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政治基石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斗争中的合作，其力量之强大表现在下列事实中：尽管有动摇和延误，但在紧要关头和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刻，这种合作始终是极其有效的。南京的陷落是中国为生存而斗争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汉口的失守又是一个转折点。在这种严重关头，两党总是交流经验，共商国是，共同决策，来对付国家面临的新形势。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向全国发表文告，宣布要继续抗战。他说：中国人民的真正力量不在沿海城镇，而在广大的内地。1938年10月31日，在敌人攻陷汉口以后，他在一项新的“政策声明”中再次吁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他满意地指出，对汉口的持久保卫战赢得了时间，使中国可以巩固大后方的新的军事、经济基础。他号召人民坚持斗争，重申全国对最后胜利的信心。他援引了一些例子，如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随后红军战胜外国的干涉以及为建立新土耳其而进行的斗争，用以证明：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抗战，才能避免当亡国奴的命运，才能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完全自由的中国。

正像南京沦陷以后举行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军事、政治会议一样，长江战役结束后也举行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在撤出汉口的同一时间，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在延安闭幕，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党的纲领的决议，并就第二阶段战争的全国性政策提出了建议。在汉口快要陷落的最后几天，朱德从北方乘飞机来和蒋委员长讨论了许多事情。在重庆，战时诞生的国民参政会开会，号召全国继续斗争，坚持抗战。11月初，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决定，其重要性犹如制定徐州和台儿庄战略的武昌军事会议的决定。1月，国民党召开了非常全会。不久，国民参政会又开了一次会。在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时期举行的这些会议的结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引起人们关注。

所有这些会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充满坚定的决心，要继续抗战，对中国的最后胜利更加充满信心。对继续抗战应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根据两党和全国在团结起来共同求生存的斗争中取得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

在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发表的长篇讲演中，毛泽东极其充分地阐述了持久战的三阶段理论① ，在汉口失守后，这个理论成了中国政府军事、外交政策的基础。简单地说，这个理论是：日本是个小国，但又是个高度发达的、军力很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进攻的中国是个大国，但却是个组织较差的半殖民地国家。日本优越的军事力量使它得以迅速地控制中国的大城市和现代化的交通线，充分发挥它

① 毛泽东举的一阶段战争的例子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次战争以日本进攻的胜利和俄国的退却而告终。法俄战争是两阶段战争：拿破仑的进攻和俄国的退却，俄国的反攻和拿破仑的失败。三阶段战争则是：A进攻B，B退却，长期相持局面，在此期间，B集结巨大的力量，修改战术，整顿组织，然后发动反攻，最后终于赢得战争的胜利。

的优势和利用中国的许多弱点。这是战争的第一阶段，以汉口的失守而告结束。

在第一阶段之所以未能以日本的完全胜利而结束战争，是因为中国在政治上团结起来，决心抗战；在战争的过程中它逐步对外求得解放，对内实行政治、社会的民主；它争取独立的斗争越来越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基础。这些情况使它有可能利用它的广大的国土来组织退却，而不至于瓦解民心，同时坚持抗战，使敌人日益精疲力竭，放慢了进攻的步伐，中国自己的力量则壮大起来。因此，战争的第二阶段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相持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转败为胜，但却能够利用地理条件和更大的国际支持，阻止敌人取得新的进展，并破坏他们已经得到的果实。这个阶段是旷日持久的、艰巨的，某些人的动摇和变节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但是只要继续保持全国团结和政治进步并不断扩大抗战的群众基础，中国的力量一定会大大增强，促成反攻阶段的到来。

第三个阶段来到之日，将是日本穷途末路之时，中国的力量将壮大到足以发动总反攻。日本帝国主义将彻底失败，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完全独立的国家，为将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近期目标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根据毛泽东的讲演和全会结束时发表的决议，在这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困难将越来越大。在汉口和广州沦陷后，抗战将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大工商业的丧失、全国主要铁路被占领、政治行政领导同作战地区的分离、沿海地区被占领、外援暂时减少、财政拮据、全国经济混乱、运输线遭到破坏、军事供应不足。日本人利用这些困难，将不仅重新发动进攻，谋求军事解决，而且策划组织妄图控制全国的伪中央政府，加紧离间国共两党，并在议和问题上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全国经济困难的增加将使敌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国人民中间制造失望和悲观情绪，在抗日营垒中挑拨离间，使某些人动摇，甚至变节卖国。

但形势的另一面则不同，可以说，尽管有这么多困难，然而客观形势变得对中国越来越有利。为什么呢？中国固然面临许多新的障碍，可是在敌人前进的道路上也有许多困难。中国国内的进步形成了对它有利的形势，而这一点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无法仿效的。敌人的困难是什么呢？“对日本人来说，战线的扩大意味着，地域越大，日军就相对地越少。一旦离开沿海、水路和铁路，在内地的山区作战就困难得多。敌后游击战的扩大慢慢地弄得敌人顾此失彼，精疲力竭。日军对华南的进攻，势必激化英日、美日、法日之间的矛盾。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继续侵略和中国的坚决抗战，使日本人民看不到战争的尽头，因而会促使日本国内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

中国的有利因素是什么？“中国日益团结和越来越民主。蒋委员长和全国人民都决心坚决抗战。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的团结在不断加强。两党的人数和政治影响都在增长。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同心协力抗日的决心。中国仍然掌握着广大的地区（在西北和西南）作为抗日战争的根据地。与此同时，敌后广泛开展的游击战日益发展，新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不断加强了自己的战斗力。中国的政治制度一步一步地趋向更大的民主化（特别是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在被动员和组织起来。”

如何进一步增加抗敌的力量？如何继续保持有利的形势？中国如何使相持阶段不致永远保持下去，不会在战争结束时变成一半中国被奴役、另一半自由的局面？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一阶段中国的力量使敌人进攻的速度放慢了，中国可以进一步发展这种力量，使之在第二阶段完全阻止敌人的前进，而在第三阶段则转入反攻。

“坚决进行抗战和克服我们的困难的关键是进一步巩固中国人民的团结。”因此，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坚持抗战和加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在上海战役爆发后，国共两党正式宣布合作。南京陷落后，共产党宣称，这种合作不仅存在于战争时期，而且存在于以后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复兴的时期。两党的长期合作需要一个组织形式。共产党大胆地说，最好的形式是把国民党变为一个由一切抗日党派组成的国民革命联盟，各党派的成员在保持原有党籍的情况下都可以公开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和它的军队内组织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再次宣布它真诚地支持三民主义、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它庄严地宣布，它认为最好的合作形式是让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它将把参加该党和该团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内接受新的共产党员。第二个方案是，两党在镇、县、省、全国各级组织联合委员会，领导两党合作的一切活动。……妥善地解决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对改善两党关系和保证它们的长期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民党同共产党作对十年之久，只是在最近才成为同盟者，共产党现在为什么希望同它建立如此密切的有机联系呢？根据毛泽东的演说和共产党的决议，它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它对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国的国内条件（通过由各党各派各个阶级组成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来抗战建国）和国际形势都向我们表明，在这个历史阶段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维埃国家。”各种力量目前的主要动力不是在彼此之间进行斗争，而是为自我生存和复兴而共同奋斗。对它们来说，目前唯一的政体是“新形式的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它的基础将在艰巨的长期抗战过程中奠定”。

根据形势必然得出的这个结论为客观的事态发展所证实：“战争爆发后中国趋向民主；抗战建国纲领的公布；国民参政会的召集；省市参政会的建立；各种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合法化；人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逐步实现；陕甘宁、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民主的实施；人民生活的改善。”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中国民主的框架和开端，是在国民党控制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实现的。所有其他党派虽然已经合法，但在政府里仍无地位。显然，国民党已改变了它过去十年所采取的立场，在抗战的压力下它会继续前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毛泽东才说，“国民党有着光明的未来”，他才希望既增加共产党的，也增加国民党的抗日力量。在这次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的反帝战争中，两党成为同盟者。共产党人说，在这些严峻的斗争中，加强同盟者就等于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同盟者之间的密切合作是战胜共同敌人的秘密之所在。

共产党是否要放弃它的组织上的独立性和政治原则呢？恰恰相反，共产党人说，只有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和坚持自己的原则，它才能够勇敢地向前迈进，提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措施。共产党并不担心在这个战线中丧失自己的特性。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相信这个阶级（以及它的政党）不仅有光辉的未来，而且已经是全国的先锋队。全会的决议说：“哪里最能够严厉地打击敌人，共产党员就到那里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体现了这一点，它们总是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打先锋。现在，中央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不仅成为模范的战士，而且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建设者，因为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保证。与此同时，它要求他们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把它们积极地运用于中国的斗争中去，学习三民主义和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在自己的队伍中激烈地谴责“左”的偏差和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分子“不懂得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是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放弃了党的独立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歪曲了无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结果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不是保持自己的先锋地位”。张国焘曾经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不同的时期时而犯“左”的错误，时而犯右的错误，因而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指出，破坏党的团结，企图从内部分裂党，就是进攻抗日的一个重要堡垒，这不仅危及共产党，而且危及全国的抗日斗争。

对三阶段持久战理论的阐述、关于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建议以及明确地重申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内的地位，是这次全会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点。它的其他一些决议涉及这样一些问题：通过民主改革、反对经济压迫和民族压迫，来加强对中国各党、各派、各个阶级和各个民族之间的抗日团结；改善军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和技术装备；发展游击战，进行战时财政、经济、教育改革；镇压汉奸和托派① ；加强中

① 中国的托派（组成了所谓“共产主义者革命联盟”）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恶劣的作用，他们同日本人和汉奸站在一起，反对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有一个托派分子王公度趁广西军队在北方同敌人作战的机会，企图举行武装暴动。另一个托派张慕陶在1933年察哈尔抗日军事行动中当过冯玉祥的部下，怂恿他的上级“同日本人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政府”，后来在西安事变时主张处决蒋介石，在太原沦陷后不久又企图在山西组织暴动。陈独秀和叶青在汉口积极活动，破坏中国的统一。叶青1938年1月在国民党报刊上猛烈攻击共产党。在上海，托派到难民营为日本工厂招募工人，说什么他们返回工厂，可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这一切在中国无人不晓，被非共产党人士所揭露。

国同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系；建立中国、日本、朝鲜和台湾地区人民的反对日本军事法西斯分子的统一战线。

最后，讨论结束时，全会致电蒋委员长表示敬意和支持，说他“领导全国长期抗战，实现了全国人民的团结，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奠定了取得最后胜利和复兴建国的基础”。全会还向国民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东北人民、西班牙共产党和英雄的人民、领导反对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日本地下共产党、全世界的共产党和进步人民分别致电。全会在给全世界进步人民的电报中强调中国的斗争同全球反法西斯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对一些民主国家仍然给日本以援助表示遗憾。它呼吁同中国友好的一切人士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根据国联公约第十六条对日本实行制裁，要求禁止对侵略者出口军用物资和原料，加紧抵制日货，组织海员和运输工人拒绝装卸日本的进出口品，要求以捐款、捐赠医疗设备和其他物资等形式给中国以援助。它说：“由于有一个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体进步人民的支援下，中国人民在长期抗战中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在广州陷落、汉口撤退的那一周内，那些在南京失守时曾大肆鼓吹“议和”的反动分子和投降派又竭尽全力，老调重弹。投降派的祖师爷汪精卫在接见路透社记者时，放出了“议和”的试探气球。他说，中国愿意接受调停，现在等待着日本方面的可以接受的条件。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竟发表这样的言论，自然遭到人们的谴责，海外华侨尤为不满。汪精卫见势不妙，赶忙收回自己的话。几天以后，蒋介石重申中国继续抗战的决心。他的话不仅是说给世界公众听的，而且特别是说给英国大使听的。英国大使曾匆忙赶到蒋介石在湖南的战地司令部，了解中国抗战前途的真实情况。汪精卫虽是国民参政会的主席，但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拥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结束了会议，它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没有反映汪精卫的汉奸绥靖立场，而是反映了大家对抗战建国的坚定信心。

当日本人民丧失了他们一度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民主权利时，中国的国民参政会却认为中国可以取消对书报杂志和其他出版物的一切检查制度，对每日报纸的检查也大大放宽了。

日本对朝鲜和台湾地区人民的压迫越来越厉害。在中国，参政会决定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纠正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在汉族统治下以前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东京政府由于进行不得人心的战争，认为只有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控制才能挽救自己的命运。在中国，为自己的生存、为反对日本的屠杀而战斗的政府可以依靠自己的人民。参政会以绝大多数票决定加速许多地区的地方自治和扩大地区行政领导机关的职能。

日本财源枯竭，使它不得不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唯一的进口货是用宝贵的黄金换来的急需的军用物资。中国则节约自己的黄金。但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花大笔钱购买科学设备、教学用品，用以补充战火中的损失，以便继续保持文化的进步。

另外一些决议涉及广泛发展普及教育和大力促进国内贸易。

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了中国所有主要将领的军事会议。会上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继续抗战问题上的一致的立场。日本也表明了它的意图。日本陆相板垣10月26日对路透社记者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进攻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军事斗争将继续下去。南岳会议的任务是决定下一个阶段中国战略的原则和方法。

蒋介石对与会的将领们讲话时说，他认为今后中国所有的军队必须更多地依靠人民战争的战术。他的许多军官接受的是正规的普鲁士传统军事训练。现在，他要求他们考虑一整套新的作战原则。对此，他概括如下：

“人民比军队更重要；

游击战比阵地战更重要；

军人的政治教育比军事教育更重要；

宣传比枪弹更重要。”

提出这些口号，是有明确的目的的。这并不是说，以后将不怎么注意军队的军事教育、阵地战的准备工作和武器的生产。但这却表明，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认识到，现在必须发挥中国实力中的“政治潜力”，而过去对此是忽略了。因此，中国军队的首脑现在特别强调抗战的这些方面。

为了具体贯彻这些口号，军队的所有单位，一直到连级，都组建了政治部。根据蒋委员长的命令，建立了一个游击战术学校，军队的所有军官都必须轮流到这里接受三个月的强化游击战训练。担任这个学校校长的是叶剑英，他曾经当过红军的参谋长，后来担任八路军驻南京和汉口的代表。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专门学习游击战的政治、军事理论的学院，其课程同著名的延安抗日大学和一年以前在晋察冀边区首府五台山建立的培养指挥员和政委的学校相类似。全中国都在学习人民战争的战术。这种战术在新的抗日根据地的极其严峻的条件下经受住了考验。在华北和长江下游敌后形成的这些根据地是通过完全相信人民、不屈不挠地坚持抗战和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

最后，为了贯彻这种新战略，中国两百多个师的兵力彻底地重新加以部署。三分之一的兵力部署在各地的前线，负责阻止敌人先头部队的前进。另外三分之一的军队调到后方，进行重新装备、训练和实现机械化，以便提高袭击能力，在将来对日军进行反攻时执行突击任务。剩下的三分之一兵力奉命渗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加强已有的游击部队，并作为基干力量去创建新的游击队。

这样，游击战的第一阶段就告结束。前线正规军的作战和敌后游击队的活动之间的隔绝状态正式消除了。所谓的“沦陷区”被改称为“游击区”。保卫它们，像保卫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也被认为是国军的任务之一。国军现在比过去更进一步地成为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军队了。

正如蒋介石和抗战的其他领导人始终满怀信心地预言的那样，只要中国不断有新的表现，表明它坚持抗战的坚定意志，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随之而改善。自从1937年10月国联建议其成员国单独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来，苏联认真对待它根据国联公约承担的义务，不断向中国提供有价值的援助。而且在世界上，只有苏联的外交政策规定，任何国家只要它的独立受到武装侵略的威胁，苏联都给予援助。西欧的民主国家迟迟不肯提供援助，主要是因为张伯伦及其在金融界的朋友们继续幻想着远东绥靖的可能性。美国超过了英国，它正式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破坏国际法。但是，这个国际法破坏者继续依靠美国的石油和废铁来犯罪。只是在慕尼黑会议和日军入侵华南以后，英国、法国和美国才对远东的轴心伙伴给予了第一次打击。当时英、法、美三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法西斯国家中，日本的地理位置最适宜采取快速的军事行动，但它也最容易遭受经济压力的影响。

日本没有采取任何明显的行动表示愿意照顾外国的利益，相反，它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进攻剩余的西方商业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忍无可忍，终于在1938年底，除了向东京提出强硬的外交照会（但被置之不理）外，还向中国政府发放了新的贷款，因为事实证明，只有它才是抵抗日本扩张的唯一的堡垒。12月16日宣布，英国出口信贷部贷给中国一千万英镑，用来建设滇缅公路；美国进出口银行贷给两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购买卡车和其他非军事设备。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的坚持斗争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得别国也作出努力来遏制日本控制远东的攻势。当然，这些努力的性质和意图是各不相同的。如上所述，苏联的政治哲学和利益使它必然全力支持中国为争取完全的独立和打败侵略者而进行的斗争。华盛顿的罗斯福政府在这个阶段也充分认识到把美国的全部力量和资源放在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一边的重要性，不过，美国内部的孤立主义反动势力仍然阻挠它采取任何真正有效的行动。① 最后，张伯伦和他的应声虫达拉第也打算对东京施加压力，但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或遏制侵略，而是为了保护它们受到威胁的租界和“使日本保持理性”，如同它们仍然企图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保持“理性”一样。中国国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进步，使得它可以把所有这些动机变得对自己有利，充分利用它正在得到的更多的国际援助的积极方面，不必担心像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诡计中发生的那种灾祸。

在十八个月的战争中，中国抵抗了日本军事机构的进攻，顶住了所谓调停者的“议和”努力，揭穿了敌人阴谋不断利用中国后方任何动摇的表现、任何分裂的可能性。现在，尽管困难大大增加了，但中国的力量反而不断壮大，它对胜利的信心比过去更大了。日本人从来没有放弃通过政治手段征服中国的幻想。他们及其德、意盟邦和在重庆的投降派在1938年12月都感觉到，形势日益绝望。他们彼此磋商后，决定发动一次新的政治攻势，使新中国和一切残余的旧势力之间

① 美国关于减少对日本出口飞机数量的决定是一个进步。但是，中立法中关于“现汇现运”的规定则有利于侵略国，因为美国仍然是它们取得重要原料的主要来源地。

发生冲突，使中国人民开展的浩大的抗战活动在内部瓦解和发生内战的形势下不战而垮。

这个攻势的分工如下：东京提出一套新的、“温和的”和平条件。轴心国的新闻界鼓吹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前景。汪精卫则把这些条件提给蒋介石。如果遭到拒绝，他便纠集自己的政治势力开展一场反对政府的运动。

据可靠消息，在这些条件公布以前，日本的建议（以后包括在近卫的宣言里）就提交给汪精卫，要求他同意。有些人说，这是通过汪精卫在伪政府里的关系转达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通过意大利驻重庆的大使馆转交的。不管怎么样，到1月中旬，这些条款已经到了汪精卫的手里。这些条款要求：中国忠于反共产国际公约；日本人在中国的一切地方有充分的居住、旅行和经商的自由；中国、日本和“满洲国”之间进行经济、政治合作；日军“暂时”驻扎内蒙古“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中国把它的全部资源交给日本支配，以使日本实现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完全控制亚洲大陆的野心；作为交换条件，东京的老爷们表示愿意把他们在战前享有的一小块租界地和治外法权“交出来”。

当汪精卫想说服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件时，后者立即拒绝，谈话仅仅持续了五分钟。次日，蒋介石乘飞机去西安视察西北的抗日根据地和通向苏联的军用公路。

汪精卫刚打出他的第一张牌，就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他认为继续留在重庆是很危险的。他的党羽们被暗暗告知，“我们的领袖处于危险中。我们必须使他离开首都。”投降派的成员之一、交通部次长彭学沛秘密为汪精卫提供了一架飞机，让他于12月18日飞往云南。（彭学沛后来被逮捕）

接着，汪精卫便玩他的第二张牌——利用政府不得不退到的那些后方省份的封建落后性。例如，四川三十年来一直处于对立的军阀互相残杀的斗争中，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内战”不下两百次。现在由于中央政府迁移到该省，地方军阀的权力受到约束，他们中间颇有怨气。云南实际上长期以来也是独立的，只是在战争爆发以后，才处于中央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在蒋委员长和政府的其他要员离开汉口几个月以前，汪精卫就已经在重庆设法把那些可能怀有二心的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让他的部下陈公博负责四川省会成都的国民党党部工作。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些亲信大部分时间待在云南。

汪精卫到云南以后，立即去见云南省主席龙云。别人告诉他，龙云已经被拉到“和平集团”一边。汪精卫把近卫的条件告诉了龙云，并指出，日本人从来没有威胁云南，战争使这个省丧失了自治权，使这个省的军队（它构成龙云权力的基础）大部分牺牲在许多遥远的战场上，使云南的许多城市遭到可怕的空袭。① 他建议龙云站在他的一边，一起反对中央政府。他还指示成都的陈公博对四川的地方军阀进行同样的工作。

他的这种想把统一的中国重新拉入不久以前各省之间打内战的混乱时期的阴谋活动彻底失败了。

龙云对汪精卫的答复是，问他蒋委员长是否知道他离开重庆，来云南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说，如果不是这样，他要立即报告蒋介石。汪精卫马上逃往河内。龙云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报告。在四川的阴谋活动也遭到同样可耻的失败。陈公博追随其主子到了印度支那。

了解一下同汪精卫一起逃跑的人们的生涯，对剖析他们的叛国活

① 1939年5月初，龙云透露，汪精卫继续从河内离间云南同全国的关系。在3月30日的一封信中，他再次动员龙云造反。

动是有益的。他们全都是一些政治冒险家，像寄生虫一样附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机体上，不是把革命的进展看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而是当作个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动摇不定，出卖革命的利益。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周佛海长期破坏中国的国内宣传和对外宣传。① 汪精卫在成都的亲信陈公博和周佛海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做一名共产党员尚无危险，只要有理论上的勇气就行了。后来一遇危难，他们就变节，追随汪精卫十年之久，在国民党内时而极“左”，时而极右。最后，他们以出卖国民党和中国人民而告终。铁道部次长曾仲鸣（后遭暗杀）虽然具体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陶希圣，前面已经介绍过，是一个教授，在1935年12月北平游行期间，曾帮助警察追捕抗日学生。这些人以及另外一两个人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

这帮令人厌恶的人在国外从事的活动是，为杀害了千百万中国男女老少的日本帝国主义洗刷，说他们的意图如何仁慈；而那些领导中国的人由于从事“自杀性”的生存斗争而犯下了危险的罪行。他们在日本人的慷慨资助下，在海外一些大的中心收买报纸，雇用了许多笔杆子来宣传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是远东和平的最危险的敌人，并组织了广泛的间谍网。与此同时，他们竭力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们仍然在国内有力量，有许多人追随他们的“政策”。这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在新主子心目中的地位。

不过，日本人十分明白，他们对投降派的力量和影响作了错误的

① 这个双料变节分子认为怎样才能为中国进行有效的宣传，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来：1938年初他任职后举行的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把中德友谊作为主题，使外国记者大吃一惊。会上一些发言的人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这是发生在希特勒公开表示希望日本取得胜利，并宣布纳粹承认“满洲国”仅仅三个星期以后的事！

估计。他们对汪精卫暴露自己而离开重庆十分恼火，因为虽然他的政治影响不很大，但他居于高位，使他有可能为轴心国将来的阴谋诡计出一把力。现在他的用处不大了，汪精卫“对中国人民”发表了许多堂而皇之的声明，日本人丝毫也不感兴趣，不过，他们像散发自己的宣传品一样，也照例在占领区加以散发。在同外国记者谈到汪精卫时，他们都嗤之以鼻。日本首相近卫曾经很相信汪精卫有能力使四川和云南倒戈，从而使中国政府丧失主要的根据地。现在，他不得不辞职，由军方指定的平沼男爵组成了新内阁。日本原指望能够在中国轻易地取得胜利，结果遭到了彻底的打击。新内阁也不可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迄今为止，它仍然没有提出一项明确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发表一项对全世界或者对日本人民表明其意图的声明。

日本人意识到，他们想要挑起中国内争的阴谋彻底破产了，但他们和他们的友邦仍然企图使世界相信，对战争已经厌倦、想停止争取自由之战而同日本军国主义合作并恢复内部争斗的，并非是一小撮破产的野心家，而是蒋介石本人和整个国民党。他们说，现在对抗战感兴趣的只有共产党。①

蒋介石本人对这些含沙射影的话作出了回答。他12月26日对笨拙的近卫的“温和”建议进行了严厉的口头攻击。他驳斥了这个建议的欺骗性辞藻，击中其真正的本质。

他说：“对近卫的声明只能联系敌人过去几个月的言行来加以考

① 在汪精卫叛国的时候，他的同伙、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在写给国民党的主要机关报《中央日报》（它仍掌握在汪精卫党羽的手里）的一封信里对共产党进行了攻击。他以其特有的逻辑说，共产党的存在不是使投降更加困难，而是使抗战更加困难。这是汪精卫的捧场者进行破环活动的另一侧面。如果这些先生们无法以和平的名义破坏全国统一的话，他们便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来进行破坏。（那些想给敌人打开大门的人往往披着“反共”的外衣，这种现象不光中国有）

虑。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它的真正面貌。它是日本想要吞并中国、控制亚洲、进而征服全世界的狂妄计划的彻底自我暴露。它彻底暴露了敌人毁灭我们国家、消灭我们人民的计划。”

委员长逐条分析了这些所谓“和解”条款的内在含义。

日本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想要“建立东亚的新秩序”，他们官方宣称，东亚包括“日本、满洲国和新生的中国，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互相帮助、密切合作，共同打击赤祸，保护东方文明，消除经济壁垒，帮助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

蒋介石说：“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所谓的新生的中国，就是消灭独立的中国，代之以被奴役的中国。这个被奴役的中国将通过密切的纽带同日本人创造的‘满洲国’和日本自己联系起来。所谓密切的纽带不过是沉重的枷锁而已。其他各点的意义何在呢？日本以反对‘赤祸’为借口，企图控制中国的军事事务。所谓保护东方文明，其目的乃是铲除中国的民族文化。它的所谓消除经济壁垒，是希望排除美国和欧洲的影响，独霸太平洋。它所说的经济统一，就是要日本控制我们经济命脉的资源……它说要重建中国，意思是消灭我们自由的国家，建立一个亡国奴的国家。”

这篇讲话还扼要地驳斥了所谓把西方国家的租界地归还中国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所谓归还租界地，实际上是把它们全都交给日本人。”至于日本人表示愿意放弃一切赔款的要求以及它自己的租界和治外法权，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日本人要的是我们的全部资源和人口，他们对我们的一部分领土或者租界地、赔款当然不感兴趣”。

关于“共同防共”的条款也遭到无情的揭露。

委员长说，“对我们实行三民主义的人来说，讨论‘共同防共’是毫无意义的。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对日本人来说，这个装模作样的动机不过是掩盖其真实思想的烟幕而已，实际上他们是想要控制我们的军事部署，进而操纵我们的内政、文化，乃至外交。早在抗战以前的年代里，日本就不断提出这个要求。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出这些东西，我们才最初忍受许多艰难困苦，后来终于被迫号召全国起来斗争和流血牺牲。

“我们应当牢记的事实是，日本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不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或苏联，而是以此为借口来消灭中国。如果日本真的要防御苏联，那么，在张鼓峰事件以后，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为什么可耻地向苏联外交部长屈服？不，日本的‘反共’只不过是欺骗世界舆论和本国国民的一个花招而已。”

在谈到日本人提出要求允许他们在内蒙古驻扎军队这一问题时，蒋介石说，东京的军国主义者显然习惯于自欺欺人。已经起来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显然是欺骗不了的。中国不会同意对其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就表明了这一点。

关于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居住和经商的权利问题，他挖苦说，表面看起来，这个要求似乎是无害的。但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近卫“似乎没有注意到，一提及日本侨民，我们的人民马上就想到日本特务机关的间谍活动、走私鸦片、贩卖吗啡和海洛因、开设赌场和妓院、培训汉奸以及日本人的其他种种腐化和奴役中国人的伎俩”。

“我们已经谈及近卫声明中的要点，他认为这些只是‘最低限度要求’。如果这是‘最低限度要求’的话，我倒要问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同广田的‘三原则’比较，这些要求多了许多倍，而且更为恶毒。我倒要问：如果在战争开始以前，我们都不能接受广田的‘三原则’的话，那么，敌人怎能妄想在打了18个月的仗之后，中国会接受这些亡国的条件呢？”

最后，蒋介石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日本军国主义正在盲目地走向灭亡。与其说它对中国是一种威胁，倒不如说对其他太平洋国家是一种威胁，因为前者已经觉醒，而后者则仍然沉睡。

“在前线百万以上的军人、在后方数不清的老百姓为国英勇捐躯，把国家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我们已经建立了坚强的堡垒来保卫我们国家的生存。另一方面，我们不屈不挠的立场使敌人的所有阴险意图无法得逞。……现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扩大为海洋政策。它先是北进，现在又南下。日本除了吞并中国外，现在又企图打乱远东的国际秩序，把英国和美国的势力排挤出整个太平洋。

“承担有条约义务的世界各国早就应该对侵略者采取惩罚措施了。但是，当中国首当其冲来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时候，它们却犹豫、观望。

“我们抗战的目的是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取得我们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在国际上，我们的目的是维护公理和正义，在国际交往中恢复善恶的界限。我们的战争是正义与强权、是与非、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和破坏国际法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最后，这必将产生效果。全世界将会起来支持我们。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立场，牢牢盯住我们的目标。每一个新的困难都将把我们锻炼得更坚定，抗战的持续只会增加我们的勇气。最后胜利必将是我们的。我要求我们党内、军内的同志和我们的人民加倍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几天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就根据他的明确的政策声明采取了正式的行动。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撤除了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一切职务并把他们永远开除出党。

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研究了抗战第二阶段全国全党面临的任务。根据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决议，成立了最高国防会议，全权负责抗战期间一切政治、军事事务以及党内事务。由于认识到要开发中国的西部和必须改善同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国民参政会最近强调了这一点），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机构——边疆事务部。另一些重要的措施涉及管制工业、改善财政管理、促进对外贸易、鼓励合作社这种战时复兴经济的形式。

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建议的讨论情况没有公布。但是，根据其他一些决议和国防会议的组成来看，共产党的建议没有被接受。与此同时，会议关于长期抗战问题的宣言、对投降倾向的谴责以及它所采取的一些军事、经济措施表明，两党在一些基本国策问题上的一致性比过去大了。共产党发给会议的贺电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它重新表示在抗日斗争中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

表明全中国团结一致的最好证明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日本的反应。

一方面，日本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仍远远未能征服中国，这在东京引起混乱和沮丧情绪。就连最好战的板垣将军也不再谈论向重庆进攻了。他对忧心忡忡的日本财阀以及同样忧虑的日本法西斯盟国说，日军今后将集中力量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因为在这些地方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战场。正像日军在张鼓峰试探了一下苏联的实力之后，便赶忙把注意力转向比较容易啃的华南一样，现在它不想在大陆发动新的大战役，而是要夺取海南、封锁租界以及在其他方面排挤外国列强的权益，因为它们正忙于欧洲不断发生的危机，自顾不暇。与此同时，东京的“元老政治家们”对军界的“坏小子”谋求实现日本在太平洋沿岸的目标的做法感到有点儿吃惊。他们就调停问题谨慎地同张伯伦的大使克雷吉进行接触。传说这种接触得到天皇本人的赞同。

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不肯屈服的中国进行的新威胁表明，蒋介石对近卫的甜言蜜语的分析是多么正确。同这位前首相口口声声说日本没有领土野心的做法相反，板垣将军在1月底公然不讳地说，日本军队无意撤出华南和华中，更不用说华北了。他也忘记了日本对国民党说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日本人曾经希望它跟着“它的领袖”汪精卫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咆哮说，三民主义必须根除，国民党（更不用说共产党了）必须完全消灭。为了对中国不幸的人民表示永恒的友谊，日本又对重庆、桂林、宜昌、万县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城市狂轰滥炸，千千万万人死于非命。

一个原来十分强大的危险敌人现在日益绝望、动摇和精疲力竭；而中国的力量则一天天壮大，全国越来越团结；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越来越内外交困。而中国则满怀信心地前进，不仅抗战进入一个新阶段，而且世世代代争取建立一个强盛国家的斗争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它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屹立于世界自由独立国家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