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奠基人、国民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和民国之父。当他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的时候，他留下的遗产是三民主义，确定了全国的任务是：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和平等、实现国内民主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孙先生强调说，这三项任务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有全部实现，中国人民才能取得彻底的民族解放。
这位伟大的民族民主领袖领导中国人民，为摆脱束缚他们巨大能力和中国富强的枷锁而奋斗了四十年。他同他的少数追随者推翻满清王朝。这个王朝在历史之树上早已腐烂了，在其腐朽的最后阶段对外国列强不断退让屈服，丧权辱国，几乎断送了整个国家。在清朝被推翻后，孙中山领导的进步运动又面临新的敌人，即买办、军阀反动派，他们植根于中国封建落后的土壤中，并分别得到互相对立的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这些军阀十年多来互相厮杀，内战频仍，使国家备受折磨，但他们在反对进步势力方面倒是团结一致的。到孙中山逝世的时候，现代中国史上的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
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始终站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最前列，是因为他具有善于总结经验、根据历史要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工作方法的非凡才能。在民国初年，他有过一段失望的时期，后来认识到，那些曾经帮助推翻清朝的严密的帮会组织，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众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支持，是无法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新任务的。他还懂得了，革命必须有自己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必须完全灌输以它的政治原则。最后，他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是一致的。
根据这些经验教训，孙中山确定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斗争的国内外战略的基本原则。1925—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之所以取得巨大胜利，盖源于此。在他的领导下，在共产党的合作下（他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国民党着手组织人民群众参加这个斗争，支持农民要求土地改革和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公平合理工资的努力。为了给国民军培养有政治觉悟的坚强领导人，成立了黄埔军校。最后，在外交事务方面，国民党当时遵循了同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政府保持友好关系的原则。那时，英国政府的政策成为其他西方列强效法的范例，英国在广州策动了反对新的国民政府的叛乱，命令它的军队射击中国的工人和学生，全力支持北洋军阀。因此，国民党只同苏联保持了正式的关系。苏联放弃了帝俄享有的租界和治外法权，毫不迟疑地表示完全支持新的民主国民政权。此外，国民党还同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和日本的工会运动和进步党派互派代表访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有人对中国的第一次统一战线进行攻击，说它无条件地敌视西方的利益。这种指责是恶意的、不真实的。在1922年发表的《中国之国际开发》一文中，孙中山邀请外国对中国的宏伟的建设计划进行投资，涉及建设许多新的港口和几万英里的公路和铁路。但人们不大重视这个计划，首先因为它的作者被认为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的破产理论家（充满了盲目的一厢情愿的空想）。第二是因为孙中山坚持，外国扩大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这实际上只有当中国取得完全的独立时，才能做到。中国人民的合理的、正当的远大抱负被斥之为共产主义、掠夺，甚至是更坏的东西。这种胡言乱语并没有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是当时张伯伦之流的政策的回光返照而已。那是一个伪造“季诺维耶夫信件”的时代。
当年（奥斯汀荣任外交大臣）张伯伦之流的政策生逢其时，颇为成功。中国各派力量的团结破裂了，它的实力消耗在新的、更大的内部厮杀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不仅有可能彻底摧毁中国的独立，而且有可能把西方的势力挤出中国。今日之中国又回到了唯一的生存和进步的道路上。今日之张伯伦们面临着比1927年更现实得多的危险。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远东利益的命运，除了其他许多因素外，主要操之于中国重新建立的统一战线的战士之手。
我无意于进一步回溯历史。但是，为了正确地总结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第一阶段的基本成果，1924—1927年的形势倒是必须参考的。今天，像当时一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构成了国共两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像当年一样，抗战的政治目标也是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根据战时在实现三民主义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国前进了多少。根据尚未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解释中国失败的原因，并大致看出它还需要走多远的路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来看看民族主义。
在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独立处于极端的危险中。三年以前，当日本的攻势有可能吞没不抵抗的北方诸省时，只有北平的学生大声疾呼，表示抗议。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的内战直到1936年底才结束。许多省操纵在对立的军阀之手，他们热切地希望中央政权解体。抗日运动遭到禁止，爱国的工人被关进监牢。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人民认为屈服于日本是危险的。而政府则认为，为了将来进行抵抗，必须重新武装，以此为借口，对贪得无厌的侵略者一再姑息。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的南京政府把遏制日本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英国和美国对东京施加外交的和经济的压力。中国能否生存，似乎掌握在别人手里，而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今日之中国才是真正的独立，其独立的程度不仅大于战争爆发以前，而且大于中国现代史上的任何时期。日军所到之处，莫不遇到抵抗。谁也不承认他们的“特权”。他们甚至在他们的老基地也无安全可言。在中国正规军撤退的地区，向日本的统治挑战的不是示威游行的男女青年，而是强大的游击队。内战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事，今天国共两党并肩抵抗民族的敌人。来自各省的军队在前方流血牺牲。日本人及其盟友汪精卫试验了一下以前反叛地区的忠诚，结果发现它们都反对他们的任何阴谋诡计。爱国运动的口号成为全国的指导原则。政府在抗日斗争中得到人民的完全支持。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大的信心为自己的前途而斗争。不仅中国认识到它的生存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在力量，而且那些中国一度希望它们给以保护的外国现在也承认了这种力量，认为只有中国才能维持它们在远东的利益。
在汉口失守后，日本利用欧洲的长期危机，拒绝重新开放长江和珠江让中立国航行，对外国的租界增加了压力，并夺取了海南和南沙群岛，作为进一步进攻英国、法国、美国在太平洋阵地的基地。对受到这种威胁的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的坚持抗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中央政府明确地表示了它的决心，并有能力进行抗战。支持这个政府，是对咄咄逼人的日本进行反击的最迅速有效的办法。回顾战前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史，我们马上可以发现提供这种支持的环境大不相同。过去，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大部分不仅附加有控制其政策的条件，而且外国的贷款还伴以外国在中国领土上驻军。今天，所有外国的老势力范围都是在日本占领区，它们面对的只有一个敌人，即日本垄断资本家。今年年初给予中国的贷款虽然也使这些外国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中分享一份利益，但却没有损害中国独立的政治后果，反而有助于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国通过抗战和建国并举的行动，就在其现代史上采取了最果敢的步骤来摆脱半殖民地地位，使它在控制太平洋的斗争中再也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卒子。不管来自何方的“调停”努力都失败了，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甚至在战争爆发以前，西方的舆论界在较小的、但也颇为可观的程度上，也包括有关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十九世纪和随后的义和团动乱中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究是要取消的。很可能的是，正如孙中山所曾经坚持的那样，外国参加战后中国的巨大建设项目将以完全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为条件。如果国际上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发展趋势，这方面是不会有什么严重困难的，特别是因为过去两年来，这些困难已经逐一消失，在重庆同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关系中不再起作用。这完全是因为中国继续坚持抗战的缘故。如果对渴望搞远东慕尼黑的人让步（这样的人不仅在唐宁街有，而且在进步民主的美国国务院核心内也有），那就会重新回到保护国、国际财团划分“势力范围”的可悲的老日子。虽然这样的倾向肯定是存在的，但中国的和国际的历史都已超越它们，它们永远不可能重新支配远东的局势了。
民权主义的情况怎么样呢？
这方面的成就，我们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完全的民主已经成为现实。在全国，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已经得到承认；只要不反对抗日，任何政治色彩的团体都可以享受这种权利。每个抗日的党派都可以公开存在，并宣传自己的主张。各党各派、各种群众团体、各种职业的代表都可以通过国民参政会就国家的政策发表意见。当然，这一切距离真正的民主还有很大的距离。参政会的代表候选人是由各个组织提名的，但最后还需经上级批准任命。任何民选的机构都不能提出或通过立法。中央政府的职务全部由国民党垄断。
不需要掩饰这些缺点。它们将来会得到纠正的。迄今为止战争的历程已经使全国和执政党认识到必须扩大抗战的政治基础，将来的长期斗争将使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游击区的活生生的例子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敌人对那里发动的最猛烈的进攻都由于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动员群众而被击退了。
虽然现有的民主还有限，但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它所反映的巨大进步。仅仅三年以前，自由思想还被斥之为“文化匪徒”，出版物被禁止，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被取缔，救国运动工作者被监禁，参加反对党要被处以死刑。
民生主义如何呢？
三民主义坚决要求进行土地改革、改善工人工作条件、限制私人企业和由国家控制主要工业部门。
土地改革当然是现代中国的基本要求之一。它也是抗战的根本条件之一，因为打仗的主要是农民。国军的兵源依靠农民。国家的食品供应也依靠农民。抗战的费用主要依靠土地税。中国争取独立的战争是在农民的田地上进行的。中国的飞机场和新的国际公路也是靠农民的力量修建的。每打一个月的战争，新的负担、新的责任就落到农民的因劳累过度而弯下来的腰上。
认真对待改善农民生活问题对抗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还是必须举边区的例子。在那里，由于认真考虑农民的权利，实行减租减息，把庙宇的田地、废弃土地和逃跑的地主的土地交给穷人耕种，结果形成了抗战的坚强堡垒，顶住了日本人的无数次“扫荡战”。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方面的工作却做得很少。但是，前线的一些县，税收减免了，高利贷的利息减少了，征兵的方式正规化了，以前不让搞的农民组织现在又允许存在了。在关于台儿庄战役的报道中，我们已经谈到国军改进了对人民群众的态度，群众也作出了良好的反应。
中央政府迄今还没有公布一项抗战期间全国性的土地政策，这不能不说是今日中国整个进步形势中的一个缺陷。由于缺少这样一项政策，一些地方仍然沿袭老的做法，结果很快被日本人加以利用。侵略者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他们一方面把那些被怀疑窝藏游击队的村庄整个烧光摧毁，另一方面又用小恩小惠拉拢老百姓，如免去税收、发放贷款和农畜、农具、种子，诱使他们放弃抵抗。在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虽然日军为非作歹、烧杀抢掠，但由于采取了这些做法，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安定。而相邻地区的中国军政当局在这方面反而落后。在日军的侵略中，农民首当其冲。他们当然愿意抵抗。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不会有抗战。但是，为了使他们抗日，必须为他们提供抗日和生活的条件。这就是说，应当免除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
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可能是长期相持的阶段，日本人可能花较大力量来整顿占领区，因此中日双方各自控制地区的人民生活情况的对比将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中国农民为战争出了不少力。然而，除了边区外，他们得到的东西很少。而中国的地主大部分出力不够，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拒绝降低地租，虽然军事行动已经使土地遭到了破坏。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而且必须在抗战的过程中就予以改变。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阶级冲突没有理由在现在这个阶段尖锐化。只要全国团结一致地反对侵略者，民族斗争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现在需要的是，居民各个阶层都对国家的统一作出同等的贡献。边区的经验表明，当日本的威胁近在眼前的时候，乡绅是愿意根据法律和农民组织的要求作出让步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这种让步可以加强对日军的抵抗，是挫败敌人的最好保证。如果中央政府采取坚决的土地政策，由地方当局在群众组织的支持下予以贯彻，那将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可以大大增强国军的作战效率和提高农业的生产率。
自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单单是在上海，中国百分之七十的机器工业不是毁于炮火，就是在日军占领后被他们拆掉。但中国工人阶级是压不垮的。在两年的战火中，中国的男女工人千辛万苦，维持生产，坚持到敌机轰炸工厂的最后一分钟；当工厂被炸毁时，他们转移到西部的新工业区。中国的铁路员工在世界劳工英雄史上写下了新的光辉的一页，他们不仅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而且在敌人坦克和步兵的直接进攻下保持了铁路线的畅通。熟练工人跟着游击队，为他们供应武器弹药，以自己的生命保卫流动的兵工厂。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产业工人同战士们肩并肩地保卫上海，还报道了井陉煤矿工人游击队以及山西、河北和山东的铁路工人扒轨队。工人是中国新的机械化师的支柱。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便是来自汉口的一个工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争取到了结社的自由。1938年在汉口，五一节被当作全国性的节日来庆祝，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27年以来，组织民众和对军队进行全面的政治训练第一次被认识到是保卫国家自由的基础。其实，这两件事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没有群众的热情，没有人民自觉自愿的努力，没有他们的创造力的发挥，是很难想象能够维持抗日战争的。这可以衡量出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仅仅三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非官方机构会积极关心国家的命运。
长期以来，军队不是用普鲁士传统培养，就是盲目地忠于各省的军阀，而今天则有了统一战线的游击战术学校，所有的军官和政工人员都必须去那里受训。对人民来说，军人不再仅仅是强迫人民或征税的工具，他们是保卫人民权利的自觉战士。军队的组成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主要是由于城乡的无业游民组成。今天，拿枪的人几个月以前还是农民、城市工人或店员等勤奋劳动者。他们都是有来历的人，同绝大多数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思想感情的人。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群众组织和军队还远远没有达到斗争的要求，但那是由于过去的遗产造成的。以广州为例，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武装对当地的军事力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只被当作战时军事训练的对象，而没有被视为国家防御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待创造一个群众性的抗日基础的问题，往往流于形式。人员登记注册了，组织机构也大张旗鼓地成立，接着，整个“运动”就无声无息，直到第二年周年纪念会上才又宣传一番，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领导人”的纸面计划上，他们认为，只要把所需要的人数登记在花名册上，就万事大吉了。当然，这并非普遍现象。读者在以前的章节中已经看到，各地完成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迄今为止已对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国各地正在努力深化和扩大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工作。
中国军队大有改善，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在介绍过去两年几次大的战役的章节中，我们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种改善的过程。我们看到，军队采取的战术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尽管日军的进展越来越困难，战局还没有发生决定性的改变呢？部分原因在政治方面，有些任务有待于在政治、经济改革中完成。另一部分原因是军队的技术装备和组织形式落后，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在训练和装备方面缺乏统一性，战士的主动性和政治教育参差不齐，指挥方法和水平良莠不一。某些省级军事领导人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是卓越的战略家，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李汉魂、张发奎，老国民军孙连仲、张治中。在蒋介石的部属中，汤恩伯、卫立煌、陈诚以及其他一些人表现出了不凡的才能。但是也有许多老将领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缺乏主动性，不会在现代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指挥大规模军队作战。其中一些人由于玩忽职守而被枪决，另一些人被革职，但是仍有少数人留在指挥岗位上。
除了游击区外，难道中国军队没有培养出年轻的将领吗？没有在战火中从人民群众中间造就军事人才吗？当然是有的。但他们仍然埋没在行伍之中或年轻的军官之中。他们发动的进攻常常打乱日军的军事部署，他们指挥的英雄连队，英勇无比，打垮了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使举世震惊，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有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没有更早地遏制住侵略者？必须及早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为这样一些领导人提供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何使他们的才能用在更大的作战任务上，而不是待在领导一支小部队的岗位上，以掩盖其上级的错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问题是会早日得到解决的，正如同历史上所有的人民战争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样。
中国军队，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全军一致主张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抗战。它完全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在汪精卫的投降主义公开化以前，它就遭到军方的一致的反对。在汪精卫叛国以后，军方强烈要求对他施以惩罚，从政府机关中清除他的影响。
1939年四五月间在各个战场发动的反攻被外国报刊欢呼为总反攻的开始，其实它的重要意义主要是表现在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它还不可能根本扭转战局，因为现有的战斗力对比仍然是日本居优势。但它的确表明，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不仅没有动摇，而且变得更加坚定。它说明，中国军队的实力在汉口陷落后已经增强了，超过南京失守和台儿庄大捷之间的那段时期。最重要的是，它把政治主动权从敌人手中夺了过来。
日本迫切需要稳定它的战场，巩固对已经占领地区的控制。日本国内的不满；它的反共产国际盟邦的怨言；必须确立一个明确的地位，以便同其他国家最后讨价还价；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它这样做。然而东京为此目的而设计的一切纸面计划和时间表都是以一个假设为依据，即战局仍然完全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日军必须始终能够自行选择何处攻、何处守、何处退。然而今日之战局并非如此。今天，侵略者是在哪里遭到进攻，就在哪里打，而不是主动进攻。日本军力的部署不是由日本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决定的，而是由重庆最高统率部的意志决定的。除非东京摧毁中国的军队实力，否则，它是无法防止它的军事、政治计划不遭到如此破坏的。另一方面，为了粉碎中国军队而发动新的进攻，其效果不会比以前的同类进攻好。在目前这个阶段重复徐州、汉口那样的战役，在日本人看来是不适宜的，而且有害于轴心国的更大的目标。
就国外说，日本的处境也同样不好。它是法西斯国家中最不幸的，它不能像希特勒之于捷克斯洛伐克和米美尔，墨索里尼之于阿尔巴尼亚，它甚至在小小的鼓浪屿也不能有明显的胜利。不能说它的军队精疲力竭了，还不是这样。但是中国的抗战使日本处境困难，使它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军队，不能满怀信心地依靠军队来达到自己的任何战略目标。战争是政策的武力体现。很难说，今天日本的政策究竟是什么。
在贯彻孙中山对外政策指示方面取得的进展产生了效果。孔祥熙1939年2月对参政会的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总结：
“国际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友邦及其人民对我们抗战的目的和精神有了更好的理解，因而更加同情我们，给我们以更多的帮助。
“国联第一百零四次会议决定继续给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苏联作为国联成员，为履行国联决议的精神，一直支援我们。英国和美国同样给我们以物资上的帮助。美国购买了许多白银，从而稳定了我们的通货。最近，美国和英国答应给我们商业贷款。”
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表示最大的声援。伦敦举行了抵制日货会议，在美国成立了以史汀生上校为首的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抵制日货和对日禁运的运动不断发展，有组织的劳工一致拒绝为日本装卸和运输军用物资，全世界成立了许多援助中国的组织，所有这一切极大地鼓励了中国的抗战。
我们已经指出，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加强了合作，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西方的进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与西藏接壤的西康已经改成一个省。孔祥熙在给参政会的报告中说：“令人满意的是，新疆有了显著的进步，边防督办盛世才将军把该省的许多民族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坚实的集团。”1938年底在省会迪化（乌鲁木齐）举行的国民代表会议透露了令人惊讶的进步。这个位于中亚细亚心脏的边远地区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中国的生活激流。它为抗日前线捐款，捐献飞机，提供兵源。它的航空学校培养着中国的飞行员，它新开办的大学、出版社和文化发展计划吸引了上海战前救国运动的许多知识界名流，其中包括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茅盾，他领导了一所文艺学校。回族和蒙族参加了中国的抗战。① 西藏比过去更加关心中国的命运。
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在抗战的两年中付诸实施的情况比过去十年还要多。空中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通过新疆的中苏公路以及通过缅甸连接印度洋的中国国际公路都已建成。中国的铁路向南发展，经广西直达印度支那，西南部从云南到缅甸，向西连接苏联线路，在国内把四川、贵州和广西连接起来。这些计划很早就制定了，但搁置了几十年，现在终于付诸实施。在大后方，新的工业蓬勃兴起。中国的工业合作社是一种大有前途的试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建立了五百个，计划建立三万个这种小型流动的生产单位，以便在靠近前线的地区保证必需品的供应。
行政院通过经济部、国家资源委员会及其他政府机关，控制战时工业建设工作。新公路的交通运输工作或直接由国家管理，或另行安排负责机构。
这些发展项目的资金来自中国的主要金融集团、工业家集团以及海外华侨资本家，他们以这种方式积极支援抗战。除此以外，他们还大量购买国家公债，表明了他们对最后胜利的信心。不幸的是，仍然有许多资本投在上海和香港暴发起来的不动产生意中，或者干脆囤积手中等待战后建国时在安全的条件下很快地获得利润。国家的所得税仍有待于彻底有效的实施。
庄稼的丰收、西南和西部自然资源的开发、有效的财政政策、国
① 日本人在新疆搞的复杂的阴谋活动，在1935—1937年的激烈的内战中被击败了。值得指出的是，1938年在汉口代表新疆维吾尔族的一位流亡造反者曾对我说，汪精卫对他许愿，战后让他当新疆省的主席。在战时首都，德国新闻记者们曾多次采访他。他对新疆省政府和苏联进行了攻击，德国记者高兴地大肆宣传。
际支持、人民的爱国精神等条件使中国的货币非常稳定，而日元则必须通过许多人为的限制来加以支撑，日伪政权的“联合准备”钞票则濒临破产。
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都是站稳了脚跟的。
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赤化”了？
以上所述，应该足以回答这个问题。日本大肆宣传中国“布尔什维克化”，受这种宣传影响的人应该特别好好读读本书的报道。在过去两年中，民国的进步比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快。但同战争的迫切要求相比，在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方面仍然嫌慢。但中国离共产主义远得很，它甚至还没有甩掉封建的枷锁。封建的余毒使得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都无法实现。
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现在有一个强大的、合法的共产党。它是中国的第二大政党，但党员人数还没有法国共产党多。中国共产党支持领导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央政府。但它在中央政府里没有担任任何部长职务，在1939年2月成立的最高国防会议也没有它的代表参加。有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是独特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它拥有军队，约占中国军队总数的十分之一；它拥有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的一百万人居住在那里。除了这个区外，它在晋察冀边区和长江下游一小块地方的影响也最大，这两处是分别由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敌人手中收复的。
在全国，共产党的威信远远超过了它的人数或权力。这是因为它在战场上和在它参与决定政策的地区表明了，它对全国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它坚持抗战的方法是有效的。这一事实得到普遍的承认，因而不仅学生们纷纷拥入延安抗日大学，而且总参谋部（过去它的主要任务是打红军）也欢迎共产党的将领们参与它的决策，在进行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方案中采纳他们的建议。中国军队的所有军官都接受由叶剑英将军这样的指挥官主持的游击战术训练。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却迟迟不采纳共产党认为对游击战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改革，无论敌友都承认这是共产党军队取得辉煌胜利的主要因素。
未来的前途如何呢？
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将继续抗战，战争将是持久的，随着战争的进展，作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之基本纲领的三民主义将继续逐步完全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后备力量将投入战斗，中国人民将越来越觉醒，新的领导人将不断涌现出来。
世界各国政府将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多地考虑到新生的中国这个新的因素，它将成为民主国家的重要盟友和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可怕敌人。
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中国的斗争有着丰富含义，充满希望。
中国在同法西斯作斗争。在过去三年里，发生了埃塞俄比亚的悲剧，奥地利和阿尔巴尼亚灭亡了，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被无耻地出卖了，而中国则不是倒退，反而前进了。法西斯野蛮的侵略吞没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摧毁了它们的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人类尊严。但并不是在所有战线上进步力量都遭受了挫折。中国是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在继续战斗。如果它投降，那就会亡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不仅保持了而且加强了自己的独立。在其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走向民主。当人民起来为自由而战时，斗争的压力造就新人比造就新制度还要快，这些从黑暗和奴隶的处境中成长为真正的人的男男女女决不投降，而是用自己手中的武器保卫全人类最珍贵的东西。
无须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和保住这条战线的极端必要性。坚守这条战线的战士们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努力。帮助他们反对共同的敌人，是全世界自由人民的责任。
在写完本文的几小时前，报界传给中国一个消息：它最近对国联的呼吁书被搁置起来。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即使中国的要求被完全通过，它得到的好处也不会很大。然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中国的提案未获通过。某个民主国家外长哈利法克斯又假惺惺地说了一些表示同情的空话，然而却连集体援助的可能性都不予以考虑。
这种状况是危险的，不单单对中国而言。全世界人民必须纠正这种局面。他们必须使那些以他们的名义讲话的人执行他们的意志。这是他们对在远东战线上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战士们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他们对自己承担的责任。