之一，现在担任江苏省主席。省府设在阜宁。李明扬将军是徐州群众动员委员会的组织者，他也留下来与人民群众一起在正规军离开后坚持斗争。
苏北一小股正规军的活动不亚于苏南的新四军，他们不断骚扰日军。但直到今年年初，双方都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因为敌人忙于别处的战事。新四军仍然面临敌人的“扫荡战”，苏北的中国军队已经经历过了这样的一次战役，那次战役发生在1939年2月和3月期间。日军占领了海州，在这个地区横扫了一阵子，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便把主力转移到别处。中国军队立即打回来，收复了失去的一切地盘，经这么一折腾，这个地区今天的形势蛮不错。4月14日，日本人宣布说，苏北的游击队得到八路军的增援。八路军的部队活动于山东，这是千真万确的。至于它是否进入江苏，那还是个疑问。不过，日本同盟社的消息倒是证明了一件事。当日本人发现一支军队善于运用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时，便把它称为八路军。江苏的游击队显然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上海地区
新四军控制着长江以南从南京到常州一带的地区。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戴笠将军① 的“忠勇救国军”控制的。这支部队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它是由青红帮组成的。青红帮是中国最大的秘密帮会，以前在上海市政界颇为有名。战争爆发
① 名义上的司令官。
后，青红帮坚决抗日。虽然他们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的飞枪队摧毁了许多警惕性不高的日本据点。他们的人还单独地进入上海市，暗杀伪政府官员、间谍和汉奸。在这方面，他们是非常高明的，他们自己的人很少被抓住。尽管如此，他们也牺牲了一百多人。今天在上海，如果有人到“大道”政府任职或者参与敌人的阴谋，必然招致杀身之祸。在这个敌人占领的城市中，汉奸受到惩罚的速度比中央政府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区还要快。
1938年8月13日，上海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忠勇救国军”竟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了一面中国国旗，使全市为之大惊。在上海西郊和浦东，激烈的游击战经常不断。为了对付游击队，日军出动数千人的兵力，还有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持，但上海市民可以看到的唯一结果是，卡车源源不断地把日军伤兵运进市内。每次战役后，日军都声称彻底消灭了狡猾的敌人。但几周以后，又必须发动新的扫荡，如此周而复始。
在抗战的过程中，爱国武装力量和汉奸的部队发生过小规模的“内战”，浦东就是这样一些发生“内战”的地方之一。浦东的一支汉奸武装力量的司令在一段时间内曾经被称为“中国的佛朗哥”，如同河南的李复和一样，然而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愿望而已，并非已成为事实。
想当浦东头目的徐洪发过去曾经是一个土匪。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由于武装抢劫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大赦获释后，他参加了上海附近的一支游击队，后来当了一支由以前的歹徒恶棍组成的部队的头目。当他拥有一千人时，他便同日本人狼狈为奸，以一个独立的军阀自居，谋求权位和财富。当他获得伪“自卫团”总团长的名义后，便向这一地区的所有游击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服从他的指挥。
当他的最后通牒被拒绝后，他便领着日军去打游击队的司令部，为日本的轰炸机指示轰炸目标。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支援下，他发动了围剿他以前的同伴的战役。结果是彻底失败了。这个“佛朗哥”的伪军各自逃生，他本人受了重伤。今天，浦东的大部分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正规的行政机关照常办公，游击队挡住了敌人的进攻。
华 南
广州沦陷以后，游击队就立即在华南活动起来。在日军登陆以前，民团就拥有三十万人和许多枪支，从它们的队伍中发展游击队是不困难的。负责领导这些游击队的，有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如蔡廷锴，他领导十九路军于1932年进行了英勇的上海保卫战。各行各业的爱国志士，从老军阀李福麟的部下到新四军的密使，都致力于发展华南的游击抗日活动。
东江县很快就收复了。入侵的日军曾从大亚湾登陆，通过这里向广州进攻。1923年在这里曾组织了第一批农会，并建立了第一批中华苏维埃。对那些革命的峥嵘岁月，人民群众记忆犹新。日军同新建立的游击队多次交火以后认为，保持这条通向大海的交通线太困难了。所以他们撤到广州，在那里，他们可以通过西江（珠江）直接得到增援和补给品。从那时以后，他们满足于在海军的支援下沿着江岸向西谨慎地稳步扩展。强大的中国正规军和游击队使他们甚至不可能巩固对广九铁路全线的控制。广东的游击队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北方和长江下游一带抗日根据地那样大的规模，是因为日军并不打算占领整个省。他们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工事较强的小范围内。他们的舰队控制了水路，没有必要再依靠陆上交通线，因为后者容易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因此，对广东的反攻必须由正规军和空军进行，他们在袭击敌人的舰只和水上运输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对敌占区游击队活动的简单介绍到此结束。但我们列举的事实已经足以说明，日军想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面临着多么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在他们早已认为取得军事优势的地方也寸步难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