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陷落后，日军就控制了一条从杭州湾到内蒙古的几乎连续不断的交通线。长江以北中国所有的铁路线，日本军队都有了据点。在三个方向上，从开封往西沿陇海铁路，从安徽省合肥市沿着公路到信阳再上平汉铁路，从南京沿长江而上，都可以直达汉口。发动另一场大战役的条件已经具备。
从战略上来讲，徐州陷落后日军的态势大大不如南京失守之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后溃不成军，日军向中国首都的挺进真可以说是追击溃逃之敌。不仅日本及其盟国，而且英国，甚至中国政府里有影响的亲法西斯分子都认为，结束战争，此其时矣。陶德曼的调停努力虽然未获成功，却引起国民党一些领导人的重视。政府高级发言人特意表示“欣赏德国为安排公正的和平而作出的努力”。而今天，在徐州失陷以后，气氛则完全不同了。中国军队完整无损，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卫战。日军虽然在通向汉口的所有要道上都有了立足点，但他们同这个城市仍然相距不是几十英里，而是几百英里之远，其间有中国的许多坚固工事。何况现在除了采取军事行动之外，别无他法。政治花招这一代价较小的手段，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投降派虽然在继续活动，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甚至那些曾经对此抱有最大希望的人现在也不再存此幻想了。
日本人未能靠南京一战结束战争，恼羞成怒，最野蛮地大规模屠杀市民，成为现代史上可耻的一页。他们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在徐州又重演了。在徐州陷落十天后，高傲的大和民族由于未能靠大败中国军队的办法使“中国屈膝”（西园寺语），便试图通过对手无寸铁的广州市民滥施轰炸的办法“瓦解中国民众”。
广州素有抵抗外来侵略的传统。一百年前，林则徐总督在这里焚烧了印度的鸦片，使中国第一次同英国发生武装冲突。孙中山也是从广州开始革命活动的，最终推翻了腐败的满清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广州是中国国民党的诞生地；在这里，它同共产党建立了第一次反帝统一战线。现在结成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将使中国人民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广东省是中国进步的发祥地，但它常常落入封建反动派之手。但是，在它的子孙中，广州国民革命的传统继续流传，永不熄灭。
每一个撞击中国大门的帝国主义总是企图扑灭广州人的这种精神。1938年5月，日本军国主义者用具体的行动表达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向中国运输军火的主要干线粤汉铁路投下了数以千计的炸弹，然而毕竟未能中断对前线的供应。他们的飞行员瞄准目标的能力很差，连一座大的桥梁也没有炸坏。（他们对路轨和路基造成的破坏，在几个小时内就被英雄的铁路工人修复了，这些工人们在中国运输战线上每天都在艰巨的条件下不断取得胜利）因此，日本人决定对广东人民狂轰滥炸，使他们产生恐怖心理，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要求“自治”，从而中断向北方运输军火。但是这个如意算盘是不可能实现的，日本人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们在绝望之余，便疯狂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无辜的广州市民倾泻炸弹。他们故意挑选中国最拥挤的城市作为他们年轻的飞行员新手的训练场地，来这里取得经验。
1938年5月28日，日机在广州炸死了六百市民，炸伤九百多人。许多炸弹瞄准的目标似乎是粤汉铁路终点的黄沙站① 。在站台内，有一列客车被炸毁了。但是大部分炸弹落在几百码远的铁路员工宿舍区。几百座小房子被炸毁了。几英亩大的地面上铺了一层碎砖、破瓦，泥土和血肉搅混在一起，惨不忍睹。救援人员和学了一点儿急救知识的中学生赶赴现场。他们穿着蓝色制服，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开始撤运死者和伤员。这时，日本飞机又来了，低空扫射这些男女青年和他们的救护车。四十人被打死，五十人受伤。这些青年没有停止工作。抬担架的人继续往前走，试图把伤员抬到安全的地方。有些人成功了。另一些人同他们抬的伤员死在一起了。同一天，日机轰炸了雄伟的中山纪念堂。有一颗炸弹穿过屋顶，落在讲台上。大厅里没有人。日本人轰炸了一个象征——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
5月29日，日本人两次轰炸广州，死二百五十人，伤四百五十人，其中许多是儿童，没有一个军人。
5月30日，日机炸死一百人，炸伤两百人。
5月31日，日本人以为中国飞机南下去保卫广州了，便派了五十四架飞机去空袭汉口。他们意外地碰到了麻烦。中国的五十架歼击机起来迎战。从市内可以看到这场激烈的空战。十五架敌机被击落。其余的敌机狼狈逃回基地，连炸弹也没有来得及投。广州人民庆祝了汉
① 遭受多次轰炸的黄沙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意义。它只是一个终点站，并不是枢纽站。从香港运往汉口的军用物资并不经过这里，而是沿着东北几英里的把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连接起来的一条环线运往前方的。种种事实表明，日军之所以瞄准黄沙，是因为它位于市区的中心。但他们很少击中。黄沙站最后被炸毁，不是由于日本的炸弹，而是毁于中国工兵之手，他们从广州撤退时，炸毁了附近的一个军火库。
口空战大捷。他们知道，中国空军的力量还很薄弱，如果为了保卫别的城市而分散力量，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必须把所有的飞机集中在以汉口为中心的作战区域使用。日本人企图以中央政府“置广州于不顾”为理由引起群众对中央的不满，结果遭到彻底失败。
针对国际上的愤怒抗议，东京发言人说，对广州将继续轰炸。合众社以为，日本对广州的空袭可能是大规模登陆的前奏，便把我从汉口调到广州。
我于6月3日到达该市。次日，我目睹了新的狂轰滥炸，这可能是广州所经历的最野蛮的空袭。
6月4日死伤两千多人。广州全市各个地方都遭到了轰炸，这还是第一次。在过去一周的空袭中，广州人认为江畔和商业区大概不会成为轰炸的目标。可是现在，日本人轰炸了江畔和商业区。6月4日被炸死的两千人都死于他们挑选的安全之地。广州人不知道杜黑① 的理论，他们不知道广大的平民百姓、学校、医院、电源、水源等都是轰炸的目标。
我曾在南京、汉口和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经历过日军的空袭。日机飞来，扔下炸弹就走了。他们的基地离得很远，不能多盘旋。广州就不同了。飞机从海岸起飞，二十分钟就可到达。他们扔下炸弹，还可以回去装上炸弹再来。在此期间，其他飞机可以继续施虐。6月4日，日本的飞行中队连续五个小时空袭这个城市。
6月6日，五十架日机袭击广州，四个小时内死伤达一千五百人，
① [译者注] 杜黑（Giulio Douhet，1869.5.30—1930.2.15），意大利军事将领、战略空军之父。1912—1915年任意大利第一支空军部队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认识到空军发展的潜力。著《制空权论》（1921），提出战略轰炸足以瓦解以至消灭敌人战斗力这一重要作战理论，受到一些国家军事家的重视。
使连续十天的空袭达到高潮，这是其他城市没有经历过的。广州的街上堆满了尸体。有些人是震死吓死的，他们脸色苍白，身上并无伤痕，只是发青的嘴唇不断淌着紫色的血。在靠近炸弹爆炸的地方，男女老幼被炸得血肉模糊，他们被堆起来，用筐子抬走。有些受伤的人被压在沉重的水泥板下，呻吟着。奇形怪状的断壁残垣上水管子还在流水，就好像死伤的人的血管还在淌血一样。沙面英法租界的周围有一条小溪环绕，武装的印度警察和白俄警察把守着大门，不让难民进去，这些饥饿困乏的大批人群只好日日夜夜待在小溪的岸边。继白天的大屠杀之后，连续五个晚上，日机也来骚扰，不让这个城市睡个安稳觉。在黢黑的夜间，这些空中强盗什么也击不中，他们只能不停地盘旋，连续几个小时在人们头顶上发出撕裂神经的呼啸声。这就是“瓦解广州人民”的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广州人民并没有被瓦解。在每一次空袭中，志愿的红十字会和消防队人员冒着炸弹的危险，英勇无畏地工作着。所有必要的服务都照常运转。报纸按时出版。在两次警报的空隙时间中，茶馆挤满了人，电影院没完没了地放映着清一色的美国电影。在广州遭到第一次空袭后，香港的影片出租公司拒绝对广州电影院出租片子，以免他们的这种贵重商品遭受损失。6月6日，画家陈依范举行了美国书画和西班牙共和国宣传画展览会，那天许多参观者被炸死在展厅的大门口。正当市长根据日程安排去为展览开幕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市长如约到会。数百人参观了展览会。从广州人民的行为举止中，预示着在以后的几个月广州的群众组织将有大发展。
6月中旬，空袭停止了。中外的注意力都转向前线，武汉大会战即将开始。在转换广州的话题前，最好看一看广东省政府发表的关于日本空袭该省的伤亡人数：“广州老百姓死亡约一千五百人，伤约五千五百人。”
还公布了下列数字：
“从1937年8月31日至1938年6月7日，日军空袭广东省一千四百次。在广州市，空袭警报响了八百次。参加空袭的日机共五千九百八十六架次，共投弹一万零二百九十二颗。全省炸毁房屋五千零二十七间，死亡四千五百九十五人，伤八千五百五十五人。”
6月3日，东京内阁改组后，平型关、台儿庄的败将坂垣将军出任陆相（军事大臣）。坂垣是臭名远扬的好战派，他和土肥原一样，自1931年日本实施大陆政策以来就参加了日本对大陆的冒险。① 他的入阁意味着：第一，立即大力推进对汉口的进攻；第二，日本财阀的代表作为狂热的“国社党”的同僚也安稳地入阁，这些财阀将最积极地支持进行这场战役，深信这将使他们可以控制华中的这个经济中心，与此同时加速战争的结束和开始日军占领地区的“和平重建”（其实是“无干扰的掠夺”）工作。②
汉口战役开始时，日军重新从开封出发沿陇海路向西推进。但是，6月10日，开封至郑州之间的黄河堤岸决口，日军推进的平原地带变成一片沼泽。日军的一部分机械化装备被洪水吞没。整个陇海战役不得不停顿。日本的宣传喉舌吵吵嚷嚷了好久，悲叹决堤放水是“不人道的暴行”。的确是这样，洪水使他们改变了整个作战计划。
① 自那时以来，坂垣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变得保守起来，同财界人士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1939年1月至5月，他多次发表演说，主张巩固占领区，对在主要战线进一步推进，持谨慎态度。
② 6月13日，坂垣将军和近卫首相就“充分利用日本在中国的胜利”进行讨论，认为这是当时最紧迫的问题。6月18日，日本大财阀的代表池田财相宣布开展全国节约运动，以便为新的战役提供资金。他们希望“厉行节约”的当然是日本人民。日本人民已经苦不堪言，商品严重短缺，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物价飞涨。6月21日，日本公布了预算数字，总额超过六十亿日元，其中军费占四十八亿五千万日元。自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侵华所支出的费用已超过八十亿日元。
改变作战方案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几天之内，主要战场就从黄河南岸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在那里，激战持续了四个月之久。
6月13日，安徽省会安庆被日本登陆部队占领，这是自南京失守、芜湖在12月陷落以来长江流域第一个陷入敌手的大城市。安庆的防御力量薄弱，只有一些训练和装备都很差的军队驻扎那里。安庆距汉口以东两百英里。
次周末，当北方的洪水明显地使战事无法进行时，日军调集了二十艘运输舰、大批海军和装载着一百五十架飞机的几艘航空母舰，从上海溯江北上，对汉口大举进攻。按照日本的计划，长江战役将由各个兵种配合进行，除海军外，十个陆军师沿这条大水道的北岸推进，登陆部队将部署在南岸的一些战略要地。这些部队构成日军进攻汉口的左翼，中路则从合肥到信阳沿着平汉路越过安徽省，右翼由于黄河洪水暂时动弹不得。左翼非常强大，有海军的支援，水上交通线确有保证，又很少天然障碍。中路则不然，它通过大别山才能到达汉口。因此，左翼成了日军进攻的主力军。
中国军队部署在汉口以北大别山山麓和长江两岸。南岸的军队由陈诚将军统率。他当政治部主任时，我们曾在汉口见过他。南岸军队中，包括薛岳的广东军队和张发奎的军队。薛岳将军的军队在南岸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张发奎曾经担任1927年革命中名闻遐迩的“铁军”的指挥官。长江北岸的军队由李宗仁将军统率。他从徐州撤退时受了轻伤，刚刚康复。这些军队基本上都是在津浦路作过战的那些军队——广西的精锐部队、汤恩伯领导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孙连仲将军的第二集团军，他们都在台儿庄大捷中立过功。
进攻的日军有大炮，并得到海军和空军的支援。他们还配备有化学武器，在长江两岸他们经常使用毒气。
中国军队的大炮比敌人少得多。空军略强于敌人，在打击日本海军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化学武器和防毒装备，中国军队一点儿也没有，甚至连最简单的防毒面具都缺乏。
像在徐州战役中一样，日军这次战役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占领一个城市，而主要是为了吸引中国军队参加战斗，消灭其主力军，从而根除中国将来的打击力量，并使战争结束（这当然只是日本人的愿望）。
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汉口最终是要丧失的，但抗战将继续下去。他们相信，战争的最后阶段将是装备精良的新的中国军队进行总反攻。他们打算使中国军队的骨干力量保持完好，只用部分机械化装备来保卫汉口，其余部分则保存在后方，以作为将来反攻时充足的打击力量的基础。当出现下述情况时，那就是反攻的最好时机：日军占领的地盘太大、兵力不足，游击队不时出击，难以防守；日军士气下落；东京国库空虚，大规模增援人力物力极为困难。
中国将顽强地保卫汉口，发动许多局部的反攻，使敌人难以集中其机械化部队突破某一点。寸土不让，寸土必争。另一方面，将避免出现第二个上海。中国不会在战术不利的情况下拿中国的整个军队孤注一掷。
激烈的战斗在长江北岸的太湖展开了。6月23日，像陇海段一样，这条战线也由于洪水泛滥而陷于瘫痪了。在一段时间内，好像中国的这两大河将使日本最高统率部的作战计划流产。
然而，在这个季节异常高的长江水位不但没有妨碍日军的行动，反而助了他们一臂之力。在正常的年份，这个时期水位低，只能行小船，大船要到秋初才能航行，可是，今年异常，江水特大，日本大军舰现在就可以朝汉口开去。海军一马当先，对九江以南的马当水闸发动总攻击，而大批陆军则在长江南岸的东流登陆，进攻马当陆上防线的堡垒和江岸炮台。
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中国空军向国人表明，它为什么保存实力，没有分散作战去同时保卫汉口和广州的死难同胞们。6月25日，它成功地袭击了集结在长江的日本军舰，迫使它们分散开，并炸得一些运输舰起火。6月26日，两艘日本军舰被击中，并击落几架日机。6月27日，据说又有三艘日本军舰被击沉。十二架日机刚抵达安庆，还来不及加油，就被炸毁在地面。自由的中国，举国欢腾。
不幸的是，中国的空战取得了成功，可是陆地上的战绩不佳。不仅如此，还出现了旧军阀时代的老毛病，几年以前，这也许司空见惯，算不了什么，然而今天，在举国抗战的情况下，这件事却分外显眼。当日军进攻马当堡垒时，负责的一位将军擅离职守，去九江寻欢作乐去了。敌人的袭击出其不意，中国方面群龙无首，无人指挥，不到一天时间，这个堡垒就失守了。虽然这位将军被枪决正法，但长江的防线却失了一个坚固的堡垒。
6月29日，日军舰队通过了马当水闸，原来这个水闸的防御工事非常脆弱。在马当以西打了几天，日军的登陆部队侵入湖口西南数英里。在这里，日军受阻，打了几乎一个月，遭受了严重伤亡才到达九江。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前进，遇到了更大的抵抗，整整两个月都未能突破。
中国空军再创上个月的战绩。在7月的头三天，它击沉或击坏敌人航空母舰一艘、各种海军舰只十艘以上。中国前些年买来供保卫江河用的小型快速索尼克罗夫特鱼雷艇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据说，它们在九江附近击毁了日本的几艘炮艇。日军坚决加以否认，即使他们拖着被击坏的船体沿长江而下、人人有目共睹的时候，他们也不认账。
7月底在长江以南形成的战局，在8月以及9月的半个多月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些日子里，中国和国际舞台上的形势变化莫测。
由于必须调集更多的兵力来前方对付中国的激烈抵抗，日军惊讶地发现，他们不仅不能从华北和上海、南京地区抽调一兵一卒，而且实际上不得不从主要战场调人去对付整个占领区像野火一样发展起来的游击活动。早在台儿庄战役时，全国各地的游击队就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敌人前进的速度。但是，同游击队现在为阻挠敌人对武汉的进攻而采取的有计划的行动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从内蒙古到广东沿海岛屿，所有的占领区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边区的游击队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下① ，利用敌人在华北的驻军大大削弱的机会，把他们的活动扩大到了北平和天津的大门口，并进而发展到冀东和东北。这一点，我们前已述及。在山西和河南，中国正规军仍然留了二十八个师，他们利用敌人忙于长江战事的机会，收复了数十个城镇。在山东，石友三的一千名流动部队打进济南城，并坚守了几天。游击队短时间占领烟台时，美国远东舰队正停泊在那里，这使日本人很恼火。日军刚刚夺取的徐州，屡次受到韩德勤部队的威胁。韩德勤的部队以江苏东部为根据地，在敌占区的包围中形成了一块不可征服的中国飞地。在长江下游，以过去的红军游击队为主组成的新四军开始活动。在上海近郊，经常可以听到枪声。游击队在隔江与上海相望的浦东收复了许多城镇。8月13日，在上海战役一周年的时候，游击队竟把一面中国国旗升在日本军用机场的上空。南边的南澳岛，6月底才被日军占领，现在又被坚强的武装渔民夺了回来。日本人屠杀他们的伙伴，破坏他们的渔船渔网，强奸他们的女人，简直把他们气疯了。大陆的部队支援了渔民。日军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重新
① 8月25日，朱德在庆祝八路军成立一周年的讲话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该军参加了六百次战斗，使敌军伤亡三万四千人，俘虏两千人。
控制该岛。
7月底，在“满洲国”与苏联交壤的边境也开始发生“事件”。当欧洲由于西班牙和捷克的局面而呈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候，以新任陆相坂垣为首的日本军事集团决定“试探”一下苏联的战备情况。苏联无意在挑衅面前退让，便把军队和军舰从长江调往东北。但是，到8月中旬，一切复归平静。① 被赶出张鼓峰后，日本司令官在边界令人啼笑皆非地对路透社记者说，他们“感到骄傲的是，日本士兵竟能顶住俄国大炮那么猛烈的轰击”。日军吃了败仗，仍可大言不惭地吹嘘一番，这倒是一件新鲜事儿。日本人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他们的威信丧失了大半，再也没有挑起新的“事件”的胃口了，便急忙撤退。他们在张鼓峰的失败，对整个罗马—柏林—东京轴心是一个震动。德国明确表示，它不准备支持盟邦日本对苏联立即发动大规模战役。它又对东京施加压力，不让日本人在中国浪费更多的精力，而它自己则欺凌西方那些好对付的国家。
在7月和8月，远东冲突的国际关系又突出起来。夏初，日本佯攻海南。伦敦和巴黎明确无误地警告日本，② 如果占领该岛，那将被认为是一个不友好的行动。法国采取了对抗措施，于7月3日占领了西沙
① 日本人民不像他们的军国主义者那样好战，从一开始就对边境挑衅感到不安。合众社从东京发出的一篇未经审查的、没有日期的报道说：“如果日本政府想要了解日本人民对同苏联可能发生战争有什么想法的话，它选择的张鼓峰事件倒是一个很好的试探气球。回答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已经够日本人民受的了，他们不希望有更多的战争。……如果对苏作战，可能增加更多的负担，一想到此，日本人民就十分沮丧。……商人停止了尚未决定的交易……股票市场的行情暴跌。”
② 5月3日，伦敦在“承认现实”方面作出了一个较早的姿态，英日在上海缔结了一项海关协定，内容是关于英国债券持有者和日本在被日本占领的港口分配中国海关岁入问题。中国政府被邀请对这个友好协定表示正式的同意，因为中国仍然合法地存在。这件事多么可笑。中国提出抗议，没有同意；但为了保持债券持有者的友谊，中国承诺从它仍然保留的有限收入中为被占领海关站支付债券利息。
群岛。日本表示强烈抗议，举行了海军示威，并夺取了东京湾的围洲岛。但法国态度强硬，于是日本人正式同意西沙群岛的事变，并退出围洲岛。这是发生在慕尼黑会议以前的事。英国和法国的言行被日本和中国认真对待。日本人是退让了。中国政府认为，日本由于害怕得罪西方列强而不会下令进攻华南，所以把广州的精锐部队调到了长江前线。8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针对侵略国发表了强硬的讲话，重申美国的切身利益是确保国际法不再受到侵犯。这被认为是国际上对日本采取了进一步的强硬态度。
似乎是来自晴朗的天，实则是出于克莱武登外交的浑水，查尔斯国王的和谈之议又出现了。最初是，在回答下院的一个问题时，巴特勒副外交大臣说，陛下政府将乐于承担在远东调停的任务。汉口普遍认为，英国大使敦促蒋介石用他手中掌握的一切兵力保卫这个城市，然而他在东京的同僚却与日本外相宇垣① 进行了高度友好的谈话。当英国议会讨论对中国的贷款时，这件事却被张伯伦和西蒙完全破坏了。
“调停人！调停人！谁来做调停人呢？”尚未诞生的绥靖精神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在7月举行第一次国民参政会时，汪精卫先生提出了一项“关于改善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友好关系”的决议案。无孔不入的德国记者自1月以来沉寂了一段时间，趁此机会又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问题，问他对议和有什么看法。蒋介石回答说，只要日本军队还留在中国的领土上，他就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发表的一条简短公告说，据报道，日本和张伯伦可能就
① 克拉克—克尔公开地采取真诚的亲华态度，而罗伯特·克雷吉则是彻底的亲日派。这两位大使的任命不是偶然的。他们担任大使之职都会受到热诚的欢迎。然而，这些大使的报告在白厅的重要性却不如他们的部下和参赞的报告，因为后者比较“中立”。一位大使的真诚并不意味着派出大使的政府的真诚。张伯伦和西蒙认为，同交战双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保证时机到来时英国顺利发挥调停的作用。
他们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对此，中国政府表示严重不安。对这件事，中国十分关切，它的驻伦敦大使不得不要求英国加以澄清，英国政府对他作出了保证。
这一切都发生在慕尼黑会议以前。苏联明确表示（在张伯伦和轴心国家看来，这是很危险的），它可以帮助抵抗侵略者，给他们以应有的反击。苏联在中国的威信很高。孙科刚访问莫斯科归来，对苏联是十分满意的，而对英国则深感失望。中国舆论界自然会注意到这种对比，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知道，并且欣赏英国人民对它的同情。克拉克—克尔本人在中国也深得人心，因为他的亲华立场是有目共睹的。而对张伯伦之流、西蒙之流的态度，中国人民极为愤慨。他们所代表的政策使这位开明大使的人格和亲华态度受到误解，并具有危险性。克拉克—克尔鼓励汉口的抵抗，而他在东京的同僚克雷吉则正在同日本外相宇垣将军讨论妥协的可能性。
在这种捉摸不定的局势中，有两个信念仍然是坚定的。滇缅公路的完成重新引起英国对保卫中国西南部不被日本占领的兴趣。即使英国同日本达成一项交易，那肯定也会让日本承诺不去侵犯华南，以免切断香港同大陆的联系。在这样一个原则的基础上，广州将“通过外交手段加以保卫”，因为它的军事系统为了给长江提供新的兵力而不断削弱。长江一带急需兵力，因为日本正在向那里发动进攻。
这个新的进攻是从8月22日开始的。这回，在长江以北100英里的安徽中部活动的中路打头阵，它朝西扑向平汉铁路。虽然中国军队猛烈抵抗，甚至取得一个小胜利，收复宿松，但正是在这里，两个月以后，最终决定了汉口的命运。
日军在长江受阻后，转而攻打中国军队的侧翼，向北深入，打乱中国的防线。当在安徽被拦截时，他们又折回来，直捣长江南岸，寻找突破口。
9月初，在九江以南发生了争夺德安和瑞昌的大战。这是自上海之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大炮、数百架飞机和毒气全都用上了。在一个地方，一个团的广州军队遭到毒气袭击，但他们坚守防线，毫不后退。中国的飞机和大炮猛轰日本的军舰。9月2日瑞昌之战是台儿庄大捷以后中国取得的又一次大胜，日军伤亡数千人。
整个9月，各条战线和敌后都在进行激战。
长江南岸的码头镇是汉口防御体系中的坚固堡垒之一，经过一周的战斗，它于9月15日陷落了。在北岸起着相同作用的田家镇也于9月30日失守。争夺这两个据点的战斗空前激烈，双方死伤数万人之多，日军和中国伤亡之比为一比二，比中国打阵地战时的敌我伤亡比例要好一些。
月中，日军右翼大大加强，便重新经过安徽和河南中部向平汉铁路进攻。到9月底，他们打到了平汉线。
但是，不论在哪条战线，他们都没有打到离汉口五十英里以内的地方，都没有突破它的外围防线。日军的推进不仅受到中国人在前线的猛烈抵抗，而且遭到敌后游击队的频繁骚扰。他们的时间表完全被打乱了。
使汉口战役最后有利于日本人的，不是局部事态的发展，而是慕尼黑的妥协。英国和法国出卖了欧洲的民主国家以后，日本不仅加强了在现有战线上的攻势，第一次派飞机中队去轰炸西南部的新的抗战基地，而且在华南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
9月29日，当绥靖的实际意义开始明朗化时，日本外相宇垣被迫辞职。宇垣一直主张英日在远东和解。他反对海军的“向南扩张”政策，认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前途在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北方归日本，南方归英国，由英国金融界资助和巩固日本武士阶级的对华统治。在他看来，长江是英国在华势力的主要中心。汉口失守以后，日本就可以控制长江的主要部分。它可以允许第三国利用这条大江通商，以此换取英国承认它在北方诸省的统治。宇垣想避免触怒英国进一步反对日本的计划。他希望炫耀，而不是使用可以大大损害英国在华利益的日本实力，同时使英国抱有可以作出“合理安排”的希望，通过英国的调停迫使中国承认日本对北方诸省的要求。
据可靠消息，当局势最紧张的时候，日本在台湾集结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香港。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军队在海军的配合下，很可能乘机袭击英法在南海的基地，那些基地几乎是没有防御能力的。但是，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东京有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宇垣显然是属于这一派），主张不采用军事行动，而是把中立和武力讹诈明智地结合起来，直到能够比较准确地预言欧洲冲突的结果时再说。有一位观察家把这称为“恶意的中立”。这种中立的代价可能至少也要英国和法国撤销它们过去对中国中央政府的那种支持。
然而，张伯伦在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的所作所为表明，对英国根本无须讨好，甚至欺负它一下也没关系。① 这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为满意。据说为了准备进攻香港而在台湾集结的舰只、军队和军需品被转到了广州，这对英国商业利益和政治威信的打击几乎不亚于香港的被占领。
当中国向全世界显示了它的力量，而它的弱点几乎被遗忘的时候，另一个大城市像北平和天津一样，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就失守了。
① 不幸的是，中国政府没有预料到慕尼黑的结果。几个月以后，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军官对我说：“如果日军晚两个星期登陆，他们会发现抵抗的力量更少。10月中旬，又有两个师奉命调往长江。”
像北方的许多城市丧失一样，广州的迅速陷落也是由于国内分裂和对外妥协的时代留下的弱点所致。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战争初期，这些弱点是明显地广泛存在的。今天，它们在迅速消失。也许广州是中国为导致卢沟桥事变的十年灾难付出的最后代价吧。
中国的弱点一直是产生于它没有较早地组织和使用它的力量的主要源泉——它的四亿五千万人民。只有中国人民才能打败日本的侵略。只有中国人民才能使中国取得一个自由独立国家的地位。如果中国政府只依靠同第三国达成经济、外交协议的方法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那么，日本就会继续推进。当它忍无可忍，举起抵抗的旗帜，派军队保卫南口和上海的时候，即使这些军队失败了，全国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中国只有在依靠以民主方式加以组织和武装起来的民众的基础上，才能利用它取得的外援来加强它的抵抗力量。如果不发展自己的力量，对自己保卫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那么，外界提供多大的援助，也无法避免被奴役的命运。
不错，广东是采取了措施来组织和武装群众。根据官方的数字，该省有三十万人获得了枪支并接受了军训。可是，这支巨大的力量没有列入保卫华南的计划。为唤醒民众而热心进行的政治工作是很成功的，但却没有同抗击侵略者的战备工作有效地联系起来。结果，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该省薄弱的驻军无法保卫广州。民兵是有的，但没有人来指挥。广东当局动员了人民群众，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却把他们置之脑后。不过，组织和训练群众的工作并非毫无意义，精力没有白费。这样的工作绝对不会是没有效果的。今天，民兵成了广东广泛开展的游击队抗日活动的骨干力量。广东人民比他们的领导人更看重自己的力量，他们对自己的战斗力更有信心。
当日军入侵的时候，广东省是由三股力量统治的。当半独立的军阀陈济棠于1936年逃离广州后，中央政府下决心，再也不能让一个人独揽广东的大权。因此，它把该省的军权交给余汉谋，他是一个有封建色彩的旧军队将领，在驱逐陈济棠方面立下汗马功劳。行政大权由吴铁城掌握，他曾当过上海市市长，是中央政府的干将。财权落在曾养甫手里，他是广州市市长，兼广东省财政专员。这三人的权限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更糟的是，他们每人都掌握一支军事力量。余汉谋统率第四路军，省主席吴铁城领导一支很大的保安队，曾市长指挥着广东三十万新训练出来的民兵。这种微妙的平衡制约关系意味着，在和平时期使这个省处于一种均势状态中，地方服从中央。而在战时，这种做法只会误事和扯皮。中央政府作出决定后，问题马上就来了：谁来执行？如果三人都负责执行，那么，责任和功劳如何在他们之间分配？广州之所以很快失陷，问题就在于过分依赖英国、未发挥全省的战斗潜力以及官僚主义的分权。这三个缺点根源于同一个祸根——当局脱离人民群众，对群众是抗战的基础缺乏信心。如果有较大的民主的话，这些缺点就不会存在了。只要看看游击地区的军队、人民、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相信这一点了。
我在广州待了五个月，目睹了最残酷的空袭、后来蓬勃兴起的群众抗日组织、最后的撤退和广州的陷落。在日军侵入以前，我访问了广东省的许多地区，所以我的观察不限于广州市。到广东后，我立即去前线，了解一下日军迅速推进的军事原因。日军占领后，我又在乡下呆了几天，在一些地方观察日军的进入和农村居民的反应。除此之外，我还采访了在交战和占领时期各个阶段的目击者。
所有这些现场观察使我确信，广州的迅速陷落，绝不意味着广东人民抵抗的结束。以前三个月大力开展起来的组织群众的工作也绝不会因此而失色。广州军队之所以被组织得更好、更加灵活、人数更多而且拥有厉害武器的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其原因我们已经作了分析。当不得不撤退的时候，中国军队井然有序地退出战场，群众也不慌不乱，撤退是成功的，这得力于广州被轰炸以后人民群众接受的强化的政治训练。这种训练的另一些成果是：游击队纷纷组织起来，民兵坚决保卫自己的村庄，全省没有任何一个重要单位卖身投靠日军。
如果入侵发生在5月、6月、7月大轰炸以前，那么，广州的失守对全省的抗战将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打击。日军对广州居民的狂轰滥炸，从军事观点来说，是中国的一个失败，但是从政治上说，对中国有极大的好处。它不但没有使广州人产生恐惧心理，反而大大促进了爱国情绪的高涨和群众组织的兴起，其规模之大为中国各大城市所罕见。
5月下旬的突然空袭一度使广州陷入瘫痪，但它很快挺起腰杆，给空中强盗作出了回应。最初，每一次大空袭后，人们总是撤走。后来，他们很快正视了现实，认识到这在经济上很不合算。他们横下一条心，决心回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再那么害怕敌机了，每一次空袭只使他们增加一分仇恨而已。
7月15日，第四战区（广东、福建和广西的一部分）政治部成立了。① 它做的政治组织工作很快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例如，举行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中国也许是前所未见的。当时在广州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上海战役一周年时发起的“向国家献金”运动，9月18日举行的十五万有组织的、部分武装起来的广州市民大游行，以及在广州陷落四天前举行的许多游行示威，最后以十个义勇队的火炬大游行达到高潮。当时表现出来的武装群众的力量仍然存在于那里，正是
① 这个机构一方面接受中央政治部的领导，另一方面也接受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领导。由于它在广东行政系统中的地位不明确，它的工作受到影响。不过，它做的工作甚至比汉口总部做的工作还要多。它发动起来的群众力量未能加以利用，其责任不在政治部的身上。
这股力量阻止了日军向华南的心脏进一步入侵。
在这类示威游行的背后，有着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活动，其目的是吸引越来越广泛的人参与保卫国家的斗争。7月，有一万人参加使用武器的训练。各地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高唱爱国歌曲。许多新的学生服务团离开广州前往长江前线。党政机关发布命令，明确了在敌人来侵略时每个人应承担什么义务。一方面，规定各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在遭受轰炸时不得离开本市，否则，将被革职。另一方面，命令受到敌人入侵威胁的地方的名流必须在敌人占领以前离开，以免敌人用威胁利诱等手段拉他们到伪政权服务。
8月，七千名高中和大学低年级学生被征召接受军事训练。十万人签名，致函波基普西的世界青年大会，呼吁它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采取坚决的立场。在8月13日开始的一周内开展的“向国家献金”运动，显示了全市人民对敌人的藐视。“这就是我们对敌人轰炸的回答”，感情激动的演讲者说。当轰炸的飞机飞来时，有纪律的群众在街头大唱爱国歌曲，歌声压倒了警报的呜呜声、敌机的嗡嗡声和炸弹的尖叫声。
8月20日，当局调查了广州人民掌握的全部武器。中苏文化协会广州分会成立了。印刷工人、报童、旅馆职工、邮政人员、油坊工人、人力车夫全都组织起来，参加战时教育团，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当局发表了惩处汉奸的新条例。8月底，宋庆龄十年来第一次访问广州。她的到来推动了各种爱国的妇女协会的工作，它们后来不久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协会。
9月份，举行了三次重要的群众活动。在“给前方写信”的运动中，向长江前线的军队发出了二十五万封信。9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周年纪念日时，举行了一次节衣缩食、节省燃料的节约运动。9月9日，国联开会研究对日本的制裁问题，在这一天，一百零一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团共十万人，在全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9月16日，宋庆龄再度来广州，主持海外动员会议的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世界华侨的数百名代表。“游击队之母”赵妈妈同她一起出席了会议。这位花甲之年的农民老太太，她在东北和华北游击队里的事迹成为今日中国的传奇故事。她在公开场合的许多次露面，使人们普遍对游击战产生兴趣，纷纷讨论日本入侵华南时应当采取的游击战术。
广州人民越来越多地参加抵抗的准备工作，广东省的社会、政治生活普遍丰富起来，这也反映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团体的工作中。9月中旬举行的一次战时书画展览会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观众。爱国戏剧繁荣昌盛。演出是夜间在市内各地搭的露天舞台上进行的。群众性的歌咏活动非常普遍，走在广州的街头，简直时时处处都可以听到流行的战斗歌曲的激动人心的旋律。
毫无疑问，通过这些活动，大批人提高了觉悟，认识到他们作为中国人、作为广州市民应当担负的责任。在几个星期之内，原来沉默寡言的商店店员和汽车修理技术员就变成了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和组织者。每一次游行、每一次群众集会，总要出现新的团体、新的面孔、新的领导人。经过一年默默忍耐敌人无情的轰炸后，广州人民终于起来说话了，组织起来，准备保卫自己。夏季三个月的活动充满激情。
广东省军政当局大大落后于人民群众。群众的活动之所以迟迟开展不起来，7月、8月、9月三个月的群众运动调动起来保卫广州市和全省的巨大人力之所以未能利用，责任完全在于它们。
鉴于世界报刊滥用“崩溃”、“出卖”等字眼，最好扼要地介绍一下日本侵略广州的前后经过，因为我在广州市内外耳闻目睹，后来又同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交谈，对此有所了解。
日军于10月12日晨在霞涌登陆，没有遇到抵抗，因为霞涌的海滩很浅，面对高山，远离公路，谁也没有料到会在这里发动进攻。有两个条件有助于日军在那里登陆。第一是他们使用了新型浅水登陆艇，配备有空气推进器。当英国人获悉日本有这种登陆艇时，他们彻底修改了香港海岸防务的全部计划。第二是雇用了中国的汉奸。在离海岸十英里的公路上，是没有从霞涌到淡水的路的，但是有一条走私者使用的乡间小道。日军就利用这条小道，在登陆后的几小时内，突然袭击，打败了淡水的人数不多的中国守军① ，从而在通向海岸的主要公路上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在淡水失守后，日军的坦克和重武器便在这条公路的终点澳头登陆。
日军一登陆，它的飞机就开始不断侦察、轰炸和扫射中国增援部队必经的一切交通要道。10月12日，空袭观察站报告，有一百三十八架日机飞临该省上空。日军前进道路上的惠州连续十二个小时遭到轰炸。当时正在那里的一位英国工程师对我说：“数不清的日机，六架或九架一组，在十二小时内轮番轰炸惠州，把它完全夷为平地。从中午到下午2时，我敢说，每十秒钟就落下一颗炸弹。当难民们拥上公路时，日机低空扫射他们。”在陆路和水路上活动的任何东西，集结的任何人群，不管是不是军队，都遭到轰击。有几个地方，难民和赶集的农民都被残酷地消灭。不幸恰好行进在公路上的中国军队悉被全歼。日机在这个战役中的空袭是中日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在整个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① 淡水驻军司令莫希德是广东省军队里的封建残余。他以蛮勇出名，在士兵当中培养对他个人的迷信和忠诚，并要士兵穿着长袍进行军事演习。这种滑稽表演的另一面是，他的大多数军官都从事走私活动，把钨运到香港，最后转运日本。在淡水，他的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莫希德本人当时正在广州。他被逮捕并送交重庆的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处十年徒刑。他现在正服刑当日本飞机的空袭使中国军队无法向海岸前进的时候，日军的坦克纵队却沿着公路开到了惠州以西的防御工事阵地，中国来不及派兵去那里就被日本人占领。公路沿线小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兵力单薄，寡不敌众，挡不住日军的前进。当日本的机械化部队向广州挺进时，未能把守住公路的中国军队不是退到广州城里，而是撤到公路两侧的山里。
在东江地区的中国军队实际上少于日军。中国军队大部分部署在广九铁路线上，因为他们猜想日军的主要目标是切断该线。不料日军绕过这里，直奔广州。
在广州市，当局下令首先撤退妇女和儿童，然后全体市民都撤走。军队撤退时，不经过广州。在日军进入市内前的一个晚上，广州军队的大部分大炮和汽车等成功地用火车运走了。必须这样做，因为日军已经扬言要切断广州市以北的铁路。
广州市的撤退工作安排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几天之内，一座六十万人的城市（正常人口是百万以上）就变成了一片砖瓦的废墟。据估计，日军进城的那一天（10月21日），偌大的广州市顶多有一万人。
广州市撤退得干干净净。广州人宁愿离开自己的家园，也不愿向侵略者屈膝。在日本人占领几个月后，还没有迹象表明大批人将返回自己的家（日本人故意让几条道路畅通无阻）。这充分证明了广州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宁可过艰苦奋斗的生活，也不愿当亡国奴；他们坚信，日本人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战斗将继续下去。
10月21日晨，大街小巷空空如也。中国的断后部队忙于炸毁市内的神经中枢。在两个小时内，珠江大桥、发电站、自来水工厂、无线电台和一些大工厂全部被炸毁或者被炸得无法修理。过去几个月来，日本飞机一直想炸毁，然而却未能得逞。当日本人进城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他们垂涎已久的一个繁华富裕的大都市，而是一片空空荡荡的房屋，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人，没有吃的。
第二天夜里，这片空荡的地方变成了火海。军火库爆炸，广州受到强烈的震撼。有两天，城里空无一人。中国人全走了。受惊的日本人也退到郊区，等待火势渐熄。他们没有在街上巡逻。直到几周以后，他们才开始干他们干惯了的工作：杀人放火、搜寻废弃金属、贩卖毒品、赌博、嫖娼、建立伪政府。今天，失守六个月后的广州，仍然是一个空壳子。
广州的陷落加速了早就准备好的汉口撤退计划。像南京失守以后一样，中国的整个政府系统再一次向更西的地方迁移。铁路、公路、水路充满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当敌我双方的主力军在离汉口很远的地方交战时，这个临时首都的撤退工作就开始了。军政机关是同时从汉口撤退的。日本空军的全部力量可以随便进行轰炸和扫射。
汉口的撤退是完全成功的。军事装备、大部分工厂、大宗商品早已撤运走。可能对敌人有用的建筑物都炸毁了。日本租界被夷为平地。花了最大力量夺取的这座城市，带给敌人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
日本人无法立即巩固他们所得到的东西，这需要从汉口和广州同时出发，进而控制这两大城市之间的整个铁路线才行。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兵力向前推进，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实现这一点，正如他们在占领南京后如果立即沿长江发动进攻，他们本来可以提早许多月打到汉口的。但是在南京陷落后，他们暂停军事攻势，而采取了新的“议和”花招。这样一来，中国军队就有时间在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的山区修建强大的工事，从而使平汉铁路的这个枢纽成为日本人的一个难题，比津浦路的枢纽徐州还要难以解决。在1939年5月初，汉口陷落六个月后，日军还没有准备好在广州到汉口的这段铁路线上展开大规模的攻势。
不过，到11月初，他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截，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灾难——长沙的毁灭。作为湖南省会的这个大城市，由于当权的官员们昏庸无知，被烧成一堆废墟，其实当时日军还在一百英里以外呢。他们事先没有告知居民就放火烧城。数千人（包括大批伤兵）死于大火。值得注意的是，对此应当负责的是那些一贯阻挠中国进步的人，甚至抗战已经好几个月了，他们还竭力破坏湖南省的统一战线。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亲自处置了他们，他赶到长沙，下令立即正法，而且其中有些人是他多年的亲密部下，一贯“忠于领袖”，掩盖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
从广州和汉口撤退后，中日战争的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汉口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枢纽，交通四通八达，联系着北方、南方和西部诸省。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南京陷落后成为全国的军事、政治、贸易中心。而在武汉陷落后，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取代它的地位。势必成为日军下一轮进攻目标的自由中国的另外两大块地域——西南和西北只能通过以位于西部的重庆为中心的各条公路千里迢迢迂回联系。桂林、重庆和西安这三大城市分担了迄今为止集中在汉口身上的军政担子。
粤汉铁路过去一直是海外进口品的主要运输渠道。现在，它的作用必须由滇越铁路、安南凉山至广西龙州的公路和花了很大力气修建的缅甸和云南之间的一条新公路来取代了。海防、西贡和仰光成为向中国转运货物的港口。但是法国当局禁止进口军用物资，对卡车等物品课以重税或加以限制，即使运给红十字会的卡车也不能免。滇缅公路还不能承担过重的运输任务。只有俄国通新疆的漫长公路完全畅通，但设备有限，使用起来很困难。
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抗战，是摆在全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否继续抗战，谁都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在南京陷落和广州、汉口陷落之间的那段时期表明，正规战的优势在日本方面的话，那么，它也表明，中国军队可以成功地打牵制战，有时还可以发动有效的反攻。中国战斗力量的主力仍然完整无损，而且由于充实以新武器和实施新的训练方法而得到加强。最重要的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到处发动游击战，证明他们有能力阻止日本人对任何占领的省份实行有效的控制。“占领区”的字眼在中国报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游击区”。这并不是吹大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这一点甚至日本人自己也承认，他们对游击队发动了新的声势浩大的“扫荡战”，参加的军队之多简直同完成汉口大会战时差不多。不过，同汉口之战不同的是，这个战役打了三个月之后，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战果。
中国军队从实质上来看并没有被击败。游击运动对日本在占领区的控制构成严重的挑战。内地的交通运输、工业生产以及同海外联系的新线路空前地发展起来。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战线虽然还不够十分强大，然而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要求继续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就是战争爆发十五个月后中国向世界展现的图景，尽管它的一些大城市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